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南怀瑾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智慧与奸诈仅一线之隔，聪明与狡猾是息息相关的孪生兄弟。智慧合于“道”，用之于世，名之为“德”，用不得当，只会适得其反。

有一个寓意深刻的寓言故事，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

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家，王子满18岁那天，收到国王赐的礼物：一辆灵便的马车，两匹俊美的小马。 王子非常喜欢这两匹俊美的小马，问：“这两匹马叫什么名字？”国王说：“它们一个叫天使，一个叫魔鬼。”王子上了车，亲手扬起鞭子。

第二年，王子19岁，他从郊外驾车回来，心中一动，问父亲：“我的马，为什么一个叫天使，一个叫魔鬼？”慈祥的国王柔声回答：“孩子，你将来要做国王，你需要天使为你服务，也需要魔鬼为你服务。”

一年又过去了，现在的王子喜欢思索比较艰深的问题：“我既用魔鬼服务，又用天使服务，我自己是天使还是魔鬼？”

其实，天使和魔鬼只在一念之间，运用得当就是天使，运用不当便是魔鬼。

老子并非反对仁义道德，只是利用变通原理，对仁义道德的运用做出了新的解读，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两面，仁义道德亦如此，融会贯通，方能洞烛先机，随时知变、适变、应变。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百官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说：“大王是一代明君。”正当魏王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何以见得？”任座说：“大王取得了城池，没有按顺序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魏王恼羞成怒，令手下把任座赶了出去，听候发落。魏王接着问下一个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问：“何以见得？”这位大臣说：“臣曾听说明君手下多出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听罢，魏王赶快把任座重新请进来赴宴。

在这种情况下，多半奉迎君王的佞臣可以博得欢心，而第二位臣子的话既点明了君王的错处又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和君王的威仪，令人赞叹。其实，智慧与奸诈仅有一线之隔，同样是将“明君”之言说出，是智是奸，却又天壤之别，可见仁义道德也需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说到智慧与奸诈的一线之隔，便想到了两个历史人物，即三国时期的刘备与曹操。在这里我们暂且抛开正史，仅仅从演义的角度来分析。暂不论二人是否都是“厚黑学”的驾轻就熟者，只从智慧与奸诈的角度来看。

《三国志·魏书》中说，曹操“外虽宽容”，其实“内不能平”。曹操外表看起来很有道德修养的样子，其实内心并不平和。《三国演义》正是基于这种基调，刻画了一个奸雄形象。曹操善于利用道德，邀买人心，将道德作为一种可利用的东西，伪装自己，控制别人，脱离了道德的本意。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将其道德之下隐藏的奸诈拽了出来。刘备同样也是以“仁义道德”为旗号，招揽天下之士，比之曹操，他多出的是一份真诚，忠于职守，与民秋毫无犯，重情重义，体恤下属，没有在智慧与奸诈间迷失，自然能得到天下人心。

道德与非道德，真实与虚伪，纵横交错，划分出四种人：真君子、真小人、伪君子、伪小人。真正的智慧与虚伪奸诈的权谋之间仅有一线之隔，但二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奸诈之人是伪君子，智慧之士是真君子。

老子绝不是反对道德智慧，只不过看到世人在智慧的领域多迈了一步，踏入了权谋的深渊，所以慨叹真君子之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