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文在漆黑的小木房里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麻袋。他像拍打枕头似的把麻袋一个个拍打了一阵，在地上铺好，带着些焦灼不安低声说：“你能在这儿歇一会儿吧？”他用手把安引导到铺好麻袋的角落。安说：“太冷了。”

“你先躺下，我再去找几个袋子来。”他划了一根火柴，小火光在冰冷、幽暗的屋子里游**着。他又拿来几个麻袋，盖在她身上，然后把火柴扔在地上。

“不能点个亮吗？”安问。

“太危险了，”他说，“再说，黑暗对我是个解脱。你在暗处看不到我的面目。看不见这个。”他偷偷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他在听着外边的声响：他听见有人在横七竖八的铁轨和煤渣上跌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有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他说：“我得好好想一想。他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也许你还是离开这儿的好。你没有做什么。他们要是过来，免不了要开枪的。”

“你想他们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吗？”

“他们一定一直在跟踪我们。”

“那我也不走，”安说，“我在这里，他们是不会开枪的。他们要等到天亮再动手，等你出去的时候。”

“你很愿意帮我的忙。”莱文说。他感到这件事简直叫他无法相信，不由得又猜疑起来。过去的经验告诉他，友好是不能轻信的。

“我跟你说过，我站在你这一边。”

“我得想个办法，怎样才能逃掉。”莱文说。

“你还是歇一会儿吧。离天亮还早呢，你有整夜的时间去想。”

“在这里待着倒是挺好的，”他说，“离开他们远远的，那一群浑蛋。就待在这黑暗里。”他不想离她太近，在对面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自动手枪放在膝头上。他又带着些怀疑地问：“你在想什么呢？”安扑哧笑了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倒像个家似的。”安说。

“我对家可一点儿也没有好感，”莱文说，“过去我是有过家的。”

“给我讲讲。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我的名字。你在报上一定看过。”

“我是说你的教名。”

“教名？基督教！真让人笑掉大牙。你认为今天别人打了你左脸，还会有人把右脸递过去？”他坐在煤渣地上气狠狠地敲打了两下枪柄，“没有这样的傻瓜了。”他听见安在对面的呼吸声，他看不见她，也摸不着她，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折磨着他，仿佛他失掉了一件什么东西。他说：“我不是说你不好。我敢说你是很有基督教精神的。”

“我可不知道。”安说。

“我把你带到那幢房子去，本来是想杀你的……”

“杀我？”

“你以为我带你去那地方做什么？我又不是同你谈情说爱。难道我是那种让女孩子一见就钟情的人？英俊、漂亮？”

“你为什么没杀我？”

“后来有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对你没有意思。我不和女孩子纠缠。我天生没这个缘分。你绝不会发现我对哪个女人自作多情。”莱文力竭声嘶地说下去，“你为什么不到警察局去告发我？你现在就可以喊，你为什么不喊？”

“喏，”安说，“你手里有一把枪，不是吗？”

“我不会对你开枪的。”

“为什么不？”

“我还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他说，“如果别人不暗算我，我也不会伤害别人。你就喊吧。我决不拦着你。”

“喏，”安说，“我想对你表示感谢用不着先请求你批准吧？你今天晚上救了我一条命。”

“那帮人不会害死你的。他们没有那个胆量。杀人也是要勇气的。”

“可是你那位好朋友查姆里就差点儿把我弄死。他猜到了我有心帮你，差点儿把我掐死。”

“帮我？”

“帮你找你要找的那个人。”

“那个阴险毒辣的杂种。”他俯身在枪上，沉思着。但他的思想总是定不下来，总是从仇恨溜到对面黑暗的角落里。他对这种心境很不习惯。“你挺有脑子，”他说，“我喜欢你。”

“谢谢你对我的恭维。”

“这不是恭维。你用不着这么说。我有点儿事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好意思开口。”

“你有什么隐私不敢吐露？”

“不是隐私。是他们把我赶走以后，我留在伦敦住处的一只小猫。我希望你会替我照管一下。”

“你真叫我失望，莱文先生。我还以为起码是几桩血淋淋的谋杀案呢。”突然间，她神情严肃地喊起来，“我想起来了。戴维斯工作的地方。”

“戴维斯？”

