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曾有一位室友，女孩来自偏远山区，虽然穿着打扮都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样子，却一点都没影响她的整洁，在她身上也看不到一点畏缩怯懦的神情，反而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张扬。

她总是行踪“诡秘”，大家伙忙着看闲书、谈恋爱、逛商场的时候，从来都看不见她的身影。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跑到琴房里练琴去了。

因为不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她都是要在不影响本专业学生练习的前提下才能练习。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赶着宿舍锁门前一路小跑跑回来的。

大家都不理解——如果作为兴趣，实在没必要这么拼命。但她却说，钢琴是她的梦想，她想以此为职业。

钢琴是一门需要童子功的艺术，她已经快二十岁了才开始学习乐理、五线谱，练习钢琴，实在是落后太多。说实话，没人看好她。

可她依旧我行我素，将所有打工挣来的生活费、零花钱全都用在请老师、买教材上。

时间久了，说她心比天高的有，说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有，说她不务正业的有，反正渐渐都和她疏远了。

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只有她忙着考试，考托福、考GRE。这对我们那所学校普通的师范类学生来说，想拿奖学金出国简直是痴人说梦。

而当所有人都等着看她笑话的时候，她却真的接到了国外一所学校的offer。她真的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人人都认为不可能的路。

而年岁越长，我越是觉得钦佩这位室友：当全世界都不懂你的时候，你的耳边只有反对的声音，你的前路迷雾重重，是走自己的路，还是转身走一条明亮的路？无论选择什么，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1934年的一天，一位衣着华贵的少妇走进了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的律师楼里，要求和丈夫离婚。

吴凯声非常不解，她和丈夫可谓是郎才女貌，夫家又是豪门，怎么会态度如此坚决地要求离婚呢？

这个要求“休夫”的女子，便是蓝妮。

蓝妮的丈夫李定国年长她两岁，曾先后在东吴大学法律系、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青年。李定国相貌又很英俊，为人温雅又有情趣。他喜欢唱戏且唱得极好，是票友圈中的名人。

公公李调生早年是同盟会成员，历任广东中央银行秘书、广东和江西印花税局局长、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印花税处处长、财政部常务次长等要职，是位官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这样的家庭里做少奶奶，不知道让多少人艳羡不已、求之不得。

吴凯声的夫人和蓝妮是闺中好友，本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原则，他试图劝说蓝妮放弃离婚的念头。但蓝妮去意已决，最后和丈夫协议离婚。

离婚时，丈夫没付一分钱的抚养费，她几乎是净身出户。

我们总说，婚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些外表光鲜的脸面不过是装点了厚厚的白粉，底下藏有不可语人的伤疤。

蓝妮原名蓝业珍，1912出生在澳门。蓝家的祖上曾是云南苗族土司，祖父曾任广东潮循道道尹。父亲蓝世勋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黄兴，辛亥革命后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曾任江苏省常熟沙田税局局长。母亲方淑贞也是名门闺秀。

幼年时蓝妮随着家人先后迁居广州、上海等地，这给了她不少的见识。出身优渥、长相漂亮、父母宠爱，少女时代的蓝妮性格开朗，爱交朋友，跟谁都玩得来。

一张瓜子脸，立体的五官、深邃的轮廓，最特别的是一双蓝色的眼眸，这种异域的美让她走到哪里都特别出挑，也因而有了“苗王公主”的外号。

她总爱跟人逗乐，于是同学们给她取了一个上海话味道极浓的绰号“烂污泥”。叫着叫着，蓝妮就成了她的名字，真名反而没人记得了。

蓝世勋因为在一次抢劫事件中受到了刺激，患上精神病，无法正常工作。从此，蓝家家道日落。为了给父亲治病，家中钱财散尽，更有旧友趁火打劫，使得父亲身体日渐羸弱，生活也渐渐捉襟见肘。

家庭困难，不能再负担蓝妮的学费，她不得不辍学回家。看着年幼的弟妹，卧病在床的父亲，面对着母亲让她嫁人的提议，她还能说什么呢？因为只要她出嫁了，不仅能减轻一点家中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夫家答应每月会付给蓝家一百块大洋的生活费。

经历过繁华，更能体会到落魄的无奈、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悲哀。

在常人的眼里，这桩婚姻简直完美，她有什么可抱怨的？

李家是官僚世家大族，府里的人口众多，规矩也多。而蓝妮长期生活在都市，身体里又流着异域奔放的血液，从小无拘无束惯了，在这样规矩森严的豪门中，可想而知是怎样不习惯。

更让她难堪的是，父母拿了李家的资助，仿佛就如同卖女儿的资费。收获的白眼多于尊重，不说公婆妯娌，就是下人对她也常常没有好脸色。这样的日子，让她越来越感觉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如果丈夫能出头力挺她，那么她在李家的日子大约也没那么难熬。

自结婚以来，她前后一共生了三女一子（长女夭折），当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要使命后，她不禁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她才二十岁出头，并不甘心做一辈子的金丝鸟，也不愿一辈子这样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

