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喜欢进步，不喜欢退步；喜欢升官发财，不喜欢降职清贫。但是，苏东坡却说贺下不贺上，你退下来，就祝贺你，你升官了，不祝贺你。1071年，欧阳修在太子少师的位置上辞职，获得皇上批准，苏东坡写了一篇《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表示祝贺。苏东坡说，得知您获得皇上批准，可以辞职去颍州养老，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当官还是退隐，对于一个君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选择。苏东坡也一直在这二者之间挣扎，一方面考虑君臣之间的恩义，另一方面有自己家庭的打算。就是说，一方面有使命感在推动，另一方面又有现实的生计问题在拉扯。所以，一些人在深山里隐居了一辈子，到老年还是忍不住寂寞要出来做官。

那些正处于高位的人，往往很不容易放弃既得的荣华富贵。所以，苏东坡说欧阳修很了不起，懂得进退之道，不贪恋权力。最后说，固然为天下可惜，失去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却为欧阳修本人感到高兴，因为他做到了明哲保身，远离是非之地。

确实像苏东坡说的，欧阳修在当时的地位很高。既是文坛领袖，又是政坛大佬。这也是北宋时的一个时代特点，很多优秀的文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可以写优秀的诗文，同时可以做很大的官。比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东坡、苏辙等，另外像司马光、程颐这样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政治上也有重要影响；这种情况是其他任何一个朝代所没有的。

说欧阳修不仅德高望重，而且位高权重，并不夸张。但欧阳修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仁宗年间，范仲淹庆历改革，他站在范仲淹一边，但仁宗支持的是范仲淹的对立面，改革派都被贬到地方上去做官。

欧阳修去了滁州当知州，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后来神宗年间，王安石改革，欧阳修却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批评王安石的青苗法。1071年，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去颍州养老。在颍州，写了有名的《采桑子·西湖念语》十首，最后一首：

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

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二十多年前，欧阳修曾经在颍州做过太守。当初乘着官家华丽的高车，前呼后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富贵荣华，都像浮云。汉朝的丁令威在外面学道很多年后回到家乡，城郭如故，但人都变了。看到的都是新面孔，谁还认识他这位当年的太守呢？“俯仰流年二十春”，这个感慨里，欧阳修一定想到了自己两次遭到诬陷的事。

第一次大约在1054年。当时正好是庆历改革，改革的、反对改革的，陷入争斗，免不了相互攻击。相互攻击，第一个层面，从职责上去找你的差错，第二个层面，从道德上找你的瑕疵。欧阳修家里发生的一件事，给对立面提供了弹药。

欧阳修有一个外甥女张氏，从小在欧阳修家长大，嫁给了欧阳修的侄子欧阳晟。张氏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说自己没有出嫁时和舅舅欧阳修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这件事太令人震惊了，牵涉到朝廷官员的品德问题，也是涉嫌犯罪的问题。朝廷派出调查组去调查，结果是张氏诬告，是子虚乌有的事。

第二次是在神宗熙宁年间，有人告他和儿媳妇有私情，而弹劾的人是欧阳修提拔的一个叫蒋之奇的官员。神宗皇帝过问了这件事，问蒋之奇是怎么知道的，蒋说是听别人说的，是御史中丞彭思永告诉他的。又问彭思永，也说是听来的。这样追查下去，弄清楚了来龙去脉。原来欧阳修的小舅子薛良孺因为受贿被免职了，欧阳修没有替他说话，于是他怀恨在心，捏造了欧阳修和儿媳妇私通的谣言，而且到处散布。宋神宗知道了真相之后，就把彭思永和蒋之奇都撤了职。

虽然两次都被证实清白，但这种私生活的流言极具伤害性，有一种说不清理还乱的纠缠。欧阳修两次都想辞职，尤其是后面那次，更是强烈地请求辞职。欧阳修应该是对于因为政见不同而引发的人际争斗，产生了很深的厌倦，但神宗挽留了他。

直到1071年，辞职的请求终于获得批准。那一年，苏东坡也经历了政治的风雨，领略了政治无趣、烦人的一面，主动要求外派地方，去了杭州做通判。去杭州的途中，他先去看望了张方平。接着，就在9月份，经过颍州时，又去看望欧阳修，并在欧阳修家里住了二十多天。欧阳修显得衰老、憔悴，一定让苏东坡联想到自己，让他更深地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在短文《贺下不贺上》里，苏东坡进一步梳理了“进退之道”。

在这篇短文里，苏东坡说，他和欧阳修很熟悉，知道他是真的想辞官，不像有些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但受形势所迫，欧阳修不得不继续做官。做官之后，要想求退，并不容易，常常是身不由己。所以，一心求官的人，应当有所警戒。一旦当官，做到问心无愧，又不招惹毁谤，十分困难。所以，一旦卸下身上的重担：“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况于致仕而归，脱冠佩，访林泉，顾平生一无可恨者，其乐岂可胜言哉！”（《跋欧阳文忠公书》）

苏东坡说，我们在进步的时候，一路得意，忘了“求退之难”。在官场上，进步并不难，难的是进步之后的“退”，非常困难，只能进，不能退。很多人热衷于升官发财，不断进步，却在有一天发现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再也没有退路。

苏东坡借着欧阳修的辞官，为自己确立了一种政治生活的态度：退步比进步更重要。苏东坡的一生，从未谋求升官。相反，每次在担任政府官员的时候，都是主动要求外派地方，自愿边缘化。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苏东坡看到了以权斗为核心的政治生活，会消耗人的一切美好，没有任何意义。苏东坡所处的时代，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点是：形成了旧党和新党这两个不同的政治圈子，完全没有办法和平相处。开始是政见的不同，慢慢就变成了权力之争，变得只有立场，没有原则。站队变得非常重要。而一旦站队，你就被贴上了标签，你就很难成为你自己，此时的你不过是一个政治工具和符号。这是苏东坡说的求退很难、身不由己的意思。整个北宋的政治，就陷在新党和旧党的相互斗争里，这是个人无法改变的环境氛围。而一旦陷入非黑即白的纷争，就陷入了泥潭。

唯一的办法是抽身而退。

完全退到田园或江湖，又不现实。那么，在政治生活这一块，不如不求上进，只求平安。既然这种政治氛围里的工作是我所不喜欢的，但又离不开这份工作，那么没有必要在这份工作上有所追求，做好本分就好了。这是苏东坡在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里以“退步”作为自己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