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我游过许多山，但因未到峨嵋，与人谈起山时，仍不免气馁。久欲探峨嵋，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这遗憾一直伴我度过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漫长的二十余年，峨嵋山中的暮鼓晨钟总是在不紧不慢地敲响，佛光与圣灯也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展现；裟椤花开着，绝珍的美人红也每年撩人一次。而我，却早已告别了朝气蓬勃的青春岁月，游山的兴趣，也从奔跑傲啸变成了踞坐一块顽石，静静地、静静地看着花开花落，云起云飞。

古人咏峨嵋山，留下许多佳作。这些名篇，都曾是我寒夜佐酒的佳肴。其中，最让我喜爱的，是李白的《峨嵋山月歌》与《听蜀僧浚弹琴》两首。第一首是他二十五岁的作品。峨嵋山的半轮秋月，送我们诗人上路，开始他一经起步就永不停歇的人生壮游。每当吟诵这首诗，我的眼底就会浮起一条一千二百年前的青衣江上的行舟。峨嵋山如此之大而行舟又如此之小，这种极富颠覆性的乡愁，的确让李白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首诗，是李白离开峨嵋山三十年后的作品，咏叹再三，我禁不住还是要把它抄录出来：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这诗，李白写自安徽宣州的敬亭山。他在这里邂逅了三十年前在峨嵋山中认识的和尚广浚。他乡遇故知，何况在两鬂斑白的暮年。广浚解下了背囊中的瑶琴，只轻轻一拨，久违的峨嵋山，原版的一峰一壑，一花一叶，又都在蜀国音乐的旋律中生动地再现。

二

闲话半天，读者还以为我这是在山外谈山。其实，这会儿，我正在峨嵋山息心岭下的万年寺中。这寺的前身，即唐代的白水寺，广浚和尚是白水寺的高僧。寺左有一水池，即白水池。峨嵋山十大景中，就有一个白水秋风。秋之于山，犹如十八岁之于少女，是最绚丽多彩的季节。白水寺之秋，大概最能代表峨嵋山的韵致了。在霜钟破晓的十月，站在白水池畔，看狮子岩边，天池峰上，钵盂山前，功德林中，处处的层林，都是色彩的交响乐。熟透了的西瓜瓤似的枫叶，胭脂色的岩桑，金箔一样闪光的银杏，苍郁的扁柏，翡翠般的古楠，还有水白蜡树组成的一片一片的灌木林，在深浅不一的绿色中盛开着抢眼的小白花，如同无涯的碧波中翔舞着成千上万只缟素的鸥鸟。这铺展在无尽岗峦峰谷中的燃烧的秋色，面对它，你的内心会突然掠过一阵惊悸，太美的风景，也会把人灼伤。

一千二百年前的某一个晚上，或者，某几个晚上，广浚和尚就是在这白水池畔，面对四山合围的醇厚秋色，用他闲雅的琴声，招待我们旷代的诗人李白。三秋的桂子不焚而香，绕膝的秋风，比爱人初洗的秀发还要爽滑。此情此景之中，广浚十指如飞，弹奏出一曲又一曲悠美的旋律。如秋风，在万千红叶间簌簌踱步；如芳醪，令人不醉不止。

从李白诗中看，广浚属于那种大气魄的且有着幽玄境界的艺术家。在我来看，这两点也正是峨嵋山的特色。两人所处时代，佛教禅宗已开始流行于中国。初期的禅，以恢复人心的本性为目的，让盲目挣扎的生命，有一个愉快的归宿。广浚显然是一个得道的禅师，琴声中流露的是他对生命的理解，用向上奋进时必须凭籍的特殊情感来关照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打从一来到息心岭下，蹀躞在白水池畔，我的耳畔就一直荤绕着广浚的琴声。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琴声是峨嵋山的一种象征。此前，我已登上了金顶，在海拔三千七百七十七公尺的华藏寺中拈香礼佛。尔后，我在岩丛间漫步，乱云弥漫，冻雨潇潇，什么都看不见，唯有寒冷而已。正自懊恼，忽然一阵风来，云被推上高空，万千峰头，都亮出宝蓝色的剪影。它们在积云的苍穹下所表现的轮廊线，不正是广浚禅师指间流露的有着幽玄境界的旋律吗？

