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经获准不得通行。

——《小公爵》[1]

1

每年的游园会上都有某种东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阿瑟·罗吸引过去，使他不由自主地成为远处乐队的吹奏声和木球敲击椰子的咚咚声的俘虏。然而，这一年没有椰子，因为战争正在进行。从布卢姆茨伯里住宅区的断垣残壁中也可以看出这点——一个壁炉的凸出部分被炸掉了，留在墙壁中间的那部分看上去就像画在廉价玩具屋上的壁炉，墙壁上还残留着许多镜子和绿色墙纸。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某个拐角处传出扫玻璃碴儿的声音，如同沐浴着海水的卵石海滩发出的懒洋洋的响声。广场倒是被一面面自由国家的国旗和许多彩旗装饰得格外绚丽，从节日那天起，显然有人坚持——让这些旗帜在这儿一直飘扬。

阿瑟·罗凭栏远眺，思绪万千。栏杆倒还没被炸掉。游园会在他的记忆中是无邪的，使他想起了童年，想起了牧师住宅中的花园，身穿白色夏装的姑娘们，花坛中草木的芳香以及某种安全感。他不想嘲笑这些幼稚的、以某种借口而精心设计的赚钱方法。总有一个牧师在主持一种输赢不大的赌博，寻宝游戏后面则站着一位穿着拖到脚后跟的印花裙子的老太太，她那顶宽边软帽在寻宝摊(像儿童乐园那样大小的一块地方，四周立上界桩，标明为寻宝摊的范围)上方神气活现地抖动着。夜幕降临了，由于灯火管制他们不得不早早结束，还有一些体力活，需要泥瓦匠去干。在游园会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棵梧桐树，树下摆着个算命摊，就像一个临时搭成的露天厕所。在这个夏末的星期天下午，一切似乎完美无缺。“我把自己的宁静献给你，这不是尽人皆知的宁静……”人们好不容易请来的那支人数很少的军乐队，又奏起那支被人遗忘的上次大战中流行的曲子。“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将常常想起那个阳光普照的山坡……”阿瑟·罗听后，泪水涌进了眼眶。

他绕着栏杆，朝自己的厄运走去。一便士硬币顺着一条倾斜的弯道，滚到一块方格板上——硬币并不很多。游园会冷冷清清：只有三个小摊，人们都避开它们。他们如果非得花钱不可，便宁可往方格板上滚硬币，争取赢几个钱，或者在寻宝摊上赢几张储蓄券。阿瑟·罗沿着栏杆往前走，迟疑不决，既像一个不速之客，又像一个多年流放在外的人重返家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受到欢迎。

他身材细长，背部佝偻，黑发已经发灰，脸庞瘦削，鼻梁有点弯，嘴巴过于敏感。他的衣服质地很好，可是给人的印象是他对衣服并不爱惜。要不是那种仿佛是结过婚的样子，你准会以为他是个单身汉……

“交费，”门口的中年妇女说，“一先令，不过这好像不太公道。你要是再等五分钟，就可以按减价票进来了。我每次看见人们这么晚才来，总觉得应该提醒他们一下才对。”

“你想得真周到。”

“我们不想让人们感到受骗——哪怕是为了干好事，你说呢？”

“我还是不等了吧。我要马上进去。到底是什么好事？”

“为自由母亲们——我指的是所有自由国家的母亲们——募捐[2]。”

阿瑟·罗高兴地回想起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当时，每年这个时候在牧师住宅的花园里总有一次游园会。花园离特兰平顿路不远，在临时搭成的舞台那边是剑桥郡平坦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一条小溪，溪中游着刺鱼，岸上长着修过枝的树，然后是几个斜坡，上面是石膏采石场。在剑桥郡，这些斜坡被人们称为小山。他每年都怀着一种奇怪的兴奋心情来参加这些游园会——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似乎熟悉的生活方式即将在那天下午永远改变。乐队在暖和的夕阳下欢奏，铜管乐器发出的声音像烟雾似的颤抖，一些陌生少妇的脸和掌管百货店与邮局的特罗普太太、主日学校教师萨维奇小姐以及老板娘和牧师太太们的脸混在一起。小时候，他跟着母亲围着这些小摊转——童装摊、粉红色的毛衣摊、艺术陶器摊，最后见到的是游园会中最好的货摊——白象摊。在白象摊上好像总能找到一枚魔球，它能满足你的三个愿望，让你称心如意。然而奇怪的是，他当天晚上回家时，却只带着一本旧的夏洛特·M.永格的《小公爵》，或一本印有玛莎威特茶广告的过时的地图册。但他一点也不觉得失望，因为他还带来了铜管乐吹奏的声音、光荣感和一个比今天美好的未来的预感。到了少年时代，兴奋的根源就不同了，他想象着也许能在牧师宅邸中碰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少女，他将向她大胆地倾诉衷肠；晚上，草坪上将举行舞会，人们将闻到紫罗兰的气味。不过由于这些梦想从未兑现，所以他还保留着一种无邪的感觉……

