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安地经受了几次愉快的暴风雨，并在火炉边度过了一些欢快的冬夜，外面大雪纷飞，就连猫头鹰的叫声也给压了下去。许多星期以来，我散步时一个人都没碰到，除了那些偶尔来林中伐木，然后又用雪橇将其运到村里的樵夫。然而，这些风暴却教会了我在林雪深处开出一条小路，因为我穿过森林时，狂风吹得橡树叶纷纷落入我踏过的足迹，并在此驻留，通过吸收光线融化了积雪，不仅变成了我行走的路径，而且到了夜里这条黑线成了我行路的指南。说到与人交往，我不禁想起从前的林中居民。在大多数市民同胞的记忆中，我的房屋附近有一条小路，这里曾经回**着居民的笑声和闲聊声，而房屋四周的森林里，一座座小花园和小房屋星罗棋布，不过那会儿的森林比现在密多了。在我自己的记忆中，有些地方的松树可以同时擦到马车两侧。不得不单独行走、只身到林肯乡的妇女和孩子们胆战心惊，他们常常要跑一大截路。虽然这只是通向邻村的一条不起眼的小路，或者说供樵夫们行走的小路，但是由于它变化多端，倒是给游客带来了不少的乐趣，因而在记忆中停留的时间也就更长。从乡村到森林，中间是一片开阔田野，可从前这儿却有一片槭树沼泽，地基下面全是原木，毫无疑问，直到今天，这些原木仍然铺设在这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下面，这条公路从斯特拉顿家，即现在的艾尔姆斯豪斯农庄，一直通到布里斯特山。
我的豆田东侧，公路对面，曾经住着加图·英格拉汉姆，他是康科德的乡绅邓肯·英格拉汉姆老爷的奴隶，邓肯给他的奴隶造了一所房子，并允许他住在康科德森林——我说的这个加图不是尤蒂卡的加图[1]，而是康科德的加图。有人说他是一个几内亚黑人。有人记得他在胡桃林中有一小块地，他让这些胡桃一直生长，希望老了能有所用，但是最后，一个更为年轻的白人投机分子将它弄到了手。但是现在，这个人拥有的是一座同样狭小的房子。加图这个几近湮没的地窖洞口还在，但是由于边上有一排松树，挡住了游人的视线，所以知道的人不多。现在这儿漆树（Rhus glabra）密布，最古老的物种之一黄花（Solidago stricta）也生长得郁郁葱葱。
有位黑人妇女，名叫齐尔法，她的小屋就坐落在我的豆田拐角处，这儿离镇较近，她在小屋里为乡亲们纺织麻布，由于她嗓音嘹亮、突出，因此，整个瓦尔登森林常常响彻着她的清脆歌声。最后，在1812年战争中，英国士兵，也就是那些假释的俘虏，将她的住所放火烧了，当时她不在家，她的猫、狗和母鸡都给烧死了。她的生活很苦，几乎就不是人过的。从前，有个人经常光顾这片森林，据他回忆，有一天中午，他经过她家门口，听到她对着已经烧开了的水壶喃喃自语：“你们全是骨头，全是骨头啊！”在那儿的橡树林中，我看到不少房屋残留的砖头。
沿着公路下去，靠右手在布里斯特山上，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一位灵巧的黑人”，他曾是卡明斯老爷的奴隶。布里斯特曾经在这儿栽培过苹果树，至今仍生长在这儿，现在，这些果树已经长大，成为老树了，但在我尝来，这些果实依然不脱野性，有点野苹果的味儿。不久前，我在老旧的林肯墓地读到了他的墓志铭，在他的边上是一些无名坟墓，在康科德撤退中战死的一些英国士兵就埋在这儿。他的墓碑上写的是“西比奥·布里斯特”——其实，他应该被称为“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2]——“一位有色人种”，仿佛他已褪了色似的。墓志铭上还特别强调他是何时死的，这无非是间接地告诉我，他曾活过。躺在他边上的是他的贤妻，她给人算命，人缘很好——她身材宽大，又圆又黑，黑得赛过黑夜的孩子，在康科德，这样一个黑黝黝的肉球真是空前绝后。
顺着山下去，靠左手在林中古道上，还能看到斯特拉顿家宅的痕迹，从前，他家的果园遍布布里斯特山坡，可是这些果园早给油松消灭掉了，只剩下一些树根，而这些旧根又长成了许多茂盛的树。