“就是你叫他查姆里的那个人。我绝对不会弄错的。英国中部钢铁公司。靠近大都会饭店。像宫殿似的一座大楼。”

“我得离开这儿。”莱文一边说，一边用枪把敲打着冰冷的泥地。

“你不能把事情告诉警察局吗？”

“警察局？”莱文说，“我告诉警察局？”他笑起来，“那很好，是不是？自己伸出手去，叫他们铐起来……”

“让我来想个办法。”安说。当她的语声停住以后，好像连人也不在这个地方了。莱文提高了嗓音问道：“你还在这儿吗？”

“当然在这儿。”她说，“你怎么了？”

“和别人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心头又涌上了一阵令他气恼的怀疑感。他划着了两根火柴，举到自己脸前面，紧挨着他畸形的嘴唇。“看吧，”他说，“好好地看看。”火柴一点点烧下去。“你不想再帮助我了吧，对不对？帮助我？”他说。

“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说。火焰烧到他的皮肤上，但他仍然纹丝不动举着这两根火柴，直到火柴在他的指头上熄灭。他觉得那疼痛是一种幸福。但是他不要幸福；幸福来得太晚了一些。他坐在黑暗里，感到眼泪沉重地要夺眶而出，但是他不能哭。他从来没学会那小小的技巧：该在什么时候打开泪水的闸门。他从自己的角落朝她爬了两步，用自动手枪在地面上探着路。“你冷吗？”他问。

“我待过比这儿暖和的地方。”安说。

只剩下他自己的几个麻袋了。他把麻袋推到她身边。“裹在你身上。”他说。

“你还有吗？”

“当然有。我不会叫自己冻着的。”他厉声说，好像非常恨她似的。他的手冻得可能连枪都瞄不准了。“我得离开这儿。”

“咱们得想个办法。最好先打个盹儿。”

“我睡不着，”他说，“最近我老做噩梦。”

“那咱们就讲故事，好不好？大概到了儿童节目的时间了。”

“我不会说故事。”

“那我给你说一个吧。你爱听什么故事？滑稽的？”

“什么故事我也不觉得可笑。”

“也许现在讲三只熊的故事倒挺合适。”

“我不要听跟金钱有关系的事。我不想听到钱。”

他现在离她近一些了，她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的轮廓，一个弯着腰的黑影，无法理解她说的任何话。她要同他开个小玩笑，知道他绝听不出来她是在打趣他。她说：“我给你说个狐狸和猫的故事。是这样的，猫在树林里遇见了一只狐狸，她听说狐狸总是吹牛，说自己最聪明，于是她客客气气向狐狸打招呼，问他最近情况怎么样。狐狸一脸傲气地说：‘你怎么敢问我过得怎么样，你这个只会逮耗子的小饿猫。你在这个世界上懂得什么？’‘我多少还知道一件事。’猫说。‘知道什么事？’狐狸问。‘怎么样不让狗抓住，’猫说，‘狗一追我，我就爬到树上去。’狐狸神气活现地说：‘你就会爬树一个招儿，我可会一百个呢。我有一口袋招数呢。跟我来，我叫你开开眼。’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猎人带着四只猎犬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猫噌的一下爬上了树，开口说：‘快打开你的口袋吧，狐狸先生，赶快使出你的招数来。’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几只猎狗早已把狐狸咬住了。猫在树上笑着说：‘万能的先生，要是你口袋只有这一个招数，现在也跟我一样平安地爬到树上来了。’”安说到这里结束了她的故事。她低声对身旁的黑影说：“你睡着了吗？”

“没有。”莱文说，“我没有睡。”

“现在该你给我讲了。”

“我什么故事也不会讲。”莱文懊丧、阴沉地说。

“不会讲这样的故事吗？你肯定没有好好上学吧？”

“我受过教育，”莱文为自己辩护道，“但是我心里有事。我在想很多事。”

“别那么愁眉苦脸的。有一个人比你心事还多呢。”

“谁？”

“挑起这场乱子的人，谋杀了那个老人的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戴维斯的朋友。”

“你说什么？”莱文气冲冲地说，“戴维斯的朋友？”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

“当然了，”安盖着一摞麻袋，高高兴兴地同莱文聊起天来，“我也是的，要是叫我杀个人，我也不在乎。”

他抬起头来，想在暗中看到她的面孔，想寻找到一线希望。“你不在乎什么？”

