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20日，正在北京访问的杜威夫妇（John Dewey，Alice Chipman Dewey）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饶有兴致地说：“有一件事你一定很高兴知道，北京美国化程度已经到了我们每天至少吃一次冰淇淋，一次两大份。这很有帮助。”[2]
只在北京逗留几个月的杜威夫妇尚且为能吃到自己国家的、熟悉的食物而开心，更何况那些较长时间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事实上，无论是出于情感归属的原因，还是出于生活舒适、讲究卫生等原因，多数欧美侨民倾向于在北京维持西式生活。但也有例外，《丰腴年代》（The Years That Were Fat）的作者美国人乔治·凯特（George N.Kates）刻意要体验、感受北京当地居民原汁原味的生活，为作品提供真实的素材，于是就住进了中国人社区，像老北京居民那样生活。
一、房屋的现代化改造
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人士极力维持西式生活，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中式房屋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上。
众所周知，一部分在京欧美人士居住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如外交官、使馆卫队、一些邮局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洋行商人等。使馆区的建筑基本上都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重建的，“人们可以找到所有常规的欧洲或美国建筑——教堂、银行、商店、医院、俱乐部和饭店宾馆。每一栋建筑都试图展现大洋彼岸其本国的一些元素，因此这些来自美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的‘碎片’紧挨在一起”[3]，组合成了使馆区独特的风格。不仅从外观上看，从内部装饰和房屋设施看，使馆区的建筑也较现代，自来水、电灯、框格窗、铺好的地板、粉刷好的墙壁、暖气片等，样样俱全。以六国饭店一个普通客房为例，其内部布置包括“整洁、盖着绸面鸭绒被的英式床，花边窗帘，装有镜子的大衣柜，电灯，配有冷热水龙头的盥洗室，床头小桌和桌上红色丝绸罩着的小灯，舒适的安乐椅”等[4]。即使是东交民巷邮政公馆（Postal House）的一个小公寓，也有“一个L型的门厅，一个大客厅，一个大餐厅，一间用作办公室的小书房，两间卧室，两个浴室，一个厨房，一个食品储藏室，好几间佣人房”[5]。
图3.1 20世纪20年代，北京某个外国人住处的布置：从上至下依次是：起居室、壁炉、餐厅、书房[6]
摄影者：甘博（Sidney D. Gamble）
而居住在使馆区外中国人社区里的外国人，租赁房屋时则会尽力寻找较靠近使馆区且有现代水电、卫生设施的房屋。在《京报》（Peking Gazette）、《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等北京当地英文报纸上，外国人所登的“房屋求租”广告和房主所登的“房屋出租”广告，大多都会强调“现代”（Modern）、“已装修”（Furnished）、“外国风格”（Foreign style）等字眼。
“从来没有被外国人租住过”，没有“任何改造”的中式房屋，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炕，但是没有电灯，没有木地板，没有自来水，除了一些火炉之外，没有供暖设施[7]，更别说现代卫生间了。而且，“中国人所谓的‘一间’房，是指房梁构成的一个个格子。每个格子通常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架在一根根柱子上，柱与柱之间砌隔墙。若是外墙的话，就用砖砌；内墙则用木板隔，甚至只糊一层纸”[8]。对于欧美侨民来说，传统北京的四合院房屋是十分不方便且不舒服的，而且卫生环境也不尽如人意。比如，一位美国女士就在一封信中写到，“我们进行烟熏消毒了三次，消耗了许多煤油，结果还是在我们所有的**发现了数量多得足以供商营的臭虫（Bed-bugs）”[9]。因此，在使馆区外租住中国人房屋的欧美侨民，或多或少地都要对房屋进行改造，以满足他们对住房的现代化要求。
举例来说，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科考探险家、美国人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在王府井大街“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座理想的房子”，这座房子“由一系列独立的平房组成，之间用走廊连接，并且围绕着露天的院子而建”，“占地超过1英亩”。该房子前一位租客莫理循已经“将原来的161间房，敲掉了隔墙、拆毁了两栋平房，改造成47个大房间，围绕着八个院子”。安得思租住时，又请了“一群木匠和水暖工人在几个月内创造了奇观”[10]，铺上了木地板，建造了五个卫生间、一个可以容下六辆车的车库和一个马房，还有实验室和内有冲洗照片设备的黑屋子，此外，安得思还买了外国草皮来铺草坪。