离镇更近一些，马路对面，森林边上，就是布里德的地方，这个地方名气很大，因为有一个妖精兴风作怪，这个妖精的名字在古代神话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它在我们新英格兰的生活中，却扮演了一个十分突出又十分惊人的角色，跟神话中的人物一样，有朝一日，会有人给他写一部传记；这家伙来的时候，先是装成朋友或雇工，然后开始洗劫，甚至杀掉全家——真是一个新英格兰怪种。但是历史不应讲述这儿发生的悲剧，还是让时间从中协调，缓和气氛，给这些悲剧增添一份蔚蓝色彩。有一个众说纷纭的传说，说这儿曾经有一个酒店，还有一口井，这口井给游客提供清淡的饮料，给他们的骏马补充给养。在这儿，人们相互致意，聆听或讲述新闻，然后分道扬镳。
虽然布里德的小屋久无人住，但是十二年前，它还矗立在这儿。屋子大小跟我的差不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总统大选之夜，一帮顽皮的孩子将它点上了火。当时我住在村边，正读着戴夫南特[3]的《龚迪伯特》，读得几乎入了迷，那年冬天，我一做事就犯瞌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家传。我有一个叔叔，连刮胡子都能睡着，于是一到星期天，他就不得不来到地窖给土豆去芽，让自己保持清醒，安守着自己的安息日，要不就是因为我想通读查尔姆斯编的《英国诗集》。这本诗集大大征服了我的神经[4]。我刚将头埋于此书，火警就响了，救火车急速向现场驶去，奔在前面的是一帮大人和孩子，而我则跑在最前头，因为我已跃过了小溪。我们以为起火的是森林南端——我们这些人以前全都救过火——什么牲口棚啦，店铺啦，住所啦，全都烧起来了。“这是贝克的牲口棚。”有人叫道。“这是考得曼的地方。”另一个人断言道。正在这时，一串串新的火苗蹿到了森林上空，仿佛屋顶已经倒塌，于是我们一齐叫了起来：“康科德人救火来了！”马车飞驰而过，车上挤满了人，其中没准儿还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无论多远，他都得到达现场；然而，救火车的铃声渐渐落后，越来越慢，越来越稳，而跑在最后的，则是那些先放火后又报警的人，有人事后私下说道。于是，我们继续向前跑着，像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相信自己的感官证据，直至来到了三岔路口听到了爆裂声，并真正感受到墙那边的火的热量，我们才意识到，唉！我们已经到了。离火近了，我们的热情反而减了。一开始我们还想把一洼塘的水都浇上去，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让它烧下去，它已烧得差不多了，一点价值都没有了。于是我们围着救火车站着，一个挨着一个，通过喇叭筒表达我们的心情，或低声讲述着世界上发生过的大火，包括巴斯科姆店铺的那场火灾。但是私下里我们感到，要是我们拖着救火车及时赶到，再加上一洼塘的水，我们最后就能将这一场可怕的大火变成另一场洪水。最后，我们一点坏事没干，全都撤退，回去睡觉，我呢则继续看我的《龚迪伯特》。说到《龚迪伯特》，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机智是心灵的香粉，“而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机智，就像印第安人并不了解香粉一样”，对此我不敢苟同。
第二天夜晚，大约同样的时间，我穿过田野，正好经过那儿，听到了一阵低低的呜咽，黑暗之中我走近一看，发现这个人我认识，他是这个家庭的唯一幸存者，继承了这个家庭的优点和缺点，只有他才关心这场火灾，此刻，他趴在地上，眼睛瞧着地窖的墙，看着里面仍在燃烧的灰烬，跟往常一样喃喃自语。他成天在河边的草地上工作，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跑来看看他祖上的家，看看他儿时待过的地方。他从各个角度、各个方位，对地窖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总是趴在地窖上，好像石头缝里藏着他所记得的财宝，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砖头和灰烬。房子已经**然无存了，他只好看着这片废墟。看到我的出现，他仿佛得到了同情，心中颇感安慰，夜色朦胧之中，他指给我一口盖好了的井，谢天谢地，这口井还没烧掉，他在井边久久地摸索着，寻找他父亲制作的架起井水的升降装置，摸了摸那曾经维系着载重物的铁钩或铁环——他能摸的也只有这个了——他使我确信，这是一件不平常的“装置”。我摸了摸它，后来我每天散步时，还要去看看它，因为这上面悬着一个家族的历史。
