霭理士无论怎样繁忙，始终都没有忘记或动摇过他自己早年在澳大利亚时确定的奋斗目标，即深入考察人类性现象的神秘含义。我们可以说，他毕生都在思考、研究和写作有关人类的性的问题。他刚进圣托马斯医学院学习的时候，由于学业上的需要，曾经收集过一些有关男女之间在体质上的差别的资料。不久，他便发现这种差别竟是许多社会问题的自然基础，而社会公众却对于这类事实又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于是便决定写一部书，阐明男女之间在体质上的差别的意义。他不厌其详地系统收集各国有关专家和权威们对于这类问题所发表过的各种资料。1894年，霭理士的这部题名为《男与女》（Man and Woman）的专著，终于作为《现代科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了。从准备写作到杀青出版，前后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男与女》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评价了男女之间在第二性征上的差别的意义。因为这部书包含了霭理士的丰富而周密的思想和许多存疑的一般性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霭理士后来三十多年著述的七大卷《性心理学研究录》的一个引子。这部书最初出版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其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个题目涉及的面太广，也还有可能是因为书里公开讨论到妇女的一些有关性的生理现象，这必定使当时英国社会中的那些平庸的作家和伪君子们目瞪口呆，噤若寒蝉。尽管如此，各方面有关的专家私下高度评价这部书的不乏其人，例如，当时英国最有权威的人类学家贝多（Beddoe）就曾直接写信给霭理士，称赞《男与女》是一部“篇幅虽小，意义重大”的杰作。这部书的销路很大，一再发行，到霭理士去世前五年，即1934年，已经出到第八版了。它还被翻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启发和感召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去开拓新的更有效更广泛的研究。

有了这个“引子”，霭理士便得以从容地开始对人类性心理学的问题做系统的研究了。1896年，当时列为《性心理学研究录》第一卷的《性逆转》（Das Kontrare Geschlechtsgefühl）一书出版。这一版是由库列勒（Hans Kurella）根据未能在英国公开发行的英文本译成德文在莱比锡出版的。按照霭理土本来的计划，《研究录》第一卷的内容应该是叙述人类性本能的正常现象，而把有关性的各种歧变现象分别放到后面各卷去讨论。但后来因为他的好友西蒙兹在看过《男与女》之后非常赞赏，提议和他合作，共同研究人类的性的问题。西蒙兹在此之前曾经印过两部类似小说的书，一部是叙述希腊时代的“娈童恋”（Paiderastia），另一部是讨论现代的同性恋问题的，两部书都没有公开出版发行。当霭理士同意合作以后。西蒙兹便把从朋友处收集到的一批“奇文趣事般的”材料交给霭理士。不久西蒙兹在罗马因患流感不幸去世。霭理士考虑到既然有约在先，就应该充分利用西蒙兹提供的材料，尽早以两人合作的名义出版，以慰亡友。所以，第一版的《研究录》把《性逆转》列为首卷，而且由霭理士和西蒙兹共同署名，作为两人合作的成果和纪念。性逆转即俗称的“同性恋”，在欧洲，从中古到十九世纪，始终是一个被认为堕入了恶道的劣根性的表现，到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又逐渐有人把它视为疯癫或至少是一个退化的现象。在旧时君主专政的法国，同性恋的人是可以依法焚杀的；后来，在《拿破仑法典》影响下的欧洲各国的法律不再过问单纯的同性恋问题，只有英美两国还保持着一部分旧时教会法律的影响；同性恋在法律上的地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它在传统道德的舆论方面的难堪恶名了。所以，1897年，正当《性逆转》英文本的第一版准备就绪即将正式发行的前夕，西蒙兹的家人突然害怕起来，他们背着霭理士，通过委托人把这部由霭理士和西蒙兹共同署名的英文版悄悄地买了下来，并且把已经印好但尚未发行的韦书全部烧毁了。这样一来，除了事前已经发出的少数几本书之外，英文本的《性逆转》第一版等于没有出版。同年，霭理士把书重新做了一番修订，把西蒙兹个人撰写的部分全部删掉，同时将西蒙兹的名字从作者名单中划去了。起初，他打算把这部经过修订的书交给一家出版过许多严肃的科学书籍的小书店去出版，并且把稿子送给他的好友杜克（H.Tuke）医生审阅。杜克做过将近十年的《心理科学杂志》（《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的编辑。他的心胸并不狭隘，也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然而却是一个由旧式学校教养出来的教友派的基督徒，从来对于一切有关性问题的详细研究都持反对的态度。他一面劝告书店的出版商不要出版霭理士的这部作品，一面向霭理士说明自己的立场。他承认霭理士的研究对于专家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又感到这样一本书不可能局限在专家的范围里，一旦扩散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伤风败俗”的不良影响。这家书店终于听从杜克医生的劝告拒绝出版这部书。霭理士并没有因此怨恨杜克医生，他们之间的友谊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直到杜克去世。

