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问题原本是不需要回答的。她茫然地望着他，被他那滔滔不绝的解释和确信不疑的语气搞糊涂了，她一点儿也不理解他说的话。“我一点儿也没妨碍他们。”

“嗯，你对他们的妨害可不小呢。我也一样。我们都来自同一个阶级。但我们是老老实实干活为生的人，只做对人有益的事，不干坏事。我们是不利于他们的一种对照，他们不喜欢这种对照。”

在这番解释中，她挑出唯一一个她懂的词来提问：“你是绅士吗？”

“不，我也不是资产阶级。”

她没能听出在他的回答中有一点儿自负的口吻，因为自从她离家以后，她孜孜以求的就是让别人把自己误当作一位夫人。为此她曾像参谋学院里的野心勃勃的少尉一样刻苦学习：她的课程包括每月一本《妇女和美容》，每周一册《家政须知》。她细细观看画页上的年轻明星和不大出名的贵族小姐的照片，了解应佩戴什么样的饰物，以及搽哪一种香粉最时兴。

他开始轻声劝她。“如果你不能去休假的话，起码也要尽可能保持安静。无论如何也不要动肝火——”

“他们骂我是**。”她能看出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这在他的思想上根本没引起一丝波澜。他不看她的眼睛，只管自己继续轻声谈论着她的健康。她想，他正在想别的事呢，于是她不耐烦地弯腰去拿提包，打算离开他。但他抢先给了她一连串的指示，什么吃镇静药啦，喝果汁啦，多穿衣服啦。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他在态度上的变化。昨天他希望孤独，现在他却抓住随便什么借口留她多待一会儿。她问：“你说我的真正工作时，指的是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他警惕地说。

“昨天我昏倒的时候。”

“那是我信口瞎说呢。我只有一个工作。”他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提包走了。

科洛尔积平生的全部经验也无法理解，她这一走使津纳医生陷入了多么孤独的境地。“我只有一个工作。”这一吐露使他很惶然，因为事实不尽如此。昔日的生活和成长的经历使他不存什么单一职业的观念。许多不同的职责曾照亮过他的生活。可以说，他的心灵天生像一间空无所有的大房子，里边到处是刻痕、脱落的墙纸和灰尘，一副潦倒破败的样子，而他的责任有如一个巨大的枝形烛台上的支支蜡烛，这烛台大得没法送当铺，却能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他曾经对父母负有责任。他们为了供他上学而忍饥挨饿。他记得他得到学位那天，父母是怎样来到他那间兼作客厅的卧室，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尊重地乃至是敬畏地望着他，但目光里却没有爱。因为他成了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能再爱他了。他还曾经听见父亲称他为“大人”。尽孝道的两支蜡烛早就熄灭了。在那许许多多的烛光中，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消失，因为他还对病人负有责任，对贝尔格莱德的穷人负有责任，此外他还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负有责任。为了让他当医生，他父母节衣缩食，为了当医生，他自己也曾饥一顿饱一顿，健康受到了损害。然而，待他开业几年之后，他却发现自己的医术毫无用处。他不能替自己人做任何事，他不能建议疲劳过度的人去休假，也不能给糖尿病患者开胰岛素，因为他们没钱买药或休息。

他在过道里走动起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天空中又飘起了细小的雪花，雪像一团雾气似的扑到车窗上。

他还曾对上帝负有责任。他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只是对一个神。这个神在被蠹虫蛀咬的华盖之下被摇摇晃晃地抬过挤满人的教堂走廊，这个神只有五先令硬币那么大，嵌在镀金框中。这个神是两面派，当伏在柱子之间的穷人抬眼静候他莅临时，他慰藉他们的痛苦；当唱诗班、教士以及圣歌音乐一拥而过，穷人们俯首膜拜时，他劝他们为了可疑的来世而忍受今天的苦难。他熄灭了这一信仰，他对自己说，上帝不过是富人为了让穷人安贫乐道而编造出来的神话。他郑重其事地吹熄了这支蜡烛，怀着一种奇特的旧式心理，觉得自己胆大包天。可是有时候，他看到如今某些人生来就毫无宗教感，竟然嘲笑十九世纪反圣像崇拜者的严肃态度，便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不可理喻的恼怒。