同样还是左侧，在看见井的地方，墙边的丁香丛中，也就是现在的开阔田野上，曾经住着纳丁和勒格罗斯。不过他们回林肯乡去了。
比上述地方更远的树林里，路和湖彼此最近的地方，制陶工魏曼占有一块土地，他在这儿给镇上的人制作陶器，还让其后代子承父业。他们没有什么物质财富，有的只是勉强让其居住的土地，治安官还常常来征税，但却一无所获，为了填表，他“扣押了一件一文不值的东西”，我看过他的账目，除此之外，他无物可取。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地，一个带了一大堆陶器去市场的人驻马来到我的田前，向我打听小魏曼的情况。很久以前，他曾从他手中买过一个陶轮，他想了解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我曾在《圣经》中读过陶土和陶轮[5]，但从未想到，我们所用的陶器并不是丝毫无损地从那时传下的，就像长在树上的葫芦，我很高兴地听到，我的邻居中有人从事这项制陶艺术。
在我之前，森林中的最后一位居民是一位爱尔兰人，休·夸尔（他的名字念起来要卷点舌），他住的就是魏曼的房子，人们都叫他夸尔上校。据说他曾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如果他活着，我一定会让他将战事重新操练一番。他在这儿的工作是挖沟渠。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夸尔则来到了瓦尔登森林。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风度翩翩，像见过世面的样子，说起话来彬彬有礼，一般人都想象不到。到了仲夏，他还穿着一件外套，因为他害起了震颤性谵妄症，脸红得像胭脂。我来到林中不久，他就死于布里斯特山脚下的路上，所以我的记忆之中没有这个邻居。他的同伴们认为他的房子是“一座不吉利的城堡”，一个个远而避之，在他的房子拆掉之前，我去看了一下。竖起的木板**挂着他穿皱了的旧衣服，仿佛就是他本人[6]。他的壁炉上放着一只破烟斗，而不是在泉水边破裂的一只碗。说到泉水，这可不能视作他死亡的象征，因为他对我说过，虽然他曾听说过布里斯特泉水，但他从来没有目睹过；脏兮兮的纸牌撒了一地，什么方块，黑桃和红桃老K啦，等等。还有一只黑鸡没有被房产管理员捉去，这只黑鸡黑如夜晚，一声不吭，仿佛是在等待列那狐，不过它仍然栖息在隔壁的房间里。屋后隐隐可以见到一座花园，那儿曾经种过东西，虽然现在已是收获季节，但是由于主人发病时浑身震颤，所以一次都没锄过。园子里长满了罗马苦艾和鬼针草，最后果实全都粘到了我的衣服上。屋后的墙上刚刚挂上一张土拨鼠的皮，这是他最后一场滑铁卢的战利品，不过他再也用不着温暖的帽子或手套了。
现在，只有地上的一个凹槽还能看出这些房子的痕迹，地窖的石头也深埋地下，阳光明媚的草皮那儿，生长着草莓、树莓、糙莓、榛树丛和漆树；在原来是烟囱的角落里，现在正生长着油松或节节疤疤的橡树，而石阶石那儿，或许正摇曳着一棵芬芳的黑桦木。有时候，井的凹痕依稀可见，从前，这儿泉水喷涌，现在却杂草丛生，干枯无泪；要不就是最后一个人离开时，从草地下面搬起一块扁平的石块，将井深深掩盖，留待日后人们前来发现。将井掩盖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举动啊！与此同时，泪泉开始喷涌。这些地窖的凹痕就像遭到遗弃的狐狸洞和陈旧的洞穴，成了唯一的遗迹，而从前，这儿人来人往，生气勃勃，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方言，讨论“命运、自由意志和绝对预知”。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得出的结论无非是“加图和布里斯特拔过羊毛”。