另一个美国人、《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哈雷特·阿班描述自己在象鼻子坑附近租住的房子时说，“我的房子是平房，有‘房间’逾百，合抱着五个院子。院子敞阔秀美，最南的院子中间有条砖砌的小径，樱树和李树夹道。朝北数去，第二个院子中间，有个六角亭，夏天时，我便在里头写稿。我的卧室和浴室都在这个院子里。再穿过一道半月形的拱门，便到了第三个院子，起居室和餐厅都在这一进的院子里。再后面的院子是个菜园子，它的西边连着另一个院子，两旁的房间都是下人住的，洗衣房也在这儿。房子的北门开向一条窄巷，中文名字的意思却是‘大新街’。南门外则是块空地，人称‘象鼻泉’，因为有一口旧石井在。清王朝全盛的时候，宫里的大象一早一晚都来这里饮水”。虽然优美静谧，阿班仍感到不够舒适，因为“中国人的房屋里既无卫生设备、玻璃窗，也没有壁炉。房间的地面一般铺石板，要不就铺松软、易渗透的砖”。于是，他“把一堵堵的隔墙都砸去，做成五大间‘外国式’的房间，铺上了木地板，把纸窗换成了玻璃窗，接上了水管、电线”，“还铺张了一下，造了两个壁炉和三个火炉”[11]。
1937年左右，新西兰出生的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住在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女士家里，艾达·普鲁伊特女士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写了《汉族女儿》（A Daughter of Han）一书。据贝特兰描述，他们居住的这座四合院在一个胡同里，“正前方是北屋正房，这里通常有挂了家族人像和摆的规规矩矩的家具的‘正厅’，如果房客住的是外国人的话，则是客厅和起居室。北屋一般比其他屋子高些，梁和椽露在外面，漆成朱红色”，而东屋是“艾达和她两个女儿的卧室，一间浴室”，西屋“有一间大饭厅和厨房”，南屋除了贝特兰占一间客房外，“大都是仆人住房”[12]。这样的房屋布局，显然是经过改造的结果。
在京欧美人士纷纷对中式房屋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得许多外国洋行看准商机经营销售供暖、卫生、电气等设备并提供工程改造的服务。这些洋行中就有前文所述的法商昇昌忠记行和美商海京洋行。英商洋行G.N.Haden & Son还在英文《京报》上登了广告，推销其建筑暖气建设、改造工程业务（见图3.2）。
图3.2 G.N.Haden & Son在英文《京报》上的广告[13]
二、维持西式生活的购物条件
在京欧美人士的“西式生活由各种进口商品构成”[14]。民国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其附近的王府井大街，是北京的贸易金融中心，不少洋行、商店出售欧美进口商品或提供西式服务。这些洋行、商店里的洋货品种多样，离欧美人士生活的社区也近，这就给侨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便利。表3.1列出了在京欧美人士经常光顾的洋行或商铺，从衣帽、杂货到家具、珠宝，一应俱全，而且，他们并不需要走多远就可以买到想要的商品。
表3.1 在京欧美人士经常光顾的洋行、商铺[15]
续表
洋行商铺销售的具体商品，我们可以从1925年克喴洋行的一份“失物清单”[16]中窥见一二：小银杯、小方形夜光闹表，外国石头小坐表、皮祫包夜光闹表，外国造的手铃（猴形和前清人形），日本水晶串、包银刷子、银刷子、银叉子、银碟、银勺、银镀金勺、银剪子、银锉、千里镜，外国造的银烟盒、琥珀香串、象牙香串，外国造的银珐琅镀金里粉盒、包银叉子、包银刀子、照相盒子、银手提口袋，外国造的细皮钱夹边镶银边。
为了方便在京欧美人士的购物和生活，民国时期，北京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给他们看的购物指南，如中英文互译的《北平指南》[17]，《北平购物指南》（The Peiping（Peking）Shopping Guide）[18]等。北京外国妇女联合会编撰的《北京实用手册》（Peking Utility Book）中亦有“购物指南”一章，其中还特别列出了婴儿衣服、小孩玩具，供带小孩的母亲阅读参考[19]。
除了从北京的洋行、商铺购买所需的商品，许多在京欧美人士还从其本国购买商品——大到家具，小到纸笔——邮寄到中国，尽管“这个过程非常耗时”[20]。晚清民国时期，北京的对外贸易还不那么发达、进口商品还不能完全满足欧美侨民所需，还有一些人对于所需要的商品的种类和品质比较挑剔，务求尽善尽美。对这部分欧美人士，通过其本国亲友代购商品再邮寄到中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Robert Hart）在1900—1907年，为了重建北京的海关总税务司办公楼及其私人住宅，陆续让其好友、中国海关驻英国官员金登干代为采买、订购、邮寄了一些英国商品到北京，包括茶具、餐具、玻璃器皿、桌布、各种大件家具、衣服、纸、信封、组建乐队的各种乐器等。有时，他会很详细地交代金登干，如“寄两把随身携带的小折刀来，每把带四个刀片。请注意，刀子一定要锋利，质量要好，特别是修指甲的刀片”[21]。
此外，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欧美银行，为在京欧美人士提供了便利的支票、存取款、兑换外汇等金融服务，更加方便了他们的购物和日常生活。
三、相对独立的教育
民国时期，北京先后出现了几所为欧美侨民的小孩提供教育的学校，现以1921年为例，列表说明这些欧美学校的情况（见表3.2）。
表3.2 1921年北京欧美孩童就读学校情况表[22]
这些学校大多独立于中国的教育体系，直接与欧洲或美国的教育接轨，即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回国后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的年级继续学习，以后也可以申请升入大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专门为欧美人士子女的教育而服务的学校，一方面是由于北京欧美侨民数量的增加，欧美人社区的扩大，需要入学的适龄孩童数量也相应增多，中、小学教育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落后的中国式教育，欧美人士更倾向于本国较先进的教育模式。另外大多数欧美人士在北京只是暂时性居留而非永久定居，其子女回国后必然面临升学的问题，而满足在京欧美父母的要求、解决将来面临的子女升学问题的最好方法，无疑是将子女送入北京的欧美学校就读。
