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不仅是苏东坡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

1073年，苏东坡在杭州任上时，去农村考察，发现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新政给农民带来了许多痛苦，于是写了不少诗表达不满。其中《山村五绝》是比较有名的一组诗，总共五首，其中第二、第三、第四首都以讽刺的语言抨击新法。第二、第三首我们在前面讲过，现在我们讲一下第四首：

山村五绝·其四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首诗批评了青苗法。青苗法让农民每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政府贷款两次，等到收获后以二分利偿还。因为要贷款，一年中大半时间往城里跑，结果一转手就把钱花完了。小孩因为在城里待得久了，倒是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苏东坡写这首诗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这首诗后来会成为他的一个罪证。

王安石变法，造成新党旧党的分裂，旧党被外派到地方做官，新党控制了朝廷，但总体上言论还是自由的。但到了1079年，出现了乌台诗案，要把苏东坡这位旧党的官员治罪，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诗案，就是关于诗歌的一个案件。当时蔡确任宰相，李定负责御史台，这两个人都是新政的坚定支持者。

1079年6月27日，开始了对苏东坡的弹劾。第一个写上札的是台谏官何正权，他之所以弹劾苏东坡，是因为苏东坡在《湖州谢上表》里写的一句话。宋代官员得到任命之后，要写一个谢上表，表达对君王的感谢。1079年3月朝廷任命苏东坡担任湖州知州，苏东坡就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大概的意思是，皇帝体谅我跟不上新的形势，但念我还算老实，就让我在地方上做做管理者。

何正权觉得苏东坡话中有话，有情绪，是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进一步推导说“一有水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又说“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禁盐，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是讥讽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布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

何正权的指控里，有三个要点：第一，苏东坡一贯攻击新政；第二，苏东坡的讥讽、抨击形成了文字，还出版成书，公开售卖，传播很广；第三，苏东坡公开出版的诗文里，有很多是和皇帝唱反调，皇帝支持什么，他就反对什么。第三点是致命的，很明显，御史台一开始就想把苏东坡定为死罪。

接着，御史舒亶又上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送，忠义之士，无不愤惋。”强调了苏东坡攻击皇帝的诗文流传很广，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

再接着，御史中丞李定在7月2日上札，罗列了苏东坡的四宗罪，全部围绕苏东坡毁谤皇帝展开。神宗批了一句“送御史台根勘闻奏”。李定奏请先罢苏东坡湖州的现职，并请派人去抓捕，神宗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马追摄。”于是就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赶往湖州，逮捕苏东坡。苏东坡到湖州上任是4月29日，到7月28日为止，刚刚过去三个月。

1079年，苏东坡在湖州任上被捕，到了京城，被关进了监狱。从8月18日进监狱一直到11月底，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最后的结论是：“奉圣旨：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在另一个版本里这样表述：“准圣旨牒，奉敕，某人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但乌台诗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苏东坡得罪了御史台或皇帝，然后御史台的最高领导就可以给他判罪。事实上，北宋的司法制度有一套自己的程序，并且有相对独立性。针对苏东坡的判决，并不是一个行政决定，而是一个符合当时法理的法律判决。

御史台只负责立案、审理案件，审理完就把材料送到大理寺，由大理寺判决。大理寺的判决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意思是根据苏东坡犯的罪，应该判二年的徒刑，但因为处于朝廷的“大赦”期间，所以免去刑罚，等于无罪释放。御史台不满，提出反对，由审刑院来复核，审刑院维持了大理寺的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理寺和审刑院的负责人，属于新党。但在判案中，秉持了一个司法人员的职业精神。另外，判案时所勘查的内容，严格局限在《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本诗文集内，其他的诗文都不在勘查之列。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因为苏东坡的文学地位，就简单地认为乌台诗案是一帮小人在玩弄权术。从历史的角度看，神宗时期的新党旧党之争，其根本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纯粹的“小人”并不多。虽然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见解不同，但整体上还是君子之争。乌台诗案，当然夹杂着权斗，以及某些人对于苏东坡才华的嫉妒。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按照规则审理的一个案件。据说，这是北宋最后一次比较独立的司法判决。

最后，神宗根据判决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将苏东坡贬谪到黄州。这对苏东坡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当然，这样的结果，除了因为当时司法相对独立之外，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比如，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宋仁宗的曹皇后，当时是太皇太后，曾经要求神宗释放苏东坡。因为神宗没有答应，生了病。于是，皇帝大赦天下，但太皇太后说没有必要大赦天下，只要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可以了。不久，曹皇后就去世了。苏东坡那时还在监狱里，写了诗悼念。营救苏东坡的人还有张方平这样的一些元老，甚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苏东坡求情。他认为苏东坡虽然确实说了一些不敬的话，但不应该被判死罪。后来成为苏东坡政敌的章惇，也同情苏东坡。从史料来看，主张严惩苏东坡的，只有御史台的人，其他的官员大多持同情的态度。这些因素，应该也影响了皇帝作最后的决定。

当然，神宗皇帝本人并非昏庸之君。神宗决定大赦天下，王定等人担心苏东坡逃过死罪，让王珪又向神宗告状，说苏东坡在杭州写的一首诗里，写到了龙，有对皇上大不敬的意思。但神宗皇帝说，诗人写诗，怎么能这样理解？苏轼写他的桧树，关我什么事？一旁的章惇也说：龙，并不独指人君，臣子也有称龙的。神宗马上说：诸葛亮就是卧龙。王珪尴尬地退下。

后来，神宗去世，苏东坡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里表达了如下意思：

当年无端被废，很多人想置我于死地，而先帝独同情，而今而后，谁还能再把我从深沟中再搭救出来？完了，归耕田园到死罢了。

客观地说，苏东坡如果不是身处北宋，而是在明清时代，基本没有什么悬念，他会被杀头。当然，明清时代也很难出现苏东坡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