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分手才算是理智而漂亮的分手？

可以和平分手，“一别两欢，各生欢喜”；也可以“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尽吐胸中恶气，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如有“与君白黑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的宽宏大气，或者如越剧《蝴蝶梦》里所唱“该分手时当分手，留难住处莫强留……青山在绿水流，让你我只记缘来不记仇”的淡然，似乎更叫人称赞。

然而，每一场分手都有各自的缘由，那么怎么分手完全是各人的选择，只要无悔则好。

1933年3月5日，香港《大风》周年纪念特刊上，刊登了郁达夫的一组《毁家诗纪》。这一组文采斐然的旧体诗和其下的注释一经刊出，使得海内外为之轰动。

作者不仅自我揭露了家庭隐私，更是将妻子王映霞和一许姓官员的婚外“情事”摆到公众眼前。名人隐私、官员、桃色事件，足足的引人入胜的元素，使得这一期的特刊重印了四次依旧销售一空。当时各大报纸杂志，甚至日本当地的刊物也都纷纷转载。

而事件的女主角王映霞自然不肯默不发声，撰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也寄给了《大风》的编辑陆丹林，请他帮忙发表。

对于郁达夫对自己“不检点”的指责，她也猛烈回击，指出自己被郁达夫欺骗、引诱、逼迫。他是十足的“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和“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

这对曾被称赞为“富春江上神仙侣”和“湖边茅舍神仙眷”

的夫妻，大约谁也不曾料到，夫妻一场，十多年的情分，会是以这样难看的结局收场。

仿佛让人想起1931年郁达夫所作《钓台题壁》中的那一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曾狂饮放歌、意气干云的狂士，不知道“情多”到底是“累”了他还是她。

他认识她之前是有妻的。郁达夫原配妻子叫孙荃，虽然对于这一桩旧式婚姻他并不满意，但妻子“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

孙荃为他生下四个孩子，也很得婆婆陆氏的喜爱。所以两人就算称不上十分恩爱，却仍有三分和美。

这种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注定要被婚姻以外的感情冲击。而家庭的稳固与否，全在各人的态度。

他们反抗和厌恶的，并不是这些同样被摆布的女人，而是那双摆布人的手。但人在和社会制度传统的斗争中，总是显得那样无力，它们是那样强大而坚不可摧。

所以，那个同样是被摆布的另一半，就成了他们的不平的出口，成为他们肆意批判和惩罚的对象：鲁迅的发妻朱安孤独终身，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被逼离婚。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穿着妻子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参加了好友孙百刚的酒宴。一位女郎让他“惊为天人”：鲜艳的大花纹旗袍，丰满妖娆的身段，“明眸如水，一泓秋波”，于清丽中透着娇艳。

王映霞是杭州人，本名金宝琴。由于生父早逝，她随着母亲居住在杭州名士外祖父王二南家中，改姓王，也因此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加之天生丽质，被誉为杭州第一美人。

有着“荸荠白”雅号的王映霞这一年不过十九岁，出身好、教养好、谈吐好、长相好，妥妥地成了他眼中的“女神”。从此后，他茶饭不思，对她发起了狂热的追求。

虽然对郁达夫的才气早有耳闻，也敬佩他的文采，但对于这位年长自己十二岁的有妇之夫和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的男人，她还是很谨慎的。面对他的追求，她从一开始便态度坚决地予以拒绝。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人的热情是不可估量的，更何况是被爱情击中的才子。

郁达夫一面马不停蹄、不舍昼夜地书写着爱情的书信，另一面动员所有的好友帮助他制造一切见面的机会。

他忐忑如情窦初开的少年，时而躁动，时而消沉，都只为她一个眼神、一句话。整日魂不守舍，日记里外全是她的身影。

而他们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想阻止这段感情，他们一边给王映霞介绍男友，一边以王映霞已经有婚约的借口来劝阻郁达夫断了这个念想。甚至有一回，朋友们还假冒王映霞的名字约他出来见面，让他在冷风中干等了大半天，只为冷却他的热情。

而这些艰难阻挠，非但没有浇灭他的热情，反而更高涨了爱情的火焰。

他曾追寻过她的脚步，在严寒的火车站苦等几个小时，也曾一路颠簸辗转几个城市寻找她的住址，只为期待一次偶遇。

他对她晓之以“情”：“我对于那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那而死。”“一切照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

动之以“理”：“我们应该生活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

有“**”：“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

有“恐吓”：“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爱情，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被这样举世闻名的才子追求，加之对他才情的仰慕和一点少女难免的世俗虚荣之心，王映霞终于在他的爱情攻势下动心了。