李定国是传统的少爷习性，养尊处优，胸无大志。每日里不过和人交际应酬，唱戏打牌，耽于享受，靠着父亲的资助生活。

可蓝妮却希望他能走出社会，独立小家。为此，两人争吵不断。

而每当她说起她的打算，对于她的“宏图大志”，李定国不是嗤之以鼻，就是不耐烦地躲开。两人开始是意见相左，继而争吵不断。

她希望他懂得她，懂得那一百块钱是压在她心头的巨石，给了她无形的伤害，是内心带着骄傲的她所急需摆脱的。

高晓松常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这句话激励了多少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能摆脱眼前的苟且已然是不易，他们想要的也许不是什么诗意的生活或到达最远的远方，而是面对苟且的恐惧，害怕人生还没启程就已经驻足，二十岁就看得到自己八十岁的样子。

但，他就是不懂她。二十三岁的她终于空着两只手离开了家。

离婚后的蓝妮相当落魄，想要找一份工作，可那时候就业面并不广泛，她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人脉了。

单身以后，蓝妮很快和从前的好友联系上，并常常聚会，她在寻着自己的机会。

她随着曾经的同学好友出席各种社交活动，美貌成了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但能走多远，靠的却是智慧。

凭着优雅的谈吐、广博的见识，蓝妮一跃成为交际场上的名人。在此期间，也渐渐结识了当时沪上的一众高官显贵：徐茂昌、唐季珊、杨润身、杜月笙……在他们的帮助下，蓝妮开始小范围地进行投资活动，渐渐有了立身的资本。

1935年，在同学陆英家中的宴会上，蓝妮遇到了时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子，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

相貌出众的蓝妮很快吸引了孙科的目光，一番交谈后，孙科发现这个光彩照人的女郎不仅只有漂亮的脸蛋。

谈古典诗词，她能引经据典；谈西洋音乐，她能如数家珍；谈绘画，她自有自己的见解。说到兴致高昂的时候，常年在国外生活的孙科英文随口而出，她竟然也索性用英文接着他的话题聊下去。对于自己的过去，她未曾隐瞒，和盘托出，更叫他欣赏她的大方直爽。

这时候的孙科，妻子正在澳门养病，和情人严蔼娟的感情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正是单身的空档期。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情场上亦是如此。只有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才能在遇到更好的人时不怯懦、不自卑。

初次见面，两人互相都印象深刻。接下来频繁地在宴会上相见、相熟，也就变得那样顺理成章。

不久，孙科邀请蓝妮出任自己的机要秘书。正等待机遇的蓝妮觉得这是个不可错过的机会，便欣然答应。

她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也不认为孙科会因为自己去抛弃糟糠之妻。既然接受了秘书的工作，她便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他交代的事，她都能做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她为人随和，和上下的关系都很好。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更是无微不至，衣食住行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做事做人都漂亮，无论工作还是社交，孙科都喜欢将她带在左右。

有人说蓝妮是民国时期最高调的“小三”，客观地说，虽然民国时是一夫一妻制度，但旧社会沿袭的习俗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消灭的，更何况那时候三妻四妾本属平常。以今日之道德规范去约束旧时代的人，未免失之偏颇。

虽然在这一桩感情里，她那里不能说没有半点世故算计，但她自始至终摆得正自己的地位。

孙科的夫人陈淑英，是孙中山三叔的外孙女，两人既是亲戚又是同学。陈淑英和所有的旧式妻子一样，一边替丈夫侍奉着老母，一边抚养他们的孩子。这一份情谊，不是所有人都能以爱为名舍弃的。

朝夕相对，他们相爱得毫无意外，很快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

对于这个“二夫人”的名分，她没有异议，也没要求盛大的婚礼。两人低调地结了婚，不过摆了几桌酒席，出席的都只是亲朋好友而已。

1936年，孙科的前任情人严蔼娟在上海生下一个女儿，并因为生活费问题几次三番向孙科讨要。第一次的调解人是杜月笙，可没过多久严蔼娟又再次向孙科讨要抚养费。

对于孙科外面的桃花债，她也本着贤内助的角色，帮他善后。她同情严蔼娟的遭遇，也理解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难处。但孙科却拿不出多少钱来，她从中调解多次，最后从自己经营所得中添补一部分，以十二根金条了结了这件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蔼娟又因抚养费问题在香港提起诉讼，虽然那时候蓝妮和孙科已经分开，但她仍然给予了帮助。

很多时候，你要得越多，反而得到的越少。她的不争不抢，反而叫孙科觉得有几分愧意，于是写下“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绝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她本可以安心相夫教子，一辈子衣食无忧地过活。但蓝妮骨子里有一种想要独立的意识，虽然有时候不得不依附男子，却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独立的能力。

嫁给孙科后，蓝妮便辞去机要秘书的工作。有了闲暇时间，加上孙科的关系，她的交际面更广了。别人的太太社交多是为了消磨时间，她的社交却有更清晰的目的。利用这些关系和人脉，她跟着别人学习投资，结果都有不错的回报。

1937年淞沪会战后，南京政府迁都重庆，蓝妮随孙科到重庆生活。三年后陈淑英拖儿带女也到了陪都重庆。蓝妮很有自知之明，不愿意和陈夫人有所冲突，借口照顾女儿，独自回到日军占领下的上海。