后来，霭理士通过朋友的介绍和一位化名为辛格（J.A.Singer）的出版商联系。这位出版商有志于出版一些一般公众没有多大兴趣的科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不声不响地安排霭理士的《性逆转》的出版和发行，书的内容简介也只邮寄给一些医生和有关的专家。开始的时候似乎万事如意；但事隔不久，风云突变。伦敦警方和检查当局本来一直在伺机破坏一个致力于改良英国社会的团体，把这个团体视为“洪水猛兽”，但多年来苦干找不到合法的根据而无从下手。霭理士修订过的《性逆转》出版以后，他们就借口该团体收藏有这部所谓“诲**”的书而将其负责人加以逮捕。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时却又不敢正面辩论自己的立场，一味采取含混拖延的手法。受害的一方万般无奈，只得从捍卫“出版自由”方面来进行辩护。于是，建立了一个由各种非宗教的社会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激进派和不随俗的自由主义者等等方面的社会人士组成的“保护出版自由委员会”，准备出庭为受害的一方辩护。委员会的成员中有许多知名的人士，如萧伯纳、艾伦（G.Allen）等等。大约半年以后，法院被迫开庭宣判，但判决书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明确提到霭理士和他的这部著作，法官只是在宣布释放那位被捕的先生时含沙射影地说道：“也许一开始你就上当了，以为有什么人可能说过这是一部讨论科学的书；但任何一个活人，只要随便翻翻就会看得出来，这不过是一种托词和欺骗，其目的是想兜售这部污秽邪恶的读物。”尽管英国社会上强大的保守势力通过法庭用非法的手段斥责这部书污秽邪恶，没有任何科学的价值，并且闹得满城风雨，企图一举摧毁先驱者们对于人类的性现象的研究；但结果适得其反，这部书很快就被翻译成德、法、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的几种主要的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不少专家学者撰文赞扬他，许多读者写信感谢他；他终于经受了一番暴风雨般的考验。霭理士通过1898年伦敦的这次审判，深刻地体验到“英国民族的某些令人憎恶的特点：清教徒的习俗、精神上的懦弱和伪善的传统陋习”，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深沉起来。

霭理士经历这次审判的折磨之后蓦然苍老；一个刚满四十的中年人，却已鬓角秋霜，要带上老花眼镜才能读书和写作了。他的妻子爱迪丝·李的健康本来欠佳，这时心脏病变得更加严重起来。根据医生的建议，他陪同李一起离开英国，到非洲摩洛哥北部的港口城市丹吉尔（Tangier）去休息。但生活的磨难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坚定的意志，他一离开英国，立刻就动手写作《研究录》的第二卷《羞怯心理的进化；性的季候性现象；自动恋》（《The Evolution of Modesty，The Phenomena of sexual Periodicity，Auto-Erotism》），把伦敦的这次审判完全抛到地中海去了。

