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善派手下人转告吏部承政阿拜，“谁值班谁办差，是制度，不能以任何理由更改。今天不是正红旗人值班，为什么要派正红旗人办差？你们应该找镶黄旗和镶蓝旗，而不应该找正红旗。正红旗办此差，名不正，言不顺，万一出了差错，我们承担不起责任！”

阿拜把代善的话，添油加醋地转述给多尔衮。

多尔衮一听，火冒三丈，心里暗骂：“老代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现在处于什么位置，还敢跟我讲原则谈规矩？在大清圈子里，我的话就是原则，就是规矩。我派正红旗人办差，是瞧得起你们！既然正红旗人给脸不要脸，就休怪我不客气！”

济尔哈朗私下寻找办法，准备对代善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

这一天，正赶上代善之孙、萨哈粼之子、多罗郡王阿达礼在家里宴请诸位亲王、贝勒。代善与多尔衮坐在一桌。代善向多尔衮提起此事。

代善问多尔衮：“睿亲王，你听说正黄旗阿哈亮所属牛录两个奴隶叛逃之事了吗？”

多尔衮说：“听说了！吏部不是派宜希达、宜喇尼追捕了吗？”

代善说：“宜希达没有去，这是我的意思。咱们的值班制度写得很清楚，谁值班谁办差谁负责，他旗值班，派我旗办差，这不是违反规章制度吗？我旗人不去办差，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承担不起责任！”

多尔衮呵呵一笑：“礼亲王，干吗那么较真啊？咱们在一个马勺里讨饭吃，各旗相互帮助一下也是应该的。今天，咱们是来喝酒的，不谈政事！礼亲王，我敬您一杯！”

多尔衮不接代善的话茬儿，是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在这件事情上，镶黄、镶蓝、镶白三旗的旗主，吏部官员，都应该承担治下不严、疏忽失察的责任，按律该罚。代善不让宜希达出外办差，既合法又合理。因为此事牵扯到很多人，多尔衮不便说，也不好说。

多尔衮回家之后，反复思考此事，寻找对策。

多尔衮认为，他现在是皇太极身边的红人，权势显赫的和硕睿亲王，手握大清政府人事大权，不能犯低级错误。即使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也要找到替罪羊。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皇太极把代善、两红旗的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理由要打击，没理由制造理由也要打击。两红旗人，经过皇太极三番五次地打击，现在已经势衰力弱，在大清官场上的处境非常被动。

于是，多尔衮不等皇太极追究此事，便化被动为主动，恶人先告状，他跑到皇太极那里狠狠奏了代善、宜希达、摩罗洪一本。

多尔衮对皇太极说：“皇上，正黄旗阿哈亮所属牛录两个奴隶叛逃，阿哈亮及时到吏部报案后，吏部随即安排值班将官前去追捕。不巧的是，镶黄旗值班将官因事告假，便改派镶白旗将官满都护替班前往。随后，吏部认为镶蓝旗的海色、镶白旗的满都护没有追捕经验，为确保追捕成功，便改派下一班次、有追捕经验的正红旗人宜希达、镶白旗的宜喇尼。可是，吏部办公室文员、正红旗人摩罗洪，小圈子意识重，保密意识差，把吏部的安排私自透露给宜希达。宜希达向礼亲王代善请示，能否出差。礼亲王说，不是他们的事不管，不该他们办的差不办，阻止宜希达前往。

“多罗颖郡王请客，奴才不好意思不去。在颖郡王家里，礼亲王当着大伙的面，大声指责镶黄、镶蓝、镶白三家旗主，要求与此案有关人等引咎自责，并向他公开赔礼道歉。

“皇上，礼亲王和正红旗人，依仗代善辈分高，资格老、功劳大，多次以下犯上，屡教不改。正红旗人，肥差抢着干，瘦差推着干，苦差拒绝干，已经引起其他各旗人严重不满。代善在正红旗中搞小集团，在八旗中画小圈子，不但纵使属下对君不敬，而且不服从组织派遣，已经呈现出分裂八旗、分裂大清的苗头。”

皇太极是何等精明啊，多尔衮这一套强词夺理、巧言诡辩、漏洞百出的谎话，他岂能听不出来？但是，皇太极是政治家，或者是政客，考虑的不是公正，而是政局。

无论皇太极如何教育，代善、岳托都成不了他的奴才。代善、岳托有能力，有位置，还不听话，皇太极只有用权力压制、排挤他们，让他们欲哭无泪，欲死不能。当然，皇太极的这种整治手法，是一门伪艺术，是一种赝品民主。

如果实事求是地讲，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的旗主，在此事件中，难逃干系。镶黄旗当值将官，无故缺岗；镶蓝旗派无能之人值班；镶白旗代人出差，按律都要严惩。

