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岳麓书院来了新掌门人，叫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宁乡人，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11年后获聘任岳麓书院山长。一到任，门人就请袁名曜题写书院大门联。袁名曜说，我出个上联，你们对出来就是大门联。“惟楚有材！”他说。

大家都在使劲想。这时，湖南贡生张中阶进来了，大家告诉他有这么回事。听完，张中阶应声对曰：“于斯为盛！”

哇，张中阶这个对法很高阶。袁名曜出的上联典出《左传》，张中阶对的下联出自《论语》，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夸了一下，再把岳麓书院往死里夸。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至今还是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谁都可以到现场瞻仰一番。

历史上有许多事，说起来很玄。在这副门联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两三千年时间里，湖南人才不仅不盛，还惨淡得很。

那个时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国史馆参与编纂《嘉庆一统志》，一边编书，一边感慨，说我现在正在编辑儒林、文苑列传，湖南除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家乡历史名人不争气，搞得陶澍很没面子。

但是，在这副门联出现后的50年内，湖南人开始冒头，且一发不可收拾。整整100年里（约1850—1950年），湖南人才辈出，权势之重，功业之盛，影响之深，全国无出其右。用大师冯友兰的话说，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地区之一，不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还都是大才，是“经纶治世之才”。

在全国各地“抢人大战”激战正酣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湖南人到底是怎样在近现代实现人才逆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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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感慨湖南历史上没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点。

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民国时期曾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籍贯考订，统计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属于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占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陕西（505人）、江苏（505人），湖南的人才历史简直惨不忍睹。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实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环境。“地理决定论”在交通越不发达的时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处内陆，不靠长江文明核心区，更远离黄河文明核心区，连运河文明的末班车也没搭上。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强，风气不开。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经这样评价湖南的地理氛围：“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也就是说，很长时间内，湖南人根本就是游离在中原文明之外。无论是贵族荫庇，抑或科举取士，哪一种人才选取模式，都轮不到又远又穷又落后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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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无人才，怎么办？总得有人来带头，悲伤的陶澍站了出来。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发按钮的第一人，虽然影响不及曾国藩，但是，他影响了曾国藩（这一点很重要）。

陶澍是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实学，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在他周围，团结着一拨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则是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首领，带头大哥。

长沙人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圣经”，推动晚清士人从务虚向务实的方向发展。

在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第二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书院来了个学生。这名学生是邵阳人，之前参加县试、府试，都考取了头名，前途看好。他在岳麓书院待的时间很短，但这段岁月影响了他一辈子。他就是后来编出《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并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能领先同时代人几个身位，是因为有经世派学风打底。

湖南这一拨人才，还有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贺长龄的女婿、长沙人劳崇光，曾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现属长沙）唐鉴，理学大师，曾代理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湘阴人李星沅，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等等。这拨人，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先声。

陶澍对湖南的意义很大很大，因为他影响下的湘系经世派人才群给湖南留下了两件“法宝”。这两件“法宝”在此后湖南历次人才爆发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宝”就是陶澍他们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影响所及，“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直白点说，这种学风影响下的湖南人，读书一般，但实践能力强，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曾国藩、谭嗣同等不同时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与践行者。

另一件“法宝”则是，用实践告诉湖南人一个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们的主要活动，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省外。窝在省内，视野受限，空间狭隘，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

湖南人要吸纳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必须到京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去，比如魏源中举后在江浙一带任职，接触了较多的外国文化，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进步主张。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响全国，在国家层面有话事权、话语权，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国家军政系统无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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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人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后，特意转道金陵，去拜见前辈陶澍。他对陶澍极其佩服，曾细心研读过陶澍全集。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阳人胡林翼送给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亲选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带在身边着力培养。在湘军高级将领中，胡林翼是对曾国藩渊源最深、私交最厚、帮助最大的人了。

湘阴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进京赶考。胡考上了进士，左名落孙山。不过，胡极力向老丈人推荐左，左宗棠得以与陶澍相识。陶澍大左宗棠33岁，但他同样很欣赏这名晚辈，认定左宗棠将来必成气候。陶、左两人于是成为忘年交，发展到结成儿女亲家。

这样，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夜，围绕在陶澍身边，近代湖南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爆发式群体——湘军的主将，已经完成了聚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出身的新宁人江忠源，通过湘阴人郭嵩焘的介绍，认识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国藩。曾国藩此时已经中了进士。

告别时，曾国藩出门目送江忠源，紧接着回头对郭嵩焘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人听了都很诧异，不知道曾老师说得准不准。

这一晃，就过了七年。没有人想到一帮来自广西的造反者，最终吞噬了大清半壁江山。当时，曾任河南巡抚的李僡跟咸丰皇帝报告说，他在河南怀庆战役期间，亲眼看到黑龙江旗军见了太平军撒腿就跑。