北京这些欧美学校的创办者和主办者多为基督教会。由于美国各基督教会比较重视教育，而且民国时期在京美国侨民的数量也较欧洲任何一国的侨民多，因此，美国教会开办的这类学校，从数量和专业性来看，都占据优势。
总体来说，由于在京欧美侨民数量毕竟有限，所以北京欧美中小学校的规模都不大。学生数量相对较多的“北京美国学校”，1921年，也不过只有150名左右的学生就读。但是，这些学校的年级设置大多齐全，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有，其课程设计、教学水平也相对较高，并力求与本国的高水平教育接轨。葛乐士（Charles T.Cross）是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传教士的儿子，1920年在北京灯市口的公理会大院里出生、长大，曾在“北华美国学校”学习。据他回忆，学校设有七年级至十二年级，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国人，并不一定都是教会人士的孩子，但学生数量从未超过50名；学校实行“理想化的美国教育模式”，有不少年轻的教师毕业于哈佛、耶鲁、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名校，他们“竭尽全力、近乎成功地教育学生，使学生能够升入美国大学”，同时，也负责向学生传授美国的社交技巧[23]。1940年，葛乐士回国后，进入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学习，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汉语学习，欧美人士也并不满足于中国人原有的汉语教育方法，因此，几个英美新教教会与英美使馆联合创办了“华北协和华语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为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提供汉语教育。
四、宗教信仰的维持
民国时期，北京外国人的宗教信仰与他们的国籍密切相关。据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统计，北京非使馆区外国人中，几乎一半信仰耶稣教（即新教），约十分之一信仰天主教（见表3.3），与北京美、英国人远多于法国人的人口事实相符合。
表3.3 1936年北京各区外侨宗教信仰统计表[24]
东交民巷及其附近区域新教及天主教教堂分布相对密集，除了表3.4列出的之外，还有位于灯市口的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崇内孝顺胡同的美以美会（Methodist Mission）、崇内金鱼胡同的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等教会教堂。使馆区内欧美各公使馆也大多附设有小教堂（Chapel），根据意大利外交官华蕾（Daniele Vare）的回忆，意大利公使馆大院内有一个“装饰有吊顶的小教堂”，虽然“叫小教堂（Chapel），却跟一般的教堂（Church）一样大”[25]。有了这些教堂的存在，在京欧美人士参加礼拜、做弥撒，或参与其他教会活动十分方便。
表3.4 东交民巷及附近区域主要教堂表[26]
五、西式交通、通讯和西文报纸
民国时期，在汽车还未普及、道路还未修整之前，北京欧美人士的出行工具主要是马和人力车。他们“骑马去跑马场，去西山，去颐和园，甚至在北京城内也骑马往来，比如去天坛或北堂”，“马匹成为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27]。欧美人士还可以选择到马车行租赁马车，马车行遍布城内，如东交民巷的骏利马车行、崇内大街的升昌马车行等，价格大约四五元一天。但是，大多数在京欧美侨民更喜欢自己购买和饲养马匹，除了用作代步工具，还可以骑马进行锻炼、郊游和娱乐。人力车是晚清民国时期北京人出行的重要方式。人力车价格低廉，包月20多元，每日约1元多，而拉散座车每小时2角钱或每里铜元2枚，碰到雨雪天气，车价随之增长[28]。许多欧美人士会采取包月的方式，专门雇佣一个人力车夫为其服务。比如，在艾达·普鲁伊特家，男管家“有一个已成年的儿子，他拉着一辆闪闪发光的人力包车，亚麻布的垫子平平整整，车灯擦得亮亮的。在一些正式场合艾达乘这辆车外出”[29]。
图3.3 20世纪20年代，卡拉瑟斯先生与马（D.W.Carruthers & Horse）[30]
摄影者：甘博
图3.4 1913年，顺利饭店（Hotel Du Nord）外，美国人雇用马车装运物品[31]
摄影者：Frank Nicholas Meyer
大约1917年以后，北京街头的汽车才渐渐多起来，这可以从报纸上汽车及汽车行广告的增加、汽车行数量的增多上反映出来[32]。汽车行大多分布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周边的东四牌楼、王府井大街、西单等区域（见表3.5）。
表3.5 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主要汽车行[33]
续表
欧美侨民租赁汽车十分方便。汽车租赁价格大约一天20多元，按小时计算的话，第一个小时3元，第二、三个小时2.5元，三个小时之后每小时2元[34]。也有一些在京欧美侨民自己购买汽车，1919年左右，一辆美国产的福特（Ford）牌汽车在北京市场上的价格大约为1900银元[35]。通济隆（Thos.Cook & Son）等旅行社也为在北京居住的欧美人士到西山、明十三陵、北戴河等北京周边地方游玩提供汽车服务。
中国过去并无汽车交通规则，北京汽车交规如“红灯停绿灯行”、汽车按马路交通指示牌行驶、汽车避让行人、不能酒后开车等都是先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订立、实践，后施行于整个北京城区的。