“但是杀人与杀人也有不同，”安说，“如果叫我遇见那个杀死的——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反正我们也发不好那个音。”

“你往下说吧。如果那个人在这里……”

“我会让你打死他，决不会伸手拦你的。事后我还会说：‘干得好啊！’”她越说越来劲儿，“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他们没有发明出为婴儿戴的面具？他心头撂不开的该是这类事。戴着防毒面具的母亲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吸进毒气，把五脏六腑都咳了出来。”

他执拗地说：“穷人倒不如死了的好。至于富人怎么样，我才不管它呢。这样一个世界我是不会叫自己的孩子出生的。”安模模糊糊地看到他蜷缩在地上的紧绷的身影。“这完全是他们的自私，”他继续说道，“他们只顾自己寻快乐，生下一个丑孩子又干他们什么事？他们在**，或者靠在墙上取乐三分钟，生下的孩子却要受一辈子罪。母爱，哼！”他开始笑起来，脑子清清楚楚地浮现出一幅图景：厨房的桌子、扔在亚麻油毡上的菜刀、母亲衣服上的鲜血。他解释道：“我受过教育，你知道。在英王陛下拥有的一个家里面。他们管那种地方叫‘家’。你以为家意味着什么？”他不容她回答就抢先解释说，“你弄错了。你以为家意味着一个上班工作的丈夫、一个漂亮的煤气灶、一张双人床、毡子拖鞋、摇篮什么的。不是的。家是禁闭孩子的单间屋子，只要你在教堂里说话，或者不管做了什么事，就都要挨一顿棍子，关在‘家’里。只给面包和白水。要是你不老老实实的，马上就有个中士过来把你打个鼻青脸肿。这就是‘家’！”

“那个人不就是想改变这种情况吗？他同我们一样也是穷人。”

“你说谁？”

“那个老人，咱们记不起名字的。你没有读过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吗？为了改建贫民窟，他把军费都削减了。报上还登着他为新居民大楼剪彩、和孩子谈话的照片。他不是阔佬。他不想打仗。所以他们才把他打死。我敢打赌，现在有人正利用他死的事发大财。讣闻说，他自己要干这些事是很容易做到的。他父亲做过贼，母亲自——”

“自杀了？”莱文低声说，“你知道她是怎样……”

“她是投河死的。”

“你在报上读到的这些事，”莱文说，“可真值得好好想一想。”

“哼，我看那个谋害了这个老人的人是得好好想一想的。”

“也有可能，”莱文说，“他不知道报纸登的那些事。付钱给他的那些人，他们是知道的。也许咱们把什么都弄清楚以后，知道这个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以后，就能了解他安的是什么心了。”

“那可不容易，一时是谈不清的。我想咱们还是打个盹吧。”

“我得想一想。”莱文说。

“睡一会儿以后再想事，你的脑子就清楚了。”

但是屋子太冷，莱文根本睡不着觉。他没有麻袋可以盖，身上的黑大衣早已磨得像布片一样薄了。从门底下吹来一阵刺骨的寒风，没准是沿着铁轨从苏格兰刮过来的，一股带着海中的浓雾和寒冰的东北风。莱文想：我不想伤害那老人，我和他既无冤，又无仇……“我会叫你把他打死的，事后我还会说‘干得好！’”有那么一刻，他非常冲动，几乎想把什么都豁出去，拿着枪走到外面去，叫他们对自己开枪。“万能的先生，”她那时就要说，“要是你口袋里就只有这一个招数，猎狗就不会……”但是他这时又觉得，了解了那个老人的事又增加了一笔要跟查姆里算的账。这些事查姆里早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只会叫他肚子里多吃一颗子弹，叫他主子也多吃一颗子弹。但是怎样才能找到查姆里的主子呢？唯一能指引他的只是瞥了一眼的那张照片，老部长叫他看的一张照片。那人同他带去的介绍信有一定的关系，那是一张脸上有疤痕的年轻的面孔，现在没准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安说：“你睡着了吗？”

“没有。”莱文说，“你怎么了？”

“我觉得听见了脚步声。”