同时，还有兴奋的感觉。他不能相信：当他进门来到梧桐树下那片草地上的时候，竟然什么也不发生。虽然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少女，也不是魔戒，而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抹去这二十年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乐队在演奏，他的心怦怦乱跳，这个消瘦的、饱经世故的人回到了童年。

“过来试试你的运气吧，先生。”牧师说，他的声音显然是联欢会上的男中音。

“但愿我能有些硬币。”

“一先令十三次，先生。”

阿瑟·罗投进的一个个便士顺着那条狭窄的斜槽滑下去，他看着它们在方格板上摇摆。

“今天怕不是你的好日子，先生。再来一先令怎么样？就当是做好事，再试一下好吗？”

“我想到前面去试试。”他记得母亲总是一路赌下去的，她小心翼翼地把她的钱平分给各个赌摊，而把椰子和赢得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在有些摊子上，简直很难发现什么东西，哪怕是送给用人的东西。

在一个有小遮篷的摊子上，放着块蛋糕，旁边围着一小群热情的游客。一位女士在解释：“我们把配给的黄油凑在一起，泰瑟姆先生弄到了小葡萄干。”

她转身对着阿瑟·罗说：“你不想买张票，猜猜这个蛋糕有多重吗？”

他把蛋糕举起，随口说：“三磅五英两。”

“猜得真准，你太太一定常教你。”

他从人群里退了出来：“啊，不，我没结婚。”

战争使摆摊人的任务变得格外困难了。一个摊子上摆着大量供军人阅读的企鹅出版社印行的旧书。另一个摊子上零零星星地放着一些最奇怪不过的旧衣服——多年前的旧衣服：带兜的长裙，有骨撑的花边高领衫。人们把它们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抽屉里翻了出来，最后给了自由母亲。还有上面缀着叮当作响的饰物的女用紧身胸衣。童装只占了很小一部分，现在毛线实行配给制，旧毛衣在朋友间十分需要。第三个摊子是传统的白象摊，尽管说它是黑的可能更确切，因为许多在印度侨居过的英国家庭都交出了他们收集的乌木象。还有铜烟灰缸，绣花的火柴套——它们已经很久没有放过火柴了——几本放在书店里嫌寒酸的书，两本明信片簿，一套完整的狄更斯香烟画片，一只电镀煮蛋器，一个粉红色的长柄烟斗，几个来自瓦拉纳西[3]的雕花别针盒，一张上面有温斯顿·丘吉尔夫人签名的明信片，一盘各国铜币……阿瑟·罗翻阅着旧书，当他看到一本肮脏不堪的《小公爵》时，心中感到一阵痛楚。他花了六便士买下这本书，继续往前走。他觉得这一天尽管尽善尽美，但似乎有什么在威胁着他：透过为寻宝摊遮阴的梧桐树，他可以望到广场被毁的那部分。仿佛上帝专门领他到这个地方来，向他显示今昔之别。这些人可能在一场只对他一个人有好处的花费甚大的道德剧中扮演角色……

当然，他不能不到寻宝摊上去转转，尽管他在知道奖品是什么东西后感到很扫兴。后来，值得看的地方只剩下算命摊了——这是一个算命摊，而不是公厕。一块布帘在入口处晃来晃去，布料子是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一位女士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应该去算个命。你真的应该去。贝莱太太神机妙算，她告诉我儿子……”她又抓住一个从面前经过的中年妇女，气喘吁吁地接着说，“我刚才正和这位先生说起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和我的儿子。”

“你的小儿子？”

“是的，他叫杰克。”

罗趁机溜开了。夕阳西下，广场花园渐渐冷落起来了，趁着天还没黑，灯火管制还没开始，警报还没拉响，赶紧收起“宝物”回家吧。一个人在乡村的篱笆后面，在班船客舱里的纸牌上算过那么多次命，可游园会上的这个业余算命人却仍能使他入迷。一个人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候对出海旅行、皮肤黝黑的陌生女人以及带来喜讯的书信半信半疑。有个人曾经拒绝给他算命——当然只是故作姿态，以加深他的印象——然而缄默确实比其他任何预言都更接近真理。