由于洋人是近代交通规则的开创者，因此北京的洋市民总的说来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但也有个别素质差的人酒后开车，惹出了事端，不得不赔钱了事。
1933年7月1日，一个法国人酒后开着一辆604号法国使馆号牌的小汽车上了王府井大街，结果在东安市场附近撞倒了一辆运煤的小推车。推车人叫赵全玉，当时正给东安市场送煤，被汽车撞倒在地后，面部、腿部受伤。不巧的是，手推车倒地时碰坏了警察白耆泽的自行车，他当时正骑着车巡逻。法国人见出了车祸，就赶紧下了车，白警察命令他查看被撞的赵全玉的情况。这名法国人把受伤的赵全玉搀扶到了汽车上，准备开回使馆。白警察也上了汽车打算一起去，没想到法国人突然抽出皮鞭连续抽打白警察，后者并未还手只是遮挡。围观的市民越来越多，法国人发了酒疯逢人就打。白警察抽空跑开给区署警局打电话报告，等他回来时发现法国人的呢帽、皮鞭都掉到了地上，白警察捡起这两样东西，和区署派来的警察一起把法国人带到了区警察局。车祸发生当天，“已有法国兵营武官来署道歉，次日后由本署通知法国使馆，并经派来韩德威参赞到署，将该法国人滋闹及肇事地点详查，一周允为报告法国公使处理，并将修理物件及医药等费按共计洋二十六元交由该国使馆，请其照数送署”[36]。此事发生后，北平市公安局下大力气整顿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段的交通秩序，“凡赴市场之车辆乘客下车后，汽车、车马暂准在王府井大街马路西道牙顺序停放，人力车则令停放附近巷内，马路上一律不准空车揽座、候座，并不准来往盘旋”[37]。
至于邮局、电报或电话服务，对居住在北京的欧美人士来说，也相对容易获取。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设立了本国的邮局。中国邮政总局设在东长安街，设在欧美人聚集区的支局有：崇文门内小报房胡同的第一支局，东交民巷台基厂的第二支局，东长安街的第十支局，煤渣胡同的第十六支局等。中国邮政收发的“去英国之邮件每逢星期二、三、六的下午九点封发，去欧洲他国及美国之邮件每逢二、三、六的下午四点半封发，逾时再有寄交此项邮件，即于晚九点续封一次”[38]。北京电报总局也设在东长安街，离欧美社区很近，便利了欧美侨民的发报收报需求。最后是电话服务，固定电话每月收费5到7元不等，北京境内通话每次1角，对于大部分在京欧美侨民来说，这点钱并不是负担。此外，东交民巷使馆区许多公使馆都设有自己的电话专线，美国使馆更是“建设了大型无线电站，据说可以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络”[39]。
西文报纸是北京欧美侨民获取中外信息的最重要的来源，正如著名记者赵敏恒所说，“在华的外人，如英、法、俄、德、日，都靠本国人在天津、北平、上海、汉口等处所经营的报纸，以获得每日在华的新闻。不过也有少数的外人，因为本身事业的关系，请一个华人辅助阅读华文报纸。即或如此，他们对于重要的新闻，也还是常常阅读西文报纸，与华文互相核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文字不是一种国际的文字”，而“外人在华专心学中文的，只有传教士或公使馆、领事馆的办事人等，至于大多数在华的外国商人，并不学习中文，一切新闻，专靠外国报纸”[40]。举例来说，欧美人士阅读的报纸主要有英国人办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美国人办的《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和《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德国人办的《东亚劳埃德报》（Ostasiatische Lloyd）等。此外，北京还长住着一些通讯社或报社记者，如英国路透社（Reuters Ltd.）、美国联合通信社（Associated Press of America）、华俄通信社（Rosta News Agency）、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他们与本国及中国各地分社之间有密切的信息互通，这样外侨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各地的局势和新闻。
表3.6 1912—1937年在北京创办、发行的外文报刊表
也有一些英文或法文报纸是在北京创办发行的，创办者中不乏精通外语和新闻的中国人（见表3.6）。这些报纸定位的读者群是北京的欧美人士和通外文的中国精英人士，一些公使馆和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也会在上面发通知和公告。但就报纸影响力和新闻的质量来看，还比不上前述的那几家创办于上海或天津的大牌外文报刊。以英文《北京导报》为例，1927年左右，该报纸已经由美国人收购，由美国人柯乐文（Grover Clark）担任主编。虽然也有中国股东，但其性质是美国公司的资产，三位董事分别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基督教青年会书记艾德敷（Dwight Woodbridge Edwards），半教会性质的华北语文学校校长裴德士（W.B.Pettus）[41]。根据在该报短暂工作过、后来成为《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的哈雷特·阿班的观察，1927年，英文《北京导报》的发行量只有1200份，而且，“报纸的内页主要是重印美国报纸的内容，而这些美国报纸运到中国时，已经晚了一个月了。头版一般是美联社的电讯，要不就是其他带有半宣传性质的通讯社的免费电讯（这些通讯社往往是由中国、日本或苏联的各种组织资助的）”，“除了美国出版物上剪来的内容，几乎没有社论”，“本地新闻也极少，因为报纸没有记者”[42]。相对来说，当时著名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就比较成功，不仅在北京等地派驻了记者，还有时政新闻和社论。据调查，1933年，《字林西报》的销量达9000余份[43]。《字林西报》的前身就是《北华捷报》。1864年，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把《北华捷报》的副刊《航运与商业日报》改名为《字林西报》，不仅扩大其新闻业务范围，而且还独立发行。《北华捷报》反而成了《字林西报》的附属周刊。该报纸的主要读者是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和普通侨民，它在北京很受欧美人士的欢迎。现在看这些外文报纸，它们对中国问题的报道还是比较真实的。