莱文仔细听了听。那是风吹动室外一块活动木板的声音。他说：“你尽管睡吧。不用害怕。在天亮以前他们看不清东西，是不会进来的。”他想：那两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呢？肯定不是在他经历过的那种“家”里面：冰冷的石头楼梯、喑哑的钟声、狭窄的禁闭室……他一下子睡着了，老部长在他睡梦中走过来，说：“打我吧。照两只眼睛这儿打。”莱文发现自己还是个孩子，手里拿的是弹弓。他哭起来，不肯打。老部长说：“打吧，亲爱的孩子。咱们一起回家去。打吧。”

他一下子惊醒过来。梦中，他的手紧紧握着枪。枪口正对着安睡觉的角落。他万分恐惧地盯着那块黑暗的地方，他听见一声喃喃的低语，正像门外边那个女秘书的痛苦呻吟一样。他问：“你睡着了吗？你在说什么？”

安说：“我没有睡。”接着她解释说，“我刚才在祷告来着。”

“你相信上帝吗？”

“我不知道，”安说，“也许有的时候信。祷告是一种习惯，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就像一个人走过梯子底下习惯把手指头交叉起来一样。我们都不希望遇见倒霉的事。”

莱文说：“我们在‘家’的时候整天祷告。一天两次，吃饭前也得祈祷。”

“这一点儿也改变不了你的生活。”

“对，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只不过现在叫我想到我那白白糟蹋掉的生活，真是气得要发疯。有的时候我也想从头开始，但是只要一听到别人在祈祷，或者哪怕闻到一种什么气味，在报上看到什么新闻，过去那段日子就都回来了。过去的那些地方、那些人……”他又向前移动了几步，好像在这个冰冷的木棚里想要寻得别人支持似的。想到外面正有人等着要捉你，等天一亮就动手，令你一点儿逃走的希望都没有，也绝不可能让你先开枪，就更使你觉得无比孤独。他非常想天亮以后就先把她打发走，自己留在棚子里同他们干个你死我活，但这就无异于放掉查姆里和查姆里的主子，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莱文说：“我有一次看书——我喜欢看书——我受过教育。我有一次看心——心理——”

“别管什么了，”安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根据书上说，做梦似乎也能预示些什么。我不是说做梦像看茶叶棍儿呀、翻纸牌呀这些迷信玩意儿。”

“过去我认识一个女人，”安说，“玩牌玩得精极了，看着简直叫你身上起鸡皮疙瘩。她玩的纸牌上面画着非常奇怪的画儿，倒吊人什么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莱文说，“我说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全看懂。我的印象是，要是你能把梦境说给人听……就像你身上永远背着个重东西，那东西有一部分生来就压在你身上，因为你有那么一个父亲、那么一个母亲，而他们又都有自己那样的父母……好像那重东西可以一直回溯到过去，就像《圣经》里说的，犯了原罪。等你长成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担子也就更大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都做不了，而他们却叫你做那么多你不喜欢做的事。不管怎样，你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他把自己的一张悲哀的、杀手的脸托在手掌里。“就像向牧师忏悔似的。只不过忏悔完了，你还是去做那些事。我的意思是，你把什么都告诉了这些医生，把做过的梦一个不落地告诉他们，以后你就不用再做这种梦了。但首先你得把什么都对他们讲了。”

“连你梦见小猪飞起来的事也得说？”安说。

“什么都不能漏掉。等什么都说出来以后，事情就过去了。”

“你说得太不真实了。”安说。

“我想我没有表达清楚。但这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我想，也许值得试一试。”

“生活充满了奇怪的事。比如说，我和你坐在这儿就非常奇怪。你在想曾经打算杀死我。我在想，咱们俩也许能阻止一场战争。你讲的那种心理学也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

“你知道，这是一种消除那些重担的办法。”莱文说，“并不是医生把它消除掉。至少我有这种感觉。比方说，刚才我同你讲了我待过的那个‘家’、面包、白水和祷告，讲过以后我现在就觉得这些事也不那么压得慌了。”他低声骂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又接着说，“我总是说，我决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变得软绵绵的。我总是想我的嘴唇在这件事上救了我。心肠一软就危险了。动作就变得迟缓了。我见过不少人这样栽了跟头。结果是落到监狱里，或者是叫人在肚子上戳了一刀。现在我也变软了，像那些人一样，变得软绵绵的了。”

“我喜欢你。”安说，“我是你的朋友……”