他掀起帘子，摸索着走了进去。

帐篷里面很暗，他很难辨认出贝莱太太。这位太太腰圆体胖，裹着一件像是寡妇穿的旧丧服，或者是一种农民服装。他没想到贝莱太太的声音会这么深沉有力：一种令人信服的声音。他原以为这位喜欢水彩画的女人讲起话来声音是发抖的。

“请坐，请用一枚银币在我手心里画个十字。”

“真暗。”

他现在总算勉强把她看清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农民服装，头上裹着一块大头巾，肩上披着一条轻纱，末端甩在背后。他找出一枚银币，在她手心里画了个十字。

“把你的手伸过来。”

他伸出手，她牢牢地抓住，像是说：别想得到什么怜悯。一盏电灯发出微弱的亮光，照着他掌心的爱情纹，一条条细小的横纹大概代表儿女满堂，生命线很长……

他说：“你挺会赶时髦，我指的是你这儿装上了电灯。”

她不理会他说话这么无礼，开口就算命：“先谈谈你的性格，再说说你的过去。根据规定，我不准预言未来。你性格刚毅，富有想象力，对痛苦十分敏感。有时你觉得怀才不遇。你想干一番大事业，不想整天沉溺在空想中。其实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使一个女人得到了幸福。”

他想把手抽出来，但她抓得很紧，像是在和他比手劲。她说：“你在一次幸福的婚姻中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不过，你还得再耐心点。现在我要给你算算你的过去。”

他赶紧说：“别算我的过去，请算算我的未来。”

他这样一说好像揿了个按钮，把机器关上了。随之而来的寂静令人纳闷，使他颇感意外。因为他并不想让她住口，虽然怕她会说出什么使他忧伤的事来，即使说得不确切，也会像真事一样使他痛苦。他再次试图缩回手，这次成功了，这只手又成了他自己的。他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

贝莱太太说：“听着，这是我的指示：你需要把蛋糕拿到手，你得说它的重量是四磅八英两半。”

“它果真这么重吗？”

“这无所谓。”

他苦苦思索，目不转睛地看着贝莱太太被灯光照着的左手：手掌方方正正的，煞是难看，手指又短又粗，戴满了硕大的镶宝石银戒指。这个指示她是从谁那儿得来的？难道她请示过那些熟悉的神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为什么偏偏挑选他去赢那块蛋糕呢？也许这只是她自己的猜测而已？她大概已经瞎说了好几个重量——他一边在暗中窃笑，一边想——希望至少能从赢者那里分到一片蛋糕。蛋糕，美味的蛋糕，现在市面上不多了。

“你可以走了。”贝莱太太说。

“非常感谢。”

阿瑟·罗想，无论如何，去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她得到的指示也许是可靠的。于是他便回到蛋糕摊。尽管游园会的人快走光了，只有几个帮忙的伙计还在，但蛋糕周围却还围着一小群人。这个蛋糕的确很诱人。他一向喜欢蛋糕，特别是丹迪糕点厂自制的高级蛋糕和带有某种黑啤酒香味的家制棕色水果蛋糕。他对管摊子的太太说：“我要是再花几个钱试试，你不会觉得我嘴馋吧？”

“不会的，请吧。”

“好，我猜这个蛋糕的重量是四磅八英两半。”

他觉察到一种古怪的沉默，好像他们一下午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但没想到会出自他的口。稍后，一个在摊外来回走动的胖女人发出一阵由衷的欢笑。“瞎猜，”她说，“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个光棍。”

“不，”摊后的太太严厉地打断她的话，“这位先生赢了。他说得一点不差，猜中了。”她讲话的样子颇为神经质，令人纳闷。

“四磅八英两，”那胖女人说，“哼，你小心点吧。它会像铅一样重。”

“正相反，它真的是用鸡蛋做的。”

