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一个叫“三耳生”的人，突然找到徐增，说：“我要见金圣叹先生。”

徐增是金圣叹的好友。当时，妖魔化金圣叹的声音很多，来人不会也是一个“思想打手”吧？于是问他：“你这么急切要见圣叹，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三耳生说：“我见世之贬圣叹者，不但欲杀之，而必使之入十八地之下而后已；间又见称圣叹者，若恐形容之不尽，而非推之到三十三天之上而不快。夫一人能使人极其赞、极其贬，必非常人也！”

原来，是一个对金圣叹的传说感到好奇的人。

徐增本人也曾对金圣叹由憎恶转为敬仰，忆起当年，就喃喃地讲起往事—

我呀，最初跟着人家骂，骂金圣叹是妖魔，骂了许多年。后来，见了金圣叹，才知道他不是妖，不是魔，这才开始替他在世人面前辩解。朋友听到我开始说金圣叹的好话，纷纷与我绝交，说我着魔了，没救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认谁作偶像都没关系，但认金圣叹作偶像，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朋友，你还敢追金圣叹吗？

1

金圣叹是个鬼才。即便放在他的家乡—人才济济的苏州，他也是永远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他出生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一个略显尴尬的年代。此时，他的同乡前辈唐伯虎等“江南四大才子”已经故去数十年，晚明风流，凋零近半。

这是一个政治比文化吃香的年代。江南士人抱团结社，不是为了风流耍酷，而是为了权斗党争。金圣叹20岁的时候，看到了魏忠贤的垮台，也看到了东林党人的雄赳赳气昂昂。但他似乎对眼前的政治大事件无感。20岁的他，选择了一条诡异的职业道路—扶乩，开始做降神附体、神鬼沟通的工作。

几年之后，金圣叹凭借这项特殊本领，已经打进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圈。东林党的一些领袖和成员，比如钱谦益、姚希孟等红人，都曾请他到家中扶乩降神。

时人记载，金圣叹声称慈月宫陈夫人附灵于他，他因而能通神灵、知宿因。他在扶乩过程中，“无意识”写下的诗文“长篇大章，滔滔汩汩”，连有道行、有地位的士人大佬看了都很佩服，对他的这一套神神鬼鬼深信不疑。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金圣叹的出名是因为评点《水浒传》等“才子书”，但他在晚明的名气，更主要是源于他的灵媒身份。

28岁那年，他给当时执文坛牛耳的钱谦益举行扶乩降神仪式。通过附在他身上的天台泐法师，彻底征服了钱谦益。

金圣叹为钱谦益示因缘，是有附加条件的。他请求钱谦益为他“作传一首，以耀于世”。事后，钱谦益很诚恳地照做了。

通过钱谦益的诗文，主流文化圈都知道了金采（金圣叹原名）这个人。

视科举如儿戏，因而在科举路上毫无成就的金圣叹，却以这种方式博得大名。他的头脑构造确实异于常人。

很多人说金圣叹的灵异附体体验，是他凭借个人文学才华的一种装神弄鬼。这种事，的确不好评价。只能说是老天爷给他赏饭，一般人吃不来。

当时，另一位江南名士叶绍袁，也曾多次把金圣叹请到家中扶乩。1634年左右，叶绍袁向附体在金圣叹身上的泐法师问到对时局的预测。泐法师说：流贼必不渡江，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

11年后，即顺治二年（1645年），病中的叶绍袁想起泐法师的预言一一应验，不觉心惊。

2

胡适说，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

他的怪，怪在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金圣叹早年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而每次去，都不好好发挥，都是抱着做“张铁生”的心态去的。清人笔记说他，“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所以，每考一次，就被除名一次。他倒也有耐性，换个名字，再来一次。

视人生出路，如同游戏。

很多人据此称赞金圣叹的反叛精神，但是你反叛一次也就够了，反叛这么多次，不嫌无聊吗？

如果真的痛绝于仕途功名，那就彻底做个优游林泉的读书人，为何还要参加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呢？

只有一种解释：他确实无意于科举功名，但却想成名，想走捷径，所以屡屡以科考上的特立独行之举来引起时人的瞩目。

就像他一度热衷扶乩降神，也是如此。在钱谦益作文写诗“称颂”他之后，金圣叹逐渐退出了扶乩的行当。反过来说，他当初进入这个行当，或许只是为了图名。

金圣叹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他后来追忆早年志向，说儿时自负大才，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总是觉得“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独沉屈”。