现在，这间大房子里只剩一盏幽灯闪着光。他想，我不再是个儿子、医生或教徒，我是个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这个被政治家在无数讲坛上谈论不休、用劣等纸张和残破铅字在无数报刊上印来印去的字眼，如今听来似乎已不那么真实了。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也失败了。他孑然一身，心中唯一的烛火摇晃欲灭，这时他欢迎任何人来和他做伴。

他回到自己的隔间，发现里边有个陌生人，他很高兴。那人本来背对着他，但他以一双短粗腿为轴迅速地扭转了身子。津纳医生首先注意到，那人的表链上有一个银十字架。接着他发现自己的衣箱被挪了地方。他悲哀地问：“你也是个记者吗？”

“我不会说英语。”那人答道。津纳医生横在通往过道的路上，用德语说：“警察局的密探？你来得太晚了。”他仍然盯着那个银十字架，它正随着那人的晃动前后摇摆着；也许它是随着人类的发展步伐歪斜了，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正紧贴在一条陡斜的街道旁的墙壁上，让那些顶盔戴甲的人、让长矛和军马通过，让那疲惫的受难者[28]通过。他并不是为了让穷人安贫乐道而死的，不是为了把绳索拉得更紧而死的，他的话被人歪曲了。

“我不是警察局的密探。”

津纳没大注意这个陌生人。他正面临一个新问题：既然基督的话遭到了歪曲，那么其中有些话本来可能还是正确的。他暗暗同自己争辩道，这一怀疑是由于死亡临近才产生的，当失败的重负变得不堪忍受之际，人难免会向最无根据的许诺求助。“我将予你安息。”可死亡不能使人安息，没有对安息的意识，也就无所谓安息了。

“你误会了，先生——”

“津纳。”他毫不犹豫地把名字告诉了陌生人；躲躲藏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在讲实话的新的气氛下，他要抛弃的不仅是自己的假身份。有些说法，比如“宗教是富人的朋友”等普通的口号，他从未细加考查便接受了下来，因为它们对于事业有利。他对那人说：“你不是警察局的密探，你是什么人？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个胖男人一只手摸着背心上最下面一颗扣子，上身朝上耸了耸。“我叫——”他的名字被拋入雪光辉映的暗夜中，被火车的轰鸣、铁桥的震响以及桥梁的回声淹没了；多瑙河宛如一条银色的鳗鱼，从铁路线这一边溜到了那一边。那人只好重复了一遍：“约瑟夫·格伦利希。”他犹疑了一下，又继续说，“我在找钱，津纳先生。”

“你偷了——”

“你回来得太快了。”他慢吞吞地解释，“我是从警察手底下逃出来的。不过我能担保，津纳先生，我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他一个劲儿捻着背心上的纽扣，在津纳豁然开朗的头脑中，他不过是个不可信的饶舌的外国人。占据他脑海的是不容争辩的真理，是饥饿的面孔、五颜六色的破衣烂布、痛苦不幸的孩子，以及那蹒跚走向殉身处的受难者。“我是政治犯，津纳先生。涉及报纸的事。我蒙受了不白之冤，只好逃出来。我是为了事业才打开你的箱子的。”他热切地吐了口气，喷出“事业”一词，把它降低为一个廉价的口头禅，一种轻浮的情感。“你不会叫列车员吧？”他的膝盖绷得紧紧的，手指抓着纽扣。

“你说的事业指什么？”

“我是社会主义者。”一个念头飞快掠过津纳的脑海：不能根据组织成员来判断一个社会运动，不能由于格伦利希这样的依附者就谴责社会主义。但他仍然急于忘掉这个家伙。“我可以给你点儿钱。”他掏出皮夹子，递给那男人五英镑钞票，“晚安。”

打发格伦利希很容易，他花的代价也很小，因为到贝尔格莱德以后钱就对他毫无用处了。他不需要律师；他将用自己的嘴为自己辩护。但是摆脱由格伦利希引起的想法却不那么容易，一个运动不应因其成员的欺诈而受到谴责。他本人也并非完美无瑕，他有虚荣心，也有行为不检之处，他曾使一个姑娘怀孕，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他信仰的真理性。就连他乘坐头等车厢的动机中也掺有杂念：这样做固然有利于避开边防警察，但也是为了更舒服一点儿，更符合他做领袖的虚荣心。他发现自己在祈祷：“上帝宽恕我。”但是，即使世上存在着什么宽恕人的力量，他也无法真正相信宽恕了。