胖女人冷笑着朝衣服摊子走去。

蛋糕递过来的时候，他又一次感到这种奇怪的沉默。人们全都围上来观看，其中包括三位中年妇女和那位牧师——他已离开了方格板。罗抬起头，瞥见吉卜赛人的帘子掀开着，贝莱太太的目光正盯着他的脸。他宁可听那个在摊外转悠的胖女人的讥笑声，那是正常的，能使人感到轻松。身边这些人却个个神经紧张，好像正在参加当天下午举行的最主要的仪式。他刚才重新体会到的童年时代的心情仿佛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无邪的感觉消失了。剑桥郡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暮色苍茫，摊主们准备收摊了。那胖女人拿了件胸衣，朝门口走去(物品一概不准包在纸里)。阿瑟·罗说：“谢谢，太感谢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被包围了，他怀疑是否有人会闪开，让他出去。牧师闪到一边，伸出一只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捏了一下。“老朋友，”他说，“老朋友。”

寻宝摊主正在匆匆收拾物品。阿瑟·罗这回没在这儿赢得任何东西。他手里拿着蛋糕和《小公爵》，站在摊前观望。“我们收摊收晚了，太晚了。”那个戴着宽边软帽的老太太埋怨道。

虽然天色已暗，但是还有人感到值得花钱进来。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这里，一个男人下车后，匆匆奔向吉卜赛人的帐篷，犹如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怕马上死掉而赶忙跑进忏悔室一样。这究竟是又一个相信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的人，还是贝莱太太的丈夫赶来把她从这种亵渎神明的仪式中带回家去呢？

阿瑟·罗这样思索着，觉得很有趣。他几乎没有发现参加寻宝游戏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最后一个顾客也已向门口走去，只剩下他一人和摆摊人一起待在大梧桐树下。当他意识到这点时，感到很尴尬，如同餐厅里的最后一位顾客，突然发现侍者沿墙站成一排，都在注视着他似的。

他还没走到门口，刚才那个牧师就开玩笑似的拦住他的去路：“别忙着把奖品带走啊!”

“该走了。”

“你难道不想为了做件好事而把蛋糕留下吗？在这种慈善游园会上，这样做也差不多是惯例啦!”

在牧师的举止里有某种东西使罗感到不快——一种难以捉摸的教训姿态，仿佛一个仁慈的贤人正在向一个新学童交代校规。“你们这儿肯定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把蛋糕还给我们这些仍留在这儿的人。”他又轻轻捏了捏罗的胳膊。“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名叫辛克莱。你瞧，我是来试试有没有本事占别人一点便宜的。”他咯咯一笑。“你看那边的那位女士——弗雷泽夫人——就是弗雷泽的太太。这样一次友好的小买卖能使她有机会拿出一镑钱来，爽爽快快地捐出来。”

“我却觉得很不爽快。”

“他们那帮人好极了。我想让你认识一下，先生……”

罗固执地说：“不让人带走奖品——不能这样办游园会。”

“嗯，你到这儿来不见得是为了占便宜吧？”辛克莱先生的话里有话，可能还包含着更难听的意思。

“我不想占便宜。这儿是一镑钱，你拿去吧，可我喜欢这个蛋糕。”

辛克莱先生向其他人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他的动作粗暴，毫不掩饰。

罗说：“你们也想把《小公爵》拿回去吗？这样弗雷泽太太大概可以同样爽快地再拿出一镑钱来。”

“实在没必要用这种口气说话。”

这个下午算给糟蹋了，在这种讨厌的龃龉中，铜管乐再也引不起罗的联想了。“再见。”罗说道。

可是人家还不让他走。有一些人出来给辛克莱先生帮腔，寻宝摊的太太也在篷车里凑热闹。她忸怩地笑着说：“我恐怕带来了坏消息。”

“你也想要这个蛋糕吧？”罗说。

她的微笑带着一种上了年纪的人所特有的急躁情绪。“我必须把这个蛋糕拿走。你要知道，这里面出了个错，重量搞错了，它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她看看一张字条。“那个胖女人讲得对。这个蛋糕的实际重量是三磅七英两。那位先生猜对了，”她朝蛋糕摊方向指了指，“他赢了。”

他就是那个最后乘着出租车赶到游园会、径直走进贝莱太太帐篷里去的人。他一直藏在蛋糕摊旁的暗处，让那些女士们为他去争输赢，贝莱太太给了他一个更好的提示吗？

罗说：“这可真怪，难道他真的猜得那么准？”

她一时语塞，这个问题使她猝不及防，就像证人在庭审中被难倒了一样。“噢，他猜得不完全准，但相差不超过三英两。”她似乎又有了把握。“他猜的是三磅十英两。”

“要是这样的话，”罗说，“蛋糕还是我的，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猜的是三磅五英两。这儿是我出的一镑钱。再见。”

