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写出这首诗的人，一定是情场的高手，风月场的老手。千百年来，这首诗也被当作**言媟语的典型，喜欢这首诗的人，都不好意思公开喜欢。

实际上，诗人写出这首诗的时候，一生中最纵情放肆的日子已成追忆。他写这首诗，只是想告诉世人，他现在正在经历最郁闷、最不顺的时刻。而这种郁闷与不顺，可能与别人给他打上冶**放浪、生活不检点的标签有关。诗人写下这首诗，是为了自辩，为了忏悔，而不是为了显摆。

1

杜牧的家世，那叫一个显赫。怎么个显赫法？当时有个说法：“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长安城南，姓韦的、姓杜的，这两家的政治地位相当高，离皇帝、皇权相当近。

在做官讲究门第的唐代，出身高门士族的杜牧，理应有着先天的政治优势。但事实又有所偏差。

杜牧的爷爷杜佑，学问相当棒，官也做得很大，是三朝宰相。但杜牧的爸爸杜从郁，做官和做学问，两样都不太在行。现在我们讲到杜从郁，只能这样介绍他：杜佑之子，杜牧之父。

后来，杜家在官场的荣光，都被杜牧的堂兄杜悰占尽了。杜悰也官至宰相，官位不输乃祖，但官品不太行。

杜牧大约十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不久，他的爸爸也去世。很快地，杜牧这一房的生活就垮掉了。

杜牧后来说，他祖父分给他这一房的30间房子，因还债都归了别人。他和弟弟杜顗居无定所，八年间搬家十次，奴婢或死或逃，甚至有时到了要吃野菜的地步。寒冬长夜，连蜡烛都点不起，兄弟俩只好在黑暗中默默背书，长达三年。

一个官三代的没落，总是带有抗拒情绪的。杜牧此时的不如意，与童年时的显贵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有官三代的名，而无官三代的命。中年以后，不管对家中子侄，还是对外人，他都时常夸耀他的祖父，说“家风不坠”。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越是强调，说明越是失掉了。

杜牧的出头，走的是科举的路子。他23岁就写出《阿房宫赋》，借历史讽喻当朝，无论是文采还是文中的情绪，都击中了当时读书人的内心。

《阿房宫赋》立即成为爆文。太学博士吴武陵读了这款爆文后，赞不绝口，当即去找主持科举的考官崔郾。崔郾读罢，也说很好很好。

怎么样，今年的状元就给杜牧吧？吴武陵开门见山。崔郾摇头说，不行啊，状元已有人选了。

不仅状元有人选，前几名也都被人抢先打招呼了。两人争执不下，吴武陵最后说，反正不能低于第五名，你看着办。崔郾咬咬牙总算答应了。

吴武陵一走，崔郾的其他宾客就说，杜牧这个人“不拘细行”，生活作风很有问题呀。崔郾说，已经答应下来了，就算杜牧是杀猪卖肉的，也没法改了。

唐朝的科举，跟明清大不一样，搞的是推荐制。考试前，如果没有大咖替你推荐，考得再好也白搭。

过了科举，要授官，需要通过制策考试。杜牧也考得很棒，貌似是第四名。一颗科举新星冉冉升起。一时间，想与他结交的人排起了长队。

结果，杜牧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一个和尚给他泼了一桶冷水。当时，他与同年出游城南文公寺，寺内的和尚竟然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小杜很受伤，当场题了一首诗：“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

这首诗有自夸，但更多的是自嘲：你以为自己多么牛的时候，在别人眼里，不过是空气。

2

一个关中高门士族的子弟，挟着科举新贵的头衔，开始了官场生涯。

官场水深，只有当杜牧踩进这条河流后才真切地感受到。他初入官场的前十年，从828年到839年，除了有一年多在两京任职外，其余时间都在地方幕府当幕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十年幕府吏，促束簿书宴游间”。除了日常公务，就是宴饮游乐，征逐歌舞声色。他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府下当了三个年头的幕宾，驻地正是扬州。