这跟著名的哲学流派史一样，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门框、门楣和门槛已经消失二三十年了，但是丁香花依然生机勃勃，每到春天，鲜花盛开，芳香四溢，吸引了沉思的游客前去采摘；这些丁香原本是些孩子们栽培在前院的，现在却矗立在幽僻的草地墙边，这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品种，是唯一的幸存者。想当初，这些黑黝黝的孩子们跑到房屋的阴凉处，将只有两个芽眼的瘦弱幼枝插到地里，每天浇水，没想到它们居然生了根，寿命超过了他们，甚至超过了给它们遮荫的房屋和大人经营的花园和果园。他们长大、去世后半个世纪，这些丁香还在给孤独的游客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丁香色泽鲜艳，芳香四溢，仍跟当初那个春天一样。我深深地注视着这依然柔和、礼貌、欢快的丁香色彩。
可是这一小小的村落，本可以发展更多的东西，为什么康科德坚守阵地，而这个村子却失败了呢？难道没有什么自然优势，比方说水？唉！瓦尔登湖水深深，布里斯特泉水清凉，人们可以长期饮用，有益健康，然而人们并不加以利用，而是用来稀释杯中之物。他们全是些口渴的家伙。难道这儿就不能编篮子、做马厩扫帚、编席子、烤玉米、织麻布、制陶器，使荒野像鲜花一样盛开，让无数的子孙承继先父的土地？本来，贫瘠的土地至少可以防止低地的退化。唉！想想看，这些人类居民丝毫没有给这儿的风景增添美丽！或许自然又要重新尝试，让我去做第一个移民，而我去年春天造的房子，则将成为村中最古老的一座建筑。
我不知道在我占据的这块地方，以前是否有人盖过房子。救救我吧，我不想住在这样一个城市，城池的底下又是一座古城，建城的材料全是些废墟，城里的花园成了一座座陵园。土地已经发白，交上了厄运，还没等采取必要的手段，大地恐怕就要遭到毁灭。带着这些回忆，我将居民重新迁入森林，然后安然入睡。
到了这个季节，我的来客很少。积雪最深的时候，我能一连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都没人敢来看一下，但是我照样过得舒舒服服的，就像田鼠、耕牛或家禽，据说它们长期埋在大雪堆里，就是没有食物，也能活下来；要不就像本州萨顿镇的那家早期移民，1717年他不在家的时候，一场大雪将他家的房子彻底覆盖，只有烟囱冒出的热气在积雪中化出了一个洞口，才使一名印第安人发现了这座房子，从而解救了他们全家。但是没有友好的印第安人关心我，其实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房屋的主人正好在家。好大的雪啊！听上去多么开心啊！农夫们如无法带着牲口赶到森林和沼泽，他们就得砍掉屋前的绿荫树，积雪变硬的时候，他们就得到沼泽地里去砍树，等到来年春天一看，他们砍树的地方离地居然有10英尺。
积雪最深的时候，从公路到我家，我走的这条路有半英里，可以说迂回曲折，虚线点点，点与点之间还有很大一片空白。在一连一个星期的平和天气中，我来来去去，迈着同样多的步子和大小一样的步伐，每走一步，都要深思熟虑，准确无误，就像两脚规一样行走在我的足迹上——冬天使我们变得按部就班——可是足迹上常常映有蓝天的色彩。不过，没有什么致命的天气阻碍过我散步或者说外出，因为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中步行8到10英里，赶去跟山毛榉、黄白桦或松树中的老相识约会，到了这时，冰雪已经使树枝低垂，树顶尖尖，使松树变成了冷杉，有时候，我跋涉在近两英尺深的积雪里，来到最高的山顶，我每迈一步，就将头顶的积雪摇下来；有时候，我匍匐前行，在雪地里扑腾，因为这时，猎手们都已回家过冬去了。一天下午，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一只大林枭（Strix nebulosa）栖息在一棵五针松下面的枯枝上，位置靠近树干，此时大白天，我离它只有一杆远。我只要一移步，就会在雪地上发出声音，它就能够听到，但却无法看到。