这一回他真使他们出其不意，他们一言不发，甚至没有感谢他捐了一镑钱。他从人行道上往回望，看见蛋糕摊周围的那群人拥上前去，和那儿的人站在一起。他挥了挥手。栏杆上的一条标语写道：“为自由国家母亲基金会捐款。蒙王室恩准……将举行一次筹款游园会……”

2

阿瑟·罗住在吉尔福德街。空袭一开始，马路中央就挨了炸，两边的房子全遭了殃，可是罗安然无恙。楼房一夜之间成了瓦砾，他却幸存了下来。家家户户的窗上都没有玻璃，而是钉着木板，门关不拢了，夜里只好用东西顶着。他在二楼租了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接受珀维斯太太的照顾，因为这是她的房子。珀维斯太太在那次空袭中也平安无事。罗租的房间家具齐全，用不着他再费神另作安排了。他仿佛是一个在沙漠中露营的人。屋里的书不是买的便宜货，就是从公共图书馆里借的，只有《老古玩店》和《大卫·科波菲尔》除外，他反反复复地阅读这两本书，就像人们读《圣经》一样，他甚至能背出每章的题目和书中的警句。这倒并非由于他喜欢它们，而是因为他在孩提时期就读了这两本书，所以它们不会引起任何有关成年的回忆。屋里的画全是珀维斯太太的，包括一幅风格粗犷的水彩画，画的是日落时分的那不勒斯湾，还有几幅铜版画。屋里还有一帧珀维斯先生从前的照片，穿着一身一九一四年流行的古怪制服。那把难看的扶手椅、那张铺着厚呢台布的桌子和窗台上那几个花盆都是珀维斯太太的，收音机是租来的。只有壁炉台上的那包香烟以及卧室里的牙刷和刮胡刀是属于罗的(肥皂是珀维斯太太的)。在一个卡片盒里，还有他的安眠药，起居室里甚至连一瓶墨水、一件文具也没有——罗从来不写信，报所得税时就上邮局填单。

所以，你也许会说，这个蛋糕和这本书大大丰富了他拥有的财物。

罗到家后，按了按铃，把珀维斯太太找来。

“珀维斯太太，”他说，“我在广场游园会上赢来了这个漂亮的蛋糕。你有没有一个这么大的铁盒子？”

“如今这种岁月，这个蛋糕可真算是大的了。”珀维斯太太说。她见了蛋糕垂涎欲滴，并不是战争使她变馋了，而是因为她从小就喜欢蛋糕，有几次她还坦率地对罗说过。她又小又瘦，邋里邋遢，丈夫死后，就对自己放任起来，从早到晚，你都可以看见她在吃甜点心，楼梯上能闻到一股点心店里特有的味道，她把黏糊糊的装点心的小纸袋随便扔在角落里。你要是在屋里找不到她，那她准在排队买果味口香糖。“这个蛋糕很重，准有两磅半。”珀维斯太太说。

“有三磅半左右。”

“哦？不可能。”

“你称称看。”

等她走后，罗往扶手椅里一坐，闭上了眼睛。游园会已经结束，又一个无所事事的星期展现在他眼前。他的本行是新闻记者，但两年前他不干了。俗话说得好：来日方长，何必着急呢。军队不要他，他在民防系统中干了一阵子以后，谁也不要他了，他比往常更加孤单。有些军火厂要人，但他又离不开伦敦，也许要等跟他有关系的每一条街都被炸毁后，他才会毫无牵挂地离开这儿，在特兰平顿[4]附近的工厂里找个活儿干干。每次空袭过后，他都要出去看看，但愿又有某个餐厅或商店成了废墟——好比监狱里的铁栅门又开了一扇。

珀维斯太太把蛋糕装在一个大饼干盒里。“三磅半!”她鄙夷地说，“永远也不能相信这些慈善团体。连三磅还不到。”

他睁开眼睛。“奇怪，”他说，“真奇怪。”他思忖了一会儿。“让我吃一块吧。”他说。珀维斯太太立刻同意了。蛋糕的味道不错。罗说：“把它放进铁盒里藏起来吧。这种蛋糕放得越久越好吃。”

“会走味的。”珀维斯太太说。

“噢，不会的，它是用真鸡蛋做的。”他受不了她切蛋糕时那种垂涎欲滴的样子。“你也吃一块吧，珀维斯太太。”他说。只要别人迫切想得到一样东西，他们就准能在他这里得到满足。看到别人难受，他就会心神不安，就会为他们干任何事情，毫无例外。