列车员走了过来，看了看他的车票。“又下雪了，”他说，“再往前开，天气会更糟。我们要是不被雪挡住就算有造化。”看来他很想多待一会儿聊聊天。三年前的冬天，他说，他们也碰上过一次坏天气。在巴尔干的一个荒僻地区，在一段最难走的线路上，他们被大雪困了四十八小时，找不到食品，燃料也得省着用。

“我们会准时到达贝尔格莱德吗？”

“很难讲。我的经验是——在布达佩斯这边要是下了雪，到贝尔格莱德之前雪就会大一倍。在没有到达多瑙河时情况就不同，慕尼黑可能在下雪，而布达佩斯却和暖如夏。晚安，医生，天气这么冷，会有病人找你的。”列车员搓着手，顺着过道走了。

津纳医生没有在自己的隔间里多待，和他同隔间的人已在维也纳下车了。雪在所有的缝隙上结成块，玻璃也开始结冰了，很快就会连窗外一闪而过的灯火也看不见了。当信号灯箱或车站电灯从窗前闪过时，那不透明的冰纹把它们割成一条条的，一时间车窗成了万花筒，许多花花绿绿的碎玻璃片在里面抖动。津纳医生把手揣进雨衣那宽松的衣褶中取暖，又在过道里走动起来。他穿过列车员包厢，走进在维也纳才挂上的三等车厢。这节车厢的大多数隔间都黑黢黢的，天花板上只有一盏昏暗的电灯亮着。旅客们把上衣卷起来垫在头下，躺在木椅上过夜；有些隔间较挤，男男女女坐两排，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打瞌睡，在微弱的灯光下，他们脸色青灰，毫无表情。座位底下的空瓶中散发出廉价红葡萄酒的气味，地上扔着几片酸面包。当他走近厕所时，他又转身返了回来，那气味实在叫他受不了。在他身后，厕所门正随着列车的震动一开一合。

我属于这个地方，他疑惑地想，我应当坐三等车厢。我不想像拥护宪法的工党议员那样，领着头等车票前往拥挤的国会投票。但他又自我慰解地说，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换车造成的耽搁，是为了不在边境让人扣住。尽管如此，他还是注意到自己动机不纯；自从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这一事实才开始使他不安起来。因为在胜利带来的激动和无私的气氛中，他的一切虚荣、猥琐和微末的缺点本可以被冲洗得无影无踪。但现在，既然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口舌，他希望自己在被告席上发表演说时，良心上是完全清白的。过去的一些小事，尽管敌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却可能浮上他的心头，堵住他的嘴。同那两个店老板争吵时我都完全失败了，我在贝尔格莱德就会做得更好吗？

因为他的未来几乎已经确定了，于是他开始沉溺于对往事的回忆，虽说他并不习惯这样做。过去有个时期，只要你说“自从上次忏悔以来，我干了这或干了那”，你就可以用一时的羞愧赎回良心的清白。假如我能如此轻易地恢复纯洁的动机，他满怀渴望又有点儿酸溜溜地想，那我何不试试呢？我现在也常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并不亚于过去那会儿，但我已经不相信宽恕了，我不再相信有谁能宽恕别人。他几乎嘲弄起他的信仰来：难道让我去向社会民主党的司库，向三等车厢的乘客忏悔我的罪过吗？教士转过脸去，举起手指，呆板地发出喃喃低语，这一切在他心中突然变得异常美丽，像青春、像高架桥墙角里的初恋一样美好，令人无限神往而又无可挽回地永远逝去了。

这时，津纳医生看见奥佩先生独自待在二等车厢的隔间里，正往笔记本上写东西。

他渴求地望着奥佩先生，同时又觉得羞愧，因为他曾为自己战胜了宗教信仰而自豪，现在却要向这个信仰屈服了。但如果这信仰能让我安宁呢？他反驳地想，伴随着这个词引起了一些仍旧令人不快的联想。他拉开门，走进了隔间。那张苍白的长脸和浅色的眼睛，那副饱受文化传统熏陶的情态，使得他心里很别扭，如果他提出请求，就等于承认教士的优越地位了。一时间，他又成了满手泥污的男孩，在黑暗的忏悔室中为自己世俗的罪过而羞红了脸。他用总是揭自己老底的生硬的英语说：“真对不起，也许我打扰你了。你要睡了吗？”

“没关系。我在布达佩斯下车。”他否认地笑着说，“在我安全上岸之前，我想我是不会去睡觉的。”

