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怎样到外国去 一(1 / 1)

胡适四十自述 胡适 2176 字 1个月前

戊申(一九○八)九月间,中国公学闹出了一次大风潮,结果是大多数学生退学出来,另组织一个中国新公学。这一次风潮为的是一个宪法的问题。

中国公学在最初的时代,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评议部为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即由公选产生出来。不幸这种共和制度实行了九个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约有几种:一是因为发起的留日学生逐渐减少,而新招来的学生逐渐加多,已不是当初发起时学生与办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为社会和政府对于这种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为公学既无校舍,又无基金,有请求官款补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对于公学内部的疑忌。

为了这种种原因,公学的办事人就在丙午(一九○六)年的冬天,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几十人作中国公学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学生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董事会根据新章程,公举郑孝胥为监督。一年后,郑孝胥辞职,董事会又举夏敬观为监督。这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他们都不常到学校,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监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会与监督之下,公学的干事就不能由同学公选了。评议部是新章所没有的。选举的干事改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了。这几位办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里面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自然感觉他们的地位有稳定的必要。况且前面已说过,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我们少年人可不能那样想。中国公学的校章上明明载着“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这是我们的宪法上载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干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评议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这里面也还有个人的问题。当家日子久了,总难免“猫狗皆嫌”。何况同学之中有许多本是干事诸君的旧日同辈的朋友呢?在校上课的同学自然在学业上日日有长进,而干事诸君办事久了,学问上没有进境,却当着教务长一类的学术任务,自然有时难免受旧同学的轻视。法的问题和这种人的问题混合在一块,风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议制的评议部取消之后,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其实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学生会。校友会和三干事争了几个月,干事答应了校章可由全体学生修改。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校友会把许多修正案整理成一个草案,又开了几次会,才议定了一个校章。一年多的争执,经过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监督夏先生与干事诸君均不肯承认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一九○八)九月初三日,校友会开大会报告校章交涉的经过,会尚未散,监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订改校章之权,这竟是完全取消干事承认全体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说“集会演说,学堂悬为严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一道说学生代表朱经、朱绂华“倡首煽众,私发传单,侮辱职员,要挟发布所自改印章程,屡诫不悛,纯用意气,实属有意破坏公学。照章应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体学生签名停课,在操场上开大会。下午干事又出布告,开除学生罗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且说:“如仍附从停课,即当将停课学生全行解散,另行组织。”初五日,教员出来调停,想请董事会出来挽救。但董事会不肯开会。初七日学生大会遂决议筹备万一学校解散后的办法。

初八日董事陈三立先生出来调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暂停膳食。所有被胁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暂住数日。准于今日午后一时起,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发给旅膳费。俟本公学将此案办结后,再行布告来校上课。”

这样的压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绝大多数同学的公愤。他们决定退学,遂推举干事筹备另创新校的事。退学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爱而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作学校的开办费。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办费。

十天之内,新学校筹备完成了,居然聘教员,排功课,正式开课了。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在这风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为我是新学生,又因为我告了长时期的病假,所以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朱经,李琴鹤,罗君毅被举作干事。有许多旧教员都肯来担任教课。学校虽然得着社会上一部份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经常费很感觉困难。李琴鹤君担任教务干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里谈话,他要我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课三十点钟,月薪八十元;但他声明,自家同学作教员,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份。

我这时候还不满十七岁,虽然换了三个学堂,始终没有得着一张毕业证书。我若继续上课,明年可以毕业了。但我那时确有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形。我家本没有钱。父亲死后,只剩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后来存款的店家倒帐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我的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但近几年之中,他的性情变了,—个拘谨的人变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费用变大了,精力又不能贯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业一年不如一年。后来我家的亏空太大了,上海的店业不能不让给债权人。当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汉口一所无利可图的酒栈(两仪栈)了。这几个月以来,我没有钱住宿舍,就寄居在竞业旬报社里(也在庆祥里)。从七月起,我担任《旬报》的编辑,每出一期报,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饭食都归社中担负。我家中还有母亲,眼前就得要我寄钱赡养了。母亲也知道家中破产就在眼前,所以寄信来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办了。我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亊,名义上是说求学要紧,其实是我知道家中没有余钱给我办婚事,我也没有钱养家。

正在这个时候,李琴鹤君来劝我在新公学作教员。我想了一会,就答应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教六点钟的英文,还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岁的少年人,精力正强,所以还能够勉强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一九○九)冬天中国新公学解散时为止。

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

《竞业旬报》停刊之后,我搬进新公学去住。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话,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现在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字弄的清楚。所以这一年之中,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

中国新公学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这段历史是很悲壮的。那时候的学堂多不讲究图书仪器的设备,只求做到教员好,功课紧,管理严,就算好学堂了。新公学的同学因为要争一口气,所以成绩很好,管理也不算坏。但经费实在太穷,教员只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干事处常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恶气;往往因为学校不能付房捐与巡捕捐,同学们大家凑出钱来,借给干事处。有一次干事朱经农君(即朱经)感觉学校经费困难已到了绝地,他忧愁过度,神经错乱,出门乱走,走到了徐家汇的一条小河边,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丧命。

这时候,中国公学的吴淞新校舍已开始建筑了,但学生很少。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例如张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陕西学生,到了上海,赶不上招考时期,他们宁可在新公学附近租屋补习,却不肯去老公学报名。所以“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是一天不得安稳发展的。老公学的职员万不料我们能支持这么久。他们也知道我们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也许有大规模的官款补助的可能。新公学募款若成功,这个对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

老公学的三干事之中,张邦杰先生(俊生)当风潮起时在外省募款未归;他回校后极力主张调停,收回退学的学生。不幸张先生因建筑吴淞校舍,积劳成病,不及见两校的合并就死了。新公学董事长李平书先生因新校经济不易维持,也赞成调停合并。调停的条件大致是: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新公学所有亏欠的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担负清偿。新公学一年之中亏欠已在一万元以上,捐款究竟只是一种不能救急的希望;职员都是少年人,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来办学堂,究竟不能持久。所以到了己酉(一九○九)十月,新公学接受了调停的条件,决议解散:愿回旧校者,自由回去。我有题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可以纪念我们在那时候的感情,所以我钞在这里:

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

无奈秋风起,艰难又一年。颠危俱有责,成败岂由天?黯黯愁兹别,悠悠祝汝贤。不堪回首处,沧海已桑田。此地一为别,依依无限情。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相携入图画,万虑苦相萦。

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谊,无奈惊涛动地来。江上飞鸟犹绕树,尊前残蜡已成灰。昙花幻相空余恨,鸿爪遣痕亦可哀。莫笑劳劳作刍狗,且论臭味到岑苔。

这都算不得诗,但“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两句确是当时的心理。合并之后,有许多同学都不肯回老公学去,也是为此。这一年的经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这些都在我们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二十年来,无人写这一段历史,所以我写这几千字,给我的一班老同学留一点“鸿爪遗痕”。

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一九○八至一九○九)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开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亲最心爱的一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学解散之后,得了两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无把握,那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廿一,九,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