3

第二天，一个陌生人住进珀维斯太太的四楼的一间小屋。次日傍晚，罗在光线暗淡的楼梯上碰见了他。那人正压低嗓门，激动地和珀维斯太太说话。她背靠墙站着，脸上露出一副胆战心惊的表情。“总有一天，”那人说，“你会明白的。”他又黑又矮，肩膀宽大而畸形，因为他得过小儿麻痹症。

“噢，先生，”珀维斯太太舒了一口气，对罗说，“这位先生想听听新闻。我对他说，也许，你会给他讲的……”

“进来吧。”罗一边说一边打开房门，请陌生人进屋——这是他的第一个客人。这时是傍晚，屋里很暗，窗户上钉着的人造纤维板挡住了最后一线日光，仅有的一盏电灯还上了灯罩，以防震碎。那不勒斯湾在墙纸中消失了。收音机调谐板后面的小灯亮着，使人感到甚为亲切，仿佛是一个怕黑暗的孩子夜里在卧室里点的夜明灯。一个故作高兴的声音在说：“晚安，孩子们，晚安。”

屋里有两把小椅子，陌生人挑了一把坐下，伸出手，开始搔头皮，头屑纷纷往下落。你会感到“坐”是他的自然姿势。他坐着的时候，威风凛凛，那个罕见的宽肩膀更加显眼，而他的矮小身材则被掩盖。他说：“我来得正是时候。”他也不先把烟盒递给罗，而是径自点燃一支烟。粗烟丝的苦味和黑烟随即在整个屋里弥漫。

“来块饼干吗？”罗一边问，一边打开食品柜。他和大部分单身汉一样，认为自己的习惯是人所共有的。他从来没想到别人也许不在下午六点吃饼干。

“你们要蛋糕吗？”珀维斯太太问道，她在门口迟迟不走开。

“我看最好先吃饼干。”

“现在的蛋糕，”陌生人说，“简直不值得吃。”

“可是这个蛋糕是用真正的鸡蛋做的，是罗先生抽彩赢来的。”珀维斯太太说。她为罗感到骄傲。正好这时，新闻广播开始了——“由约瑟夫·麦克劳德播报。”陌生人靠着椅背听广播，他的动作带着某种高傲的派头，似乎他在听的这些事情的真相只有他一人知道。

“今晚的消息比较令人乐观。”罗说。

“是在哄我们。”陌生人说。

“你们要不要蛋糕？”珀维斯太太问道。

“哦，也许这位先生更想吃块饼干……？”

“我很爱吃蛋糕，”陌生人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是块好蛋糕的话。”就好像他的口味是唯一的标准。他把香烟在地上踩灭。

“既然这样，珀维斯太太，去把蛋糕拿来吧，再沏一壶茶。”

陌生人的畸形身躯在椅子里直起，眼睛盯着那个拿进来的蛋糕。他无疑很喜欢这个蛋糕，因为他的视线简直离不开它。他似乎屏住了呼吸，直到蛋糕安全地放到桌上为止。然后他急不可耐地从椅子探出身来。

“刀在哪儿，珀维斯太太？”

“哎呀，哎呀，晚上这种时候，”珀维斯太太解释道，“我总是丢三落四的，都得怪警报。”

“没关系，”罗说，“用我的刀好了。”他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他剩下的最后一件宝贝——一把很大的学生多用刀。他情不自禁地向这个陌生人介绍这把多用刀的各个组成部分——开塞钻，镊子，只要按一下就会自动开关的刀片。“现在只有在一家商店里还能买到这种多用刀，”他说，“那家店离干草市场[5]不远。”但陌生人并不理会他说的话，只是迫不及待地瞧着刀插进蛋糕。这时，安在伦敦远郊的警报器像每天晚上一样，开始尖叫。

陌生人的声音说：“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罗不明白他的意思。一架敌人的轰炸机从泰晤士河口飞来，在他们头顶两英里的高度轰鸣。它的引擎发出不规则的响声，仿佛一遍又一遍地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珀维斯太太离开他们，拿着铺盖下楼。楼梯上传来了她的脚步声，然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出了门，钻进了她喜爱的防空洞。“像你我这样的人犯不着为那些事情动怒。”陌生人说。

他那畸形的宽肩膀伸进了灯光中。他靠近罗，身子只搭着一个椅子边。“这场战争太愚蠢了，”他说，“为什么你我这些……聪明人必须……”他说，“他们在侈谈民主，对不对？可是你我不会去听那种废话。如果你想要得到民主——我没说你要，而是说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就必须到德国去。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突然问道。