“我叫津纳。”

“我叫奥佩。”对奥佩来说，他的名字并无什么意义，也许只有记者才会记得他的名字。津纳医生拉上门，坐在对面的座位上。“你是教士吗？”他想在后面加上“神父”一词，但这个词却黏在他的舌尖上；这个词的含义太多了[29]，它意味着一张饥饿的灰白面孔，面对像敌人一样成长起来的儿子，疼爱凝为尊敬，牺牲变成了怀疑。“我不属于罗马教派。”奥佩先生说。津纳医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不知该怎样说出自己的请求。他嘴唇发干，心中渴求着公正，宛如渴求他人房间桌子上的一杯冰水。奥佩先生似乎注意到了他的窘迫，便愉快地说：“我正在编一本小集子。”津纳医生机械地重复道：“集子？”

“是的，”奥佩说，“替世俗的人们编的一本宗教文集，可以在英国教会中起到类似罗马默祷书的作用。”他用苍白细瘦的手敲着笔记本的黑软皮封面。“但我还想探讨得更深一些。那些罗马书——怎么说好呢？——过分局限于宗教范畴。我希望我的小册子能适应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你打板球吗？”

津纳医生又沉浸到跪在黑暗中做忏悔的回忆中去了，这个问题使他吃了一惊。“不，”他说，“不。”

“没关系，你会理解我的意思的。假如你是最后上场的人，你戴上护垫，八个三柱门已被击倒，可是还必须拿五十跑[30]，你很想知道这个责任是否将落在自己身上。你从所有一般的默祷书中都得不到应付这种危机的力量，也许就会不大信宗教了。我的目的就是满足这种人的需要。”

奥佩先生像放连珠炮一样热情洋溢地说着，津纳医生感到自己的英语不够用了。他不能理解“护垫”“三柱门”“跑”这些词的含义，只知道它们和英国的板球游戏有些关系；近五年中，他对这些词汇渐渐熟悉了，在他的思想中，它们是与海风吹拂的草坪联系在一起的，他在那儿监视不听话的孩子玩他不会玩的游戏；但他对这些词的宗教意义一无所知。他想，教士是在用这些词比喻“责任”“危机”“人的需要”，这类词汇是他所理解的，这使他获得了他需要的机会来提出自己的请求。

“我希望和你谈谈，”他说，“谈谈忏悔。”这个词一说出口，他顿时觉得自己又年轻了。

“这是个难题。”奥佩先生说。他端详了一阵自己的手，接着又飞快地说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泥守教条，我以为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支持罗马教会的做法。现代心理学正在从事异曲同工的研究工作。忏悔神父和忏悔者的关系与精神分析学家和病人的关系颇为相似。当然，它们是不同的，神父宣称可以宽恕人的罪恶，这个区别是存在的。”津纳医生想插嘴，但奥佩先生急忙继续说道，“区别毕竟不很大。在前一种情况下，罪恶受到宽恕，忏悔者离开忏悔室时精神上解除了负担，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在后一种情况下，据说病人只要说出自己的邪念恶行，浓情造成邪恶的无意识动机，就可以消除那种欲望的力量。病人在离开精神分析学家时也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意愿和力量。”通往过道的门开了，一个男子走了进来。“就这一点而言，”奥佩先生说，“向精神分析学家忏悔似乎比向教士忏悔更为灵验。”

“你们正在讨论忏悔的问题吗？”新进来的人说，“是否能让我插一句不相干的话呢？还应该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这个问题。”

“让我给你们两人彼此介绍一下，”奥佩先生说，“这位是津纳医生，这位是奎·斯·萨沃里先生。进行一次最有趣味的讨论可说是人才齐备了，我们这里有医生，有教士，还有作家。”

津纳医生慢吞吞地说：“你没漏掉忏悔者吗？”

“我正要推荐一位，”萨沃里先生说，“我敢说自己就是一个忏悔者。小说是以作者体验为基础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小说家是在向读者做忏悔。这使读者处在教士和分析者的地位上。”

奥佩先生朝他微微一笑，反驳说：“不过，只因为梦是一种忏悔，你的小说才成其为忏悔。这里又涉及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机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机制。”列车正通过一座桥梁，他大声重复了一遍。“医生有何见解呢？”两人客客气气，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津纳医生，使得他颇感困惑。他坐着，微垂着头，无法说出滞留在心中的那些痛苦的词句，今晚他已经第二次讲不出话来，到达贝尔格莱德以后，他又怎么能指望自己的讲演能力呢？