我一发出声音，它就会伸长脖颈，竖起脖子上的羽毛，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很快，它的眼睑又耷拉了下来，开始打盹儿。看它看了半小时之后，受其影响，我也有点睡意了。它坐在那儿，两眼半睁半闭，就像一只猫或者说猫的有翼兄弟。它的眼皮之间只有一条细缝，靠着这道细缝，它跟我保持着一种半岛似的关系；就这样，它眼睛半睁半闭，从梦境中向外观看，极力想了解我这个模糊的物体，或者说挡住了它的视线的尘埃。最后，由于声音更响，或者说由于我越靠越近，它开始变得不安起来，慢慢地在栖枝上转了个身，好像对有人打断它的梦感到十分恼火。它振翅飞过树林，翅膀展得奇大，可是我却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就这样，它不是靠视力，而是凭借自己对周围环境的灵敏感觉在松枝间飞翔，可以说，它是用自己敏感的羽毛，在黄昏中摸索前进的路线，最后，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栖枝，可以在那儿宁静地等到第二天黎明。
漫长的铁路堤道横贯草地，每当我从此经过，都会遇到一阵阵凛冽的寒风，因为只有到了这里，寒风吹起来才无所顾忌。冰霜吹在我的左脸上，虽然我是个异教徒，但我还是把右脸也迎了上去。就是从布里斯特山的马车道走，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因为我还要进城，像个友好的印第安人一样，旷野上白雪皑皑，可是此时，它们全都堆积到了瓦尔登路两侧的墙里，用不了半个小时，行人的足迹就给抹掉了。等我回来时，新的积雪又堆起来了，于是我在积雪中挣扎，忙碌的西北风不停地将粉末状的积雪堆在路的拐角口，使你看不到兔子的足迹，就连田鼠的细小足迹也看不到。然而，就是到了仲冬季节，我也常常看到一些温暖而有弹性的沼泽，在那里青草和臭菘仍在泛出持久的绿色，一些耐寒的鸟儿也会来此等待春天的到来。
有时候，尽管大雪纷飞，但是我晚上散步回来时，常常要越过一行深深的脚印，一直通到我家的门口，这是樵夫离开我家时踩出的，我还在壁炉上发现了他削下的一堆碎木片，屋里散发着他的烟斗味。或者说，如果我哪个星期天的下午碰巧在家，就会听到一位长脸的农夫踏雪而来的声音，他从树林深处摸到我这儿，说是要跟我聊一聊。他是少数“农庄人士”中的一位，他穿的不是教授服，而是工作服，并准备随时引用教会和政府的道德言论，就像从牲口棚里拉一车肥料那样得心应手。我们谈及了原始时代和简单时代，那时候人们围坐在火旁，虽然天气寒冷，但却令人振奋，大家一个个头脑清醒；如果没有其他点心，大家就用自己的牙齿试一试聪明的松鼠从前丢下的许多坚果，因为果壳最厚的坚果，往往都是空的。
积雪最深，暴风雪最强的时候，一位诗人[7]从大老远跑来看我。一位农夫、一位猎手、一位士兵、一位记者，甚至连一位哲学家都有可能畏而怯步，但是什么也吓不住一位诗人，因为他的动机是纯粹的爱。谁能预测他的来去呢？他的职业随时呼唤着他出去，就是医生睡觉也不例外。我们让这个小小的屋舍欢笑不断，回**着清醒而低沉的谈话，足以弥补瓦尔登谷长久以来的沉默。相比之下，百老汇显得幽静、荒僻。说到开心处，两人往往开怀大笑，笑的可能是指刚刚谈及的俏皮话，也可能指将要说出的笑话。我们一边喝稀粥，一边提出了许多“全新的”人生理论，而这碗稀粥既可请客，又可使人头脑清醒，正是哲学所需要的。
我在湖滨的最后一个冬天，还有一位备受欢迎的来客[8]，这事我绝不会忘记。有一次，他穿过村子，顶着雨雪夤夜前来，直到从林中看到我的灯光，和我度过了几个漫长的夜晚。他是最后一批哲学家中的一员——是康涅狄格州将他推向了世界——他先是帮这个州推销商品，后来他宣布推销他自己的头脑，一边宣扬上帝，一边贬黜人类，只有头脑才能结出硕果，就像坚壳里面才有果肉一样。我想活人当中，只有他的信仰最坚定。他的言语和态度表明，一切要比人们了解的要好得多。随着时代的推移，只有他不会感到失望。眼下他没有什么计划。不过尽管他此刻多少受点冷落，但是随着他的时代的到来，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法规就会生效，一家之主和统治者就会向他征求意见。