“我对你什么也不要求，”莱文说，“我很丑，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像那些女孩子似的，不要去警察局，大多数女人都是动不动就去叫警察。我经历过这种事。但也许你不是那种女人。你是个女孩子。”

“我是别人的女孩子。”

“这我不在乎，”他带着痛苦的骄傲喊道，声音在寒冷、黑暗的屋子回响着，“我不要求你什么事，只有一件，你别出卖我。”

“我不会去警察局的，”安说，“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去。我喜欢你，你同我认识的所有人没有分别——除了我的男朋友以外。”

“我刚才在想，也许我能够对你说点儿什么——我做过的梦，正像我要同医生讲似的。你知道，我认识几个医生。你不能信任他们。到这里来以前我去看过一个医生。我求他把我的嘴唇整一整形。他想用麻药把我麻醉过去。他要去叫警察。医生是无法信任的。但是我能相信你。”

“你是可以信任我的，”安说，“我不会去警察局的。但你最好还是先睡一会儿，以后再给我说梦，如果你愿意的话。夜长得很呢。”

突然，他控制不住自己，冷得牙齿打起战来。安听见了，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衣服。“你冷了，”她说，“你把麻袋都给我了。”

“我不需要。我有大衣。”

“咱们是朋友，不是吗？”安说，“咱们在共同做一件事。你拿两条麻袋去吧。”

莱文说：“屋子里还会有的，我去找找。”他划了一根火柴，沿着四壁走了一圈儿。“又找到两条。”他说。他在离她比较远的地方坐下，叫她摸不着：他并没有找到麻袋。他说：“我睡不着，只是打了个盹。我还做了个梦。梦到了那个老人。”

“哪个老人？”

“被谋害的那个。我梦见我是个小孩儿，手里拿着弹弓，他对我说：‘从眼睛这里把我射穿吧。’我哭了，他说：‘从眼睛这里把我射穿吧，亲爱的孩子。’”

“我可说不出来这梦有什么意思。”安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那老人什么样子？”

“跟他活着的时候样子一样。”他又匆忙地补充说，“就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样。”他陷入沉思里，很想把心里话说出来，但又有些犹豫不决。在这以前，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他说：“我给你讲一讲，你愿意听吗？”他听到她回答说：“我们不是朋友吗？”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奇怪的幸福感。他说：“今天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幸福的一个夜晚了。”但是他还是不能把心里的事全部告诉她。在她了解全部事情以前，在他对她表示出自己的全部信任之前，他的幸福总好像还有些欠缺。他不想叫她害怕，不想叫她痛苦，他需要慢慢地把压在心上的事泄露给她。他说：“在梦到自己是个小孩的时候，还梦见过一些别的事。我梦见我打开一扇门，一扇厨房的门，我看见我母亲——脖子割断了——可怕极了——脑袋就连着一点儿皮——她把脖子切开——用一把菜刀——”

安说：“这不是梦。”

“不是梦，”他说，“你说对了，我说的不是梦。”他等着，暂时不往下说。他感觉到她的同情在黑暗中向他游动过来。他又接着说：“太可怕了，是不是？你简直想不到世界上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的了，是不是？她心里一点儿都没有想到我，甚至连门都没有关上，好不让我看到。在那以后，就是那个‘家’的事了。你已经都知道了。你会说，那也很可怕，可是那怎能比得上刚才那件事呀。在‘家’里他们让我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让我连纸上的事也全能看得懂。例如心理学这类事。他们还教我写一手好看的字、说标准的英语。我刚进去的时候常常挨打，被关单人禁闭室，吃面包就白水，什么事我都尝过了。但是在他们教育了我以后，事情就不一样了。我变聪明了，他们再也抓不住我什么了。当然了，他们仍然怀疑我，但是他们什么证据也没有。有一次牧师还布置了个活局子想整治我。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去才能说是生活的开始。他们算说对了。我们是一群老实孩子，吉姆、我，还有一些别的人。”最后他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第一次我什么事都没做，他们却给我加上了一个罪名。”

“你会逃掉的，”安说，“咱俩一起想个办法。”

“你用‘一起’这个词让我听着很舒服，但是这回我算栽在他们手里了。要是我能首先找到查姆里和他的主子，我自己爱怎样就怎样，我是不在乎的。”接着他带着某种既紧张，又骄傲的语气说，“要是我告诉你我杀过人，你会不会大吃一惊？”这好像是第一道篱笆，如果能够跳过去，以后再讲什么他就有信心了……

