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天地之间，不正像一个冶炼的风箱吗？虚静而不穷尽，越动风越多，话多有失，词不达意，还是适可而止为妙。

有人认为老子所说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只是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教条，因为为人处世终究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这样理解有些浅显，只是抓住了这句话的一层含义而已。

南怀瑾先生进一步挖掘这句话的深意，他指出人世间的是非纷争，并无一个绝对的标准，“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只有心中虚灵常住，不落在有无、虚实的任何一面，才能不致屈曲一边，洞然烛照。

“风箱，在当用的时候，便鼓动成风，助人成事”；在不需要的时候，“便悠然止息，缄默无事”。因此，“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并非让人完全不开口说话，只是说所当说的，既不可多说，也不可不说。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才是守中的道理，才与后文老子所说“善言，无瑕谪”的意旨相符。

言满天下无口过，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更是一门做人的艺术。将自己所固守的准则表达出来，却又不能过于直白，以免他人积怨。

宋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录了一则关于苏轼的乡谈趣闻。苏轼在翰林院供职时，他的弟弟苏辙任职于处理政务的机构。有个早年与苏轼兄弟有所往来的旧交，写信求苏辙替他安排一份差事，但久久没有回音。

于是，这个人去见苏轼，对他说：“我希望学士能跟令弟打个招呼，为我谋求一份差事。”苏轼思考了一会儿，向他讲述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个人非常贫穷，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去盗墓。当他挖开一座古墓，看见棺材中坐着一个全身**的人，这个人对他说，‘我是汉代的杨王孙，提倡裸葬，所以没有财物接济你。’盗墓人无奈，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开了另一座古墓，这次棺材内躺的是一位皇帝，这位皇帝说，‘我是汉文帝，没有金银玉器陪葬，只有不值钱的陶瓦器皿，所以无法接济你。’盗墓人觉得很沮丧，转眼看见两座古墓并排在一起，于是动手去挖左边的墓，直到累得筋疲力尽才挖开。只见棺材里躺着一个面黄肌瘦的人，此人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上，无法帮助你。’紧接着，伯夷又说，‘你还是别费力气挖右边的墓了，去其他地方看看吧，我弟弟叔齐的情况和我一样，也帮不了你。' ”

这个人听完苏轼讲的故事，有所顿悟，大笑离去。

苏轼用三个典故暗示自己兄弟俩严于律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语言生动形象，风趣幽默，不仅婉拒了故人的请求，还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读史可以明白许多为人处世之道，老子的许多思想在古人的身上也多有体现。

徐文远是名门之后，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后来官居国子博士，越王杨侗还请他担任祭酒一职。

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了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维持生计，凑巧碰上李密，于是被李密请进了自己的军队。李密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请徐文远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为自己效力。

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李密答谢说：“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对王世充却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即使我像郦食其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友故交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察看时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深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徐文远之所以能在隋唐之际的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之法，懂得灵活处世，懂得言满天下无口过，既不以言失人，也不以人失言。

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老子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句话便点明了言谈与做人的理想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