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最好还是投降吧。

——《小公爵》

1

贝莱太太失去了往日的尊严。

普伦蒂斯先生和罗乘车直奔坎普登山，让戴维斯连同他那顶弄坏的圆礼帽留在店里。普伦蒂斯先生感到忧虑和沮丧。“事情不妙。”他说，“我们要的是会说话的活人。”

罗说：“我当时感到很吃惊，真想不到一个裁缝会有这样的勇气……只是童话里那个杀死巨人的裁缝才能和他相提并论。我想，你会说这个人算得上是个巨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他们在风雨中驱车穿过公园时，普伦蒂斯先生突然高声说：“怜悯是一种可怕的感情。人们所怀的爱情是一种**，而怜悯则是所有**中最坏的一种。它和性欲不一样，不会随着我们的死亡而消失。”

“这毕竟是在打仗。”罗带着某种兴奋的语气说。对他来说，虚情假意的陈词滥调如同一块普通的硫化矿石，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中裂开了，露出闪闪发光的岩心。他正在参加……

普伦蒂斯先生怀着好奇心奇怪地看着他。“你难道没有怜悯心吗？青少年不会产生怜悯心。怜悯是一种成年人的感情。”

“我觉得，”罗说，“我以前的生活是淡泊、单调、乏味的。因此现在这一切都使我兴奋。现在，由于我知道我不是凶手了，我可以去享受……”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看到了他依稀记得的那幢梦境般的房子：小小的花园里杂草丛生，灰色的雕像已经剥落，小铁门吱吱作响，窗帘全都放了下来，好像死了什么人。门敞开着。家具上还留着拍卖标签。“我们同事也逮捕了她。”普伦蒂斯先生说。

此地一片寂然。一个穿深色衣服的男人站在门厅里，他一定是参与了这次逮捕的人。他给普伦蒂斯先生打开一间屋子的门，他们走了进去。不是罗隐约记得的那间客厅，而是一间摆满劣质椅子的小餐室，里面还有一张大得过分的餐桌和一张书桌。贝莱太太坐在餐桌那端的一把扶手椅里，绷着一张灰白色的脸，戴着一顶黑色的无檐帽。那个男人站在门口说：“她什么也不说。”

“你好，夫人。”普伦蒂斯先生用一种献殷勤似的怡然自得的口气向她打招呼。

贝莱太太一言不发。

“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客人，夫人。”普伦蒂斯先生说，他向旁边靠了靠，让她能看见罗。

当你发现自己给别人造成了恐怖时，你会感到焦虑不安。无疑，有些人对这种别开生面的经历感到心碎。但罗却觉得很可怕，好像他突然发现自己会忍心去干一件凶残的事情。贝莱太太开始气喘了，她坐在餐桌的首席，露出一副古怪的神情，仿佛在一个嘉宾满座的宴会上咽下了一根鱼刺。她肯定是在极力控制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的喉部肌肉绷得紧紧的。

只有普伦蒂斯先生还能在这种气氛下应付自如。他绕过餐桌，高高兴兴地拍了一下她的背。“你喘不过气来啦，夫人。”他说，“你憋得慌。你会好起来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她呻吟道，“从来没有。”

“怎么回事？你还给他算过命哩，”普伦蒂斯先生说，“不记得了吗？”

她那双老年人的充血的眼睛里，闪过一线绝望的希望之光。她说：“如果你们这么大惊小怪，只是为了算命那件小事……我算命是为了慈善事业。”

“当然，我们明白这点。”普伦蒂斯说。

“还有，我从来不算将来的事。”

“啊，要是我们能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

“我只算一个人的性格。”

“还有蛋糕的重量。”普伦蒂斯先生说。希望突然全部破灭。现在再要保持沉默已经太晚了。

“还有你们那个小小的招魂术表演。”普伦蒂斯先生继续欢快地说，就好像他们俩是在开玩笑。

“那是为了科学。”贝莱太太说。

“你们那一小伙人还聚会吗？”

“每星期三。”

“缺席的人多吗？”

“他们都是私人朋友。”贝莱太太含糊其词地说。好像又转到安全的话题上去了，她举起一只抹了香粉的胖手，整了整帽子。

“科斯特先生现在……很难再来参加了。”