“此外，”萨沃里说，“还有莎士比亚呢。”

“哪儿能没有莎士比亚呢？”奥佩说，“他像巨人一样在这狭小的世界中走动。你是说——”

“他对忏悔持什么态度？当然，他是个天生的罗马天主教徒。”

“在《哈姆雷特》中。”奥佩说，但津纳不愿再待下去了，他站起来，向两人微微躬身。“晚安。”他说。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愤恨和失望，但他所说出的却是：“有趣极了。”只有一串昏暗的蓝灯泡映照着过道，过道灰蒙蒙的，摇颤着，倾斜地通向黑黝黝的行李车厢。有人在睡梦中翻着身，用德语说：“不可能，不可能。”

科洛尔离开医生后就跑了起来，手提着衣箱，在摇摇晃晃的列车中尽快跑着，因此，当迈亚特看见她拉开门把手时，她气喘吁吁，显得相当漂亮。十分钟前迈亚特就已把埃克曼先生的来信和市场价目表推到一边去了，他实在读不进这些词句和数字，他的脑海里总是回响着那姑娘的声音：“我爱你。”

好一个笑话，他想，好一个笑话。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从现在起列车一连七小时不停站，而且他已经买通了列车员。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对长途客车上的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年轻时他常常读描写美貌的伯爵夫人在单独旅行时如何勾引国王使者的小说，他常想，不知这类好运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他照照镜子，把油亮的黑发向后压了压。要是我的肤色不那么暗，我还可以不算长得丑，但是当他脱下皮外衣时，他却不能不想起自己正在发福的身体，想起自己并非携带着满装密封文件的公文包，而是装着葡萄干出门旅行的。她也不是漂亮的俄国伯爵夫人，不过，她喜欢我，而且她的身材很好看。

他坐下，看了看手表，又站起来。他兴奋起来了。你这傻瓜，他想，她也没什么新鲜的，普普通通，心肠软，长相好，在西班牙大街上，随便哪个晚上都能找到这样的姑娘。但尽管他列举出种种理由，他还是不能不感到这次艳遇有一点儿陌生的新鲜感。也许这只是由环境造成的：在一张仅两英尺来宽的卧铺上，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行进。也许这来自她晚餐时的表白，他认识的姑娘都不好意思说这种话。如果你问她们，她们会说“我爱你”，但如果让她们自发地说，她们多半会讲“你真是个好人”。他开始思量起这姑娘来，过去他从未这样想过一个能够搞到手的女人：她温柔可爱，我心甘情愿为她做事。好几次他甚至忘记了这姑娘已经欠下他一笔人情债了。

“请进，”他说，“请进来。”他从她手中接过衣箱，把它塞到座位下面，然后握住她的手。

“瞧，”她微笑着说，“我不是来了吗？”尽管她在微笑，他却觉得她很惊恐，心里诧异她为什么会这样。他放开她的手，拉下朝过道的百叶窗，顿时，他们好像是单独待在一个颤抖的小匣子里。他吻了吻她，发现她的嘴唇冰凉、柔软，对他半推半就的。她坐在那张已改成卧铺的座位上，问他：“你是不是捉摸过我会不会来？”

“你已经答应我了。”他提醒她。

“我也许会改变主意呢。”

“那又为什么？”迈亚特不耐烦了。他可不想光是坐着聊天，她的腿悬起，随意晃动着，使得他冲动起来。“我们会很愉快的。”他脱下她的鞋，又顺着她的袜子摸去。“你什么都知道，是吗？”她说。他的脸红了。“你不喜欢吗？”

“哦，我喜欢，”她说，“非常喜欢。要是你懂得不多，我倒会受不了的。”在昏暗的蓝灯下，她面色苍白，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了惊恐。起初他感到好笑，随后又觉得这很迷人。他想激起她的热情，驱散那种冷淡情绪。他再次吻她，并试图把外衣从她肩上脱下来。她像一只装在布袋里的小猫，在衣服下面颤抖着、扭动着。突然她冲他噘起嘴唇，吻了吻他的下巴。“我真的爱你，”她说，“真的。”

