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先生颤抖地站着,说:“你放我走?”
多年的大学教师生活教会了一个人如何做公正的法官,却没有教会一个人当麻利的刽子手。
“你干吗不去找L?”K先生恳求说。
“我迟早会找L算账的。但他不是咱们这边的人。”界限是不容混淆的,对于一件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你不可能这样义愤填膺。
K先生伸出沾着墨水的双手,做出苦苦乞求的姿势。他说:“你要知道了所有事实就不会责备我了。你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完全是个奴隶,这类书人们写得还少吗?”K先生开始哭起来。“你可怜那个女孩子,但你更应该可怜的是我……”他说,“应该是我……”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你身后有个门,进里边去。”D说。这是一间卫生间,室外无法见到。只有通风设备,没有窗户。握着枪的一只手因为即将发生的惨剧而颤抖起来。他是被逼得反身相扑的……现在轮到他惩治别人了。尽管如此,他熟悉的那种恐惧感却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是为别人的痛苦、生命、绝望而感到害怕。他像是一个作家,注定要同情别人的疾苦……他说:“快一点儿。进去。”K先生开始一步步地向后挪动。D想从脑子里搜寻出一句冷酷的玩笑话:“我们这里可没有刑场的大墙……”但是他发现自己不能把这句笑话说完。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死亡开句玩笑,别人的死亡是件严肃的事。
K先生说:“她没有经历过我受的这种罪……受了五十五年罪……只能再活六个月,什么希望也没有了。”
D并不想听他在说什么,他也没听懂他的话。他举着枪,紧紧逼着他,心里有一种嫌恶的感觉。
“要是你只能再活六个月,你也会寻找一些安慰的……”眼镜从他的鼻梁上滑下来,掉在地上摔碎了。他嘟囔着什么“受到别人尊敬”。他说:“我一直在梦想,有一天……在大学。”他这时已经进了浴室。他使劲盯着D站立的方向(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退到浴盆边上。“大夫说我只能活六个月……”他像一只狗似的痛苦地号叫了一声,“临死还要干这个苦差事……在牛津街那个傻瓜手底下……‘早安’‘晚安’……教室冰冷……暖气从来也不开。”他像是一个病人在说胡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似乎认为只要他不沉默,生命就有保障,从他充满痛苦和仇恨的脑子里迸出的每句话总是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湫隘的办公室,刚刚能转过身来的小教室,冰冷的暖气片,墙上的活动挂图:名为“一家有钱人”。他唠唠叨叨地说:“那个老头总是穿着软底鞋偷偷地监视我……我难过得要命……我得不断用世界语道歉……不然就要受罚……一个星期抽不到纸烟。”他越说越来劲……但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不该有这么大精神的,早在法官宣判他死刑以前,他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了。“住嘴。”D说。K先生的脑袋像乌龟的头一样向旁一扭,他一直没弄清楚D站立的方向。“你能怪我吗?”他说,“在国内再生活六个月……当一名教授……”D把眼睛一闭,按动了手枪的扳机。子弹砰的一声射出去,手枪震动了一下,把他吓了一大跳。一块玻璃哗啦一声被击碎了。就在这时有人按了门铃。
他睁开了眼睛。他的子弹并没有打中,他一定没有击中K先生。离K先生的头足有一英尺远的卫生间。镜子被打碎了。K先生仍然站在那里,眨动着眼睛,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有人在敲房门。白白浪费了一颗子弹。
D说:“不许动。别出声。第二次我就不会打偏。”他把卫生间的门关上,一个人站在沙发旁边,听着过道房门上的敲门声。如果来的是警察,他要用仅有的一颗子弹做什么呢?一切又重归寂静。沙发上的那本小书仍然打开着:
上帝在阳光里
爱抚地看着彩蝶的羽翼,
上帝在烛光中
在你家中静静等候着你。
这首荒唐的小诗印在他的脑子里像按在火漆上的印痕。他并不相信上帝,他也没有家。这首诗有点儿像野蛮部落在宗教仪式中唱的歌,即使非常文明的旁观者也会被它触动。啪、啪、啪,敲门的声音又响起来。接着又按了一下门铃。说不定是房主的哪位朋友,也可能是女房东本人。不会,她自己有钥匙。一定是警察。
他向房门慢慢走过去,手里还拿着那支枪。他已经忘记该怎样用手枪,正像他长久不习惯使用剃胡刀一样。他像迎接厄运一样打开了房门。
站在门外的是罗丝。
他语言迟缓地说:“啊,当然是你。我忘了。我把我的地址告诉过你,是不是?”他从她的肩头上望过去,好像预料她背后一定还站着警察——或者站着福布斯。
她说:“我来告诉你福尔特对我讲的事。”
“啊,好吧。”
她说:“你没有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吧?”
