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科举考试，大家都有个成见，总是认为江浙一带，尤其是江南，苏州、杭州、常州等地，肯定是最牛的。

是，江南科举之牛，全国无敌。明代近四分之一的状元，清代半数以上的状元，都出自那里。曾经有个苏州人，在跟同事聊家乡特产，其他人都是荔枝烤鸭汤圆牛肉丸，他倒好，高调地口吐两字：状元！

但有一个低调到常被忽略的省份，并不比霸气外露的江浙弱，某些时候，甚至碾压全国，一枝独秀。这就是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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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能考的历史，可以直接上溯到两宋时期。那是整个科举史上，福建人最高光的时刻。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全国录取293名进士。其中，状元黄公度，福建莆田人；榜眼陈俊卿，福建莆田人；探花陈修，福建福州人。

福建人包揽了前三名，堪称完美。在唱名报名次的时候，连宋高宗都问黄公度和陈俊卿：“卿土何奇？”意思是，你们福建莆田人厉害呀，那片土地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黄公度回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夸了一下家乡物产。陈俊卿一听，状元老乡的答案并不咋样，便接着说：“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宋高宗听罢，连连点赞：“公度不如俊卿，陈俊卿应该是状元才对呀。”

轮到第三名陈修。宋高宗一看，一个满头白发的糟老头走了出来，诧异不已：“你便是陈修？”陈修没有直接回答，张口吟诵“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到动情处，潸然泪下。

这是陈修在科举考试中写过的两句话，宋高宗对此印象深刻，据说还曾亲自抄写一遍，命人张贴在大殿上。

确认过眼神后，宋高宗跟陈修拉起了家常。当得知陈修已经73岁，终生未娶，宋高宗当场就从宫中选了个30岁的宫人赐给他。事后，有人开陈修的玩笑，编了两句打油诗：“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到了宋孝宗在位时期，福建人又创造了一项纪录：连续四届科举的状元，无一例外都是福建人。

总之，整个宋代，福建人变着花样，在科举考场上称王称霸。根据《福建通志》记载，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排名全国第一。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算下来，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两浙东路，整整多了2000多名进士，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当时人们不无夸张地说：“龙门一半在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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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唐代，福建虽偶尔有冒尖的人考出来，但总体来说，科举成绩被中原考试大省、考试强省甩了不止几条街。

到了宋代，福建人怎么突然都这么能考了呢？

这其实跟唐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后，原来的边远弱省，人口涌入，得到开发，一举跃升成为纳税大省之一。这说明福建的经济上去了，经济上去了，教育自然跟着往上走。

梁启超就曾用大白话说过这个朴素的道理：“无论什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哪里还有工夫去敦诗说礼……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越多。”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必须提到。福建人脱颖而出，真真切切是考试制度公平性改革的受益者。

唐代的科举考试，说得好听点叫“公荐”，由当时的朝堂大人物推荐，说得不好听就是“走后门”，猫腻太多。所以，唐朝的进士，基本控制在中原的世家大族手里。连陈子昂这样有才有财的人，都要在长安城里炒作摔琴，才能成名。可想而知，一个南方人要在长安城考个好名次有多难。

福建人比四川人陈子昂更惨。比起四川，福建更加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交通更加闭塞。当时一个福建人，要到京城考试，混个名声，入仕为官，简直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梦想。

福建好不容易出了个进士欧阳詹，是因为他得到了著名宰相常衮的推荐。即便如此，在获得官职前，欧阳詹在京城活得相当悲剧，孤单贫寒，穷困潦倒，估计裤子都没得穿，时常连门都出不了。

感谢伟大的宋代。宋代最大限度放宽了科举应试者的资格限制，对福建等新开发地区一视同仁，不搞地域歧视。最关键的是，禁止唐代的“公荐”制度，全凭考试成绩录取。宋太祖一眼洞穿“公荐”制度很容易“因缘挟私”，遂下令废止了这项不公平的制度。

走后门、攀关系搞不过你们，但凭实力、拼成绩，谁怕谁啊？从此福建人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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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两宋三百年间以成绩吊打全国其他省份以后，福建人在考场上的表现又如何呢？

客观地说，正如骄傲的苏州人所吹嘘的，江南特产状元，明清两代的考场，由江浙人唱主角。但是，福建的科举实力仍然杠杠的，在许多方面独占鳌头，碾压江浙。

在明代，福建的进士数退居全国第五，排在南直隶、浙江、江西和北直隶之后。很多人光看这个排名，就说福建人不行了。其实，除了这个指标，还有很多指标可以证明，福建人民很行。

比如人均进士数。数据统计，明代福建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13.26人。

我来告诉你们福建这个数据有多牛。就拿进士总数全国前四的省份来对比：南直隶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3.66人，只是福建的零头；浙江是6.65人，已经很不错了，但也只有福建的一半；江西是4.64人，北直隶是5.65人，还要好好努力呀。

可以看出，福建的人均进士数不仅高居全国榜首，而且遥遥领先。打个比方，这个领先的幅度，跟中国国乒队领先世界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明代进士有一、二、三甲之分。最牛的进士，当然是一甲进士，只有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一甲进士之争，成为衡量各省科举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明代福建一共考出了33名一甲进士，排全国第四，低于南直隶、江西和浙江。但是，如果算人均一甲进士数的话，福建又是一骑绝尘，无人能敌。