“你杀了什么人？”

“你听说过铁拳头凯特吗？”

“没有。”

莱文好像想到一件叫他非常高兴的神秘事，笑了起来。“我现在把我的性命交到你手里了。如果在二十四小时以前你要我把性命交付给你……当然了，我没有给你任何证据。当时我正在干赛马的事。凯特手下的一帮人同我们作对。两帮人斗得非常厉害。凯特想在赛马场上把我们的头儿干掉。我们一半人开着一辆汽车飞快地回到城里。他还以为我们是跟他坐一趟火车回来呢。我们赶到他前头，在站台上等着他。火车进了站，他刚一下车就被我们围住。我割断了他的喉咙，大伙儿架着他走出检票口。后来我们把他扔到一个书亭旁边，一溜烟地逃走了。”最后莱文说，“你知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赛马场上他们就都把刀子亮出来了。这是战争。”

过了一会儿安说：“是的，我知道。他也有机会这么干的。”

“听起来很可怕，”莱文说，“奇怪的是，并不可怕。实际上这是极其自然的。”

“你后来一直干这个吗？”

“没有。没有多大意思。你无法相信别人。有的人胆怯了，有的人变得太鲁莽了，谁都不动脑子。我想告诉你一点儿凯特的事。我干那件事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不相信宗教。因为你刚才说咱们是朋友，所以我不想让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误解。我同查姆里打交道就是因为跟凯特打架开始的。我现在懂了，他到赛马场去是为了物色人。我当时认为他是个笨蛋。”

“我们谈的都不是梦了。”

“我这就要给你讲梦了，”莱文说，“我想，我把凯特那样干掉后让自己的神经变得紧张了。”他的声音微微有些发抖，因为他同时带着希望和害怕。希望的是：既然她听了他杀人的事不太在乎，或许不至于把刚才说的话（“干得好”“我才不拦你呢”）收回去；害怕的是：他认为这样完全相信别人很少有不上当受骗的。但是他想，不管怎么说，能够这样把什么事都说出来，能够知道别人听了也一点儿不在乎，还是叫你非常舒服的，就像能够好好睡一大觉似的。他说：“我刚才睡了一小觉，这是两夜——三夜——我不知道多少夜以来第一次睡着。看起来我这人还不够坚强。”

“我觉得你够坚强的了。”安说，“咱们别再谈凯特的事了。”

“谁也不会谈论凯特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离开想要告诉安的事越来越远了，“最近我老是梦见我打死的是一个老妇人，不是凯特。我听见她在门外边呼叫。我想把门打开，但是她把门把手攥住了。我不得不隔着门对她开了枪。后来我梦见她还活着，我又对着她的脑门开了枪。但就是这件事，也不那么可怕。”

“你就是在梦里手也不软。”安说。

“我在那个梦里还打死一个老人。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我拿的是一把无声手枪。他在桌子后面倒下了。我不想叫他痛苦。我和他无冤无仇。我一下子把他打死了。后来我在他手里放了个纸片。我不用从他那里拿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不用拿东西？”

莱文说：“他们没有给我钱叫我拿东西。查姆里和他的主子。”

“你说的不是梦。”

“对，不是梦。”室内出现了片刻的寂静，莱文害怕起来。他连忙用话语把沉寂填补起来。“我不知道那个老头是咱们的人。要是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我就不会碰他了。人人都谈论打仗的事。这可不关我的事。就是打起仗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光谈孩子，大人你就一点儿也不可怜了？我跟那个人势不两立。当时给了我五十镑，讲好回来以后再付二百镑。钱不算少。我想也不过是重演一遍凯特的事。跟搞掉凯特一样，一点儿也不费事。”他又说，“你现在要离开我了吧？”在寂静中，安听到他粗重的、焦灼不安的喘气声。过了半天她才说：“不。我不会离开你。”

莱文说：“太好了。啊，太好了。”他伸出一只手，摸到她放在麻袋上的手，冷得像冰块。他握住她的手，在自己几天没刮的面颊上放了一会儿，不叫它挨到自己畸形的嘴唇。他说：“能把心里的事都说给一个人听，多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