贝莱太太谨慎地说：“当然，我现在认出这位先生来了。我被他的胡子搞糊涂了。那是科斯特先生开的一个愚蠢的玩笑。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离开他们很远，很远。”

“很远？”

“我已经到了死后升天的人那儿。”

“噢，是的，是的。科斯特先生不会再开这种玩笑了。”

“他开那个玩笑，用意是善良的，我相信这一点。也许他对那两个陌生人不满……我们这个小团体是非常内向的。而科斯特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但愿他现在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了。”看来，此时此刻，普伦蒂斯先生并不担心自己缺乏那种被他称之为**的怜悯心。他说：“贝莱太太，你大概想和他取得联系，问问他为什么要在今天上午割断自己的喉咙吧。”

贝莱太太瞪大了眼睛，陷入了难堪的沉默中。电话铃打破了沉默。书桌上的电话不停地响着，挤在这间小屋里的人很多，但谁也没有赶快去接电话。往事一幕幕跃入眼际，犹如一个失眠者的纷乱思绪……这样的情形以前也有过。

“等一等，”普伦蒂斯先生说，“你去接电话吧，夫人。”

她重复了一遍：“割断自己的喉咙……”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如果他活着的话，就会被绞死。”

电话铃响个不停，好像远处有个什么人打定主意要弄清楚，为什么这间房间里的人不接电话。

“你去接电话吧，夫人。”普伦蒂斯先生又说了一句。

贝莱太太的素质和那个裁缝不一样。她顺从了，费劲地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走到电话跟前。她在书桌和墙壁之间伫立了片刻，帽子滑向一边，遮住了一只眼睛。她说：“喂，你是谁？”

房间里的三个男人都屏息静气地站着，一动也不动。突然，贝莱太太好像恢复过来了。她好像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此时此刻她是唯一能说话的人。她转过脸，嘴巴凑近话筒说：“是福里斯特医生。我该对他说什么？”她用充满恶意和机警的目光看着他们。她装模作样的本事不到家，反倒暴露了她的笨拙。普伦蒂斯先生夺过她手里的话筒，把电话挂断。他说：“这帮不了你的忙。”

她气呼呼地说：“我只不过问问你们……”

普伦蒂斯先生说：“从苏格兰场叫一辆快速汽车来。上帝才知道，这里的警察在干些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到这所房子来了。”他告诉另外一个人说：“看住这位太太，别让她割断喉咙。她对我们还有别的用处。”

他像一阵旋风似的走遍了这所房子的每个角落，搜索了每个房间，走到哪里就破坏到哪里。他脸色发白，怒气冲冲。他对罗说：“我为你的朋友担心。他叫什么名字？是叫斯通吗？”他又说：“这条老母狗。”这话出自一位具有爱德华七世时代风度的人之口，真叫人不可思议。贝莱太太的卧室里有许多瓶面霜，全部被他用指头搅过。他用怀着恶意的愉快心情，亲手把她的枕头撕开。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小开本的**书，名叫《东方之爱》，书旁有一盏罩着桃红色灯罩的台灯。他撕掉书的封面，打碎陶瓷灯座。他在听到一辆小汽车的喇叭声后才停止破坏。他对罗说：“我要你跟我在一起，为了辨明他们的身份。”他一步三级下了楼。贝莱太太在客厅里哭泣。一名警察给她沏了一杯茶。

“不要胡来。”普伦蒂斯先生说。他好像决心给他心软的助手们做出一个干事彻底的榜样。“她没事。如果她不说，你们就把这所房子里里外外搜个遍。”他仿佛已经被仇恨，或许还被绝望控制住了。贝莱太太刚要喝那杯茶，他一把夺过杯子，把茶水泼在地板上。贝莱太太冲他嚷道：“你没权利……”

他厉声说：“太太，这是你最好的茶具吗？”他看着那只华丽而俗气的普鲁士蓝茶杯，稍微停顿了一下。

“把它放下。”贝莱太太恳求道，可是他已经把茶杯对准墙上砸去。他对那个警察解释道：“茶杯柄中间是空的。咱们不知道那些胶卷到底小到什么程度。你们要彻底搜查。”

“你会为这些事吃苦头的。”贝莱太太嘟囔道。

“哦，不，夫人，吃苦头的将是你。给敌人送情报是要上绞刑架的。”