关于北京的英文报刊，值得一提的还有新西兰出生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等人创办的《民主》。根据贝特兰回忆，20世纪30年代，“斯诺发现伦敦《每日先驱报》对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系列报道兴趣不是很大。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可以登几篇采访记，而我们需要的是一家能够突出报道我们所看到的实际问题的刊物。于是我们决定创办我们自己的刊物，教友派基金会给了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用以支持任何‘体现基督教教义’的刊物。这当然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个新刊物取名为《民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这是一个有危险的革命的名称。它以英文在北京出版。但是从一开始，它就立即被译成中文，并且广为流传。在这个刊物上，我们得以发表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就是我谈西安事变的《中国的危机》一书的主要内容。主编《民主》的人是一个突然出现在北平的英国青年约翰·利宁。他是剑桥出身的，曾经是剑桥拳击选手，得过冠军，很可以把自己看作既是学者，又是社会主义者。他在中国有过一段短短的革命经历，后来同一个传教士的女儿结了婚，并且成了一所时髦的英格兰寄宿学校深受爱戴的教师”[44]。
六、现代医疗卫生设施
民国时期，欧美教会及欧美人士对北京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本身也是北京医疗卫生近代化的直接受益者。
北京的欧美医院，如妇婴医院、同仁医院、法国医院、德国医院等，多为教会所创办，开设有妇科、产科、儿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等，基本上可以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而其分布地点与欧美侨民的主要生活区域是重合的，即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其附近区域（见表3.7），外国人就医十分方便。这些医院虽然不全是为欧美侨民服务，中国人也可以去看病，但医院大多有外国人咨询或门诊的专属时间。医院的收费，就单人病房而言，靠近使馆区的欧美医院比远一些的医院或中国医院普遍要高。
表3.7 民国时期北京主要外国医院表[45]
续表
除了医院，一些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还设有药房诊所（Dispensary work），可以为外国侨民提供服务，同时也为中国人提供医药服务。还有一些个体欧美医生、私人诊所和药房散布在欧美社区内，如住在金鱼胡同的孔医士（Dr.J.G.Cormack），住在西观音寺的美国女医士连思立（Dr.Ethel Leonart）[46]，崇文门内大街的华安药房（American Drug Store）、利华药房（Legation Pharmacy），北京饭店内的新大药房（Pharmacie Nouvelle）等。此外，欧美侨民还可以雇佣私人护士为其服务（虽然此时护士人数总体来说并不多），这些欧美私人护士多数住在使馆区以东的顶银胡同和贡院西街[47]。
民国时期，在医疗卫生方面，北京的欧美侨民明显有别于多数本地居民，不仅表现在他们能够享受比较先进、舒适的医疗设施服务，更表现在他们总的来说具有比中国人强得多的现代卫生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葛乐士家有一些“严肃的实际卫生规定”：坚决禁止从中国人那儿买糖果，因为“天气热的时候，会招来苍蝇，冬天的时候，街道上都是灰尘”；不允许葛乐士没有父母陪伴，就去东安市场，因为那儿拥挤不堪，人们随意地咳嗽和吐痰；等等[48]。又如，当得知乔治·凯特要住没有经过现代加工改造、没有卫生设施的中国房屋时，认识他的人都为他的健康感到担忧[49]。
让我们再来看看意大利外交官华蕾在其书《含笑的外交官》（Laughing Diplomat）中记述的在北京经历的有关卫生的几件事。
1.1913年1月6日，是华蕾一家刚到北京不久的日子。华蕾的妻子贝蒂娜（Bettina）到中国市场购物，结果只带回来两个日本盘子和一个篮子。她惊恐地说，她看见“有一个麻风病患者依靠在卖肉摊挂出的牛肉旁边”，因此，“她决定在中国期间，只吃素食”。华蕾与妻子开玩笑，叫她最好不要去菜市场了，要不然她就真没什么可以吃的了。[50]
2.1913年10月17日，华蕾的第二个孩子要出生了，一整天，使馆卫队水兵们（医生害怕感染，不允许中国人靠近）在房子里忙上忙下，用刷涂料的刷子清洗房间地板，熏蒸房间以消毒，拆下蚊帐，清洗“手术台”等。[51]