有才能却不见用，这是任何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悲哀。金圣叹对此尤其敏感。他在《西厢记》张生唱“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一句后，批道：“哀哉此言，普天下万万世才子同声一哭！”

可见，对于时运不济的怨艾，他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自负”和“沉屈”的感慨，成为他一生的基调。

最后一次游戏科举考场被除名后，金圣叹曾笑着对人说：“今日可还我自由身！”

人家就问他，什么是“自由身”？

他炫技式地解释说，“酒边多见自由身”，这是张籍说的；“忙闲皆是自由身”，这是司空图说的；“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说的；“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说的；“三山虽好在，惜取自由身”，朱熹说的。

展示完他搜索引擎般强大的记忆力后，他不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但从他特意检索出来的这些诗句，我们大致也可以拼贴出他心目中的“自由身”，其实就是一个无拘无束、无荣无辱、诗酒自娱、珍惜自由的人。

说到底，金圣叹是有圣人情结的。他虽然推崇，却不想学陶渊明做个隐者，否则他就没必要做出那么多带有表演性质的、吸引舆论关注的举动，他也不会因为有才不见用而深感郁闷沉屈。

他原本可以过得更简单，更快乐，而不仅只是在文字里意**“不亦快哉”的种种快感。

3

金圣叹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不甘心空抱才华而无所用于世，又不愿意为了博取功名而放弃底线，牺牲自由，最终只好牺牲了自己大半生的好心情。

他要是早生一百年，赶上晚明嬉笑怒骂、歌哭无端，人皆不以为意的时代，或许仍是一个落魄的才子，但至少不用活得那么辛苦。

偏偏他生活在朝代鼎革之际，政治、民族矛盾取代个性解放的潮流，成为社会的风向标。金圣叹的江南才子气质，一下子就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

时代挤压了才子的生存空间，金圣叹感觉到疼痛，终其一生，却可能连痛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一生孤高傲世，放言无忌，到头来落落寡欢，成为时人眼中的妖魔鬼怪。

他还在世的时候，同郡的名士归庄就曾公开说，看了他的书，听到他的所作所为，恨不得将他掐死。归庄有强烈的反清思想，后来对“哭庙案”中被害的17名文人表示哀悼，但独独对金圣叹之死拍手称快。

尤侗，一个暗自以金圣叹为模仿对象的才子，在公开场合却不断诋毁他，骂他“狂放不羁”。他显然更懂得与时代妥协。

更多人站出来，骂他“迂”，笑他“愚”，甚至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一个人的思想若与时代错位，领先时代愈多，所受痛苦就愈烈。

在时人看来，金圣叹的罪大恶极是为《水浒传》《西厢记》等诲**诲盗的“邪书”唱赞歌。他们编排段子，说施耐庵写《水浒传》，导致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西厢记》，导致人头落地，这都是报应啊。

其实，金圣叹的个性，很多是跟前辈李贽学的。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通俗文学的推崇，也是延续了冯梦龙等人的识见。但他生前死后所受到的毁谤，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前辈少。

金圣叹多次无奈地说：“我辈一开口，便疑谤自兴。”只要我一说话，甭管说啥，人家就先诽谤一通；只要我的书一出来，甭管写啥，人家也是一顿痛毁。

从这一点看，明末清初的思想氛围，较之前反而有了不小的退步。

只有少数人，比如徐增，才透过金圣叹坚硬的躯壳，看到了他的可爱与温情。

在徐增的眼里，金圣叹有着随和的性格，可爱的脾气。他说：“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

这样的金圣叹，很会与人打交道，也很能融入、顺从别人的爱好与个性。与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离经叛道，判若两人。

难怪徐增说金圣叹是“魔”的话，那他愿意为他“着魔”。

4

朱光潜说，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

金圣叹给人的幽默感，临死前都不忘调侃狱卒的幽默感，在这个时代往往被理解成了骨气与勇气，但有多少人懂得，这仅仅是他骨子里的沉痛。

历史，终究没有给予金圣叹大展宏图的机会。

在他37岁壮年之时，大明亡了。

很多人来不及准备，就要站队。有的人，比如顾炎武、归庄，至死不与清人合作；而有的人，迅速变换头脸，迎接新主，甚至不惜坑杀同胞，献上投名状。

不管是否愿意，金圣叹也要做出选择。

他在明朝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除了有点儿名气，其他一概全无。而这名气，一大半还是骂名。