“没有。”
“干吗拿着枪?”
“我以为敲门的是警察。”
他们俩走进屋子,把走廊上的门关好。他的眼睛望着卫生间。不行了,他知道他绝不会开第二枪了。他可能是个英明的法官,但永远不能成为一名刽子手。战争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但还没有使人残酷到这种程度。他的头脑里装着中世纪传说的讲稿,装着《罗兰之歌》和伯尔尼的原稿,就像脖子上挂着一个会给他带来灾祸的不祥之物。
她说:“亲爱的——你的样子变了。更年轻了。”
“胡子剃掉了。”
“可不是。这样对你更合适。”
他不耐烦地说:“福尔特说什么了?”
“他们签字了。”
“可是这违反了你们的中立法啊。”
“他们并没有同L直接签订合同。总有办法把法律绕过去。先把煤运到荷兰……”
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他连枪毙一个叛徒的胆量都没有。她说:“你得离开这儿。在警察抓到你之前。”他坐在沙发**,手枪悬在两个膝头之间。他说:“福布斯也签了字?”
“你不能责怪他。”他又一次感到妒火中烧。她说:“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为什么?”
她说:“从某些方面看,他是个正直的人,你知道。如果风向转过来,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他沉思地说:“我还有一粒子弹。”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里带着惊惧的成分,眼睛盯着那支枪。
“啊,你别误会了我的意思,”他说,“我想的是煤矿工人。他们的工会。如果他们知道了事实真相,说不定……”
“说不定什么?”
“会出面反对。”
“他们能做什么?”她说,“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从来没见过矿井封闭时矿工的村镇是什么景象。你一直生活在革命里——呼口号、呐喊、挥舞旗帜,你经历的这种事太多了。”她又说,“我曾经跟我父亲到过他们住的一个地方。我父亲那时随着几个贵族去视察。那里的人个个无精打采。”
“这么说你也关心他们?”
她说:“我当然关心。我的祖母……”
“你认识不认识那些矿工中的哪个人?”
她说:“我的老保姆还在那儿。她同一个煤矿工人结了婚。可是我父亲给了她一笔养老金。她跟别人不一样,日子比较好过。”
“开始的时候只要找到个熟人就成。”
“你还是不理解。你不能到那里去发表演说。马上就会蹲监狱。你正在受到通缉。”
“我还不打算就这样自认失败。”
“听我说,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让你偷渡出去。有钱能使鬼推磨。从一个小海港。斯旺塞……”
他抬起头来仔细打量着她的脸。“你愿意让我走吗?”
“啊,我知道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喜欢一个人活着。我不喜欢死人和关在监狱里的人。你要是死了,我对你的爱不会超过一个月。我不是那种人。我不会对我看不到的人永远忠实。跟你一样。”他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的左轮枪。她说:“把那东西给我……我受不了……”
他默默地把手枪递过去。这是他第一次对另外一个人表示信任。
她说:“啊,上帝,就是这支枪的火药味儿。我一进来就闻到了。你开过枪。你杀了人……”
“没有。我想杀死他,可是我下不了手。我想我是个胆小鬼,只打碎了一面镜子。太不走运了,是不是?”
“是在我按铃以前吗?”
“是的。”
“我听见了。我还以为是汽车发动的声音呢。”
他说:“幸亏附近一带没有人听出是什么响声。”
“那个人在哪儿?”
“那里面。”
她把门拉开。K先生一定是正扒在门上偷听,他从屋里跪着爬出来。D耷拉着脸说:“这位是K教授。”K教授身体向前一倾,软绵绵地摔倒在地上,两条腿仍然蜷曲着。D说:“他晕过去了。”罗丝俯身看了看,充满厌恶地说:“你肯定没有打中他?”