“和平。”罗说。

“很好，我们也一样。”

“我不认为我要的是你们那种和平。”

但陌生人只顾自己说话，不理会旁人。他说：“我们能给你和平，我们正在争取和平。”

“我们指的是谁？”

“我的朋友们和我。”

“有良心的拒绝服兵役者？”

畸形的肩膀烦躁地扭动着。他说：“人们可能对自己的良心考虑得过多了。”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不表示一下抗议，就让他们把波兰也拿走吗？”

“你我对这个世界很了解。”当陌生人往前靠的时候，椅子也随着往前滑了一点，所以他像一架机器似的向罗步步逼近。“我们知道，波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我们应该对谁做出判断？”

椅子的嘎吱声更近了。“正确地说，应该对我们过去的……和现在的政府进行判断……”

罗慢吞吞地说：“战争与任何别的罪行一样，把无辜百姓也卷了进去。不能以主要受害者是某某人做借口……这不是不诚实，便是法官喝醉了……”

陌生人打断了罗。陌生人说的每句话都充满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自信。“你完全错了。唉，即使是杀人犯，有时也能得到宽恕。这类案例我们都知道，不是吗？”

“杀人犯……”罗慢慢而痛苦地思索着。他从来没有像这个人那样，对任何事情都充满自信。他说：“人们不是常说，只有不作恶，才能有善报吗？”

“哼，胡扯，”这个小个子陌生人冷笑了一下，“基督教义。你是聪明人，现在我问你，你难道真的按照这个处世为人的准则去做了？”

“没有，”罗说，“没有。”

“你当然没有这样做，”陌生人说，“难道我们没有调查过你吗？不过即使没调查过，我也能看出……你很聪明……”“聪明”这个词似乎是进入某个专门小团体的暗号。“我一见你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无能鼠辈。”这时附近广场上突然响起枪声，把他吓了一大跳。枪声震动着房子，同时海滨又传来另一架飞机的嗡嗡声。枪炮声越来越紧，但飞机的响声却一直是那么平稳和死气沉沉。最后，人们又听到“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的声音掠头而过，近处枪炮齐射，房子震得咯咯直响。飞机扔下的炸弹发着嗡嗡声直冲他们而来，仿佛有意要摧毁这幢无足轻重的楼房。不过，炸弹在半英里外的地方爆炸了，人们觉得地面好像塌了下去。“我刚才说……”陌生人说，可是他忘了刚才到底说了什么，他的自信也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他不过是个吓得半死的畸形人。他说：“真倒霉，今晚我们遇上了轰炸，但愿飞机马上飞走……”

嗡嗡的引擎声重新响起。

“再来块蛋糕吗？”罗问道。他不禁可怜起那人来了。不是勇气，而是孤独，使罗摆脱了恐惧。“少来一点……”他等了一会儿。呼啸声停了，炸弹爆炸了，这次很近，可能就在旁边那条街的尽头。那本《小公爵》被震倒了……他们以为会有一连串炸弹落在他们头上，可是飞机再也没有投弹。

只是到这时，那人才说道：“不，谢谢——我是说，谢谢，再来一点。”那人吃蛋糕时有个怪癖，要把蛋糕全部捏碎，大概是神经紧张的缘故。罗心想，身体畸形的人在战时可真倒霉，他感到自己又萌生了那种要不得的恻隐之心。“你说你们调查了我，但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罗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他觉得陌生人的眼光始终盯着他，宛如一个饿汉透过厚玻璃橱窗盯着餐厅里吃东西的人。屋外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又来了一架飞机。如今每天晚上都有喧闹声，都要发生火灾，都会死人，一直要到早晨三四点才能安宁——轰炸机驾驶员的八小时工作这时结束。罗说：“我刚才正向你介绍这把多用刀……”空袭期间，注意力高度集中在飞机上，很难顺着一条思路有头有尾地说下去。

陌生人打断罗的话，伸出一只手，握住他的腕部。这只神经质的手瘦得皮包骨头，但胳膊却很粗。“你知道吗？出了个差错，这个蛋糕根本不是给你的。”

“明明是我赢的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应该让你赢。弄错人了。”

“现在提出这点未免太晚了，对不对？”罗说，“我们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半。”

可是，那个畸形人却不理会罗的话。他说：“他们派我来取回蛋糕。我们会合情合理地付钱的。”