“对妇女不用绞刑。在这场战争中，不绞死妇女。”

“夫人，也许——”普伦蒂斯在过道里回过头对她说，“我们绞死的人比报纸上告诉你的要多。”

2

路途漫长，气氛抑郁。失败感和担忧使普伦蒂斯先生的心情十分沉重。他蜷缩在小汽车的一角，忧郁地哼着曲子。他们驶过肮脏不堪的伦敦市边缘地带前，夜幕就降临了，他们到达村镇的第一道篱笆前，天就已全黑。回头看，只能看见一片被灯光照亮的天空，一道道明亮的光柱犹如街巷，一块块耀眼的光斑恍若广场，仿佛天上是有人居住的世界，而地上只是一片没有人间烟火的黑暗莽原。

路途漫长，气氛抑郁。一路上，罗由于同伴的缘故，克制了自己的激动心情。危险和行动使他陶醉。他向往多年的生活正是这个样子。他正在一场大搏斗中发挥作用。当他再次见到安娜时，就可以对她说，他在反对她的敌人的斗争中出了一臂之力。他并不为斯通感到十分担心。他年幼时读过的惊险小说中，没有一本书的结尾是令人难过的，也没有一本书会怜悯失败的一方。书中描写的破坏性场面只不过是为英雄人物的个人历险提供的背景材料，他们的真实性并不大于一本宣传画册中的照片，一幢遭到破坏的楼房，三楼一间屋中有一张破破烂烂的铁架床，说明文字是“这种房间不行”，而不是“我们再也不在这个房间里和这幢楼房里睡觉了”。他忘却了受过的苦，所以他不理解受苦是怎么一回事。

罗说：“那儿毕竟还没有出事。当地的警察……”

普伦蒂斯先生忧伤地指出：“英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有诺曼底式的教堂，古老的墓地，绿色的村庄，小旅店，精致的小花园和住宅。英国的卷心菜每年获奖……”

“可是这个地方的警察……”

“这儿的警察局长二十年前在印度陆军中服役，是个好样的。他在品尝葡萄酒方面是个行家，说起他那个团里的事来口若悬河。你可以指望他为慈善事业捐一笔钱。警长嘛……是个好人，但在市警察局干了几年后被辞退了，连退休金也没有。后来他碰上了一个机会，赶紧来到这个镇里。你要知道，他为人正直，尽管赛马赌博商向他行贿，他却没有为了晚年生活而接受贿赂。当然，在一个小城镇里，警察没有多大必要老监视着别人。无非是有人醉后乱跑一气，或者是小偷有几桩小偷小摸事件。巡回法官赞赏这个城镇没有发生大案件。”

“你了解这些人吗？”

“我不了解这些人。但是，如果你了解英国，你就可以猜出一切。后来，突然有那么一些机敏的、反常的、肆无忌惮的、野心勃勃的、受过教育的罪犯来到这个太平的地方——即使在战时，这儿也是风平浪静。不久，全镇都知道有个人犯了罪，但这儿的人仍然认为他根本不是罪犯，他既没偷东西，也不酗酒嘛。即使他杀了人，这儿的人也不会相信，因为这儿已经五十年没有发生凶杀案了。”

“你打算到这儿寻找什么东西？”罗问。

“只寻找一件咱们急于找到的东西：一小卷胶卷。”

“他们可能已经翻拍了许多份了。”

“有这种可能。但他们没有太多的渠道把胶卷送出国。咱们要找到想把胶卷偷运出去的人……以及这件事情的组织者。至于其他，那就没有关系了。”

“你认为福里斯特医生……”

“福里斯特医生。”普伦蒂斯先生说，“是个牺牲品……噢，他无疑是个危险的牺牲品，但他不是让别人当牺牲品的人呢。他是被利用、受胁迫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他不是递送文件的人。如果他真是传递秘密文件的人，那咱们就幸运了。他跑不了……除非当地警察……”失败者的懊丧表情又出现在他脸上。

“他可能会溜掉。”

“没有那么容易，”普伦蒂斯先生说，“这些人中，逍遥法外的并不多。你记住，现在要出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只要当地警察……”

“这件事真有这么重要吗？”

普伦蒂斯先生忧郁地说：“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已经犯了这么多错误，而他们犯的错误却很少。也许这是我们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为了信任一个像邓伍迪那样掌握一切秘密的人……”