福建每百万人平均拥有一甲进士19.4人。这个数据，是南直隶的3.08倍，江西的2.11倍，浙江的1.94倍，看来不服不行。

宋高宗时期福建人包揽科举前三名的“盛况”，三百年后重现。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状元林震、榜眼龚锜、探花林文，都来自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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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过了省，再比比县。县是明代最基层的行政区，负责培养和输送科举人才。县的科举实力可以让我们更微观地看出省份差距。

你知道明代有多少个县考出了200名以上进士吗？

答案是9个。其中，福建、浙江分别有3个县，南直隶有2个县，江西有1个县上榜。

如果这还看不出福建有多牛，那么更牛的来了。在这个榜单上，莆田、晋江两县，分别考出494名和366名进士，是明代全国进士最多的两个县。你看，都是福建的。

论平均进士数，来自福建的晋江、闽县、莆田，竟然包揽了全国前三。晋江人能考试，恐怖到这种程度：平均每万人拥有进士54.6人。

闽县、莆田、晋江三个县分属于福州府、兴化府和泉州府，从地图上看，恰好是福建东南沿海一带沿线而下。再加上最南部沿海的漳州府，构成了明代福建省内一条科举人才高聚集带，当时福建乃至全国最能考试的人，就都生在这里，住在这里。

凭什么最能考试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历史的偶然吗？

福建人说，显然不是偶然，是必然。

前面已经说了，一个地区的科举水平与经济有很大关系。同时，与文教、风气关系更直接。这些面海的地方，人多地少吃不饱，想要出人头地，唯有科举一途，形成了重教的民风。

那个年代，图书印刷、流通远远没现在这么方便，很多人想读书，但发现找不到书来读。福建人的幸运在于，宋代以来形成的全国最大的图书印刷、批发市场之一，就在福建境内的建阳。莆田等地的藏书楼，很多很多。家族读书科举的传统，可以影响好几代人。

明代全国有2000多个进士家族，福建一省占十分之一。最牛的是，全国唯一的“七代进士家族”就在福建，是来自莆田县的黄寿生家族。在200多年间，这个家族直系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进士，家族传承的力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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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最后一个朝代，福建人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一聊到科举，江苏、浙江人言必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因为清代是这两省对其他省份形成全面碾压的朝代。在此之前，江浙并无明显优势，在很多指标上反被福建吊打。

江浙在清代的牛，某种程度上反衬出福建的雄风不再。

清初，科举省份被分成三等，即大、中、小省。福建被列为大省，但在大省里排名最末，全国第六。这个定位，比被列为中省的山东好，但比起福建自身在宋明两代的表现，无疑是衰势已显。

清代科举省考的录取名额是规定好的，即乡试中额。乡试中额的分配，也就是每次省考各省能录取多少人参加国考（会试）。这个分配，可以反映一个省在全国的地位。

乾隆九年（1744年），各省中额基本确定下来，福建每年乡试可以录取85名，排在全国第六。不过，江南、湖广的名额虽然比福建多，但它们实际上各包含了两个省，若按单省计算，福建实际应排在全国第四。

可以看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福建的科举大省地位仍然不容动摇。

就全国府州层面来考察，福州府在清代的进士数，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杭州府和苏州府这两个劲敌。实力也还是相当强悍的。

福建全省最终干不过浙江、江苏等省，主要是自身原因。明代福建那条沿海科举人才聚集带，除了福州保持强劲优势，其他各府已经相对没落。

数据说明一切。福州府在明清两代，进士数均高居省内第一位。但是在明代，它与第二的泉州、第三的兴化（今莆田市）差距不算大，也就多个100多名进士；到了清代，这个距离就拉得很大了，它竟然整整比第二的泉州多了500名进士，比第三的兴化（今莆田市）多了600名进士。

而曾经辉煌无比、创造许多全国纪录的兴化府，在清代的科举数据已经惨不忍睹，仅有66人中进士（明代是537人啊），勉强跻身全省第五，连闽北的汀州府（今龙岩市，以及三明市部分）都不如。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泉州（晋江）、莆田等传统科举强市的相对衰落，福建仍然保持三地并进的态势，而不是福州一地独挑大梁，那么，清代全国科举的局面肯定会被大大改写。

话说回来，泉州和莆田，尤其是莆田，怎么突然间科举就弱了呢？

“罪魁祸首”其实还是经济。经济发展，科教才能兴盛。但经济太好了，赚钱太容易，也会把整个地方风气带到钱眼儿里，科举无用论就会流行起来。泉州、莆田就是后者的典型。

泉州早在元代就经历过一次科举的大衰落。原因是，那时的泉州太繁华了，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货如轮转，生意兴隆，大家就不喜欢读书了。清代的泉州，当地风气和价值取向，也有这种转变。

当然，比起莆田，泉州的转变还没那么明显。清代的莆田在科举上一落千丈，跟明朝比，简直不敢相认。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重商观念盛行，更多人选择去经商贸易，对读书科举产生了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