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有人进出餐馆，便从里面漏出一股菜香。当地的扶轮社社员正在楼上的雅座里会餐。鲁比站在门口，可以听见酒瓶瓶塞砰砰的开启声，还有人在朗读打油诗。已经一点过五分了。鲁比走到外边和看门人聊天。她说：“最糟糕的是，我这个人最讲究守时。他告诉我一点钟，我就准时到这儿来了，一心想好好吃一顿。我知道女孩子应该让男人等着，可是架不住肚子饿呀！他就不能准时来吃饭吗？”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问题是我老不走运。我是那种女孩子，连寻寻开心都不敢，因为准知道自己会怀孩子。我不是说我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有一次我真的传染上腮腺炎了。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成年人会传染给我腮腺炎？可我就是这种事事不走运的人。”她又说：“你穿着这一身镶边的制服，戴着好几个勋章，可真漂亮。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几句话呀？”

市场比平常任何时候人都多，因为防空演习刚刚结束，想最后买一点儿圣诞节用品的人都出来晚了。只有阿尔弗雷德·派克尔太太一个人是戴着防毒面具出来买东西的，因为她是市长夫人，得给别人做个榜样。现在她已采购完毕，正在回家的路上。她的小狗秦基跟在她身边，在泥泞的地上拖着肚子和腿上的长毛，嘴上还叼着一个特制的小面具。秦基走到一根电线杆子底下，尿了一摊尿。派克尔太太说：“哦，秦基，你这个小坏东西。”看门人满脸愠怒地向市场那边眺望着。他戴的是蒙斯[22]勋章和军人勋章。他负过三次伤。每当商人们到这里来进餐，什么克罗斯威特·克罗威特公司的高级旅行推销员呀，大马路上大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呀，他都要把玻璃门给人打开。有一次他还不得不跑到马路上搀扶一个胖子走下出租汽车。他走回餐馆，站在鲁比旁边听她闲扯，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却充满了同情。

“晚了十分钟了。”鲁比说，“我本来以为这个人是信得过的。我本来应该摸摸木头或者把指头交叉起来的。现在倒霉，算我活该。我宁愿丧失了荣誉也不愿失掉一顿午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很爱摆架子。说是他叫戴维斯。”

“他总是带女人到这儿来吃饭。”看门人说。

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小个子从他们身边走了进去。“圣诞节快乐，哈罗斯。”

“祝您圣诞快乐，先生。”看门人说，“你同这个人交往不长的。”

“我连一盘汤都还没喝上呢。”鲁比说。

一个卖报小孩走过去，叫卖《新闻报》中午出的号外和《日报》的晚版。几分钟以后又有一个卖报的小孩走过去，叫卖《邮报》出的号外和一份贵族报纸《卫报》的晚版。听不见卖报小孩口里喊的是什么，他们手里的广告被东北风刮得卷了起来，只能看见一张上有一个“——剧”字和另一张上的一个“——杀”字。

“也应该有个限度呀，”鲁比说，“女孩子可不能那么自轻自贱。十分钟是最大的限度了。”

“你等了可不止十分钟了。”看门人说。

鲁比说：“我就是这种人。你会说我太容易上手了，是不是？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好像从来也不能引动他们。”她又非常悲惨地加了一句，“问题在于，我是个生来就使男人幸福的人。这从我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出来。就因为这个，他们都不愿意接近我。我一点儿也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不喜欢我这样。”

“看，那是警察局长，”看门人说，“到局里喝酒去了。他在家里老婆是不许他喝的。祝您圣诞愉快，先生。”

“他好像有什么急事。”一张报纸广告飘动着露出一个“悲——”字来。“他会不会招待一个女孩子一顿配有洋葱、土豆的上好牛排？”

“你听我说，”看门人说，“你再等五分钟我就下班了，咱们一起去吃午饭。”

“你说话可得算数。”鲁比说。这次她没有忘记把手指交叉了一下，又摸了摸木头，然后走进饭店，坐下来，同假想中的舞台监督进行了一场很长的谈话。她脑子里的这位大人物样子同戴维斯先生差不多，但是同人定了约会从不爽约。舞台监督称赞她是个有才能的演员，请她出去吃饭，吃过饭以后把她带到一套豪华的公寓里，请她喝了好几杯鸡尾酒。他问她愿不愿意签订一个合同，到伦敦西区演出，周薪十五镑。他还对她说，想请她看看自己的公寓住房。鲁比胖嘟嘟的面孔上愁云消散了，她开始兴奋地摆动起一条腿来，惹得一个正在计算正午市场价格的商人非常生气，狠命瞪了她一眼，唠叨着搬到另外一张台子上。鲁比开始自言自语起来：“这是餐厅，从这里通向浴室。这是卧室，很雅致，是不是？”鲁比马上回答说她同意每周十五英镑，但是她还需要在西区演出吗？想到这儿，她抬头看了看钟，走了出去。看门人正在等着她。

“怎么？”鲁比说，“你就穿着制服陪我出去吗？”

“我只有二十分钟时间。”看门人说。

“那就吃不了牛排了。”鲁比说，“好吧，我想香肠也凑合了。”

他们走到市场另一边一家小餐馆里，坐在柜台前面吃香肠，喝咖啡。“你这身制服叫我真不舒服，”鲁比说，“谁都以为你是个带着女朋友出来散心的卫兵。”

“你们听见枪声了吗？”柜台后边的人问他们说。

“什么枪声？”

“就在你们饭店拐角的中部钢铁公司里边。死了三个人。老魔鬼马尔库斯爵士和另外两个人。”他把中午版的报纸摊开，放在柜台上热水罐旁边。隔着香肠、咖啡杯和胡椒瓶，马尔库斯爵士那张邪恶、苍老的脸和戴维斯先生那张焦灼的胖脸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原来他没来赴约是这么回事啊。”鲁比说。她半晌没有说话，只顾埋头看报。

“我真搞不懂莱文要干什么。”看门人说，“你们看这里。”他指给他们看这一栏下面的一小段报道。这条新闻说，伦敦警察局特别政治部的负责人已经乘专机到达诺维治市，下机后直赴中部钢铁公司。“我一点儿也看不懂。”鲁比说。

看门人翻了几页，想看看别的什么消息。他说：“真奇怪，眼看就要打起仗来，他们头版却在报道什么谋杀案，把战争的消息挤到后边去了。”

“也许不会打仗了。”

他们闷头吃了一会儿香肠。鲁比觉得很奇怪，戴维斯先生刚刚还跟她一起坐在道具箱上欣赏圣诞树，现在却被人打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那么痛苦。也许他还是准备来赴约的。他不是个坏人。她说：“我觉得他挺可怜。”

“你觉得谁可怜？莱文？”

“啊，不是莱文。我是说戴维斯先生。”

“我知道你的感情。我也觉得有点儿可怜——那个老家伙。我在中部钢铁公司干过事。他有时候心肠很好，过圣诞节的时候到处送火鸡，不算太坏。比我在饭店干事强多了。”

“咳，”鲁比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干说，“还是得活下去啊。”

“再喝一杯吧。”

“我不想敲你的竹杠。”

“没关系。”鲁比坐在高凳子上把身体倚在他身上，两个人的手碰到一起。他们两人因为都有一个认识的人突然惨死而感到心情有些沉郁，但是又因为这种共鸣好像找到了同伴，心头有一种甜丝丝的、寻得依靠的奇怪感觉。他们好像感到很安全，好像沉浸在没有情欲、没有变幻无常，也没有痛苦的爱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