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道：当战争的讯息传到女生宿舍时，一位有钱的同学第一反应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最后这位同学还是想办法借来一件黑袍子，大概是觉得黑色不会引人注意，炮弹也不会落在头上吧。这些跌穿眼镜的想法在整个女生宿舍里蔓延。既然舞会和酒会都有对应的衣服，战争如此盛大的事情没个好装束该如何是好。那个天真得有些可耻的苏雷伽，在解剖课上见了不穿衣服的尸体都要害羞。她也将自己一堆鲜亮的衣服一股脑儿塞进两只大皮箱子里，死拖硬拽下了山。在红十字会当临时看护时，她还特意换了件赤铜底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去做劈柴弄火的事情，那身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
张爱玲在《烬余录》的调侃，符合她的文学风格。她就是要“榨出袍子下的那个小来”。这些“小”得很天真可爱同学们和张爱玲一起沐浴了战火。能发现这些“小”，也与张爱玲敏锐的文学神经有关系。
不过战争远没有大家想象的好玩，大家从一开始还略带着兴奋的悸动。尤其是开战的那天正是学校考试的日子，同学们甚至还庆幸这场战争来得如此及时，可接下来的时间就很难熬了。
战争中挨日子就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极不舒服，还处在没完没了的抱怨里，到底还是睡了。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
这么看，张爱玲就像一只在坚固的岩缝里躲避战火的麻雀，轰隆隆的枪炮声不断惊扰她的生活，而当恐惧成了习惯时，还有了说不出的烦躁感，最后干脆躲在潮湿角落里不露面了，抑或称之为放弃。既然跑到哪儿都有炮弹的燃烧声，莫不省些体力和思考，去做自己想做和该做的事。
可像张爱玲这般超脱的毕竟不多。当迫近的炮声劈泼而下时，那个声称经历过战火的艾芙琳第一个被吓得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瞬间即逝的闪光印在她扭曲痛哭的脸上，像极了某个漆黑夜里，腾然一道闪电映在吓人的脸谱上，光影长久而凝固地飘在眼前，挥之不去的恐吓让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更要命的是，艾芙琳用夹杂哭腔讲出来的一些吓人的战争故事，来填充黑暗而不见光亮的时间缝隙，女生们被吓得面如死灰。待下一只炮弹燃起光时，一堆惨白的脸面面相觑，将彼此都吓得惨叫不堪，那尖锐刺耳的声波，绝对能透过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天棚，引来在附近窥探的日本飞机。
尖叫和哭泣是健康女孩子临近恐惧时的本能。吃，也是艾芙琳和女孩儿们用来减压的好办法。然可怜的食物却经不起这样折腾，很快同学们便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为了免去只靠喝水度日的尴尬，决议将食物平均开用。艾芙琳百般阻挠，还劝大家努力吃。说完，她便一个人沮丧着脸将食物塞满嘴，吃饱了，一个人躲在角落伶然地啜泣和伤叹，因此而得了便秘。
与演绎各式样恐惧的同学们比起来，炎樱很例外。她绝对是“大胆”这个词的行为艺术者，她会不犹豫地钻过枪弹轰鸣的街道，进城看那些五彩的卡通片——那是些不用动脑，只张嘴大笑的影片，回来时顺便洗了澡，对着偷偷溜进屋子来调戏她的流弹唱歌。舍监听了传来的歌声，大大震怒一番。
炮火轰隆隆的一直地响，港大终于关闭了。张爱玲和同学们无家可归，只好到防空总部报名，去当一名防空员，毕竟还有个山洞可藏身。
军用卡车颠簸着，车上晃晃****的同学们紧握着扶手，向目的出发了。瞧着落满砖块混凝土的街道，张爱玲脑海中也一片凌乱，防空员究竟要做些什么？正要细想，防空警报刺耳的鸣叫响遍废墟的上空，车子猛然刹下来，大家尖叫地跳下来，缩在路边的门洞里。这大概是防空员要做的事了，张爱玲想。防空员就是和街上老百姓一起等空袭警报来后，逃进幽深的洞里，一起等到空袭警报去了，再与大家回到面目全非的街道上来。张爱玲与大家挤在黝黑的洞里向外望，门洞之外明晃晃的日光下，清冷的街道就像静止的画，那幅画里只有阳光的亮与白，却是没有什么生气的油画。电车也孤单地静立在画里面，蓄满了光。光线也折射进张爱玲躲藏的门洞里，那是一片毫无生气的光。
当飞机刺耳尖叫着扔下炸弹时，那幅画里便来了活气，是恐惧和死亡的活气。人们疯跑着钻进画里，还有人大叫着：“摸地，要摸地。”轰然一声巨响后，剩下的便是飞机发出的啸声了。飞机上的日本人，看见地面上仓皇逃窜或趴在地面、缩在角落里的小身影，会有屠杀后的快感。即便没了炸弹，也会转个弯来，炫耀地俯冲一下。那场泯灭人性的战争，已将人们余下那可怜的善抹杀得一干二净了。在一刹那，门洞也闭合了，懒得去见天上那群疯叫着的飞机。