“邓伍迪？”

“我不应该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但忍不住啦。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他们要把这件事掩盖起来，因为他是一个有身份的老头子的儿子。”

“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事……我想，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事。”

一只猫头鹰在一片黑暗的平地上空尖叫。平地安着电灯，微弱的灯光刚刚能够照到近处的篱笆。往前不远，灯光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这种灯光仿佛是描在地图上尚未勘测部分周围的彩色边线。

再过去一点，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中，一位妇女正在分娩，老鼠围着粮食口袋乱窜，一个老人奄奄一息，两个人在灯下初次见面。黑暗中的每件事都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的奔波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气势汹汹的无用追踪，每小时四十五英里的高速驱车疾驶——一般人的自然天性几乎无法忍受。罗渴望回到原先那个世界里去，回到那个由家庭、子女和恬静的爱情构成的世界。那儿可以和邻居共同分担不可名状的恐惧和忧虑。他想到了安娜，暗自向她保证：当他突然不想再体验这种难得的经历时，他对她的思念将像情窦初开时一样强烈。

“如果咱们在这儿一无所获，”普伦蒂斯先生说，“咱们的处境就会变得很糟糕。”他那个由于绝望而略显佝偻的身躯表明他已心灰意懒，甘愿就此罢休了。

一个人在远处上下挥动手电筒。“他们在搞什么名堂？”普伦蒂斯先生说，“大肆张扬……他们不相信外地人没有指南针能找到通过他们这个城镇的路。”

他们顺着一堵高墙缓缓行驶，最后在一所大门上刻着纹章的房子前面停下。这个地方使罗感到陌生，这儿的某些东西他以前只是从屋里向外看过，现在他在室外一看，完全变了样。例如，这棵尖梢指向天空的雪松，就跟从前看见的样子大不相同，那时树干上有一片阴影。一个警察站在车旁边说：“先生，贵姓？”

普伦蒂斯先生出示了名片。“情况——都好吗？”

“不完全是这样，先生。你在里面会见到警长的。”

他们离开汽车，穿过大门走到里面。他们这一群人行动诡秘，满腹狐疑。他们没有摆出长官的架势，由于长途行车，他们动作呆滞，精神不振。他们看样子就像是一群受尊敬的观光者，由管家做向导，参观一户人家的私人别墅。那个警察不停地说：“请走这边，先生。”他一直用小手电筒表示方向，其实这儿只有一条路。

以这种方式重返旧地，罗觉得很奇怪。偌大的一所房子悄然无声，喷泉也沉默了。准是有人关上了调节水流的龙头。只有两个房间亮着灯。这就是罗在出奇的平静中舒舒服服地躺了几个月的地方。由于一颗炸弹的奇特作用，他在这里的经历居然和他童年时代衔接起来了。他能想起来的生活有一半是在这里度过的。现在他像一个敌人一样回来了，他感到羞愧。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不至于看见福里斯特医生……”

拿着手电筒的警察说：“你不必担心，先生，他身体很好。”

普伦蒂斯先生没听他们说。“那辆小汽车是谁的？”他问。

他不是指停在路边的一辆福特V-8，他指的不是这辆，而是一辆挡风玻璃上布满裂纹和污渍的破旧小汽车，公路两旁的荒芜田地里停着上百辆这样的汽车。花上五英镑，这辆车就是你的，你就可以把它开走。

“那辆车，先生，是牧师的。”

普伦蒂斯先生严厉地说：“你们是在聚会吗？”

“噢，不是，先生。不过，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还活着，我们想，应该让教区牧师知道。”

“事情好像已经发生了。”普伦蒂斯先生闷闷不乐地说。刚才下了一场暴雨，警察打着手电，带着他们走过坑坑洼洼的沙石路，踏上石头台阶，来到大厅门口。

在休息室里，漆得油光发亮的书架上放着几份画报，当初斯通少校常在一个角落里叹气，两个精神病人常常冲着棋子发火。现在，约翰斯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双手捧着脑袋。罗向他走去，叫了一声：“约翰斯。”他抬头看了一眼，说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

“怎么啦？”

“我杀死了他。”