牛僧孺是唐朝中后期政坛的两位大佬之一，另一位是李德裕。围绕在这两人身边的一大帮官员，站队互掐整整达40年，形成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

杜牧入牛僧孺幕府的时候，牛僧孺此前已在朝廷当过宰相，因处理边疆事务不当，外放出京。

在扬州，杜牧与大佬牛僧孺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那三年，也是杜牧最风流浪**的三年。当时的扬州，是国内最繁华的城市。时人说“扬一益二”，论繁华，扬州第一，成都第二。扬州的发达，使青楼妓馆林立，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照亮夜空。年富力强的杜牧，时常在公务之余，流连于声色粉黛之间。

据说，牛僧孺不以为意，反倒暗中派人保护杜牧，怕他遇到是非，或者吃亏。

等到杜牧离任，要回京任监察御史时，牛僧孺才在送别仪式上提醒说，老弟才华横溢，前途可期，只是要注意身体呀！

杜牧装傻，大人什么意思？我向来谨言慎行，不曾涉足秦楼楚馆，身体倍儿棒，不必担心。

牛大佬哈哈大笑，让人取来一个竹筐子。杜牧打开一看，赶紧收回刚才的话。那里面详细记录了这三年间，杜牧吃喝玩乐的时间、地点，以及便衣保镖暗中摆平他遇到的纠纷等等。杜牧于是一辈子感恩牛僧孺。

但杜牧是有政治理想的人。他的理想，从来不是安安静静地做一个诗人，或者做一个情场老手，那只是他的副业。

在晚唐，国家的颓势让人痛心疾首。杜牧从少年时代起，就有为唐朝的复兴大业奉献终生的伟大志向。这种心情，被称为“济世补天”心态。他年轻时读书，尤其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重用，担起振兴天下的重任。

最年轻气盛的时候，杜牧给昭义节度使刘悟写信，义正辞严，警告他不要叛乱。仅仅因为，他凭直觉看出了刘悟称霸一方的野心。尽管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是，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写了那封警告信。

在扬州偎红依翠的同时，他也在文字中刀光剑影。那个时期，他不满朝廷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写了一系列重磅的政论文，包括《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从形势、政策、调兵遣将等方面，论证了制伏藩镇的方略，非常有见地。后来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不忍心割舍，把这些极好的政论文都收进去了。

这才是他扬州三年的主旋律。

你以为他是个情圣、风流才子，其实他骨子里是个忧国忧民的战略家。

即便是他的诗，绝大部分也是感时伤世之作，讽刺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包括著名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等等，都是借古讽今，表达对当朝政治的不满，甚至直接批评皇帝本人。

他的艳情诗，所占的比例很少。写杜秋娘，写张好好，写豆蔻年华，也不像元白诗派的末流那么**裸，那么低俗，而是寄寓了他个人的悲情及遭遇在里面。读来，令人动容。

只有一流诗评家才能一眼洞穿杜牧风流的本质是悲伤，说“樊川（杜牧）忧国之心与少陵（杜甫）同”。

3

杜牧一生英雄，几无用武之地。只因为他从政的时期恰是牛李党争最激烈之时，而他在其中，做了一个矛盾的超然派，非牛非李，亦牛亦李。

前面说了，杜牧与牛党首领牛僧孺私谊很铁，但也仅限于私谊而已。论政见，杜牧是看不起牛僧孺的，反倒与牛僧孺的死对头李德裕相当契合。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牛李两党的政见区别。唐自安史之乱后，存在三大严重的问题，即藩镇割据，西北少数民族回鹘、党项等的入侵骚扰，以及宦官专权。

在前两个问题上，李德裕力主进取，主张主动出击。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内平泽潞之叛，外镇回鹘用兵，取得中晚唐难得一见的辉煌胜利。

相比之下，牛僧孺则务求苟且，姑息纵容，毫无进取之心。唐文宗曾问牛僧孺，怎样才能使天下太平？牛僧孺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置之不顾，却粉饰太平说：“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对待宦官专权，李党排拒，牛党则投靠。