一阵嘈杂敲打声里，门洞还被打开了，一阵尘嚣涌了进来，人群叫喊着抬进了一位青年人，身上流着血，面上还带着微笑，那是面见过死亡的证据么？几个太太和用人木着脸，看着堆在角落里的几只箱子。至于最后到底少了几只，就不得而知了。
张爱玲的《烬余录》，基本代表了她的文学观，即“人性恶”的本质。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片灰扑扑的世界，充斥着人性丑陋的内容。有些许阳光式的语言，也是“人性恶”的对立面——极少的善与之决斗的结果。且这类的善，是张爱玲感性思维和文学思想里认定的善。
在这些少许的、完全的善里，有张爱玲的老师弗朗士的身影。一个好人，一个好先生，只是没听见哨兵的口令，真实地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既真实又残酷。战争啊，让所有人都怀疑起来，只为怀疑而杀人。战争让一切都混乱起来，敌人就在不远处亮着明晃晃的刺刀冲来，自己人却在生与死的极度担忧与焦躁中相互怀疑和猜忌。为了生存下来，大家像没头苍蝇般乱窜乱撞地逃生，却没有个清晰的方向。
香港城市里更是一片混乱，大家到处都在争抢食物，而政府的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牛肉却放在冷库里等着烂掉。这不得不说是件滑稽的事情。战火里的张爱玲也要饿得轻飘飘地去上班，亲眼看见城市在战火里被点燃了，孤寒的西风还助燃着火势，一切人绝望般慌乱，扎进一块块漆黑的烟幕里，也许能从另一端出来，只是接受点儿呛人的烟火；也许就出不来，永远融化在无情的火堆里了。张爱玲面对战火困境时，唯一的寄托也只有文学了。在炮火里，她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光线很暗，炸弹一颗紧接一颗地落，借火光分辨一行一行的字，眼睛瞧得很痛，不知道还容不容得下自己看完。张爱玲想：“一颗炸弹落在头上，身体都没了，还要眼睛做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老牌侵略帝国英国终于凄然地向新兴侵略帝国日本妥协了。不去论两方的结果怎样，香港土地上这场战争是结束了。人们意识到能继续活下去时，内心里也涌出疯一样喜悦。那是触手可及的、真实的生存感。大家跑上街道，受着烽烟后面那轮忽隐忽现的阳光照射，既寒冷，又温暖。
张爱玲和炎樱也跑上街道，去寻找冰淇淋吃，找了几天，终于吃到了一大杯冰屑子，震得牙齿咯吱吱地响也要吃完，冰得头清醒般的疼，那或者是一种苏醒吧？是与过去的末日告别，是发着狠一样的告别。
大街上遍地的小摊，贩卖着战前留下的，或是战争里抢来的衣服和食物。不过让两人最开心的就是战后香港满街道的小吃了。这时香港的所有学校、律师行、洋行和商店还没开张。教师和律师、职员都跑到大街上卖小吃。在香港最繁华的九龙和中环街道上，不远便可瞧见一位穿得衣冠楚楚的人蹲在小风炉旁的油锅边，炸一类小黄饼。那饼子极其的硬、泛着亮黄色。张爱玲和炎樱挑了唇膏后，便立在摊子边要了萝卜饼吃，尺来远处，就躺着穷人青紫色的尸体，肃杀的战争停下来了，可伤害远没能结束……
休战后，张爱玲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医院大多的病人是战争里碰了流弹的苦力，还有些是战争里抢人家物品，被人抓住了打伤的。一些轻的，几天也就出院了。病重要多熬些时日的，医院便给相对较轻的病人派了挑拣米的活。他们也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毕竟天天躺在**实在闷得慌。
实在病重的人，则是整日地躺在病**低沉的呻吟，见医生与女护士静静在房间里穿行，病痛的目光也变得温柔了。护士换药时，病人盯着自己的伤口，看见青紫的伤生出血红的新肉来，那是极富感情地欣赏，仿佛那些伤成了自己慢慢长大的孩子。
张爱玲伫立在清冷的窗台旁向外望。傍晚，外面黯蓝的空气沉重般凝结着。屋内昏黄的吊灯迷靡地散射着，在一个病人痛苦的脸上留下黑暗的阴影，让他的五官轮廓也变得深邃起来了。他静静地呼吸着，静得一丝声音都没有，让张爱玲感觉他随时可能会死掉。
她拿出书来，躲在屏风后面看。她不怕值夜班，夜晚无事可做正好读书，还能享用到送来的牛奶和面包，那是白日里得不到的。夜晚唯一心烦的，是寂静的病房里不时传来的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若声音突然没有了，会让你不知所措，让你不得不逼迫自己去靠近病床，瞧清楚那张寂静的、焦黄的脸。死亡对他们来说，大概是极痛快的解脱吧？那样的话，自己也静了，别人也静了……
张爱玲刚回到椅子上，翻阅了几页书，屏风里面又传出悠长的呻吟声：“姑娘啊……姑娘啊……”有腔有调的，是一位尻骨得了蚀烂症的病人发出的。