1927年6月，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举行了订婚宴，次年在上海正式结婚。

女神终于走下神坛，走进了他的生活。

婚后，两人前往上海居住。开始的日子是拮据的，郁达夫还有一些外债。房屋是空****的，又没有经济实力购买新家具，他们只好去租借，也仅仅租用些生活必需用品而已。

物质的匮乏并没有让她心生抱怨，对于婚姻和家庭，她以百分百的热情投入其中，用心经营。

从未操持过家事的她学会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她不喜欢借钱，更不愿意欠钱，想办法把他的外债都还清。

她放下贵族小姐的身段，开始学习自己做家务，学会提着菜篮子在拥挤的菜场里讨价还价，在烟气燎人的灶台面前洗手做羹汤。

“有情饮水饱，知足菜根香。”有爱情的时候，那些困难都微不足道。

他会把新写的文章拿给她一起分享，她家务有进步的时候，会得他一句俏皮的称赞。窘促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蛮有情趣。很快她便烧得一手好菜，还学会了他最爱的日本酱汤。

他身体虚弱有肺病，都靠她悉心照料。她特意托母亲从杭州带来七八斤重的旱地鸭子，一连给他吃了十几只，鸡汁、甲鱼更是每顿必备。

他爱买书，往往没有节制，她也总是能未雨绸缪，事先存下家用。为了家庭，她甚至亲自抛头露面，上门讨要版税。

她把家庭布置得温馨怡人，精打细算每一笔支出。她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却没有让自己沦落成黄脸婆，出门时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穿着讲究。以至于她和郁达夫一起的时候，曾被人误认为两人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和随从。

1933年，两人离开上海前往杭州生活。在杭州，郁达夫倾其所有，建造了“风雨茅庐”作为两人的居所。为了还债，他努力写文章挣钱，为他们的小家添砖加瓦。

对一个女人来说，“名士”“才子”“爱国作家”等这样的称号，在婚姻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和她生活的，不是那些，而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丈夫”。

当女神变成了人妻，“神”的光环褪去，也不过是个寻常女子。她要的是安全感，要的是她投入感情的回报。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婚姻便开始有了裂缝。

她的安全感来自一个名分。虽然和郁达夫订婚了，但是却是迟迟不见他和原配离婚，她便也将婚期一拖再拖。

而在他们订婚后不久，郁达夫在1927年9月在北新书局出版了《日记九种》，将对王映霞的追求和两人相处的种种细节公布于众，这一切她毫不知情。而他之前曾经答应过她，日记绝不在生前发表。

连接过几次吻这样隐秘私人的事情都被呈现于大众眼前，他们的恋情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这并非她所愿意的。

这种单方面的突然公布，让她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似乎是在宣布他的私有权，更像是借着众人之力，将她锁定在他身边，再无退路。

爱情沾染了世俗之尘，难免落入鸡毛蒜皮的窠臼。

郁达夫生性浪漫，爱呼朋唤友聚众对酌、痛饮狂歌，或青楼买醉，眠花宿柳，或醉倒在自家弄堂口的雪地里。她委屈心痛、牵肠挂肚，又担忧他的身体，他却毫不在意。约束得多了，他竟然动辄离家出走。

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孙荃曾声明宣告与郁达夫分居，但是终归没有正式离婚。在她的心里，她是很看重那一张婚书的分量的。生活得越久，对那个名分越是敏感。

而当她每每提起来，却让他越来越心烦。在他看来，有爱情就够了。

在郁达夫的诗里，他将她比作苏轼的妾室朝云，还以白居易自居，将她比作白居易的家妓樊素；在郁达夫母亲的寿诞上，婆婆索性以偏房待之，冷脸相对。

这些有意无意的轻视，在她的心中扎下了一根刺，时不时跳出来刺痛她。

1932年郁达夫再一次突然离家出走，若不是表姐相告，王映霞还不知道他回老家看望他母亲和前妻。虽然前妻对他恨意满怀，并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但在王映霞看来，这无疑还是一种欺骗。

一场争吵过后，在她的压力下，郁达夫写下了“版权赠与书”，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但实际上，物质的保障不过是对脆弱神经的一点补偿而已，作用有多大，她怎么会不心知肚明？

他们平静的生活也逐渐被慕名者络绎不绝的拜访打乱，婚丧嫁娶、满月寿诞，都会接到邀请，她疲于应付。

为了不失颜面，她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性格活泼外向的她，是天生的交际家。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她认识了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和戴笠，也因此给她招来了许多风言风语。

她成了社交明星，而他却是不希望女子太能干的旧式文人，其中的摩擦渐渐将婚姻割开一道道看似微小的伤口。等到再回头时候，赫然发现这段婚姻已经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

1937年，郁达夫受邀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南下福州，这也是为了家庭生计的考量。而王映霞和孩子则留在了杭州。

郁达夫为抗战四处奔走，使得两人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空间的距离让人怀念的同时，也让猜忌落入了肥沃的土壤。