以杜牧“济世补天”的情怀，他的政见显然是李德裕一党的。杜牧深知这一点，要实现平生抱负，只能通过李党，而不是牛党。

他写了那么多政论文，提了很多治国方略，这些东西都是李德裕当政时提交的。一旦牛党当政，杜牧一句话也不提。他知道牛党不可恃。

李德裕对杜牧的才干也表示欣赏。史载，李德裕平泽潞之叛，用的是杜牧的策略。对付少数民族入侵，李德裕对杜牧的建议也称赞不已。然而，终其一生，杜牧始终不为李德裕所用，搞得他郁郁寡欢。

对李德裕而言，杜牧可能是这样的存在：我认同你的观点，但我不认同你的为人。

这就相当于把杜牧打入了另册。

李德裕出身山东豪族世家，不同于科举入仕的新贵，他是以门荫入仕而官至台阁。山东的高门士族，比起杜牧出身的关中高门士族，更加保守，更坚持传统的礼法观念。

史载，李德裕“不喜饮酒，后房无声色之娱”。按照他的行为标准，杜牧不拘细行、纵情声色的做派，显然不能容忍。

李德裕虽是中晚唐难得一见的贤相，但门户之见还是免不了。在他看来，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自然就是牛党的人了。

杜牧不认为自己是牛党中人，没用。当时的党争，争的是门户，而不是政见。从杜牧投入牛僧孺幕府的那一刻起，他就被站队成牛党一员。

牛党认不认他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党铁定不会认他了。全祖望说，杜牧“不幸以牛僧孺之知，遂为李卫公所不喜”，说得对极了。

政治的残酷是，永远必须站队。你说我站中间行不行？行啊，你已经出列了，没你什么事了。

杜牧只能独自吞咽他矛盾的苦果。在情感上，他倾向牛僧孺；在理智上，他又偏向李德裕。在作风上，他是牛党无疑；在政见上，他又是李党大咖。

4

可怜的杜牧，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永远走不进权力的核心圈层。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杜牧39岁的时候，被李德裕逐出京城，贬作黄州刺史。此后，一直在国家的边缘之地做地方官。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样绮丽的痛语，正是作于他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候。

所以，你说你读出了风流倜傥，我只能说，我读出了痛彻痛悟。

唐武宗死后，唐宣宗上位，牛李两党权势大转移。李党失势，李德裕被贬得远远的，最后死于贬所。牛党得势，牛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第二年也老死了。朝中是牛党的白敏中扛大旗。

白敏中是白居易的堂弟，胸襟与能力都相当普通。他唯一的用人原则是，凡是遭到李德裕贬斥的，都重用。

杜牧认为自己有希望再起，于是给白敏中写了很多信，结果却如石沉大海。或许在白敏中眼里，杜牧在唐武宗时期给李德裕上了很多治国方略，还是蛮刺眼的。

最终，是牛党的另一重要成员周墀，把杜牧调回京城任司勋员外郎。周墀跟杜牧关系很铁，所以把他调回来，仅此而已。在朋党关系上，牛党从来不认杜牧这个“党员”。

有意思的是，杜牧入朝不到一年，却一再上书要求外放杭州或湖州做地方官。他的理由是，京官收入微薄，无法养活弟、妹等一大家子。然而更深层次的意思，他恐怕难以说出口。他对执政的牛党人物，粉饰太平，竞为豪奢，大失所望。

48岁那年，杜牧登上乐游原，写了一首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如今已是心冷气短。怀念唐太宗这个死去的皇帝，恰是对活着的皇帝与朝政的失望透顶。

最后一次回京，杜牧被拜为中书舍人，五品官员。但这已经不重要，对杜牧来说，他是想着落叶归根，回故乡而已。他重新收拾了爷爷留下来的宅子，起名“樊川别墅”，与三五亲友优游其间，度过生命中最后一年。

大约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杜牧病逝，享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