虽然开始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孙科二夫人的头衔，也让她不得不走向明处。走进社交场合，但她的兴趣不在政治，却在经商上。

也是在这段时期里，她认识了张幼仪。蓝妮一向以张幼仪为自己的榜样，对她每一笔生意都如法炮制，学习了不少投资的知识。

在看到张幼仪囤积军服染料大赚了一笔之后，蓝妮也跟着买了一批染料。可惜的是，她没有张幼仪幸运，那时候所有服装行业的投资里，只有张幼仪赚了钱。更让蓝妮没想到的是，这一笔染料生意最终成了她和孙科分手的导火索。

孙科二夫人的身份给了她做生意的许多便利，她更容易找到销路，更容易让合作者信任。很快蓝妮开始和人合伙承包工程，这又让她赚了一大笔钱。

有了充足的资金，蓝妮继而又将目光投向了地产，在法租界复兴西路一带买了一整条弄堂，建了七幢各有特色的法式建筑，取名玫瑰别墅。

1943年，蓝妮又促成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顺利开张和一些股票的上市，蓝妮从中获得了相当的收益。在去香港前，她的房产遍地，仅虹桥路就有五十亩地。

在全面抗战的这几年，也是蓝妮最活跃的时候，她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赚钱中去。没有人会明白她对金钱的热情，但尝过拿人手短的无奈，见过上门讨要生活费的女人的悲哀，还想到和前夫的几个孩子的未来，这些都是她赚钱的动力。

孙科虽然是立法院院长，但为人清廉，从不置房产。他嗜书如命，凡有余钱必用来买书，不说两袖清风，但经济上确实不宽裕。

1946年，蓝妮和孙科的女儿穗芬被绑架，孙科却什么都拿不出来，最后蓝妮和绑匪讨价还价到十万美金，她将玫瑰别墅抵押出去，借了十万美金，才救了女儿一命。这也更让她倚重金钱的力量。

1948年4月，南京政府公开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孙科也在参选之列。为了丈夫的仕途，蓝妮也不遗余力地出钱出力。只是政治诡谲，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杀人一个措手不及。

和孙科同时竞选副总统的是李宗仁，竞选进行得如火如荼，双方从拉票最后进入人身攻击，都在不遗余力地挖掘对方的黑历史。

抗战胜利后，蓝妮因与汪伪政权人士交往问题，以“汉奸嫌疑”被投入监狱，三个月后才在孙科的活动下被释放。蓝妮的财产被查抄，孙科写给上海当局的信件中，曾提到“敝眷蓝妮”，使得她的资产按着市价作价发还，但因法币贬值还是让她大受损失。

这一段新闻爆出，让孙科的势头急转直下，一些支持者索性发动暴力，用暴力袭击了爆料的《救国日报》报社。竞选陷入僵局，李宗仁更宣称退出竞选。最后在蒋介石的介入下，选举如期举行了，孙科却落选了。

蓝妮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被卷入政治旋涡中，众人将孙科的失败归结到她的身上。更没想到的是在风口浪尖上，孙科却为了名誉索性和她撇清关系，默认了众人的千夫所指。

他始终没有看到她的付出，迁怒她聚集金钱的行为。她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身心俱疲。原来，他也不曾真的懂她。

大约，这世界上能靠得住的，真的就只有钱了。选举后，蓝妮果决地和孙科分手，结束了和他近十三年的婚姻生活。

此后她在香港赚过钱，也曾赔得血本无归，一无所有，都是自己一个人扛。

在历史的洪流里，所有的人都在浮沉。没有人永远幸运，也没有人永远不幸。能支撑你走下去的，就是对生活的信念。

1986年，受邓颖超邀请，蓝妮回上海定居。1990年3月，上海政府将玫瑰别墅中的一幢发还给她，供她居住。六年后，蓝妮在玫瑰别墅里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蓝妮和前夫的儿子有一女儿名叫李蒙，她的丈夫叫骆家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驻华大使。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这样一句话：“越是与世界为敌的人，越是渴望世界对他的认同。”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并不是在和世界为敌，而是众人总爱把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或事，当作是自己的敌人。

能找到一个懂自己的人有多不容易，看看伯牙子期就知道了。但，这却是生活的常态。

很多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理解，没有人支持。比如你想换一份更喜欢的工作，抛弃现在安稳的生活；比如你想结束一段外人眼中还不错的感情；又比如你去读一个看似没有前途的专业……

而给你阻力的，往往都是最亲近的人。你不能争吵，不能反抗，又不愿意委屈自己。

我们能轻易忽略陌生人的反应，却无法忽视亲人的意见。但你的生活是自己的，他们的选择，却是让你在走路，没有人能为你的生活负责。

当全世界都不懂你，你只能相信你自己，坚持你所相信的，做你自己。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艰难的坚持。

但尽自己的努力，走到自己能到达的最远的路。你的旅途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必将馈赠以美景。哪怕真的走不到最好的远方，至少努力过，就没有后悔。哪怕是收获了误解和指责，你同时也收获了一颗强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