“他们是谁？”

但罗知道他们是谁。这很滑稽。他仿佛看见几个无能为力的家伙穿过草地向他走来。其中有那个几乎可以肯定是画水彩画的头戴宽檐软帽的老太太，还有那个主管抽彩的神情怪诞的女人，以及善于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罗淡然一笑，把手抽回来。“你们在玩什么花招？”他问。以前从来没有一次抽彩搞得这么正经。“这块蛋糕现在对你们还有什么用处呢？”

那人忧郁地望着他。罗想使气氛变得轻松一些。“我看，”他说，“这大概是个原则问题。忘了它吧，再喝杯茶。我去拿茶壶。”

“别麻烦了，我想谈谈……”

“没什么可谈的。这一点也不麻烦。”

陌生人一边剔着指甲里的头屑，一边说：“那么，没什么可说的了？”

“没有了。”

“既然如此……”陌生人说。又一架飞机朝这儿飞来，伦敦东区的高射机枪随即打响，他听到这些，如坐针毡。“我也许应该再喝杯茶。”

当罗端着茶回到屋里时，陌生人正在倒牛奶，并且又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他把椅子靠近了煤气取暖炉，像是在自己家里似的。他朝罗的椅子挥了挥手，好像他才是主人，而且看来已经忘掉了他们俩的交锋。“你出屋的时候，”他说，“我在想，只有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自由人。我们不为习俗、爱国**、感伤心理……所束缚，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般人所说的利害关系。我们没有股票，公司垮台与我们无关。我们的这个形象真不错，你说呢？”

“你为什么要说我们？”

“噢，”畸形人说，“我看不出你有积极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迹象。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不是吗？”他突然俗不可耐地眨了眨眼睛。

罗呷了一口茶，太烫了，喝不下去……他感到茶的味道很怪，唤起了他的某种痛苦的记忆。他吃了块蛋糕，想把这味道中和掉。他抬起头，看见那人正用焦虑的眼光盯着他，等着他说话。他又慢慢啜了口茶，终于感觉出来了……生活如同一只蝎子，在背上咬了他一口。他的主要感觉是惊讶和愤怒：居然有人对他来这一手。他把杯子扔在地上，站了起来。那人脚上像装了轮子，当即转过身子，背对着罗——宽大的肩膀和长而有力的胳膊都准备好了……这时，炸弹响了。

这次他们没有听见飞机的声音，墙上出现了一条裂缝，它像条绿色的绸带，缓缓向下滑动，最后，墙塌了。他们甚至连响声也没有听到。

爆炸是件奇特的事，它既像是人对人的严厉报复，又像是一个叫人窘迫的梦。它把你赤身**地拋到大街上，或者把你睡在**或坐在马桶上的样子暴露给邻居。罗的脑袋里嗡嗡直响，他觉得刚才一直是在梦中行走。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躺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他爬了起来，只见满地都是平底锅。那个像一辆破旧汽车里扭歪了的发动机的东西原来就是冰箱。他抬起头，发现一张扶手椅高悬在离他头顶三十英尺的地方，北斗七星透过扶手椅在熠熠发光；他往下望，脚下的那幅画着那不勒斯湾的水彩画安然无恙。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找不到一张地图可以帮忙，只好利用星星辨别方向。

三颗照明弹缓缓落下，美极了，如同圣诞树上掉下来的闪光金属片。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自己的影子，他感到自己暴露了，就像一个被探照灯照着的越狱者。空袭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持续不断，你个人的灾难也许早已发生，可空袭并不停止。他们用机枪发射照明弹，其中两颗爆炸了，发出砸碎盘子一样的声音，第三颗掉在拉塞尔广场上。顷刻之后，复归黑暗，一种既使人寒心又给人安慰的黑暗。

罗借着照明弹的亮光搞清了几件事：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地下室的厨房；头顶上那张扶手椅是在二层他自己的房里；正墙和屋顶全没了；那个畸形人躺在扶手椅旁边，一条胳膊软绵绵地往下垂着；那块他还没捏碎的蛋糕正好掉在罗的脚边。民防队员在街上喊道：“这儿有人受伤吗？”罗突然怒气冲冲地嚷道：“这哪里是开玩笑，这哪里是开玩笑!”

“还用得着你说吗？”民防队员从炸得七零八落的街面上俯身对他大声说道。另一架飞机从东南方飞来，在他们俩头顶上呼啸而过，仿佛在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简直像孩子们梦中的巫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