丹吉尔是地中海地区最富于东方色彩的地方，这个港口城市的生活不仅反映了伊斯兰的精神，而且比英国更加接近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这一切都使霭理士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从1881年开始，他就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时到欧洲大陆和其他一些地方旅游。他在旅游中很注意研究各地的风土人情，考察那里的建筑，欣赏音乐、戏剧和其他传统的民族艺术。这些旅游丰富了他的知识，使他能够生动地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性的问题，寻根究柢地去探讨性本能对于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霭理士在写作《研究录》的时候事先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大纲，常常是一面读书和搜集资料，一面注意实地观察和思考。他每当在认真思考一件事的意义的时候，总要写出笔记，时间一长也就不知不觉地积累下丰富的材料。更由于他选材严格，文采秀丽，使得六大卷的《研究录》成为当时学术界里公认的既有科学意义又有文学价值的杰作。

《研究录》的第二卷（英文本），即第二版重新调整卷次以后各版的第一卷，由出版第一卷（即第二版以后各版的第二卷）的原出版商辛格负责出版。他以“莱比锡大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造成该书是在德国出版的假象，而实际却是在英国印刷出版的。发行不久，这位德国出生的受过很高教育的英籍出版商竟被伦敦警方以诈骗的罪名逮捕入狱，同时把他藏在家中的准备发行的《研究录》共数千册，全部查抄销毁。英国社会中强大的保守势力，终于迫使霭理士不得不把《研究录》从此转交给美国费城的一家声誉卓著而热心于出版发行各种医学书刊的戴维斯（F.A.Davis）出版公司去出版了。

霭理士最初写作《性逆转》时思想还不成熟，直到1914年第二版的时候才有机会做一番彻底的修改和补充，使它达到了和《研究录》其他各卷相称的水准。第三卷的初版发行于1903年，书名是《性冲动性质的分析，恋爱与痛楚，女子的性冲动》（《Analysis of the Sexual Impulse，Love and Pain，the Sexual impulse in Women》）；第四卷题名为《人类的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 in Man》），1905年初版；翌年出版的《**的象征现象，解欲的机制，妊娠的心理状态》（《Erotic symbolism，the Mechanism of Detumescence，the Psychic State in Pregnancy》）， 是《研究录》的第五卷。1909年8月，霭理士终于写完了《研究录》的第六卷《性与社会》（《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这是《研究录》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卷。那时，他一面说“天生了我要我做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精神上如释重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愉快；一面更认识到有关问题本身的性质非常复杂而且变化繁多，因此，已经完成的著作中不仅难免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而且挂一漏万的情况更是理所当然。十九年以后，即1928年，他又写了一部题为《哀鸿现象和其他若干补充研究》（《Eonism and Other Supplementary Studies》）的书，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录》六大卷中当时认为不够重要或者还不明确因而忽略了的题目做一些补充；二是对某些处在性领域边缘的问题做适当的讨论，以便确定它们在性问题上的明确的含义；例如哀鸿现象（Eonism），发欲带学说（The Doctrine of Erogenic Zones），梦的综合，影恋（Narcissism）、水恋（Undinism）、窃恋（Kleptolagnia）以及婚姻史等等。霭理士把这部书列为《研究录》的第七卷。

1933年，他经过长时间的踌躇之后，又发表了一部题为《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ex》）的书。因为霭理士考虑到，普通的临床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们，寻常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精研熟读大部头的《研究录》，所以专门为他们写了这部篇幅不大的手册或教科书性质的书。但是，由于这个题目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它的读者远远超出了医学界的范围。这部书的英文本问世以后的头十几年里，每隔一年或两年就重印一次；被翻译成东西方许多种外国文字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的情况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曾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罗素在评论这部书的时候说过：“以性为题目的书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却很少有几本能让人放心；但这部作品实在精彩，值得钦佩，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向所有的人推荐。”