3

这场大屠杀犹如发生在伊丽莎白时代。在看到斯通的尸体前，只有罗一人的心情是平静的。那些尸体躺在它们被发现的地方。被紧身衣箍住的斯通躺在地板上，身旁有一个浸过麻醉剂的棉球。由于他双手乱动，进行过绝望的挣扎，他的身体是扭曲的。“他没有得到逃命的机会。”罗说。罗曾经像一个犯了校规的学生那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沿着这条过道逃走，在同一条过道里，他透过敞开的大门，看出了一些名堂，变得成熟了。他懂得，现实生活中的历险跟小说里面的情况不是一回事，结局不会总是欢乐的。他产生了一阵强烈的怜悯心，觉得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不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他那颗天真无邪的心在斗争着，他既担心毫无意义地活着，又害怕糊里糊涂地死去。他慢吞吞地说：“我想要……我多么想要……”他感到冷酷与怜悯一起在他心中苏醒过来，这两种感情是久经考验的老朋友。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咱们应该为他不再觉得痛苦而感谢上帝。”这种自鸣得意的、不合时宜的蠢话听起来很刺耳。

普伦蒂斯先生说：“你是什么人？”但随后又勉强地表示了歉意，“对不起，我还以为你是教区的牧师呢。”

“是的。我叫辛克莱。”

“这儿没你的事。”

“我在这儿有事。”辛克莱先生纠正他的话，“他们叫我来时，福里斯特医生还活着。他属于我的教区。”接着他又略带微怒地补充道，“你知道，我们是获准在战场上履行职责的。”

“对，对，我想是这样。不过我们还没有验尸呢。门口那辆车是你的吗？”

“是的。”

“那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请先回家等着吧，我们办完事后……”

“当然可以。我不想碍事。”

罗观察着他，他裹着一身黑衣服，像一个圆筒，圆形的领子在电灯下闪闪发亮，那张和蔼可亲的脸上有着智慧的闪光。辛克莱先生慢吞吞地对罗说：“我们以前见过面吧？”他用一种古怪和大胆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罗。

“没有。“罗说。

“你以前大概是这里的病人吧。”

“是的。”

辛克莱先生带着神经质的热情说：“瞧，一定是这样。我觉得肯定在什么地方……我敢说是在医生的一次社交晚会上。晚安。”

罗转身离去，又一次想起那个不再觉得痛苦的人。罗记得那人曾急匆匆地走进泥泞的池塘，接着又像一个受惊的孩子似的逃到菜园里。他一直相信有人算计他。但他毕竟并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

他们必须跨过福里斯特医生的尸体。这具尸体横陈在楼梯脚。医生陷入了第六个圈套：置他于死地的不是对国家的爱，而是对自己同伴的爱——这种爱在受人尊敬的、崇拜英雄的约翰斯心中奇异地燃烧起来，变成了行动。医生对约翰斯过于信任，没想到一个人出于恐惧是会对他所尊敬的人下毒手的，他更愿意杀死他所尊敬的人，而不是把这个人交给警方。当约翰斯闭上眼睛，扣动了那把从斯通少校手中没收过来在抽屉里锁了好几个月的手枪扳机时，他的目的不是消灭这位他所尊敬的人，而是使自己免受没完没了的法院诉讼的折磨，免遭检察院的不留情面的指控，免得被极端无知的法官和随便凑起来的十二人陪审团的胡言乱语所侮辱。他对同伴的爱不允许他在干掉斯通一事中袖手旁观，这种爱决定了他要为自己的拒绝合作付出什么代价。

从罗逃走的那天起，福里斯特医生一直表现出惴惴不安。他坚持不叫警察，真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另外，他似乎对斯通的命运感到忧虑。他避开约翰斯跟波尔密谈，那天下午还往伦敦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约翰斯拿着一封信上邮局，发现门外有一个卫兵。在村子里，他看见一辆从镇上开来的警车。他开始怀疑……

在回来的路上，他遇到波尔。波尔一定也看出了名堂。最近几天来的想象和怨恨一起涌进约翰斯的脑海。他坐在休息室里，心急如焚。他不明白，种种迹象为什么会变成一种信念——医生正在计划弄死斯通。他记得他经常和医生一起从理论上探讨安乐死。他和医生看法不一，医生对纳粹分子屠杀老人和患了不治之症者的事情几乎无动于衷。有一次医生说：“这正是任何国营医疗机构迟早会遇到的事。如果你要活着留在由国家开办和发薪的机构里，你就必须承认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厉行节约的权力……”有一次，波尔和福里斯特医生正在谈话，他闯了进去，他俩的话声戛然而止。他变得愈来愈不安和忧虑了，好像这所房子将遭遇到不测。人们走在过道里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在喝茶的时候，福里斯特医生对“可怜的斯通”发表了几点看法。