但他还是守住了一个读书人的底线，未曾因为现实的不如意而猴急猴急地投奔新主。相反，他对战争感到厌恶，因为战争的残暴而对清人缺少好感。

他在评论唐人郑谷的诗时说，“我读此言，而不觉深悲国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真不知其何以为活也”。又评吴融的诗句“咸阳久已变荒原”时说，“所谓劫火终讫，乾坤洞然，虽复以四大海水为眼泪，已不能尽哭”。

一个自负的文学评论家，时常带着哭腔，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

在满目兵戈之际，他的小外甥降生了。他写诗说：“造物真轻忽，翻欢作泪零。”本当欢喜的事，反而悲哀落泪，那是多么沉痛的岁月。

清人入关这段岁月，显然是他很不好的记忆。他后来说，他的记忆中只有少年和老年的时光，壮年这一段，好像遗失了，不知道丢在哪里，想找都找不回来。

他唯一的一次失态，是在死前一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朋友邵点从北京给他带来一个消息，告诉他，顺治皇帝读到他的文章，嘱咐词臣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

53岁的金圣叹登时失态，向北望空而拜，叩头谢恩。

紧接着文思如泉涌，写下了《春感八首》，甚为得意地自夸：“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他甚至在诗中幻想，自己去做吕尚、诸葛亮那样身系国家安危的贤相，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很多人因为金圣叹的这次狂喜，说他“丑态毕露”，丧失民族气节，老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我倒觉得，这是金圣叹真性情的体现。他一生主张、贯彻真性情，推崇“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要喜便喜，要哭便哭。他要真是一只擅于掩藏的老狐狸，他才不会在此时露出尾巴，自己躲在被子里笑就好了。

他一生自负大才，却命途多舛，理解者少，嫉恨者多。一个人孤独地走着，走了很久很久，突然听到有个声音，还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声音，要加入他一起走。知音已难求，这么位高权重的知音，更可遇不可求。他的感激之情，他的热泪涕零，也都可以理解了。

更何况，金圣叹连抱大腿都来不及，他的命运很快就翻转直下。这阵狂喜，终究只是他内心的一段小插曲。

5

一年后，这个终生怀才不遇又满是幻想的穷秀才，再次见识了人生的黑色，一点儿也不幽默。

欣赏他的顺治帝，竟然驾崩了。

皇帝之死，对金圣叹来说，就像之前捡到一张彩票，一对开奖号码，还是特等奖，欣喜若狂来不及兑奖，又掉到水里，泡汤了。

梦醒的时候，才是最残酷的时候。

说起来，金圣叹之死，与顺治之死也有一些勾连。“哭庙案”的发生背景，正是吴县诸生在追悼顺治帝的仪式上，要求撤换鱼肉乡民的新县令任维初。

多种证据表明，金圣叹并未参与“哭庙”，他也不在最初被捕的11人名单内。

不过，“哭庙案”次日，出于正义感的金圣叹写了一篇名为《十弗见》的杂文，声援诸生的抗议活动。这才被牵连进去。

他有一段时间担心被捕，藏匿了起来。两个多月后，他还是被押解到了南京。

金圣叹等人原本罪不该死，但是经手办案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害怕被牵进知县贪污案脱不了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一场和平请愿的“学生运动”，办成了谋逆案。

办案官员要求，“谋逆案”的首犯必须要有相当的名气。金圣叹于是首当其冲。

恰好此时，朝廷指派的满族大臣正在江南调查并处理江南士绅投奔郑成功事件，金圣叹和其他17名诸生成了高压政策的牺牲品。

一生追逐名声，到头来反为名声所累。金圣叹的人生，总是跌落得让人唏嘘。

而这一切，他本人或许自始至终都蒙在鼓里。临刑前，他还大惑不解：“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金圣叹被斩首，死于莫须有的“叛逆罪”。这一年，他54岁。

曾给他带来好消息的友人邵点，后来解释过金圣叹的罹祸。他说，金圣叹做过一个梦，梦里有高人警示说，你什么诗都可以批解，但切记不可说《古诗十九首》。金圣叹毕生引以为戒，但后来醉酒中纵谈“青青河畔草”，未守警戒，终成绝笔。

这种解释，早年热衷扶乩降神的金圣叹，若死后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有些时代，可以诞生金圣叹，却不配拥有金圣叹。

他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应了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

一辈子落魄，半辈子被骂，金圣叹终于没有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或许才是他最应获得尊敬的原因。

金圣叹死后，“康雍乾盛世”来了。盛世之下，文人的毛发被捋得服服帖帖的，纪晓岚、刘墉、袁枚，那些个时代的才子们，一个比一个精致，一个比一个油腻，不狂傲、不狂喜，但也无个性、无底线。

那样的盛世，如骂金圣叹者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