“没有。确实没打中。”
“他断气了,”她说,“谁都看得出。”
三
他们把K先生的尸体小心翼翼地停放在沙发**,那本宗教诗集就摆在他的耳朵旁边。“上帝在烛光里,在你家中等待着你。”他的鼻梁上仍然印着眼镜架压出来的一道红印,这个小人物躺在那里显得那么无足轻重。D说:“他的医生说他只能活六个月。他害怕自己会突然死掉,教着教着世界语就断了气。他们每小时只给他两先令。”
“咱们怎么办?”
“这是一次意外事故。”
“他是因为你冲他开了枪才死的——他们会认为这是一次谋杀。”
“真正意义上的杀人?”
“是的。”
“这是第二回了。我倒想换换口味,叫人控告一次真正的蓄意谋杀。”
“凡是关系到你自己的事你总是开玩笑。”她说。
“是吗?”
不知为什么她又生起气来。她一生气就像个孩子似的,又是跺脚又是辱骂一切权威和理性。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对她就产生出一股柔情,因为她很可能就是他的小女儿。她对他也不要求热烈的爱情。她说:“别在那儿傻站着,好像没事儿似的。咱们怎样处理——这个?”
他温和地说:“我正在想呢。现在是星期六晚上。这套房子的女主人贴了一张条子。‘星期一再送牛奶。’这就是说,她最早也要明天晚上才回来。我整整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我明天早上就可以到达矿区,如果我现在就乘火车走的话。”
“他们会在车站把你抓住的。你已经被通缉了。再说,”她又生起气来,“你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我告诉你,那些煤矿工人才没有那么大劲头呢。他们只求能够活下去就知足了。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
“不妨试一试。”
她说:“你要是真死了我倒不介意,可是我受不住老是这样提心吊胆,担心你会死。”她现在已经顾不得害羞了,她毫无顾虑地把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他又记起他们在月台上会面的事,她拿着一个小甜面包从大雾里走过来。要想对她不产生一丝爱情是不可能的。他们俩毕竟有些相同的地方。他们俩的生活都被世事弄得颠三倒四,他们俩都在用一种并非他们本性的暴力对过去默然忍受的一切进行反抗。她说:“你用不着像小说中那样对我讲甜言蜜语。这我知道。”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他说。
“啊,上帝,”她说,“别演戏了。你还是继续做你的老实人吧。我爱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你老实,也因为我的神经机能有些毛病,你可以叫它‘恋父情结’。”
“我没有演戏。”他把她抱在怀里。这次并没有完全失败,他殷勤备至,就是没有情欲。他已经失去这种感觉了,为了自己的人民他好像已经使自己成了一个阉人。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每个情人都是一个哲学家,这是人的本性。做一个情人,就必须对世界有信心,必须相信生儿育女的价值。即使使用避孕手段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行为始终是一种出于某种信仰的行为,但他已经失掉信仰了。
她不再生气了。她悲哀地说:“你的妻子是怎么死的?”
“他们把她错杀了。”
“怎么错杀了?”
“他们把她错当作人质枪毙了。像她这样的人关了好几百。我想,典狱官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很想知道,这样在一个死人身边**,而且口里还谈论着死去的妻子,对于生活在和平环境的人说来是否太奇特了。他们毕竟感到不很圆满。即使接吻也会泄露一个人的真实感情……一个人的声音可以装假,接吻就不成了。在他们俩的嘴唇接触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感到中间隔着一段无限的距离。
她说:“你这样一直对死者保持着深挚的感情,我觉得不能理解。”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你的母亲……”
“啊,我不爱她,”她说,“我是个私生女。当然,他们后来结了婚,我的身份也合法化了。本来我不应该当回事的,是不是?但说来也怪,我一想到自己并不是他们希望有的孩子,我就非常气愤——从小就这样。”
不经过试验,很难辨识清楚自己对另一个人的感情是怜悯还是爱情。他们又在K的尸体旁边拥抱了一次。D从罗丝的左肩上看到K先生的眼睛还睁着。他把罗丝放开,说:“不要这样了。我不配你。我已经不是个男子汉了。也许有一天,当战争和屠杀全部停止以后……”
她说:“亲爱的,我愿意等到那一天……只要你还活在人世。”
从现在的处境看,这几乎不可能。
他说:“你还是赶快走吧。出门的时候小心别让人们看到你。走出一英里以外再叫汽车。”
“你干什么呢?”
“从哪个车站搭车?”