他感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生疏感。他仿佛觉得自己从家里出发，踏上了一条熟悉的小路，走过煤气工厂，越过温布尔河桥上的砖桥，穿过两块田地，但发现自己并没有到达那上山通向平房区并与新公路连接的小道，而是站在一片陌生的树林边上，面前是一条他从未走过的、蔽不见日的小径，谁也不知它通向何处。他从她肩上抽回手来，说：“你真讨人喜欢。”但他没有碰她，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些诧异地说了一句：“你真可爱。”他以前从未体验过欲望上来之后又强压下来，并且由于这种压抑变得更加炽烈的感觉，他总是怀着一种廉价的兴奋匆匆陷入新的艳遇。

“我该做什么，脱掉衣服吗？”他觉得难以启口，只是点了点头。他见她从卧铺上站起身来，走到一个角落里，开始缓慢地、有条有理地脱衣服，她把上衣、裙子、紧身围腰、背心一件一件地折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对面的座位上。他注视着她那冷静的、专心致志的动作，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是多么不相宜。他说：“你真可爱极了。”他感到一种异样的激动，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当她从对面朝他走来时，他发现自己弄错了：她的冷静有如一张紧绷的皮，其实她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充满恐惧，看上去像是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他们很自然地在两排座位之间的狭小空地上相遇了。“我希望把灯熄了。”她说。她紧紧地贴着他站着，他用手抚摸她，两人随着列车的行进轻轻摇摆着。“不，”他说，“我喜欢让灯全亮着。”

“关了更方便些。”她说，低声笑了起来。在列车的哐当声中，她的笑声化作一团难以分辨的低音。他们无法窃窃私语，只好大声地、一板一眼地讲亲昵的私房话。

甚至这些通常的姿态也未能完全消除那种生疏感。她躺在卧铺上，显得尴尬笨拙而又天真得不可思议，这使他颇为吃惊。她的笑声停了，不是逐渐停住的，而是戛然而止。他几乎怀疑这笑声是他幻想出来的，或者是车轮滑行时的怪声。她突然急切地说：“耐心些，我可不会。”随后她痛苦地叫出声来。即使有个鬼魂穿着蒸汽时代以前的古老服装经过，恐怕也不能使他更吃惊了。若不是她搂着他，他就会脱身走掉。透过火车头的喧嚣，她的话语断断续续地传来：“别走，对不起，我不是想……”火车突然停了，两个人被晃得分开了。“怎么回事？”她说。“到站了。”她苦恼地抱怨说：“为什么偏偏这会儿到站？”

迈亚特把窗子稍稍打开一点儿，探出头去。一排昏暗的灯火照亮了铁路旁几英尺远的地方。雪已经积了好几英寸厚，远处，一点儿红色的火星飘忽明灭，有如风雪中的一盏转灯。“这不是车站，”他说，“是信号灯让我们停车。”车轮不再旋转，只有一声汽笛划破了分外寂静的夜；这里那里的人们醒了，把头探出窗外，彼此谈论着。列车尾部的三等车厢中传来了提琴声，那曲调坦直、诙谐、准确，但穿过黑夜、飘过雪地之后，听起来却有点儿游移不定了，以致最后在迈亚特心中唤起了一点儿不安和懊悔。“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现在他们俩在车厢隔间里已经相当暖和了，于是他连窗户也没关，跪在卧铺前，把手伸到她脸上，用好奇的手指轻轻抚摸她的面孔。那种新鲜的想法又一次使他心醉神驰：“多温柔，多可爱。”她静静躺着，由于疼痛或是激动而急促地喘着气，身体也微微抖动着。

三等车厢里有人用德语骂那个提琴手，说噪声吵得他睡不着觉。但他似乎没去想自己一直在列车的轰鸣中安然大睡，正是悠慢清晰的乐曲之外的那万籁无声的静寂使得他醒过来的。小提琴手反唇相讥，继续拉着琴，一些人议论起来，还有人大笑。

“你失望了？”她说，“我笨极了吧？”

“你很可爱，”他说，“但我以前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呢？”

她开了口，音调如小提琴一般轻柔，但已足以使别人释然：“姑娘家早晚得学。”他再次摸摸她的脸。“我弄痛你了。”

“这可不是郊游野餐。”她说。

“下一次。”他开始许愿。但她插嘴问道：“还有下一次？这么说我顺当通过了？”她那郑重其事的口吻使得他不禁失笑。

“你希望有下一次吗？”

