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个帝国，需要什么？

答案固然很多，但拥有一个优秀的带头大哥和一支素质优良的“革命队伍”，显然是“创业”打江山的基础。

可惜，古往今来，带头大哥不好当，“革命队伍”也不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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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是崇祯皇帝上吊自尽、大明亡国的第三天。

按照新主子、大顺政权高管们的吩咐，刚刚亡国的遗老遗少、大明帝国的文武大臣、候补官员们4000多人，这一天早早就来到了紫禁城午门外，等候朝拜大顺政权的新皇帝李自成。

可从早等到晚，左等右等，腿都站折了，新皇帝还是没有露面。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李自成这一天和手下的大将刘宗敏及最重要的文臣牛金星、宋献策等人叫了几十个妓女、戏子一起，正在后宫喝酒、纵情玩乐。李自成玩得好生开心，压根不记得还有要接见朝臣这么码事了。

在李自成看来，哥们从崇祯二年（1629年）就开始“起义”闹“革命”，如今好不容易打进了北京城，累得要死，自然要放松放松、纵情享乐一下。

至于那帮文人和武将，就让他们站一站、凉快凉快吧！

2

小时候，教科书里常说“闯王”李自成的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人民群众无比热情的欢迎，民间甚至有歌谣传唱说：“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但让人纳闷的是，怎么闯王一进北京，才一个多月，就迅速溃败了呢？

如果真像教科书上说的，是受到了清朝和反动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那么地主阶级，既然都热烈欢迎闯王进北京了，干吗还要绞杀他？

好吧，我们接着从李自成喝酒享乐这件事说起。

话说1644年，自从打进了北京城，干了15年革命，终于进了帝都的李自成，就开始“蜕变”了。

进入北京后，此前“不好酒色”的李自成，也开始享乐起来，并跟自己的大将刘宗敏、李过一起，从崇祯帝的后宫中，各自挑选了30名美女进行“享用”；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便开始每天都在紫禁城中摆酒，并叫来娼妇、宫女陪酒，燕歌起舞助兴。

尽管北方的明朝旧将吴三桂仍然手握着五万“关宁铁骑”，大清更是一直虎视眈眈。大敌环伺，但李自成却压根不当回事，提前过起了皇帝生活。

坚持了那么多年理想，带头大哥开始有点堕落了，他手下的一帮文臣武将、“革命高管”们，表现又如何呢？

李自成的“革命高管”们，很多都是大老粗出身。

尽管1644年年初，李自成就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但他手下的一帮创业小伙伴们，还是习惯在他们这个自号为“永昌”皇帝的带头大哥面前大肆吆喝。

虽然已经进了北京城，但李自成手下的第一号武将、锻工出身的刘宗敏，还是经常按照江湖草莽规矩，大声直呼李自成“大哥”；在李自成面前喝酒吃肉的时候，也是经常直接用手抓起肉来就猛啃；在北京城，他们天天纵酒狂欢，搞得乌烟瘴气，对此李自成也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人，还经常叫人到北京莲子胡同（当时京城的著名叫春一条街）叫来几十个妓女、“娈童”一起佐酒助兴，然后叫她们爬到桌子上“环而歌舞，喜则赏以大钱，怒即杀之”。

武将们素质不高，文臣们也不咋的。

攻入北京后，号称李自成重要谋士、学历不详的顾君恩，俨然成了大顺帝国的国家组织部部长，他经常披头散发坐在吏部大堂里，左拥右抱几个“娈童”，然后乘着酒劲、双脚踩到吏部大堂的案几上，大吼大叫。对此，李自成的另外一位部下、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劝他要收敛一点，说：“衙门自有体制，不比在军营中，可以随意放纵。”

没想到顾君恩却很生气地说：“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意思是说，老子现在成了政府大员，当然要享乐放纵一番，你老宋（宋企郊）还当我是以前那个时候？

许多年后，我们分析李自成的“创业团队”，可以发现：

李自成本人是驿卒出身，手下第一号武将刘宗敏是锻工出身；在他的队伍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只有两个举人牛金星和李岩，另加一个算命先生、身高不足三尺（1米）的侏儒宋献策。

牛金星是个失意文人，由于考试复查时被取消了资格，心怀不满的牛金星便开始跟着李自成干起了“革命”。为了扩大李自成的人才队伍，牛金星还给李自成推荐了一位号称通晓奇门遁甲的“卜者”侏儒宋献策。

宋献策很会讨李自成欢心，他编了一句谶语“十八子，主神器”。所谓“十八子”，组合起来就是“李”的意思，意思是说姓李的要当皇帝。这马屁，拍得李自成飘忽忽的。

手下知识分子太少，智囊力量不足，是李自成革命“创业团队”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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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高管”们素质一般，那么，李自成手下的基层干部、普通兵士们，素养又怎么样呢？

