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排除宗室诸王，却又难以驾驭朝廷，他不得不利用外戚和近臣。《资治通鉴》卷144《齐纪》“中兴元年正月”条记载：

（宣武帝）不能亲决庶务，委之左右。于是幸臣茹皓、赵郡王仲兴、上谷寇猛、赵郡赵脩、南阳赵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26]

在这段记载中，外戚高肇被排列在最后，但实际上高肇所受恩宠超过了幸臣茹皓、王仲兴、寇猛、赵脩等人。

高肇是宣武帝生母孝文昭皇后高氏之兄，为宣武帝亲舅。昭皇后早就遇害身亡，所以高家在孝文帝朝并无起色。[27]宣武帝即位以后，高家忽然被召到朝廷接受封拜，《魏书》卷83下《外戚下·高肇传》记载：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扬，字法修。高祖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国，拜厉威将军、河间子，乘信明威将军，俱待以客礼，赐奴婢、牛、马、彩帛。遂纳扬女，是为文昭皇后，生世宗。扬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诏扬嫡孙猛袭勃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显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数日之间，富贵赫弈。[28]

高家出自于东裔的高丽族[29]，地处偏僻，门第寒素，皇恩突然降临，骤然“富贵赫弈”，似乎梦境，却系事实。不久，咸阳王元禧被诛。镇压元禧谋反的首功当属于烈、于忠父子，但是最大的获利者却是新贵高肇。《高肇传》记载：

是年，咸阳王禧诛，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几，肇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迁尚书令。[30]

高肇既分得元禧的家财，又获得北魏朝政的权力。他先领吏部，执掌朝廷人事；后迁尚书令，总览行政大权。

高肇尚宣武帝之姑高平公主，与皇家亲上加亲，政治地位更加巩固。而北魏政治也因此形成新的格局，《魏书》卷21上《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记载：

世宗讲武于邺，详与右仆射高肇、领军于劲留守京师。[31]

从辅政的咸阳王元禧等人手中夺回政权，宣武帝得以览政；随后，宣武帝来到邺城重镇“讲武”，以此震慑局面；为了预防政变，宣武帝命元详、高肇与于劲留守京师。领军于劲是顺皇后的父亲，《魏书》卷83下《外戚下·于劲传》中称他“颇有武略”。[32]对于京师留守的用人，宣武帝是煞费苦心的。于劲与高肇同被安排作京师留守，形成于、高两外戚对付元详一宗室的格局。

高肇骤然暴发，所受皇恩无人堪比，当然他也为此做出了显著回报。读《魏书》的《高肇传》，不难感受到史家对高肇这样的外戚是抱着片面的批判态度的。即便如此，也偶尔流露出赞扬之词来。该传记载：

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33]

“世咸谓之为能”是相当高的评价，在微词屡见的《高肇传》中出现如此评价，应该是客观的，也是难得的。《魏书》卷8《世宗纪》史臣曰：

世宗承圣考德业，天下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34]

宣武帝朝的初期，推行“宽以摄下”的政策，致使腐败丛生，引起权力纷争。[35]宣武帝朝的中后期，因高肇“在位居要”而相对平稳，从而在文治方面颇有作为。宣武帝得以“垂拱无为”，是有高肇在“留心百揆”的缘故。北魏政权能够造就“天下想望风化”的景象，其中应有高肇的贡献。

当然，跻身政坛的高肇必然要成为宣武帝用以铲除对手的工具。元禧被诛之后，另一位辅政皇叔元详一度独揽朝政，并且排挤了外戚于忠。元详一时志满意得，却不料好景不长。《魏书》卷21上《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记载：

至此，（北海王详）贵宠崇盛，不复言有祸败之理。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茹）皓等谋为逆乱。[36]

对于元详的处境，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144《齐纪》“中兴元年十一月丁酉”“于是诏停其封优进太府卿”条下注曰：

详能以计疎于忠，而不知高肇已制其后矣。[37]

胡三省的评论真是一针见血。

高肇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宗室诸王，诸王之中又以元详为重点。《高肇传》记载：

世宗初，六辅专政，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构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构杀之。又说世宗防卫诸王，殆同囚禁。[38]

仅仅依据上述记载来看，似乎元详之败纯系“高肇所谮”的缘故。其实，元详自身贪腐已极，而且张狂无忌，才终于招致朝野愤慨，此为根本原因。“在位居要”的高肇理应及时反馈朝廷，倘若不闻不问，反倒失于职责。何况宣武帝也有除去元详之意，《魏书》卷21上《北海王详传》记载：

初，太和末，详以少弟延爱；景明初，复以季父崇宠。位望兼极，百僚惮之。而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又于东掖门外，大路之南，驱逼细人，规占第宅。至有丧柩在堂，请延至葬而不见许，乃令舆榇巷次，行路哀嗟。……详虽贪侈聚敛，朝野所闻，而世宗礼敬尚隆，凭寄无替，军国大事，总而裁决。每所敷奏，事皆协允。详常别住华林园之西隅，与都亭、宫馆密迩相接，亦通后门。世宗每潜幸其所，肆饮终日，其宠如此。又详拜受，因其私庆，启请世宗。世宗频幸南第，御其后堂，与高太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临出，高每拜送，举觞祝言：“愿官家千万岁寿，岁岁一至妾母子舍也。”

宣武帝对元详早就不满，但是表面上却故作姿态，甚至对元详母子“礼敬尚隆”，其实心中已经存下杀机。

《魏书》的作者也是这样看待的，《魏书》卷21上《献文六王上》卷末史臣曰：

北海（王详）义昧鹡鸰，奢**自丧，虽祸由间言，亦自贻伊戚。[39]

对于发生在元详身上的“奢**自丧”罪行，虽然有具体执行纠察的大臣奏报，但真正主导处置其事的是宣武帝。《北海王详传》记载：

于时，详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敕纠详贪**，及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专恣之状。亮乃奏详：“贪害公私，**典礼。朝廷比以军国费广，禁断诸蕃杂献，而详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驱夺人业，崇侈私第。蒸秽无道，失尊卑之节；尘败宪章，亏风教之纪。请以见事，免所居官爵，付鸿胪削夺，辄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夜即收禁南台。又虎贲百人围守详第，虑其惊惧奔越，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驰出谕之，示以中尉弹状。……徙详就太府寺，围禁弥切。[40]

据同传又载，元详被处置之后，宗室诸王均受监督，“殆同囚禁”。

在收禁北海王详的过程中，北魏朝廷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下，表现得“围禁弥切”。这是因为，自从元禧死后，元详就在孝文帝顾命大臣之中处于独尊的地位。对他的处置，意义并非仅在于惩治腐败，而是更加着眼于政治。这在宣武帝下达的诏书中写得十分明确，上引《北海王详传》记载该诏书称：

王位兼台辅，亲懿莫二，朝野属赖，具瞻所归。不能励德存道，宣融轨训，方乃肆兹贪腼，秽暴显闻。远负先朝友爱之寄，近乖家国推敬所期，理官执宪，实合刑典，天下为公，岂容私抑。……邦家不造，言寻感慨。

宣武帝以“天下为公”的名义，沉重地打击了宗族诸王势力。至此，孝文帝以宗室辅政的政治设计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