她说:“午夜前后尤斯顿车站有一趟车……不过谁也说不清星期天早上几点才开到那个地方……他们一定会认出你来的。”
“剃掉胡须我的样子改变了许多。”
“还有那块疤呢。人们会首先注意到你脸上的那个记号。”她说。他还想说什么,可是她打断了他:“等一会儿。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到哪儿去都成。”她匆匆走进卫生间,K先生的眼镜在她脚下啪嚓一声被踩碎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出来了。“感谢上帝,”她说,“房东是个细心的女人。”她手里拿着一块药棉和一条橡皮膏。她说:“你站着别动。现在人们就看不到你的伤疤了。”她把棉花贴在他的面颊上,用橡皮膏粘住。“谁都不会怀疑你脸上肿了一个包。”她说。
“你没把棉花遮在伤疤上。”
“妙就妙在这里。橡皮膏把伤痕遮住了,棉花球在你的面颊上。谁也不会注意你要遮住的是自己的下巴。”她用双手捧住他的头说,“我会成为一个能干的密使,你说是不是?”
“你太好了,不该干这个差事,”他说,“谁也不相信密使。”他发现在这个钩心斗角、颠三倒四的世界上,除了自己以外他居然还可以信任一个人,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感激之情。这就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找到了一个伴侣。他说:“亲爱的,我的爱情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用处,但我愿意把全部——把我遗留下来的全部都献给你。”但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是感到把他同一个人的坟墓连接在一起的疼痛在不断扯动着自己。
她语气温柔地说,就好像两人还在谈情:“你有可能逃脱别人的注意。你的英文说得不错,只是太咬文嚼字了。语音也不太正。但是真正泄露你身份的会是你读的那些书。你应该忘掉自己曾经是法语文学的讲师。”她抬起手来想摸摸他的脸,就在这时候门铃响起来了。
他说:“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藏起来?”当然没有地方。他说:“如果是警察,你必须立刻告发我。我不想让你卷进这场纠纷。”
“那有什么用?”
“去开门。”他抬起K先生的肩膀,把他的身体转过去,面对墙壁,接着把沙发上的罩单掀起来,盖在他身上。K先生躺的地方在暗影里,如果不注意是看不到他睁着眼睛的。看样子能够把人蒙骗过去,认为他在睡觉。一个声音说:“啊,对不起。我是弗尔台斯克。”
这个陌生人有些胆怯地一步步走进屋子里来。他是个未老先衰的年轻人,脑门儿上的头发已经秃了,身穿一件对襟背心。罗丝想把他拦住。“你要……?”她说。他又重复了一遍“弗尔台斯克”,他的态度相当和气。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向他们眨了眨眼睛。他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外衣。他说:“你们知道,我就住在楼上。艾米丽——我是说克罗威尔小姐——不在家吗?”
D说:“她到别处度周末去了。”
“我知道她要去的,可是我看见屋子里有灯光……”他说,“哎呀,沙发上还有一位。”
“那位吗,”罗丝说,“就照你的话称呼他‘一位’吧,是杰克——杰克·欧特拉姆。”
“他病了吗?”
“他就要病了——他醉得不省人事了。我们有个小聚会。”
陌生人说:“真少见。我是说艾米丽——克罗威尔小姐……”
“你就叫她艾米丽吧,”罗丝说,“我们都是她的朋友。”
“艾米丽从来不请客。”
“她把房子借给我们了。”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
“你要不要喝一杯?”
罗丝演戏演得太过分了,D想。这间屋子不可能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可能是在一只遇难的船上,但这不是小学生故事书里的沉船,像鲁滨孙航海遇难那样缺少什么都可以在船上找到。
“不喝,不喝,谢谢你,”弗尔台斯克说,“说老实话,我不会喝酒。”
“你得喝点儿什么。不喝怎么能活着?”
“啊,我喝水。我当然得喝水。”
“真的吗?”
“那还用说,一点儿也不假。”他神经质地看了看沙发**躺着的人,又看了看好像哨兵似的站在沙发旁边的D。他说:“你的脸碰破了。”
“是的。”屋子里变得寂静无声。静得谁都觉察出来,倒好像寂静是一位受宠的客人,在所有客人都走掉以后只有他一个还留下似的。弗尔台斯克说:“好了,我要走了。”
“非走不可吗?”罗丝说。
“倒不是有什么事。我是怕打扰你们。”他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他在找酒瓶和酒杯。这间屋子显然有些叫他感到不对劲的地方。他说:“艾米丽事先没告诉我。”
“看来你同艾米丽关系很不错。”
他的脸涨红了,说:“噢,我们是朋友,我们俩都是教友会的,你知道。”
“校友会?”
