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虽尚“简易直截”，亦主事上磨炼，故兼重事功。有一属官，因久听讲阳明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阳明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全书》卷三）又曰：“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全书》卷三）又《年谱》记欧阳德，嘉靖癸未第进士，出守六安州数月，奉书以为初政倥傯。后稍次第，始得与诸生讲学。阳明曰：“吾所讲学，正在政务倥傯中。岂必聚徒而后为讲学耶？”此以见阳明视事功尤重也。

阳明屡平寇乱，功烈甚著。其遗书论政之言，多以德治为主。所至兴学厉俗，多有可观。有《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卷一篇，见其教育儿童之意。其大要曰：“今教童子者，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诗书以开其知觉。”（《全书》卷二）

阳明以学问、道德、事功为一致。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曰：“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治，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盖彼论者未知阳明文章事业均以“致良知”为根柢，而妄有所窥测疑议也。

阳明既殁，承其学者，如王龙溪之精微，王心斋之超脱，何心隐、颜山农之杳冥，罗近溪之无我，皆渐流入于禅。

钱德洪《阳明大学问跋》曰：

师既殁，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一见本体，超圣可以企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灭礼教，犹自以为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自便经约，而已不知沦人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古人立言，不过为学者示下学之功，而上达之机，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语知解，非所及也。（《全书》卷二十六）

德洪在王门中，最为笃实，能奉阳明之遗旨，有“故深慨诸子好高骛远之弊”云。

明末王学者，盖竞慕心法，以顿悟相高，不顾事功。有仅以默坐调息为王学本领者，然外以狂逸为高，而身践蔑弃礼义之事；有阿附权门，公行贿赂而悍然不顾者。是以王学末流，深为世人诟病。清初陆稼书诋王学曰：“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雕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又曰：“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三鱼堂集》卷二）是以明之乱亡，由于王学之弊。然为王学者固不尽**之士，当时如徐横山、钱绪山、欧阳南野、季彭山、邹东廓、陈九川等，其后如黄石斋、刘念台、黄梨洲，皆践履笃实，学术气节，并有可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