3.华蕾说：“唯一能在北京的沙尘里活得很好的是我们母亲，她85岁的时候经西伯利亚来北京看我。我的母亲属于不太关注卫生的那一代人，但是她有大量的时间去开发体内的抗毒素。她会试吃市场不同货摊的中国食物，那些都是我们不敢接触的。她说，那些中国食物很好吃。我的母亲到达北京不久，天花开始流行。我们使馆的医生给我们都打了疫苗。他问我，他是否应该给我的母亲也打一针。我说，‘问我也没用，你得自己去问问她怎么想’。医生走向我的母亲，带着迷人的微笑问她：‘您上次打疫苗是什么时候呢？’我母亲回答：‘84年前。’医生最终什么也没做。”[52]
从这些生活细节可以看出，在日常生活中，与普遍的中国人不同，与其母亲那一代也不同，华蕾一家已经有意识地关注食物的清洁、手术前的消毒、瘟疫的防治等方面的卫生，并积极地践行。
七、旅游避暑度假
民国时候的北京，春暖花开的时候，“草木向荣，中外仕女，多有往郊外踏青者”[53]，西山一带，游人更盛。到了夏季，暑热难耐，为了躲避高温，北京欧美侨民常常到西山、北戴河、山海关等地旅游，兼带避暑度假。
西山一带是清末民初在京欧美人士开辟的第一个踏青、避暑度假的好去处，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在京外国居民必到之处”[54]。1918年以前，欧美人士多骑马或乘马车前往，费时费力。到了1918年7月，从北京城区经卢沟桥到西山各处景点的大马路竣工，可通行汽车及马车。自此，从使馆区开车到西山的第一个村庄只要一小时十五分钟[55]，大大方便了外国人到西山游玩或住宿。此外，要去西山还可以从西直门坐火车到门头沟，每天上午有两趟车，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到[56]。
欧美人士在西山，尤其是“八大处”，常常租赁寺庙房屋而居。在《京报》等英文报纸上，夏季经常可以看到出租“西山小屋”之类的广告。西山附近也有西式风格的旅店，为游客提供住宿。有一部分欧美人士则长期租赁西山上的房屋，尽管他们可能每年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待在那里。为了居住方便，他们还自费对房屋设施做一些现代化的改造。在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工作的托马斯（Tomas），就为他在八大处附近小寺庙租赁的房屋增建了浴室[57]。总体来说，外国人在西山过着物质条件相对简陋但是清静的生活，他们谈诗、学中文，乐于享受西山的美景和宁静。当然，有邮差帮助他们“与城内保持日常联系”[58]。
曾担任驻京英国公使馆随员的密福特（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曾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生动详细地描述了他在西山碧云寺的避暑生活：“我们的住处包括寺庙一边的几个小房子。我们在露天的亭子里进餐，亭子的四周环绕着池塘和假山，还有一丛一丛的蕨类和苔藓，高大的树木为它们遮住了阳光。冰冷的泉水从岩缝流入池塘，我们把啤酒放在水里冷藏到完美的温度。我们刚到的时候，泉水被改道了，池塘干涸，但是我们召集了几个苦力，很快就把它恢复正常。来这里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下雨，我们就无法洗澡，你能想象当时我们的感受吗！这个季节，这么炎热的夜晚，早上起来洗个澡十分必要。僧侣几乎没有说什么，当一场倾盆大雨拍打山峦，我们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享受最甘甜的自然之浴。我们在这儿的生活非常简单，也非常、非常无趣。我们只有两个人，我和索兰（Saurin）。我们天亮之后起床，有时早些，有时晚些，八点吃早餐，下午三点吃晚餐。晚餐之后，我们会骑骑马，或者爬爬山，八九点的时候回来喝茶。之后的一个小时，我们坐着吸我们的方头雪茄，边聊家乡边看萤火虫，根据中国的传说，萤火虫被孔子及其弟子们用来当灯使用。俄国公使馆也在西山租赁了一座寺庙，骑马大约一个半小时可以到，与他们的互访成为打破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单调的唯一一件事。我的中文老师也在这儿，早餐到晚餐之间的时候，我跟他学汉语。余下的时间，我随身携带着我的功课。我把它们写在纸扇上，这是一种重要的时时提醒我学习的妙计。我们不堪蚊虫困扰，其中有一种叫作沙蝇（Sand-fly）的小虫最毒，黄色、比蠓还小，幸好它不像绿头苍蝇那么大，否则我真要觉得被它咬一口就会致命了。蝎子也很多，我们有人被蜇过。某天晚上，我们听到有人大声哀嚎哭泣，好像整个世界就是爱尔兰的守灵仪式。第二天早晨，我们的仆人告诉我们说，帮厨的手被蝎子蜇到了，在一个小时内就死了，但是后来他又活过来，并好转了。”[59]
图3.5 20世纪20年代，一些欧美人士在西山八大处（上图）和卧佛寺（下图）的合影[60]
摄影者：甘博
驻京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在八大处租赁寺庙的房屋，而意大利外交官华蕾的住处则更远一些，但据华蕾的回忆，他们常常在石头路上相遇。有一次，朱尔典指给华蕾看刻在溪水之下一块光滑的圆石头上的诗。这首诗让华蕾想起了济慈（Keats）的一句诗——我的名字写在水里，他和朱尔典讨论说，雪莱还是谁在济慈死后，在这句诗的后面加了一句，每一滴水都是眼泪。[61]而在他们之前，美国的著名传教士，曾负责京师同文馆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就已将西山一块石碑上乾隆的诗翻译成英文，译文如下：
“Why have I scaled this misty height，
Why sought this mountain den？
I tread as on enchanted ground，
Unlike the abode of men.
Weird voices in the trees I hear，
Weird visions see in air，
The whispering pines are living harps，
And fairy hands are there.
