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和中年之间，并没有一道有形的划线。同样，中年与老年之间，大致也是如此。我总觉得自己在人生这座公园里漫步徘徊，好像一下子就来到园中央的花坛，再一转眼就望到了后门。

我是在一九七九年望到的。当时，我大大唏嘘了一阵。回想自己青年时期那么欢实，中年又那么窝囊，猛然间就来到生命的后门。不定哪天，我就从这里被送到离我家不远的八宝山了。

可我没有被悔恨的心情压住。相反，我对自己提了个响亮的口号：“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最后，当然就意味着八宝山。这中间，距离不会很长，可我还是要欢实它一阵子再倒下。我并没被八宝山吓住，却拿它当作我的鞭策。尤其想到那白白丢掉的二十二年，我更得拼命赶。

死，一直对我起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我服老。八十年代出了十一趟国，那时几乎有请必去。一满八十，我就封了箱。外边（包括港台）怎么约，我都一口谢绝。除了出去后纷忙的活动，光在海关移民局前头排那个队，我就排腻了。而且出去我也没啥新鲜的好讲。老就是老了，何必去逞那能！

然而这支笔我放不下，也许到临咽气的那刻，我还在攥着它。我曾用它写过情书，它也曾为我惹过乱子：一下子把中年的黄金岁月全赔了进去。可是自从它又回到我手里，我就不停地写呀，译呀，没让它闲过一刻。我总在提心吊胆，生怕一只大手忽然又把它夺走。可没有。

有好几位朋友都是摔死的。所以我一般不爬高，够不着就请人帮忙。多么忙我也不熬夜，所以眼力至今还不差：像这篇小文就是不戴眼镜写的。报纸大致也一眼就能看清。只在读长文时才戴上镜子。还由于我唯一的右肾功能也只剩三分之一了，非但饮食严加控制，大夫还一再叮嘱绝不可感冒，因为许多治感冒的特效药对我的肾功能都有威胁。我真已经几年没感冒过了。这里有我自己的克制，也有爱人的管制。我是十分服管制的。

但是，我们的家，依然是由两个车间组成的。洁若同我合译完《尤利西斯》之后，一口气没缓就开译了川端康成的巨作《东京人》。我则在二十几天里赶出十篇有关二次欧战的文章。二战交了卷，我就张罗起今年《收获》约的六篇专栏。

可是，我还得侍弄那几十盆花和一只已陪伴我十年的乌龟。另外，自然还有我的激光音乐和相声磁带。我们从不出去看电影，一般晚会也一概谢绝，但日子过得却仍很充实。

更重要的是，我从八十年代以来交下的几位年轻朋友。我喜欢听他们东拉西扯地神聊。他们每次来，我却像吸了一道防腐剂。同一些老朋友，大多只能保持电话联系，可其中也自有一种特殊的温暖。彼此祝贺一下，九十年代已到中叶了，居然都还健在，也算是一种胜利吧。我们不能同时间赛跑了，能勉强跟上就不错了。

记性真是个怪物。我时常为一件事走进另一间屋子，可站在那个屋中央却记不起是为什么进来的了。但是，几十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有时却记得一清二楚，宛如就在眼前。

我早就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工作上要向强的看，生活上要向不如自己的看。我知道北京市民能点煤气不烧煤球的还是少数，知道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没有一间书房。所以我对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不感兴趣。

新时期我曾两次重访英伦，看到几位与我同过窗的朋友，如今家里是一幢三层小楼。下面是草坪、果园和网球场，可是我一点也不羡慕。倘若我住在这里面，一个离乡背井的老人，我会成天想我的北京城。

我是八十六年前在北京出生的。当时，小皇帝还在宝座上拉尿。在这里，我度过军阀统治下的日子，也领教过国民党的训政。最后，我还将在这里辞世。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活得还算欢实，将来死得也会踏实。

但是，我要尽力把死推迟，推迟到我脑子不灵、四肢动弹不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