看不到清澈的人是多么盲目啊！
人类的一个忠实朋友，也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朋友。一位老凡人或者不妨说一位不朽之人，怀着不知疲倦的耐心和信仰，将镌刻在人类躯体上的形象一一加以澄清，而人类之神此刻已面目全非，仅仅成为一座座歪斜的纪念碑。他才华出众、待人热情，拥抱过孩子、乞丐、疯子和学者，各种思想兼纳并蓄，从而给他的才华增添了宽度和雅致。我想他应该在世界公路上开设一家旅馆，让全球的哲学家云集于此，他的旅馆招牌上应该写着：“招待的是人，而不是他的兽性。悠闲安逸、心智平和、真诚地寻找正确道路的人，请进。”我的熟人当中，恐怕就数他神志最清、心计最少；昨天和明天一点没变。从前，我们一起散步，谈话聊天，完全将世界抛诸脑后，因为他不受世界任何制度的束缚，是个生来自由的人。无论我们拐到哪条路，天地似乎都要交汇，因为它给风景增添了美丽。一个身着蓝衣的人，其最合适的屋顶就是反映其清澈的苍穹。我看不出他如何会死。自然不会丢下他不管。
我们彼此吐露了自己的思想，就好像将木片拿出来晾干，我们坐下来，将这些木片一一削碎，试试我们的刀锋，同时欣赏着松木中淡黄色的纹理，我们满怀敬意，轻轻地涉水而过，要不我们就平平稳稳，携手并进，这样一来，思想之鱼就不会吓得逃离小溪，也不会害怕岸边垂钓之人，而是来去庄重，仿佛掠过西天的云彩，珠母似的白云一会儿汇集，一会儿又消融。我们在这儿工作，修订神话，润饰寓言，建造空中楼阁，因为大地提供不了优秀的基础。伟大的观察者！了不起的预言家！与他聊天真是新英格兰之夜的一大享受。啊！我们进行了如此的谈话，诗人和哲学家，还有我提到过的老移民——我们三人——我们的谈话扩大了我的小屋，震得它霍霍作响；我不敢说，在大气压力之上，每一英寸圆弧圈承受了多少磅的重量，但是它已经开了缝，需要塞进很多乏味的话，才能阻止日后的泄漏，幸好我已让人捡了不少这类麻絮。
另外还有一个人[9]，跟我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令人久久难忘。这个人住在村中自己的家里，但时时跑来看我，除此之外，我在那儿再也没有什么朋友了。
跟在别处一样，有时候，我也期待着从不来访的客人。《毗湿奴往世书》②说过：“黄昏时分，一家之主应该立在院子里，花上挤一头奶牛的时间，等待客人的到来，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多等一会儿。”我常常恪尽职守，殷勤等待，但是挤整群奶牛的时间都过去了，也没看到城里来一个人。
[1] 小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95—前46），大加图的曾孙，死于尤蒂卡。
[2] 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前236—前183），罗马将军，曾打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进攻，赢得“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的美名。梭罗这儿用的是双关语，意指奴隶起源于非洲。
[3] 戴夫南特（William Davenant，1606—1668），英国诗人，《龚迪伯特》是其创作的一篇英雄史诗。
[4] 双关语，“神经”原文是Nervii，原指公元前57年被恺撒打败的一个北方欧洲部落。而梭罗这儿的意思是说查尔姆斯编的诗集征服了他的神经系统，就像恺撒征服了部落一样。
[5] 见《圣经·耶利米书》，18：3—6。
[6] 双关语。原文中“穿皱”（Coil）与“夸尔”（Quoil）谐音。
[7] 指小钱宁。
[8] 指阿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超验主义者、教育家。
[9] 指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梭罗的邻居、朋友和导师。② 印度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