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外国人的总数量，总体上缺乏精确的统计。居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外的外国人，尚有北京警察厅（或后来的北平市公安局）统计数量。而使馆区内，外交使团或其管理机构则似乎未对使馆区内的人口做过精细的统计[8]。

在1900年以前，在京的欧美侨民人数很少——欧美各国公使馆外交人员加起来不到50人，赫德（Robert Hart）领导的海关在北京总税务司的工作人员大约12人，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在北京的办事处2人，有两个外国商店，还有一些传教士零星散落在城内各处[9]。

《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使馆卫队人数及来华外国人的增加，北京欧美人士的数量增长较快。1905年1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写给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信中提到，李家森与奥特韦尔小姐在撒道义家的花园里举办婚礼，“婚礼办得很隆重，各使馆的人都在那里，有250多人参加，真是一次最愉快的联欢会”。而且，据赫德的估计，1905年，在京的外国人（含使馆区人员）大约达到两三千人[10]，这其中既有西洋人，也有东洋人即日本人。

1910年以后，东交民巷使馆卫队人数呈下降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奥匈等国使馆卫队几乎全部撤出中国；俄国使馆卫队人数于1914年以后大部分撤出中国，苏联建立后不再派驻使馆卫队。20世纪20年代，各国使馆卫队人数由1901年的2000余人下降到1000人左右，而且美国使馆卫队人数在各国使馆卫队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在中国局势紧张、外国人感觉有义和团再现的危险时，如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时期，北京外交使馆的卫队人数会暂时增加，以保卫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北京城内外国人的安全。

到了1920年，海关报告中曾估算，北京有外国人4000名左右，“邮政局在1920年估算的人口数字也许和被查明的人口数字一样准确。……北京的人口是1133541，其中包括4000名外国人”[12]。至于在京欧美人士的数量，笔者统计了1922年由英国人蓝慕山（Alexander Ramsay）整理、编撰出版的《北京名人录》（Peking Who's Who）[13]中所列的外国人名单，有男性1143名，女性737名，共1880名。但是，名单上只收录了少数几个俄国人和日本人，也未将使馆卫队人数纳入统计。因此，若加上100名左右的俄国人和800名左右的欧美各国使馆卫队人数（见表1.1），则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欧美侨民总数大约为2800人。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估计，1928年左右，“除使馆卫队外，偌大的北平，平均只有区区两千六百名美欧人士居住”[14]。

根据民国北洋政府内务部统计科编制的《内务统计》，1920年北京总人口为849554人[15]，而根据海关报告给出的数据，1920年北京人口总数则达到了1133541人[16]。在京欧美侨民数量如果以2800人计算，则其占北京总人口的比例大约分别为0.33%和0.25%，可见，虽然民国时期在京欧美人士群体呈扩大趋势，但其在北京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从这个角度讲，整个民国时期，北京都不是像上海那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而只是一个“城门”打开了的，有了现代元素的变迁中的城市。

当时，整个中国的外国侨民数量并不算少。据海关报告的统计，1920年共有326069名外国人侨居中国[17]，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估计，1920年左右在华各种职业的外国人总数约为278369人[18]，不管哪个数字更接近真实的外国侨民在华人数，北京外国人数量（以4000名计算）占在华外国人总数的比重都相对较小，分别约为1.2%和1.4%。当时，在华北的天津和华东的上海，外国人的数量都多于北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欧美侨民开始大规模撤离北京。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据估计，仍然留在北京的英美侨民约有55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传教士[19]。

从具体国籍来看，北京的欧美人士中，美国人数量的增长幅度最大；英、法、俄等国人数量虽也有增长，但幅度较小；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是中国的敌对国且战败，在战后的几年里，北京的德国人数量明显减少。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抗日战争结束，来京德国人数量较前虽有增长，但总人数仍然处于较少的状态。

若按北京各区外国人口分布来看，还是内城各区人数最多。比如，1935年，内一区的外侨就有2302人，而外一区到外五区外侨人数加起来才有330人。各区外侨分布具体情况如下表。

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人士人数总体在增加，欧美侨民社区在扩大，欧美人士生活设施的建设和扩充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增长趋势。比如，1912年年底，欧美人士常常聚集光顾、进行社交娱乐休闲等活动的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其新大楼在使馆区东北部台基厂建成并投入使用[22]；1913年，英国使馆教堂扩容到150个座位[23]；各种欧美社团纷纷成立；售卖欧美商品的洋行、商号也兴办起来；为在京欧美小孩提供教育服务的洋学校开始开办；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的成立，等等，都与在京欧美侨民群体的扩大有关。

1937—1945年，北京被日本占据，大量日本人进入北京定居，导致北京外侨人数迅速膨胀，1942年达到了最高峰值，有42734人，这其中多数是日本人。

北京沦陷时期日本侨民的人数，各统计资料的数字并不统一，有些还差异很大。根据《社会统计月刊》《华北日侨人口统计表》《中外经济统计汇报》等资料的日侨人口数据，1939年12月北京有日侨34367人[25]，这一数据比表1.4中日侨的人数多出3000多人[26]。1942年12月有日侨99909人，比表1.4中日侨的人数多出58000多人。而《市政统计月刊》上1942年11月统计的日侨人数是84567+24698人，加号前的人数是日本本土人士，加号后的人数则是朝鲜人。当时朝鲜早已被日本吞并，日本控制的北京市政当局把朝鲜也算作了日本的一部分，但还是在统计人数时把本土日本人和殖民地朝鲜人略加区别。

这样一来，同一年的北京日侨人数，就有了三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显然只是统计了日本普通侨民，即平民百姓。而第二个、第三个数据把日本官吏、军人、警察、宪兵、特务等的人数也统计在内了。第二个数据和第三个数据不同，估计是统计人群不完全一样的缘故。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侨开始大量离开北京。1946年8月，北京外侨只有2621人，其中日本侨民人数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