“可怜的斯通怎么啦？”约翰斯厉声责问。

“他非常痛苦，”福里斯特医生说，“长了个肿瘤……我们能为他求得的最大善举就是让他死去。”

薄暮时分，约翰斯心神不安地走进花园。月光下的日晷如同一具搁在玫瑰园门口的裹着尸布的尸体。突然，他听见斯通在大声喊叫……他的脑子更加糊涂了。他明白过来后，径直奔进自己的房间，拿出一支步枪。他把钥匙放错了地方，最后在自己的口袋里找到了——约翰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听见斯通又嚷了一声，便穿过休息室，跑进侧厅，向楼梯奔去。过道里有一股难闻的氯仿气味，福里斯特医生警惕地站在楼梯下。神色警惕的医生厉声问道：“你要干什么？约翰斯!”约翰斯仍然以为医生的狂热已使他不可救药地走上了邪路。没有别的办法了：约翰斯朝医生开了一枪。波尔歪扭着肩膀，露出一脸自负和邪恶的表情，在楼梯顶上转身就走。约翰斯在盛怒之下又朝他开了一枪，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动手晚了。

警察当然马上就来到了门口。他去迎接他们，因为仆人们这天晚上显然都被差走了。在他读过的许多凶杀小说中，都有这样的含义十分明显的情节。这次他身临其境，目睹了惨状。福里斯特医生还没断气，当地警察认为，别的措施已无济于事，只有去请教区的牧师……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个一度被认为是人间天堂的地方，一个晚上竟有这么多人丧生，真是空前绝后的景象。即使来一队轰炸机，也不会比这三个人更能扰乱这里的安宁了。

搜索开始了。这所房子的上上下下都被搜遍。又派来了一些警察。从后半夜到清晨的几个小时中，楼上房间里的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普伦蒂斯先生说：“哪怕我们找到一张照片……”但什么也没找到。在漫长的夜间搜查中，罗有一次无意中来到迪格比曾经睡过的那间屋子里。现在他觉得迪格比是个陌生人——一个举止粗野、过着寄生生活、由于对一切都茫然不知而自得其乐的陌生人。只有对痛苦有所了解，才能给幸福下一个正确的定义。这间屋子的书架上放着托尔斯泰的著作，书上有被橡皮擦掉的铅笔痕迹。有知识是了不起的……所谓知识，并不是福里斯特医生充分掌握的那种抽象知识，也不是那些以高不可攀、美不可及的表象去迷惑人的理论，而是具体的、有感情色彩的、平平常常的人类知识。罗再次把托尔斯泰的著作打开：“原先在我看来是美好和高尚的东西——爱祖国，爱自己的人民——已变成使我感到反感和可怜的东西。原先在我看来是丑恶和可耻的东西——背叛祖国和世界主义——现在对我来说反倒成了美好和高尚的东西。”在楼梯口，一颗子弹打中了医生的腹部，他的理想破产了。这位理想主义者遭到了一个杀人凶手的暗算。罗不相信他们曾经狠狠讹诈过他。他们仅仅利用了他的美德，他那知识分子固有的傲慢，以及他那种对人性的抽象的爱。一个人不能爱人性，只能爱人民。

“什么也没找到。”普伦蒂斯先生说。他拖着两条僵直的瘦腿，低着头，绝望地穿过房间，把窗帘拉开一点。此时，天上只有一颗星星还能看见，其余的星星已经从渐渐明亮的天幕上消失了。“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普伦蒂斯先生说。

“三人死亡，一人进了监牢。”

“他们可以找到十几个人来代替。我要的是胶卷和他们的头子。”他说，“他们一直用波尔房间里的那个盆盛显影液。他们大概就在那儿冲洗了胶卷。我想他们一次只印一份照片。他们把他们信任的人缩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只要底片还在他们手里……”接着，他又抑郁地说，“波尔是个一流摄影师。他专门研究蜜蜂生活史。他的研究文章写得很漂亮。我看过几篇。现在我希望你到那个小岛上去。也许咱们会在那里找到几件令人不愉快的东西等你去辨认……”