在人类的性问题的研究上，霭理士虽然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的著作像有些评论家评论的那样，在科学上和艺术上都是不朽的稀世珍品，但无论如何，却也终于做成了一件适合人类需要的大事情，而且只有他破天荒第一次做成功了。

现代国家的传统社会中，古往今来难以摆脱的愚昧，使许多人把人类的性本能简单地视为物欲或肉欲，甚至把它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外。愚昧的结果，不仅为禁欲自戕和邪辟滥**推波助澜，即便在一般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中，也不知曾经酿成过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霭理士根据生物进化的理论，全面考察了人类的性的问题，深刻地批判了西方基督教的腐朽残酷的道德观念和腐败的习俗，拨开了笼罩在人类性现象上的沉沉迷雾，指出在性的方面，符合自然的健康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称得上是文明人类的一个启蒙的良师。

自然进化起源的各种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各种程度的变异几乎是没有止境的。生理与病理之间，找不到不可逾越的界线。所谓常态与病态，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变异。形形色色的性歧变，虽然与后天的教养有关，终究大半是先天气质的结果，根柢极深。因此，霭理士主张，我们在整个性的题目上需要更多的宽容，除非是那些从医学上或法律上看来可以引起问题的事例，是无须责备或干涉的。这不仅是为了各种离开了正常的歧变的人着想，也是为社会与道德制度谋一部分的长治久安之计；因为，把性歧变当作不道德的行为和罪孽看，不但徒劳无益，而且越发教大家对道德制裁的力量失去信仰，名为禁止，实同鼓励，这是古今中外都有过的共同的惨痛教训。有些人出于误解或偏见，硬说霭理士是主张“性解放”的祸首，这是错误的武断。基督教发达以后的西洋的婚姻制度历来受宗教和属于宗教势力的法律的禁锢，霭理士强调的性的自由，完全是为了反对和取消宗教与法律的束缚。他从科学的分析出发，一方面主张性的活动和性的态度，只要不取罪于人，不扰乱社会，终究是一二当事人的私事，其是非利害，应由私人自己裁决；一方面坚定地指出，在社会生活里，无节制的放纵是没有地位的，自由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种抑制，从最幼小的年龄起，一个人其实始终都在训练他的纪律生活与培养他的克己功夫。霭理士不仅反对纵欲和**，指出这与在性问题上的反科学的禁锢一样是违反自然的，是要不得的；而且还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的性的发育和精神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他虽然批评了有些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把性欲的升华看成是漫无边际的，但却也极力主张应该牢牢记住升华的可能、升华的价值和升华的深远意义，要努力从性的发育中取得巨大的力量来把人类的文明推向光明的前途。二十世纪全世界在两**上健康发展的主流完全证实了霭理士的科学主张的正确和远见。

尽管在今天看来，他的结论中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但正如达尔文在回答别人对他的性选择学说的批评时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题目第一次有人承担下来，加以处理，这样的前途也是难以避免的了。”实践证明了霭理士关于人类的性心理学的研究的基本路子是正确的，他不愧是人类文明事业的一个勇敢、勤劳和智慧的先驱。霭理士的力量在于他力求把自己的认识安放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从天道自然而取舍。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历史传统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一切传统又无一例外的都是历史的过客。所以，他既不忽视传统而逃避现实，也不蹈常习故而故步自封。他曾经说过：“那么可以举火把我的书焚毁，但它们的浓烟烈焰将化为下一代人的道德的灵光。”霭理士深信，十九世纪末叶英国社会中在性的问题上的各种偏见，不消几代便会化为乌有。但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不应该以自己的想象当作真实的未来；自然历史的转变一直在缓慢而坚定地进行着，它有无限的时光，而且无所畏惧，我们能够做的只是高举科学的火炬，照亮我们自己的周围，沿着自然的大路前进，并且要保证不让这支火炬暗淡熄灭；后来者自会从我们的手中接过这支明亮的火炬，超越我们而过，去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前途。

（胡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