《烬余录》说：
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
这声音极像从平静的灵魂发出的，一声接一声地呻吟，痛苦得连窗棂都微微地颤了一下，也惊醒了室内的病人，于是大家齐喊：“姑娘……”
张爱玲阴着脸走近病床前问：“要什么。”
“要水。”
“厨房没开水了。”
“唉……”
不消一会，里面又传来那悠长的痛苦：“姑娘啊……姑娘啊……”
他也许什么都不需要，他只需要喊一个人的名字。不管喊谁，总归要叫一下心里才舒服，他的痛才不会白痛，他非要把这毫无思想的病痛留在这世上么？非要让别人跟着揪心一下他才舒服么？这个孤单的老病人！张爱玲恨恨地想。
半夜三点，同伴都安静地睡了。张爱玲抱出“肥白的奶瓶”，沉着脸穿过病房，去厨房烧。
“姑娘啊……姑娘啊……”
张爱玲兀自向前走，没想向两边的病床看。
幽暗的厨房冰冷冰冷的，灶子上的黄铜锅在蓝色煤气的火光映衬下，闪出一丝丝奇异的亮铜色，澄净而明亮。
“姑娘啊……姑娘啊……”那恼人的、拖长的腔调又追到厨房里，白蜡烛的灯芯一闪一闪，愤怒地、焦躁地向上跳，必要烧穿屋顶，烧穿整个宿舍，让这些战争留下的痛苦都见鬼去吧！
那声音最后终于平息了，整间楼都没有一丝声音，寂静了很长很长时间，黄铜锅里的牛奶也沸溢起来，浑浊地飞溅着……
张爱玲端着热牛奶，冷着脸穿回病房。
“那人死了吧？半天没声息了。”一位病人半起身对她说。
“哦，我去找人。”
天快亮了，病人死了。护士们欢欣鼓舞，将他交给有经验的护士后，便都缩进厨房里用椰子油烤面包吃。“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烤得焦煳的面包，不吃还能做什么。学校宿舍里，大家每日做的也是“买菜、烧菜和调情”。男生常在女生**玩扑克，玩到深夜才回去。天还没亮又悄悄摸回女生的床边，伸手在被子里摸来摸去，透过墙便听见那边娇滴滴地叫：“不要嘛……”港大自诩是人类文明史最闪亮的地方，此刻也回到了原始蛮荒的半兽人时代。宿舍里充斥着人类简单生存和繁衍下一代的游戏。
为了无聊而吃，为了无聊而调情，为了无聊而结婚……很简单地重复，几经辛苦积攒下来的文明，也化成天空上偶尔掉下来的雪片，还没等落地便没了踪迹。
还好能有些课听，张爱玲凑到冰冷的窗前，看着外面阴灰色的天沉思一下：教的是日语，或许日本兵进来了，说点儿日语能救一下自己的小命。
同学们大概都这么想的，听课时教室里黑压压挤成一片。这是一个会讲些冷笑话的年轻俄国女教师。那个女人喜欢用日语问学生的年纪，学生一时语塞，她便会猜着问：“十八？十九？不许说英文，只许用日文。”
这真是一门很诙谐的课，刚刚日本人还向自己扔炸弹，现在居然要学他们说的话，兴许政府也是担心同学们安危吧。不过学点儿简单日常用语和对白就够了，谁去深究它呢。没几日，教室里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乖巧听话的学生。大多数继续去过简单的生存、不用思想的生活了。
张爱玲是求知欲很强的女孩儿，以至于“课堂学生少得已经不成样子”时，她也一直在听。因听课的学生太少，俄国女教师赌气不来了，又换另外一位俄国老先生。这位日语老师对张爱玲的画很感兴趣，拿出五港元，欲买下炎樱的肖像画。
张爱玲与炎樱听了十分为难。“五元，只买画，不要相框。”俄国老先生极诚恳地想促成这笔生意。
这幅画的确是张爱玲最喜欢的，连她自己看了都觉得是出于别手，极不像自己能画出来的。大概以后也不会画出这么好的画了！盯着这蓝与红相间、近似完美的色调时张爱玲心想：此时能画出来，兴许彼时就画不出来了，大概算绝笔。这也应了那句老话：“人，怕是这世界上最拿不准的东西……”想去做什么，就要立即去做，立即去做兴许都来不及。
张爱玲所言——“人，怕是这世界上最拿不准的东西”，这是她对战争前与战争后生存境遇和人性对比的结果。港大的学习经历也是她人生最丰富的历练。当大学生活被侵略者的炮火打断后，那短暂的希冀与欢快也在瞬间化成了漫天的炮灰，之后张爱玲便要接受生与死的体验，在她看来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的人生经历。对此张爱玲是有思索的，即“短暂的快乐终究要被更大的破坏与颠覆所替代”。当然这个思索无疑是感性的、文学性的。她没有从深层次去探究其产生的内在机理。如果从张爱玲的专业及女性视角观察世界，有这样想法是必然的，毕竟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成为对社会问题极度敏感的政治理论家。不过这句话后来不仅成为张爱玲文学的坐标，也成为她人生的指南。我们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就能够发现，她始终有这样的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