可是，这三旗的旗主，一个是皇太极，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济尔哈朗。这三个人，是大清官场一、二、三号人物。要他们向下级承认错误，怎么可能？他们的权威何在？面子何在？

法律是他们为限制别人的行为而制定的，不包括他们自己的行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屁民和草民之间的平等，不包括特权阶层。特权阶层，向来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法律之外。

对于这种案件，皇太极依然还是采用老办法，“民主决策，大家表决”。皇太极之所以对官场上的“民主”很放心，是因为那些参与决策的代表们，只问利益，不问是非。他们的表决，都是依领导的需要表决，而不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

这，就是官场。

皇太极对多尔衮说：“这事关系重大，为了慎重起见，由你牵头，与济尔哈朗一起召集各位亲王、郡王、贝勒、大臣，商议后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多尔衮要的就是皇太极这句话。只要让大家举手表决，他就能轻易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多尔衮召集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大臣，集体研究此案。与会人员，都知道这件事牵扯到大清官场头三号人物。如果他们实事求是，仗义执言，必然要得罪这三位。这三位，他们既惹不起，也躲不起。

在大清官场上，皇太极、多尔衮、济尔哈朗与代善相比，权势和地位有天壤之别。成了前三位的敌人，后果是丢官失位丧命；成为代善的敌人，有可能加薪晋爵。因此，诸贝勒明知是非对错，却按着会议主持人多尔衮的无理要求，做出违背事实的表决。

这些人聚在一起，不谈案子的实质，更不谈镶黄、镶蓝、镶白三旗的过失，却盯着代善对皇太极不尊敬、正红旗人不服从吏部差遣不放，进而推理出代善在暗地里有“搞小集团”“画小圈子”“做小动作”的行为。

最后，诸贝勒、大臣一致认为，应该给代善、宜希达、摩罗洪处以以下处罚：

一、罚没代善5个牛录人口，500两白银；

二、宜希达不服从吏部调遣，抗令不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摩罗洪泄露国家机密，革除公职，罚抽100鞭，箭穿耳鼻。

多尔衮把“民主决议”的结果呈报给皇太极之后，连皇太极都觉得决议逻辑之荒唐，捏造之严重，实属罕见。

作为大清政府的一把手，按理说，皇太极应该做维护公正、主持公道、依法行事的表率，对诸王颠倒是非、黑白不辨、随声附会的行为，理应严加斥责。但是，皇太极不会那样做。

诸王之所以拿出这样荒唐、滑稽的审判报告，是他们有一片维护领导权威的忠心、有一片敬上的热忱，是满足领导一切需要的行为。如果皇太极维护公平，主持公道，必然会打击这些人忠君的积极性。

近一年来，皇太极多次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小题大做地找代善的麻烦，假众人之口，采用“民主”“众议”的方式，先定重罪后宽免折磨代善，严厉处罚代善的属下，就是为了打击代善在大清官场上的威望，让更多的人远离代善、冷落代善。

皇太极想来想去，决定不再和代善玩这种游戏了。

他在宣布代善等人罪状的大会上，义正词严地说：“关于睿亲王状告礼亲王一案，经过大家辛苦地走访、调查的结果证明，睿亲王所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诸王、大臣对被告人依法给出了严谨、公正、合理的审判。我对此案审理结果，大部分满意。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礼亲王虽然有罪，但他毕竟年事已高，老迈昏聩，有些荒唐行为也在我们接受范围之内。因此，我决定，宽免礼亲王的罪责，免去对其处罚。鉴于礼亲王已经无法理政治国、无法统军出征的精神状态，我建议礼亲王暂时回家修养一段时间。在修养阶段，礼亲王所有待遇如故，户部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略有疏忽，必严惩不殆。

“宜希达屡教不改，一犯再犯，必须严惩；摩罗洪泄露军机，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诸王、贝勒给其定罪准确，量刑恰当，我无意见，不再讨论，执行便是！”

宜希达、摩罗洪有罪吗？无罪。他们之所以倒霉，仅仅因为他们是正红旗人、代善的部将。皇太极对代善恨之入骨，又杀之不得，只能对代善这棵大树裁枝剪叶、挖根砍茎，直至把代善弄成光秃秃的树干，最后营养不济，慢慢枯死。

宜希达、摩罗洪，在大清官场里，基本属于小科员，生死微不足道。多罗贝勒杜度，为人低调，做事谨慎，与代善关系并不密切。他见正红旗人屡屡无故被冤枉，随口说了一句抱怨的话——像我等这样有功无罪的人，只因为不愿意违背良心、出卖人格，便经常遇到有功不奖，反而受罚的怪事，无非因为我等是正红旗人。

杜度为他随口说出的这句大实话，付出了10000两罚银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