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勇于冒险的古希腊人来说，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扬帆远航的优势。但就像奥德修斯和同伴们在海上漂流十年，纵使身处温柔富贵乡，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返回故里一样，希腊人原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深情眷恋。

希腊半岛多为山地，分散的平原和贫瘠的土地不适合建立大国，人口少、规模小的城邦就成了最好的组织形式。公元前8世纪，随着文明的复苏，城邦社会渐具雏形。到了公元前7世纪初，希腊各地已有几十个地区形成城邦制社会。希腊城邦又被叫作“polis”，是古希腊特有的社会政治组织，对后世的国家政治有着深远影响。英文单词“political”（国家的、政治的）和“politics”（政治）两词的词根就是polis。

那么，希腊人为何要背井离乡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移民运动呢？

其实移民海外是希腊人迫不得已的举措。随着希腊半岛上城邦的不断涌现，岛上的人口密集起来，所需的土地和粮食也日益增多。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万一遇到凶年饥荒，就会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谁都不想看到惨剧发生，于是，一部分希腊人决定离开故乡，到更广阔的地方寻找生活的希望。当然，其中少部分人身为贵族，因为在权力斗争中失利，才不得不另寻土地谋求归宿。

远赴他乡并不是个容易做出的决定。为了缓解城内危机，城邦召开公民大会共同探讨这一攸关全国命运的大事。没有人愿意离开故土，但是只有分散谋生才能更好地活下去。通常，每次移民远航前，城邦会征集自愿参加的公民。遇到特殊的强制情况，会要求每个家庭中年轻力壮的男子都参加移民，只有长子可以留下维系家庭。城邦先选定移民目标，获得神谕的支持以后，再指派一位创始首领，并制定新的定居点章程，比如每个人可以获得多少田地（一定比在故乡拥有得更多），这样一来，沉浸在离乡之苦中的人多少可以获得一些慰藉。

一切准备就绪，城邦组织船队，备好路上的食粮，将移民运送到目的地。在首领的带领下，人们含着泪水踏上了远行的船，背囊中装着亲人们无尽的叮嘱、祝福和挂念。

海风卷起的层层波浪拍击着船板，故乡的陆地变得渺茫。被迫开始的航海更显得疲惫、枯燥，并且充满了未知的危险。经过重重波折，人们终于凭借智慧和毅力抵达了计划中那片陌生的地方。从《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移民地的风光：

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还生长着难以计数的葡萄，甜美可口，

平坦的地方……

若好好开垦，

一定可以收获大量的粮食。

风尘仆仆的希腊人登上陆地，由首领带着大家安家立业，每个移民都分到了相应的住所和土地。他们不再享有母邦的公民身份，而是在新的领地享有新的权利。谁的业绩出色，谁就会成为新城邦的统治者，死后就是这里的守护英雄。和在母邦一样，他们在新的城邦沿城筑起高高的围墙，建立新的庙宇，让故乡的火种在这里继续燃烧，世代相传，亲族关系和共同的宗教使新城邦和母邦紧密相连。他们继续保持故乡的祭祀仪式，为此，还特地请男女祭司随行移民。

每个海外新城邦都与母邦信奉同样的神，使用同样的语言，传承着母邦的文化艺术，也保持着经济往来。久而久之，移民地也成了贸易的中转站。当时古希腊和腓尼基经济交流频繁，很多食物和器具通过各个移民地流通到双方的市场中。不过，新城邦在政治上不再依附于母邦，而是成为独立的自治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母邦和新城邦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有的日益亲近，有的则日渐疏离，甚至发生冲突。

希腊人首先沿着腓尼基商人开拓的路线，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群岛上建立殖民地，希腊半岛上的很多民族和城邦竞相来到地中海西部，寻到了肥沃的土壤，直到他们遇见迦太基人。雄心勃勃的迦太基人想在周边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用武力驱逐了争夺者，希腊人的扩张就此终止了。于是，他们又转向东北方的赫勒斯滂海峡和黑海，那里有着丰富的鱼类和饱满的谷物。建立了一些定居点后，他们同样遭遇了埃及和巴比伦的阻挡，经过法老的允许，希腊人只能在埃及沿海地区建立一些商站。

不过，经过二百年的奋斗，希腊人还是大大扩张了自己的领地，这片广阔领域被称为“大希腊”。新城邦的人们遵从古希腊一切习俗，生怕落后于希腊半岛上文明的发展节奏，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来表明自己是希腊人。

当然，他们也习惯性地把移民地的原住民视为“野蛮人”。背井离乡的希腊人和这些非希腊人共同生活，相互交易，平分领地，甚至通婚。只有少数城邦能够成功驱逐原住民，或者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很难说这本身不是一种野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