三

白水池边，原有一块“唐李白听广浚弹琴处”石碑，不知何年立，亦不知何年毁。大凡上峨嵋山的游客，来息心岭下只想游览万年寺。比起山中其它寺庙，这万年寺所存文物最多，最著名的有两个：一尊高七点三米，重六十二吨的普贤菩萨青铜像，造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还有一座放置普贤菩萨青铜像的砖砌无梁殿，建于明万历年间，也有四百年历史了。看到这些年代久远的佛器，的确能让一个人的心思宁静下来，生一些超凡脱俗的遐想。我也是虔诚的礼佛者，但焚香稽首后，仍想去追寻李白与广浚的遗踪。

其实，白水池很小，不过十几平方公尺，一粒松籽掉进去，击起的涟漪，也会在整个池面浮漾久久。我伫立池边，看到许多游人步履匆匆，都不肯在这池边稍一驻足，心中难免生起感伤。

对人世间事物的认识态度，对精神生活的感悟能力，佛家称之为慧根。现代人生活的旨趣，已与古人相去甚远，若用禅家评判慧根的标准，大部份都是钝而又钝。这的确是现代文明给我们留下的尴尬。一方面，科技进步拓展了人类的生活空间，衣食住行的舒适大大提高。由于整体的发展，今天一个普通人的享受，已是超过了远古的帝王。可是，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生活却大大退步了，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的艺术家们，屈服于商业的压力，再也不可能无条件地倾心于艺术。达摩面壁九年，始悟禅机；瞎子阿炳终生穷愁，但留下了《二泉映月》；贾岛“三年两句得，一吟双泪流”；王羲之一辈子都在揣摩一个“鹅”字；曹雪芹十年食粥，隐于荒村写出《红楼梦》……这随手拈来的例子，在远古的艺术家中，决不是极端的个案。存在于农业文明中的艺术，是纯真而执著的。广浚和尚孤独地隐居在这山中，化禅为琴，飞瀑鸟鸣，樵风松啸，其聚散、其抑扬、其跌宕、其节奏，不穷其一生，你怎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所以，远古的艺术家，是为艺术而艺术，将人生容纳其中。今天的艺术家，大部份是为金钱而艺术，将名利列于首选。所以，他们决不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个画家可以一年画数十幅画，一个作家可以一年写好几本书，一个歌手可以一年出几张歌碟。这里头究竟有多少真正的艺术呢？可悲的不是这现象的存在，而是这现象已成了艺术家的主流。

像留不住游人的脚步一样，真正的艺术也几乎要在我们这时代消失了。感官的享乐代替了精神的追求，这一切都是科技发展的结果。对于生活，科技是福音；对于艺术，科技则是瘟疫！在这种情况下，“唐李白听广浚弹琴处”石碑的被毁，而且再也不恢复，则不能认为是一个简单的事件。

四

感伤并不如同流行感冒，可以传染给他人。我一起的旅伴，在这万年寺中，尽在快乐的浏览。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峨嵋山是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但峨嵋山的声名，不仅仅因为佛教。它的风景，它的文化，也是让人常读常新，不但眼热，而且心仪。徜徉在万年寺中，在虚无飘渺的广浚禅师的琴声里，我吟出了这样一首律诗：

为到峨嵋品雪芽，三春三月过三巴。

檐桃金顶风兼雨，雾暗青衣气若霞。

古刹梵钟菩萨道，白云苍狗杜鹃花。

瑶琴一抚千年后，谁携余音过酒家？

天色向晚，在青紫的阴影中，踽踽地，我踏上了归途。雨后的峨嵋山，处处沟壑莫不争流着代代相传的琴音诗韵。车子一拐，路左闪出一排小木楼，其中一幢门前挂了一个“峨嵋酒家”的招牌，我吩咐司机停车。立刻，我找到了与李白对饮的地方。