李自成的革命队伍，主要是由饥民、流民、工人和明朝投降的散兵游勇等组成。1629年起兵“闹革命”后，李自成的部队最开始也是到处烧杀掳掠，后来，李自成的重要谋士李岩到来后，便开始劝说李自成：

首先，要有所收敛，减少杀戮和屠城，收买人心；第二，便是救济百姓，每攻下一座城市，便将俘获的钱米赈济百姓；第三，则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

针对明朝的加饷征派，李岩开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家都欢悦”的革命口号，并让孩童们又唱又传，在整个大明帝国间，进行革命舆论宣传。

可不要小看这些简单的革命口号和措施，尽管此前屡战屡败，但从起用李岩，李自成的军队自1641年后便开始所向披靡。以河南为例，当时河南遍地饥荒，百姓听说这些所谓的“民谣”后，“惟恐（李）自成不至”，争先恐后地追随李自成的农民军，“从自成者数万”。

人民群众的蜂拥而至，对“革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可这也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问题：革命队伍素质低下、越来越鱼龙混杂，如果约束不好，后患也将无穷。

刚进北京城的头几天，“闯王”的军队军纪貌似还是很严明的，有两个抢夺绸缎的士兵，还被砍断了手脚示众；但很快，眼看着“革命高管”们已开始纵情享乐，李自成手下的基层干部和士兵们，自然也心痒痒了。

话说在他们看来，豁出性命“搞革命”，图的是啥？

无非七个字，“抢钱、抢粮、抢女人”嘛！

在强行“散居”到北京百姓家中后，李自成的十几万弟兄们很快行动起来。除了逼迫北京城的老百姓供应饮食外，士兵们纷纷开始“**杀戮，备诸暴酷”，如果百姓“稍不给，就刀背马箠挞之”，致使很多平民百姓“往往立毙”。

不仅如此，士兵们还开始大肆**、抢掠良家妇女。军官们则将明朝官员们的妻子、女儿编成名册，按照大顺军的官职进行强掳分配。据当时留居北京的士人记载：当时大顺军有的军队士官，掳掠到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后，经常把他们抱到马上招摇过市，以此炫耀自己的“战果”。

4

对待北京的百姓毫不客气，对待大明投降的文臣武将们，李自成又怎么个想法呢？

刚开始，大明的遗老遗少们都以为，新主子来了，多少还是需要他们这帮“老臣”的。可他们很快就发现，大顺政权除了招录了一两百位文官外，对剩下的官员，压根不予理睬。整个大明帝国的文臣武将、知识分子和精英们，被晾在一边，李自成可压根没有要安抚他们的意思。

在李自成看来，尽管进了京城来当皇帝，可这个皇帝要怎么当，政权怎么组织，明帝国剩余的文官武将们如何安排，他显然完全没有想好。眼下他最心急的，不是什么安抚人心，而是想着怎么搞钱，来养活十几万进入北京城的军队和供他自己享乐快活。

部队和新政权都缺钱，于是李自成下令，对所有原来大明朝的官员，都统统进行“助饷”和“追赃”。这项工作，从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第八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七日就开始执行，具体工作由大将刘宗敏和李过主持，还设立了专职部门比饷镇抚司进行负责。

有了李自成的支持，整个北京城顿时成了一个烧杀掳掠、鬼哭狼嚎的人间炼狱。当时，整个北京城，大顺军的士兵们“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大明帝国的遗民，上至文臣武将，下至富商平民，纷纷被十几万大顺军士兵抓起来严刑拷打、追索钱财。

当时，一些富有的贪官，例如崇祯皇帝的老岳父、嘉定伯周奎，在拷打之下，就吐出了50万两银子；大太监王之心也乖乖上贡了15万两；大学士陈演，也被迫交出了4万两。

但问题是，高官巨富们多少还有点家底，无非掉一身皮，“捐”出银子交差；可是穷苦的中下级官员们可就惨了，要么没有钱，要么钱不够，满足不了李自成、刘宗敏们的需求。

于是大顺的士兵们得到的指示，只有一个：

整，往死里整！

大学士魏藻德，是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进士，此前被崇祯帝破格录用为阁臣。在主持“助饷”“追赃”的刘宗敏看来，这么大的官，肯定有不少银子，于是招呼手下一番严刑“伺候”。没想到魏藻德压根没啥银子，让家人东拼西凑了1万两银子，给李自成和刘宗敏“上贡”。结果刘宗敏非要他10万两银子，为了逼出这差额的9万两银子，魏藻德被活活打死。

临死前，魏藻德痛苦地说：

“我想为新朝廷效力，为何要如此对我？”