Beneath my feet my realm I see
As in a map unrolled，
Above my head a canopy
Bedecked with clouds of gold.”[62]
除了到山上去，越来越多的北京欧美人士还选择去海边避暑度假，较近的可以去北戴河、山海关，较远的可以到青岛、威海卫等地。乘坐京奉线火车，经过天津，即可到达北戴河、山海关，每天三趟列车[63]。1921年，夏季往返北京和北戴河的飞机开通了，单程60元[64]。裴丽珠（Juliet Bredon）曾盛赞北戴河的美：“我在欧洲没有见过一处海滨胜地像这里一样，海滨和乡村和谐共处。在这里逗留的每一天都会发现新的美，见到新的诱人的景致。从外往里看，它本身可能并无可观之处；但是从里往外看，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观景地了。有近在眼前的小山可以散步，而作为背景的众山上的各处景致，相距一天路程，也绝对美妙，其壮丽可谓举世无双。”[65]
与西山不同的是，除了来自北京的外国人，还有许多来自上海、天津、山东以及东北等地的外国人来到这几个海边度假点，他们形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外国人社区，经常有一些宴会和派对在这里进行。而由于职业、身份各异，临时形成的外国人社区内部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在北戴河就形成了鲜明的“世俗与教会人员的界限”：教会人员设在尘土飞扬的田地里的小屋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太阳光下，而另一端的别墅区却拥有绿树成荫的花园，阳台上还填满了自行车、网球拍、桥牌桌等设施，夹在两者之间的是海边崖上成排的朴实小屋，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每个小屋都有各自通往海边的小路[66]。
八、西式娱乐游戏
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曾这样描述1927年左右在京外国人“极尽奢华的”娱乐活动：“北平俱乐部、法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以及八宝山的高尔夫俱乐部，都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所在。京城城墙外数英里处，便是赛马会，更是个快乐无比的地方。西方人几乎人人有能力在西山租个废弃的小寺院，作为避暑的别墅。秋日来临时，打野鸭、野鹅也是件乐事。野鸡和鹌鹑都极尽肥美，往往损坏庄稼。冬天时，总有三个月可以滑冰。”虽然“北京周边战事连连”，但是“北京的外交圈和社交圈继续在北京饭店的屋顶宴饮作乐，歌舞升平。……对于中国的内斗，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漠不关心”[67]。与中国人通常去梨园、茶馆、妓院的娱乐消遣不同，欧美侨民的娱乐方式更偏重运动竞赛、俱乐部活动、舞会宴会、戏剧电影、野餐郊游等，而且相对来说，外国人的娱乐活动受北京当地政府或时局的影响较小。
1900年以前，北京欧美人士数量少、成分单一，社区规模也小，因此，娱乐设施并不十分完善，并且“大家不得不放弃戏剧、音乐会和其他艺术享受，而是通过丰富多彩的群体生活来补偿：接待、聚餐、舞会、野餐、骑马郊游、玩惠斯特桥牌等交替进行”[68]。1898年，许立德（William Meyrick Hewlett）是北京英国公使馆的一名见习翻译，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他们的娱乐方式包括骑马、板球、网球、排球、保龄球、足球、赛马、田径运动、戏剧演出和所有人的款待[69]，几乎都是群体性较强的运动竞赛类娱乐。后来成为驻京荷兰公使的欧登科也证实，当时北京欧美人士的社交娱乐活动大多都在旧的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里进行，他们设有“各种各样的比赛，无论是全权公使还是见习翻译学生，或是海关总税务司的第四等助理，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比赛结束后，大家在门廊上围成一个大圈坐着，畅饮各种酒，如杜松子酒和姜汁啤酒，混着香槟的烈性酒，也有平常的威士忌和苏打水。[70]
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重创，没用几年时间，北京欧美社区的人数就较之前增加了不少，社交娱乐活动也开始热闹起来。1906年11月11日，赫德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说，“现时的北京充满了欢乐气氛：茶会，晚餐会，舞会和野餐等。我不得不躲开这些场合，但是我每星期为客人们举行两小时的晚餐舞会”[71]。赫德于每周三在其花园中举办的舞会，是那个时期北京欧美社交圈的一项大事，也是参与人数较多的娱乐活动之一。舞会由赫德组建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乐队伴奏，据后来担任驻京荷兰公使的欧登科说，在赫德举办的花园舞会上，人们在草地上跳舞，《枪骑兵方块舞》（Lancers）是必奏乐曲，赫德亲自领跳，这首曲子之后一定是《我抛弃的那个女孩》（The Girl I Left behind Me）[72]。
图3.6 1891年，赫德举办的一次花园舞会[73]
图3.7 1902年，赫德的中国乐队，最右为葡萄牙籍领队[74]
到了民国时期，在京欧美人士的娱乐活动完全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俱乐部是欧美人士日常聚集休闲、运动、娱乐的主要场所。以最重要、规模最大的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为例，它建在使馆区台基厂，交通十分便利。俱乐部大楼里不仅有宽敞的酒吧和理发店，还有一长串的休闲娱乐设施，如图书馆、桥牌室、游泳池、台球桌、网球场、溜冰场、保龄球馆等，该俱乐部会员的妻子也可以在晚上6点之前使用俱乐部内的设施[75]，此外，各种宴会和舞会也常常在这里举行。除了俱乐部娱乐，北京欧美侨民还可以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溜冰场或北海公园里溜冰、打冰球，或在使馆区的练兵场上打马球。他们还常常组织一些外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或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球类比赛。
图3.8 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欧美人士正在打排球，旁观者中有中国人[76]
摄影者：甘博