“是的。”她说。但她现在想的不是他的拥抱，而是君士坦丁堡的公寓，是她自己的卧室以及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你要在那儿待多久？”

“也许一个月，也许更长一点儿。”她遗憾地嘟囔着：“太短了。”而他开始大许其愿，尽管他很清楚，天亮以后自己会为此而懊悔的。“你可以和我一起返回。我在城里给你找间公寓。”她的沉默仿佛在强调这许诺是荒唐无稽的。“你不信我的话吗？”

“哦，”她用完全信任的语气说，“太好了，真让人不敢相信。”

她一点儿也不忸怩作态，这使他很感动，于是他又突然激动地记起自己是她的第一个情人。“听着，”他说，“明天你还愿意来吗？”她怀着真诚的担忧反对说，这样不等到达君士坦丁堡，他就会厌倦她了。他没理睬她。“我要举行个庆祝酒会。”

“在哪儿？在君士坦丁堡？”

“不，”他说，“我在那儿无人可邀。”他突然想起来埃克曼先生，使得他的愉快心情蒙上了一道阴影。

“怎么，就在火车上？”她又一次大笑起来，但这一次笑得很舒畅，毫不惧怕。

“为什么不呢？”他变得有点儿洋洋得意了，“我要邀请所有人。要像结婚宴席似的。”

她冲他打趣说：“没有婚礼的结婚宴席。”但他对自己的想法越来越着迷了。“我要邀请所有人：医生，坐二等车厢的那个人，那个好打听闲事的人，你还记得他吗？”他犹豫了一秒钟。“还有那个姑娘。”“哪个姑娘？”“你朋友的侄女。”可是，想到那姑娘可能不接受自己的邀请，他自吹自擂的兴头便低了几分；她可不是歌舞团里跑龙套的姑娘，不是好看、随和、普普通通的姑娘，他想着，一边为自己的薄情感到羞愧，她是一个美人，是我想娶的那类女人；但一想到她可望而不可即，他心里顿时又酸溜溜的。随后他的情绪又恢复过来。“我还要请那个提琴手，”他夸口说，“让他在我们吃饭时演奏。”

“你不敢请他们。”她目光灼灼地说。

“我敢。只要是由我付钱，他们就不会拒绝这种宴请。我们要喝车上最好的酒。”他说，心里飞快地计算花费，故意忘却火车上的酒其实都是寻常的货色。“一个人花两镑。”

她赞同地拍了一下巴掌。“你不会告诉他们为什么。”

他对她微微一笑。“我要对他们说明，这是为我情人的健康祝酒。”半晌，她静静躺着，玩味着那个字眼，它意味着舒适的生活、稳定的关系，甚至某种有头有脸的地位。然后她摇了摇头。“这太美了，不会实现的。”但她表示不相信的话语被长鸣的汽笛声和开始转动的车轮声淹没了。

车厢之间的挂钩拉紧了，闪着绿光的信号灯徐徐摇晃而过，这时约瑟夫·格伦利希嘴里正在说：“我是共和国的总统。”正当他梦见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绅士向他献上城市新保险金库的钥匙时，他醒了过来，并且马上清醒地记起了自己的处境，对梦中的细节也记得一清二楚。他把手搭在肥厚的膝头，放声笑了起来。共和国总统，这可不赖，对吗？我也能编出蛮不错的故事来。一天之内克鲁伯和那个医生全让我哄住了，他给了我五英镑，因为我很机灵，他一说“警察局的密探”，我就闻出味儿来了。约瑟夫·格伦利希的特点就是机敏麻利。“您瞧那边，克鲁伯先生。”一抽绳子，瞄准，开火，一秒之内就完事大吉。我脱身也是凭着这一手。他们抓不着约瑟夫。那个教士说什么来着？约瑟夫不禁暗暗捧腹而笑。“你们德国人打板球吗？”我说：“不，他们教我们跑。我当年还是个赛跑名手呢。”这就叫机敏，而他一点儿也没听出其中的玩笑，还一个劲儿谈什么“索伯斯啦，赫格利希啦”。

但是那毕竟是挺悬的，约瑟夫眺望着窗外的飞雪，心里想，当那个医生发现箱子被人动了的时候，我已经拉住那根绳子了。如果他喊列车员，不等他出声肚子上就会挨枪子儿。约瑟夫又高兴地笑起来，觉得左轮手枪正轻轻摩擦着大腿内侧的肿疼处；我会把他的五脏六腑都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