清政府的主力部队八旗、绿营都不顶用，挽救大清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么？当时人心里也没谱，这时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经募了一批新宁勇，搞团练，战斗力不赖。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于是请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办理团练。最初的士兵来源，正是曾的老家湘乡和江的老家新宁，这就是湘军的雏形。

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经官至安徽巡抚的江忠源，眼看着庐州城被太平军攻破，投水自杀，应验了十年前曾国藩对他的预言。

一年后，湘军在湖口、九江被太平军虐得溃不成军，曾国藩气得投水自尽。不过，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来了。

郭嵩焘说，曾国藩之所以预言到江忠源的结局，不是因为他相人相得准，纯粹因为两人是同类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当激烈的性格。

大难不死，遂有转机。在与太平军激烈对抗的十年中，湘军的权势如日中天。因军功而获保举上位的湖南人，成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

整个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总督、巡抚。这些封疆大吏，八旗占了97人，占比超过1/4，这是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不可动摇。除此之外，诞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湖南以40人，高居各省榜首，占全国的10.67%。有句话说“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

在湖南省内，湘乡县尤其扎眼，一个县就产生了九名督抚，比大多数省份一个省的督抚还多。湘乡是曾国藩的老家，湘军用人，喜欢用同乡人，所谓“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曾国藩语）。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包括后来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发的主体在湘军军功，也就是在武力层面，跟文化层面关系不大。这从晚清湖南的进士人数，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国考中进士的人数大约7900人，按省份划分，浙江、江苏、山东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数大约仅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当弱的广西多了十几人。

总结一下，湘军人才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曾国藩是公认的领袖，地位无可撼动。第二，地域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湘乡、长沙、宁乡、湘阴、新宁等地区。第三，高官居多，都是凭借军功坐上晋升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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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集团的崛起，对湖南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了湖南过去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

湘军兴起之前，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湖南在中国的版图中存在感极弱，可有可无。但湘军兴起之后，整个湖南对中国价值立马跃升了好几个档次。

长沙人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即太平天国运动）始。”

湘军将才的发迹，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需求。杨毓麟的话，绝非溢美、自夸之辞。顺带说一句，1911年，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赴利物浦海边，蹈海自尽，死在了民国前夜。湖南人那种卓厉敢死的个性，十分强烈地表露出来。

湘军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湖南人心态和心气的变化。陶澍当年感慨湖南无人时，那种胸闷气短，到了谭嗣同、蔡锷、杨度这群人这里，是难以体会的。这时，湖南人的心态和心气彻底变了，骨子里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有一种拯救中国的使命感。

邵阳人蔡锷曾经提出“湖南民族主义”的构想，即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者。湘潭人杨度的话，知名度更高：“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种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尽管湘军后来衰落了，但湖南这个人才库，依然源源不断走出一流的人物。紧接着湘军人才群，就先后有两拨人才：一，光绪年间，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他们是全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激进派，在湖南建学堂、办报刊、设学会、倡办近代工矿企业，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二，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同盟会的核心，多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湖南是武昌起义后的首应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护国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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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民国时期，湘军集团对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结构的影响，还在继续。

湖南民众自古以来习惯于农耕，较少外出经商和从军。但湘军兴起后，许多普通家庭以军功兴旺发达，因此，不仅一些无业游民乐于习武从军，就是许多农民也纷纷放下犁耙，走出田园，拿起刀枪，走上战场。

杨度说，咸同之际，湘军战胜，湘人侥幸之心因而大盛，出现了人人乐于从军的景观。“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无返兄逾烈……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从此，湖南人和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无湘不成军”的谚语，湖南人才也多为军事人才。

黄埔军校办在广州，但它的早期毕业生中，不是广东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蒋介石当年北伐统一全国的国民革命军中，高级将领也是湖南人最多。这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在中国范围内，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补关系的是江苏。江苏在文教科技领域，全国遥遥领先，但在军事领域，却跌入谷底。尚文与尚武，两种民性的差异，恰好代表了中国的两极。

湘军人才群体对湖南的影响之深远绵长，而且形成了伟人影响伟人、一流人物影响一流人物的格局。曾国藩之后，湖南总能出大人物，绝非偶然。近一百多年来，湖南人的国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国藩影响和塑造出来的。他们的较真、韧劲、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国藩的“遗产”。

1955—1965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少将以上将帅1614名。湖南虽然排第三，落后于江西、湖北，但是其开国将帅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开国将帅，其中元帅3名、大将6名、上将19名、中将45名、少将131名。就全国占比来看，湖南籍元帅占了将近1/3，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1/3，中将占1/4。中将以上将帅人数，湖南绝对全国第一。这些湘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茶陵、醴陵地区一带。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一个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来完成人才终极逆袭，主要靠这两点：一靠自我奋斗。湖南人个性坚韧，认定一个目标，就会死磕到底，有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二靠历史进程。有句话叫“湘运之兴，从湘军起”。湖南“省运”亨通，真应该好好感谢曾国藩，以及影响了曾国藩的陶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