郁达夫生性敏感多疑，这时候满天的流言袭来，他也未能招架住。于是无休止地争吵、怀疑，终将十年的夫妻之情消磨殆尽。

接着他又无意中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信，虽然她一再解释是为了促成许绍棣和孙多慈的婚事的正常往来书信，但他却一口咬定是她红杏出墙。

王映霞因此负气出走，住到了朋友曹秉哲夫妇家中。满腔怒火的郁达夫不仅在她的纱衫上用毛笔写上“下堂妾王氏嫁前之遗留品”，第二天又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后来经朋友做证王映霞的去向，又在郭沫若等的劝解下，王映霞才又回到了家中。

为了得到她的原谅，郁达夫又再次登报声明：“达夫因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王映霞女士，并全找寻启事，诬陷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带细软等等。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然而曾经的裂痕，不是几句甜言蜜语就能粘补牢靠的。更何况那谣言尘嚣直上，甚至当听说王映霞和许绍棣同居的消息，正在外地的郁达夫干脆发电报到王映霞那里求证。

她对他寻花问柳的癖好并未多加指责，他却一再地对她的忠贞产生怀疑，怎么能不叫她气恼？加之因为版权转让的问题，郁达夫对她偏见日深，认为她是看中金钱和权势的拜金女子。

王映霞赌气索性写信给他：“以后我是喜欢钱了，你记住，这方法又是你教我的！对你已无话可说，即此愿你多多听些人言！”

1938年，两人带着长子到了新加坡，而这次新加坡之行，之前她也并不知情。他一手操办好护照，便叫人接他们母子，完全没有商量，王映霞也对此心生不满。

作为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她喜欢社交，也想做些实事。《星洲日报》的妇女专栏本来想邀请她主持，却被郁达夫一口回绝，原因就是他不喜欢她抛头露面。

这种强烈的控制和占有欲，使得她最终对婚姻绝望了。虽然远离国内的人事纷争，但争吵并无止息。

直到郁达夫在《大风》纪念专号上发表《毁家诗纪》，两人终于走向了陌路。

且不说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真的出轨，单就这样的做法，也完全不是想要继续过日子的态度。

郭沫若后来在《论郁达夫》一文里的看法更公允些：“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

1940年，两人协议离婚，正式结束了十二年的婚姻生活。

大约于世人来说，最好的东西莫过于“得不到”和“已失去”。当看腻了的枕边人潇洒转身而去，才突然发现，原来她是那样好。

他又写诗：“愁听灯前儿辈说，阿娘真个几时归。”与其说是孩子在问母亲的归期，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想问。

但她离开了，便不再回头。

她的隐忍克制并没有消磨了她内心的筋骨，离婚启事也干净利落：“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这个生过五个孩子的女人，并没因为“弃妇”或社会上的流言蜚语而顾影自怜或自甘堕落。她飞往重庆，用仅有的钱做了旗袍、大衣，不管怎样，她都要漂亮地站到世人眼前。

在重庆，她拒绝了文化圈的工作，到保育院做了保育员，照顾战争中的孤儿。后来经人介绍，先去了军委会特检处工作，后又主动申请调到外交部。

凭借着自身的能力和出色的交际能力，她又成了社交界的宠儿。她不仅当上了时任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的干女儿，更得到了当时外交部部长王正延的有意提拔，请客吃饭总将她带在身边，也因此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钟贤道。

1942年4月4日，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结婚。这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不仅包容了她所有的过去，更给了她一个盛大而瞩目的婚礼。

婚礼轰动了整个重庆，道贺的花篮从礼堂一直排到大门外。

当日贵客盈门，商界、政界、演艺界名流云集，连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前去拍摄了相片。

她找到一个真正将她捧在手中呵护的男人，也全心以报。他们育有三个儿女，家庭和睦，相互扶持一同走过四十年风雨。他们挨过最困难的日子，被抄家、被批判、被罚去弄堂扫地，儿女特意叮嘱要他们坚强，不要自杀。而她每次被拉去批斗后，他总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的。

在她暮年所作的自传中，她中肯地提起她的两段婚姻：一个给了她名气，而另一个给了她后半生的温暖。关于从前，所有的爱恨到最后都成了心头深深的怀念。

可以说，每个被丈夫看腻了的女子，都曾是别人的女神。而真正的女神，不只是外表上的美丽，更是心底的淡定从容。

是被褒扬时的不张扬，被贬低时的不惊慌，能在挫折里成熟。懂得世故却不势利，懂得付出也懂得放手，能够放手却懂得不放弃。

而无论做谁的女神，都不如做自己的女神。哪怕被生活揉捏得鼻青脸肿，也能扑上一层粉，然后再深吸一口气，微笑着披甲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