如果没人问我，还真想不起为何要写作来，就像农民一般想不起为何要种地，工人为何要做工一样。不种地、不做工吃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可仔细琢磨一下的时候，又觉得任何写作者都不是天生就会写作的，还是有一个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问题。

如今想来，我好像少年时候即做起了作家梦的。五十年代中期，我大姐在初级社干社长，家里经常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工作队员。她来是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但别的事情她也管，像两口子打架或婆媳不和了，谁家的鸡丢了，那家的老娘们儿出来骂大街了，她要听见或遇见一般都会去劝。她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里面，有一条是在地瓜育苗的时候将地瓜先放到六十度的温水里泡一下，庄上的人就怀疑，说那还不烫毁了个球的？还六十度呢，又不是烧酒！她即一遍遍地给他们讲解、示范。她这个办法还真行，待秋后一看，那地瓜还真是长得格外大，也没黑斑病，人们遂叫她六十度C。庄上再有人吵架的时候，旁边的人只要一说六十度C过来了，你俩别吵了，一般也挺管用。她干活的时候就挽着腿儿，白嫩丰腴的小腿儿上沾着些泥巴，形成一种色彩上的反差。你觉得沾上些泥巴比不沾泥巴还要美丽似的。我大姐就说，她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呢，毛主席不是说吗？农民的腿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可还是比知识分子干净些？她是按这话做的定了。

此后的几年里，她每年都要来个五六趟。每次来也都带些小人书给我。我知道那些小动物能说话的书叫童话，而写这些书的人叫作家，就是从她那里听说的。她还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当个作家。她本人也经常写些地瓜育苗、玉米授粉之类的小文章登在一本叫做《农业知识》的杂志上。有一次她得稿费三元整，还买了些香蕉给我们吃。我那是第一次吃那玩意儿。我觉得稿费比一般的货币要好听，含金量也格外高似的。咱一边吃着就一边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个作家，至少能像她那样，也用稿费买点香蕉什么的。

我后来知道，该同志是金陵大学的肄业生，是一九四八年从南京跑到沂蒙山解放区来的。当时光知道她叫六十度C，具体叫什么名字还真忘了。但她要咱将来当个作家的话却记住了。漂亮女人的话总是让人记得格外牢，她们的启示也格外有权威。打那之后，我即思谋着将来当个作家，就像如今踢足球和学电脑一样，从娃娃抓起，从现在做起。我打初中就开始有意识地积累词汇，见到些好词儿就记到小本本儿上，还学着来点风景描写什么的。若干年后，当我真正写起小说来想拿给她看看的时候，却不知她到哪里去了。

在那样的一种蓄谋已久、孜孜以求的心态底下，我一直觉得革命文艺工作者比一般的革命者要好听，甚至比先进工作者也好听。尽管后来的“文革”中他们一般都受了些或大或小的磨难，可我还是痴心不改。比方说，我们学校的个老师因先前发表过几首四句一首的那种小诗，“文革”中挨了斗，我还是对他挺羡慕，觉得因这个挨斗还是要比偷鸡摸狗光彩些。因此上，我到部队干起了通讯报道工作不久，兴趣即向创作上转移。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一九七一年发在《锦州日报》上的《支农红医》，说一个战士自学针灸给群众治病的故事。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的个东西，《锦州日报》还加了编者按，说由此篇开始恢复“大凌河”文学副刊，并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拿起笔做刀枪，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云云。

我第一次谈女朋友的时候，已经发过一点东西了。那人为了显摆，将我发的些东西寄给她的家长看。结果她母亲即来信说我写的什么玩意儿，这样的人早晚得出事儿，不出事儿也靠不住，你小姨就是个例子不是？遂令她与我断绝关系，她父亲则在她母亲的信上批示“已阅，同意”，她后来也真地遵嘱照办了，我学习创作的决心也没动摇，用那人的话说是“贼心不死”。当然这中间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了，但那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你说咱对文学之女神虔诚吧？迷恋吧？代价不小吧？咱以这样的心气儿矢志不渝地追求了她这么多年，我即使是笨蛋她也会金石为开吧？

直到不惑之年，咱才终于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作为一个男同志，要实现个当作家的理想格外不容易是不是？至少要比女同志困难得多。那时正好有家报纸开了个“作家风采”的小栏目，除了登你一张照片之外，还要登一句玩深沉的话，我就写了几句戏词给登上了：这一段咱心情好不轻松，实现了当作家一个美梦，从此后把生活好好深入，沉下心搞创作与世无争……

至于将文学看成是精神食粮，将作家看成是灵魂工程师什么的，那是后来逐渐认识和升华出来的了，我最初萌发学习创作的念头的时候，还没这么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