§§第16章　无限江山一草堂

一

春来惆怅浣花乡，无限江山一草堂。

细雨酥泥红满路，竹篱楠影绿盈窗。

每因战乱伤襟抱，历尽沧桑壮酒肠。

流寓锦城听杜宇，诗人独自话凄凉。

坐在杜甫草堂的茶馆里，我写下这首诗。数年来借助银翼，频到成都，也曾抽暇三访杜甫草堂。诗人出身的我，一直想为这草堂写点什么，但不知为何，总找不到感觉。此番从峨嵋山归来，心如青衣江上的行舟，还航行在盛唐的烟雨里。再来到这成都的杜甫草堂，细细浏览柴门花径，穿过一丛丛凝烟滴翠的新竹，看高大的楠树把四月的烟雨中的春光，撑了一个满庭，心中便突然生起无尽的惆怅。于是，就有了上面这首诗。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是绕舌的一群。中国以诗国著称，诗歌在中国，如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状态。在古代，中国的为官者，几乎没有谁不会写诗，他们中产生了许多大诗人，像屈原、宋玉、鲍照、庾信等等。这情形在唐宋两代犹为突出。在唐有张九龄、王维、柳宗元、元禛、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等；在宋有王安石、晏殊、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等，都是诗坛中雄视千古的人物，同时又都是高官。同以上这些人相比，杜甫官职卑微，所谓工部，比之如今，充其量是个处长级别。但论诗不论官，何足挂齿的小官并不妨碍他获得“诗圣”的地位。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十分优秀，但同时又极尽虚荣之能事，凡事都要夸张。譬于圣人，全世界获此封号的，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咱中国多。周公旦是中国政治家中的第一位圣人，孔夫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有“万世宗师”之美誉。另外，诸如书圣、草圣、诗圣、棋圣、艺圣、画圣、歌圣等等，不一而足。发展到当世，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产生，实乃是远古生民图腾崇拜的余绪。圣人是崇高的，不可企及的，我辈仰望，窃窃惭愧自己的愚笨。可是站在这杜甫草堂中，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何这草堂，从来没人称它为“诗圣草堂”而要直称为“工部草堂”？连道圣人的头衔，还敌不过一个级别卑下的工部员外郎？

二

公元758年冬，从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弃官流浪的杜甫，携家带口来到成都，借寓于浣花溪畔。翌年春，在友人的资助下，在浣花溪上游选了一块地，盖起了几间茅屋。这便是最初的杜甫草堂。杜甫在这里住了三年零九个月，写下了两百四十多首诗，在他死后，草堂数度易主终成废墟。直到一百多年后，来成都做官的晚唐诗人韦庄，在浣花溪畔找到了草堂遗址，缅怀先贤，他在遗址上头盖了一间茅屋，这是后人纪念杜甫的第一座建筑。又一百七十年过去，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位名叫吕大防的进士仕宦锦城，在再度倾圯的韦庄版的草堂遗址上又一次重建，这一次规模略大，其壁间绘有杜甫遗像，供人瞻拜。半个世纪后，已是南宋初年，时任成都知府的张焘来到浣花溪边，面对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历时四月而成。经过这次修葺，草堂渐有气势，大殊于从前。元明改朝换代之际，草堂毁于战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这次规模更为宏大。自此，终明一朝，草堂修葺扩建了七次，亭馆祠堂，曲水园囿，草堂已成胜景。明末，张献忠入蜀，杀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总督蔡毓荣履任成都，联络四川布政使金凌、成都知府冀应熊倡仪重修。清代累朝扩建五次。民国期间，地方人士筹款对草堂中的工部祠与诗史堂进行了重建。新中国成立后，草堂成了杜甫纪念馆，成立了管理处，向游人开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们所见的草堂建筑群，为清嘉庆十六年重修所留下。这穿逗式的居居建筑，典型的川西风格。层轩累阁，华堂丽庑，清流散绮，雨浥红蕖。此般景象，华贵有如王府，与诗人的故居相去甚远。