可秀才遇到匪，哪有什么道理可讲？

老子身上没搞出钱来，刘宗敏又将魏藻德的儿子抓来严刑拷打。可还是没钱，于是，魏藻德的儿子也被活活拷打致死。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始，到四月六日短短十天时间，北京城里类似魏藻德这样被严刑拷打、逼勒致死、致残的大明文官武将，足足有1000多人。而通过在北京城挖地三尺、严刑勒索，不到一个月时间，李自成的“农民军”共在北京掳掠夺得7000多万两白银。

这是什么概念？

明朝时，即使是号称富庶的万历初年，大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区区496万两；而明朝末年，在全国范围征派的“三饷”（辽饷、练饷、剿饷）所得也不过2100万两白银，就已经搞得民不聊生。而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京短短十来天时间，就搜刮得到7000多万两白银，可以说，这几乎是将整个北京城的血肉都给榨干了。

如此情况下，大明帝国的遗老遗少（文臣武将、知识分子、士绅平民），又怎么可能为李自成所用？

5

作为李自成农民军仅有的两个举人之一，军师牛金星也掳掠了几个美女，到处纵情享乐。可看到大顺军进入北京城后军纪败坏，牛金星也觉得不对劲，他担心激发民变，于是劝告大将刘宗敏要约束部下。没想到刘宗敏却说，士兵们又没有兵饷，不抢劫、勒索，怎么搞？

刘宗敏说，要是民变，只要把北京城门一关，把百姓统统杀掉就行了；可要是不让抢劫掳掠，万一造成兵变，他可就难以控制了，“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

见到大顺军开始倒行逆施，李自成另外一个重要智囊、举人李岩也忧心忡忡。李岩赶紧上书李自成，建议重整军纪、招抚吴三桂父子。但李自成对此很不耐烦，只在奏疏上批了三个字：“知道了”。

实际上，李自成啥也没干，而是继续纵容部队在北京城内到处烧杀掳掠。对刘宗敏等人在京城到处掳掠勒索，李自成也基本不管不问，由此，开始酿下大祸。

正是在这时候，吴三桂粉墨登场。

后世的小说家们，经常讽刺吴三桂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美人陈圆圆转而勾引清兵入关侵略。

但史实，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吴三桂本无意投降清朝，真正逼反吴三桂的，是李自成本人。

1642年，大明朝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吴三桂被委以重任，率领五万关宁铁骑，驻守在宁远等关外五城。吴三桂的部队骁勇善战，因此即使是皇太极等人，也因为吴三桂的驻守而难以入关。

李自成进逼北京城后，崇祯皇帝手足无措之下，只好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迅速率兵勤王、支援北京。在此情况下，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五日，吴三桂只得将宁远50万兵民全部迁徙入关。

三月十九日，北京城陷。崇祯上吊自杀。二十日，吴三桂在得知消息后，无奈只有停止前进，屯兵在山海关等候消息。

在这种关键时刻，李自成逮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并命令他写信劝降吴三桂。

当时，吴三桂进退失据，50万兵民亟待安顿，而与清朝斗争了十几年的他，实际上忠君思想仍然强烈，不甘心投靠清朝。在接到父亲的书信后，吴三桂最终将山海关的防务转交给了大顺军的将领，自己则率领人马前往北京，向李自成投降。

但在前往投降的路上，坏消息却接踵而至。

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北京城内到处酷刑拷打朝臣、掳掠**辱百姓的消息陆续传来，家小都在北京的吴三桂，不免心生震动。

当吴三桂抵达靠近北京的滦州（今滦县）时，吴三桂的家人傅海山，在北京的变乱中冒着生命危险逃难出来，并带来了吴襄实际上被大顺军抓起来严刑拷打、几乎被“拷掠”致死的消息；而吴三桂也得知，他的爱妾陈圆圆，也在这场变故中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乘机霸占侮辱。

得知自己全家老小都被掳掠拷打，老父亲吴襄更是危在旦夕后，不胜寒心的吴三桂在犹豫再三后，迅速率兵返回山海关，并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守军，转而联系清兵，希望一起夹攻李自成。

在获悉吴三桂发生变故后，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山海关。（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最终在山海关外决战厮杀。清兵则隔岸观火，一直到双方两败俱伤时，多尔衮才下令出兵，最终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

兵败山海关的李自成恼羞成怒，退回北京后，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下令将吴三桂满门34口人全部斩杀。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仓皇中举行登基大典，完成在北京称帝的夙愿。第二天—四月三十日清晨，李自成随即率领残兵退出北京城，并纵火焚烧紫禁城和北京城的各个城楼。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到四月三十日退出紫禁城，他在北京待了不到42天。

算起来，这位一代“闯王”，只是在北京做了个“一月游”的帝王梦。

一年后，1645年5月，走投无路的李自成最终在湖北通城九宫山被杀。

一代“闯王”，至此，终于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