苏珊·汤利女士（Lady Susan Townley）说：“在北京众多的城门中，北京的外国人最熟悉的无非三个：使馆区西边的前门、东边的崇文门（哈德门）和内城西南边的顺治门（宣武门），因为骑马去跑马场通常要从这个门经过”[77]，足见跑马场赛马会在外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晚清民国时期，每年春季和秋季，由北京俱乐部组织在北京城西郊的跑马场举办的赛马会，不仅对于北京的外国人，甚至对于整个北京城来说，都可谓一大盛事。赛马会为期两到三天，设有马券，2元一张[78]。1912年的跑马场赛马会，参加比赛的赛马有55匹，并设有普通赛、障碍赛、跨栏跑等环节，大约有66人次获得奖杯[79]。
欧登科回忆，“半年一次的赛马会，实际上更像是盛大的野餐，整个北京外国人社区愉快地出动郊游，而非严肃的赛马会。在午餐时，约定俗成由外交团领袖公使为了女士们的健康干杯，而由在场的最小年纪的人答谢祝酒”。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澳大利亚女记者玛丽·冈特（Mary Gaunt）眼中的北京跑马场和春季赛马会是这样的：北京跑马场“周长1英里，枝繁叶茂的白蜡树将之圈出。看台上紫白的丁香开放，十分美丽，还有木香萦绕，香气四溢，像温柔的记忆。高高的篷子为看台提供了令人愉悦的遮蔽，又不妨碍凉爽的小风吹入，外国人社区的女士们都在这儿聚集”，而男士们因为此时临近夏季，都“身着轻薄的夏服，戴着头盔和草帽”。“看台后面的房间，装饰着日本制造的所有国家的迷你国旗，并用假花包围（虽然外面的看台上有大把的真花），午餐就设在这里。”“管理室和称重间设在一栋有中式拱形屋顶的小房子里，所有的马匹都在相关观众可见的地方行走和上鞍。所有的观众都在这阳光和煦的五月天里兴趣盎然，因为拥有或骑着马的，总是他们熟识的人。”北京的赛马会是独一无二的，“来自地球上所有文明国家的人聚在一起，并因这一简单、友好的赛马会而亲善，并获得愉悦”。“不管国籍是什么，获胜者总是获得掌声。”观众不仅可以亲眼观看马夫给马上鞍、马匹游行、赛马，还可以听赫德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乐队的演奏[80]。
中国人是北京跑马场赛马会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除了马夫、侍从和一些受邀请的上层人士，普通中国人不允许进入跑马场，而“每一个马夫和侍从都戴着一个特别的徽章，即使是受邀请的上层中国人也一样”。但是，在“跑马场的外围，每一个有利观看的角落，都聚集着一大群中国人，有穿着蓝色衣服的工人或中层阶级，也有附近农村缠足的妇女，还有很可能从更远的地方赶来的男人和小孩”，他们都“热切地观看外国人的运动会”。有的中国人站在后面高高的土堆上，并从这个有利的角度，“不仅观看比赛，还看‘洋鬼子’吃午饭、喝下午茶”。还有小贩向这些旁观的中国人兜售蛋糕或蜜饯，也有手推车或驴子在边上等着载他们回家，乞丐也不放过这个大好时机，在人群中乞讨。[81]中国的上层人士也“乘着四轮车来，还带着身着华服的女人们”来看比赛，“一待就是一整天，巨大的华盖树立在小山丘上，在跑马场外围柳树的阴凉里，他们边野餐边饶有兴趣地看从他们眼前经过、穿着亮色衣服的赛马选手”[82]。
饭店也是欧美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20世纪20年代，提供外国菜品的饭店、餐馆数量快速增多[83]，但是，外国人常去的是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等几家。一方面这些饭店都位于欧美社区的中心地带，交通方便，来京旅游的外国人也大多选择住在这里；另一方面，除了提供餐饮，这些饭店还常常举办舞会，闲得无聊不想待在家里的外国居民可以在这里和他们的同胞一起度过愉快的晚上。除了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北京俱乐部，各国使馆或某些私人家庭等也会举办舞会。夏天的晚上，高处有风比较凉爽，欧美人士喜欢在一些高大建筑物的楼顶上举办舞会，如位于崇文门内大街的顺利饭店（Hotel Du Nord）就经常在夏季举办楼顶舞会[84]。
在20世纪初，电影已经传入中国。因此，对于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来说，看电影也是最平常的娱乐活动之一。在使馆区附近，分布着平安、真光、光陆等电影院，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3.8 民国时期北京的外国电影院[85]
平安、真光、芮克电影院放映的多为美国电影，这与当时美国电影业最发达不无关系。光陆电影院专门放映日本电影，以满足在京日本侨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以1919年9月上旬的平安电影院为例，其主要放映的电影有：莫里斯·都纳尔（Maurice Tourneur）执导的《运动生活》（Sporting Life）[86]，弗兰西斯·卜世曼（Francis X.Bushman）主演的《良心的声音》（The Voice of Conscience）[87]，波琳·弗雷德里克（Pauline Frederick）主演的《更好的她自己》（Her Better Self）[88]等。
即便是有时不出门待在家里，欧美侨民也有自己的休闲娱乐，如打牌和听收音机。绝大多数欧美家庭都安装了收音机，用户要收听节目，需先向电台注册，缴纳注册费1元，电台派人携收音机上门帮用户安装、调试。用户需申领使用执照并缴纳执照费，矿石式收音机每月5角，真空管式收音机每月1元。“凡未经电台注册，并未请领执照，私自装设收音机者，一经查出，除没收其机器外，并处以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罚金。”[89]欧美普通家庭也不能例外。
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节目还是比较丰富的，可以满足欧美人士的收听要求。
表3.9 1935年北京无线电台的播音节目[90]
续表
当然，与同时期的美国比较，整个中国的无线电利用率还较低，仅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哈尔滨等几个大城市设立了广播电台。美国无线电设备的销售额在1924年就达到了358亿美元，一些电台的播音机功率达到了50000瓦特，播音范围覆盖了美国大部分地区。 即使科技和财力悬殊，广播应用范围存在明显差距，但与同时期的美国人一样，中国有识之士也在顺应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科技改变人类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无线电先行者的努力，包括北京广播电台的设立在内，实质上是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仍在积极地营建现代文明国家的表现。
与普通欧美侨民不同，对于在北京的欧美军人来说，酒吧或有歌舞表演的卡巴莱餐厅（Cabaret）对他们更有吸引力。这样的酒吧或卡巴莱餐厅几乎都分布在崇文门内大街、靠近使馆区东边的区域。[91]
图3.9 20世纪20年代，北京饭店、宾馆、客栈、酒吧分布图[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