三

唐代诗人中，最穷的有两个，一个是杜甫，另一个是杜荀鸫。如果给他们划成份，都是贫农。在新中国，他们可算是无产阶级诗人。宋代，曾主持过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砺，为这草堂写了十二首诗，第一首头两句“灿灿诗翁锦城西，只缘诗好合穷栖。”开宗明义就点明了杜甫的身份，这个“灿灿诗翁”穷栖于人世。同时表述了一个观点：唯其穷栖，才能写出好诗。杜甫自己也说过“文章憎命达”。这无异于告诉人们：文学是穷人的事业，这观点与孔夫子的“仓廪实然后知礼节”显然违背。文学与财富的关系，也就是说杜甫的立论是否正确，值得另写一篇文章探讨，这里略下不表。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诗圣，一个瘦骨嶙嶙的穷老头子，生前颠泊流离，为五斗米折腰尚嫌不能，强抑嗽齿的穷愁，在达贵官人面前强颜欢笑的这位在大热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诗人，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丽？在这草堂里，杜甫写下了那首呼天怆地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这般气象，杜甫会如此痛哉惜哉，稍带着还把抢走茅草的邻家的孩子咒骂一番？

答案只有一个：这座草堂是后人盖的。从第二节里列举的历代重修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为。这样就引出了第二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官府，为什么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啬，任其穷愁潦倒。但在他死后，又要如此大费财力，不厌其烦的修缮、扩建这一座已没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穷愁死后荣耀都达到了极致，这究竟是荒诞的黑色幽默呢，还是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

前面已经讲过，诗在中国，首先是一种生存方式，其次才是艺术。且不说官场的附庸风雅已成痼疾，就是天生龙种威加四海的皇帝老儿，同样也要往诗人堆中凑。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几乎是两个文盲，然而都有诗传世，刘邦的《大风歌》写得还不赖。御制诗应算是中国诗歌中特殊的一种。乾隆皇帝御制诗一万多首，这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大诗人。尽管中国的统治阶级爱好诗歌，但爱诗与爱诗人是两码事。历史上，爱诗人的皇帝不多，但给诗人制造苦难的皇帝却枚不胜举。远的不说，就说开创新中国的毛泽东，他自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无情打击胡风、艾青等数以万计的诗人、作家。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残酷迫害手无寸铁的文人，从来都不会有道德上的障碍。

基于以上考虑，漫步在这杜甫草堂中，我的确产生了“诗人独自话凄凉”的感觉。

四

仅就园林而言，杜甫草堂堪称西南胜景。邓小平以八十高龄来游草堂时，说：“来成都没到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来成都。”我不知道这句话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既可以理解成对杜甫的推崇，提示国人不可丢掉了忧患意识。又可理解为对这一片园林建筑的赞美。是的，田舍农居风格的草堂，如含蓄淡远的水墨画，有着闲逸的韵致。特别是1996年动工兴建的茅屋景区，曲水林塘，莫不充满杜诗的意境。在洞庭湖上客死孤舟的杜甫，绝对想不到，他靠友人赞助而建起的流寓蜗居，竟然被改造成锦城佳构，从而吸引了八方权贵，万国衣冠。仅从这一点看，诗人的荣幸，此地可称为“海内孤本”。

我在草堂中时，正值暮春，烟雨濛濛，园中游人熙攘。我细心观察，游人最少的地方，是杜诗碑林。啊，他们并不为寻诗而来，像游鱼唼喋浮萍，他们需要的是这里春光的溪流，娱情的小径。细心一想可以理解，在中国历史中，诗人是一种时尚。而在当今，在利益追逐成为社会首选的今天，诗人早已变成了社会中的边缘人物。再没有人愿意欣赏铿锵的音韵，更没有闲人来倾听诗人的诉求。尽管这诉求发自心灵，注满忧患，也不借助于语言暴力。但是，仍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因为，产生于情感的诗，毕竟离铜臭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