他们站在斯通站过的地方。前面亮着三盏小红灯，池塘四分之三的水面上笼罩着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池塘犹如黎明前的港口，而这三盏灯便是驶来的三艘小汽轮。普伦蒂斯先生蹚水过去。罗在后面跟着。九英寸厚的淤泥上有一层薄薄的水。那三盏红灯是标志灯，就是晚上用来表明路面中断的那种标志灯。三名警察正在小岛中央挖掘着。那儿很难找到一块两人能同时立足的地方。“这就是斯通看到的现象，”罗说，“他看见有人在挖洞。”

“是的。”

“你指望挖到什么？”罗没有说下去。挖地的那几个人露出了某种紧张的神态。他们把铁锹戳进地里时，动作非常小心，仿佛生怕弄破什么易碎的东西。他们看来不大情愿把土块翻过来。沉沉夜色笼罩着的这个场景使罗想起了一件事——一件令人伤感的遥远的往事。他想起母亲从他那里拿走的一本书，书中有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色调低沉的版画：深夜，几个披着斗篷的男人在墓地里挖墓坑，月光照在一把铁锹上，反射出一道寒光。

普伦蒂斯先生说：“你忘掉了某一个人——原因还不清楚。”

铁锹一下一下地挖着，他等得越来越心焦。他怕看见某种使人厌恶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应该在哪里挖呢？”

“他们留下了痕迹。干这事他们是外行，我想，这就是他们如此害怕斯通发现什么名堂的原因。”

一把铁锹在松软的泥土里发出难听的嘎吱嘎吱声。

“小心。”普伦蒂斯先生说。用那把铁锹挖掘的人停了下来，擦去脸上的汗水。其实夜里天气很冷。接着，他把铁锹慢慢从土里拔出，看了一眼铁锹的刃口。“在这边再挖一次，”普伦蒂斯先生说，“轻点，别往深处挖。”其他人停止挖掘，在一旁观看，但你可以感到他们并不想看。

那个继续挖掘的人说：“行了。”他把铁锹直立在土里，用手指轻轻地把土扒开，像是在栽菜秧。他舒了一口气说：“是有一个盒子。”

他手持铁锹柄猛一使劲，把盒子从地里撬了出来。这是一个通常用来存放杂物的木盒，盒盖钉得不紧。他用铁锹刃撬开盒盖，另一个人把灯凑到跟前。一件件杂七杂八的东西从盒里拿出来了，像是连队里一个士兵死后由连长寄回家的遗物。但有一个不同之处：没有信件和照片。

“这些东西他们无法烧掉。”普伦蒂斯先生说。

这些东西用一般的火焰是烧不掉的：一个钢笔套，另外还有一个金属套子，大概是用来套铅笔头用的。

“在一所到处都是电器设备的房子里，”普伦蒂斯先生说，“烧掉东西并不容易。”

一只怀表。他打开沉甸甸的表背，大声念道：“F.G.J惠存，1915年8月3日，我们的银婚日。N.L.J赠。”下面另有一句：“送给我亲爱的儿子，以缅怀乃父。1919年。”

“一块很好的走得很准的表。”普伦蒂斯先生说。

接着又拿出两块带褶的金属臂章，几个从吊袜带上摘下来的金属纽扣，一整套纽扣——内衣上摘下来的小珠母扣，外衣上摘下来的样子难看的褐色大扣子，短裤纽扣，衬裤纽扣，长裤纽扣。人们绝不会相信，一个男人的一套替换衣服上竟要用这么多纽扣。还有马甲上的纽扣，衬衣上的纽扣，袖口上的纽扣，一副裤子背带上的金属暗扣。上帝的一个可怜造物便这样给打扮得颇为像样了，就像一个洋娃娃似的。你把这个洋娃娃拆开后，它会使你得到满满一盒子五花八门的暗扣、带扣和纽扣之类的东西。

盒子底部有一双沉甸甸的老式靴子，靴底钉着大鞋钉。由于在人行道上走得太多，在街头站得太久，鞋钉已经磨损。

“我不知道，”普伦蒂斯先生说，“他的其他东西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他是谁？”

“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