“不,不是。牛津教友会。”
“啊,是的,”罗丝说,“我知道——经常聚会,布朗旅馆,在克罗伯勒区……”她一口气说了一串与此事有关的词,D听了莫名其妙,他还以为罗丝在发歇斯底里呢。
弗尔台斯克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位未老先衰的年轻人的脸盘像是一块银幕,只有把经过审査、适于家庭观看的影片投射上去才能映现出来。他说:“你也参加过我们的聚会?”
“啊,没有。我没有兴趣。”
弗尔台斯克迈步向里走,朝着沙发走去。他的神情像是一盆晃晃****的水,同他说话的时候你必须把盆端正,不然盆里的水就会泼在地上。他说:“你应该试一次。参加我们集会的什么人都有——商人,保守党人……有一次海外贸易部的副部长也来参加了。当然了,每次还有一些外国佬。”在他热心解释的同时,他差不多已经走到沙发旁边了。“这是个宗教性的集会,但也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它能帮助你更好地待人处世,因为参加了这种集会以后你同别人的关系就可以摆正了。我们在挪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太好了。”罗丝说。她准备把水盆向另一边倾斜一点儿。
弗尔台斯克的一双金鱼眼睛停在K先生的脑袋上。“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最好是在集会的时候与人谈一谈,它会使你心胸开阔,像拨开乌云看到晴天一样。所有的人对你都非常体贴、同情。他们也都有过这种经历。”他的身体弯下去一点,说,“他的面色很坏……你们肯定他不会出毛病吗?”
这真是个荒唐的国度,D想。内战可不像这里的和平这样让你经历到这么多荒唐事。在战争中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你不需要为谈情说爱、为世界语费脑筋,甚至连怎么样活下去也不必自己操心。你担心的只是能不能吃到下一顿饭以及如何躲避炸弹。弗尔台斯克继续说:“他是否会更舒服一点儿,要是——你知道——咱们叫他坐起来的话?”
“噢,不要,”罗丝说,“他就这样好,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
“当然,”弗尔台斯克顺从地说,“我对这种事不大在行,我是说喝酒。我猜想他的酒量不大。他不该喝这么多,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年纪这么大了。对不起——你们跟他熟吗?”
“不用你操心。”罗丝说。D很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不想走了。罗丝的态度冰冷,只有最热的心肠才不会被她的态度结成冰。
“我知道这也许是我的偏见。我们入了教友会的人生活是很规矩的——既合乎人情,又很有节制。”他说,“我想你们大概不想到楼上我的房间去坐坐……我正烧着一壶水,准备喝茶。我来这里就是想邀请艾米丽……”他突然往前一探身,喊起来,“天啊,他睁着眼睛……”什么都完了,D想。
罗丝不慌不忙地说:“你觉得他没有睡着,是不是?”
你可以想象,在弗尔台斯克的眼睛背后如何升起一团可怕的疑云,只是因为这块疑云找不到适当的依托才又降落下去。一点儿不错,在他生活的那个温文尔雅的不真实的世界里是没有谋杀的。D和罗丝等待着,看他还要说什么:他们俩只能随机应变。他像耳语似的低声说:“真是可怕,我说的话都叫他听去了。”
罗丝气恼地、毫不客气地说:“你壶里的水一定都泼到地上了。”
他轮番地看了看这两个人——一定有点儿不对头的地方。“可不是,一定早就烧开了。我没想到在这儿待了这么半天。”他的目光又在两个人的脸上移动着,好像要求对方证实似的。今天夜里他肯定要做噩梦。“可不是,我得走了。晚安。”
他们俩看着他从楼道走进他所熟悉的、叫他心安的黑暗里。走到楼梯转角处他又转过身来犹疑地向他们招了招手。
[1] 陌生人说自己叫Hogpit, hog的意思是猪,pit有斗鸡场的意思。
[2] 起源于英国诺森伯兰郡的地名“swinburne”,该地名来源于古英语“swin”和“burna”,分别意为猪和溪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