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诺维治市的天始终亮不起来。浓雾像没有星辰的夜幕一样笼罩着市区的高空。街头的空气倒还清新，你只要想象这还是夜晚就成了。第一辆有轨电车从车库里爬出来，沿着铁轨驶向市场。一张旧报纸被风刮起来，贴在皇家剧院的门上。诺维治郊区靠近矿井的几条街上，一个老人蹒跚地走着，拿着一根长棍挨门挨户地敲打住家的窗户。商业街上一家文具店的橱窗里摆满了《祈祷书》和《圣经》，还孤零零地摆着一张纪念英联邦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卡，好像摆在纪念碑前的一个枯干了的罂粟花圈：“你们要在战争牺牲者的面前宣誓，永远不要忘记。”铁路前面，一盏信号灯在黑暗中闪着绿光，一节节明亮的车厢速度慢下来，驶过一个墓地、一家制胶工厂，从一条砌着水泥堤岸的整洁、宽阔的河上开过去。天主教堂的钟声正在轰鸣着。月台上响起一声哨音。

满载着乘客的列车又徐徐驶入一个新的清晨。一张张脸风尘仆仆，所有的旅客都和衣而卧，在车上度过一个夜晚。查姆里先生甜食吃得太多，牙齿积满污垢，呼吸重浊，带着一股巧克力糖味儿。他把脑袋伸到过道里，莱文马上转过身去，望着窗外铁路侧线。几辆卡车装满了当地采出的煤块。从制胶工厂飘来一股臭鱼腥味。查姆里先生又转到车厢的另一边，想弄清楚这列火车傍着哪个月台停车。他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往别人的脚上踩。安微微笑着，使劲在他的脚踝上踹了一下。查姆里瞪了她一眼。安说一句“对不起”，便开始用棉纸和扑面粉化起妆来。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才能鼓起勇气来迎接这一天的新环境：皇家剧院、狭小的化妆室、煤油取暖器以及同行的互相倾轧和造谣诽谤。

“你让我过去好不好？”查姆里先生气愤地说，“我在这儿下车。”

莱文从玻璃的反射中看到查姆里从车厢里下去，但是他不敢紧跟在后。他耳旁好像响着一个声音，这声音飘过了雾气迷蒙的遥远路途，越过一个个州郡起伏的原野和时隐时现、建满了别墅的市郊在他耳边回响着：“逮捕一个没有车票的人。”他手里拿着验票员给他补票的白纸单据思索着。他打开车门，看着旅客从他身边成群结队地向出口走去。他需要时间，但是他手里的这张白纸却马上就会把他暴露。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连十二小时的先机都不会有了。他们会立刻搜查诺维治的每一处酒店和旅社。他什么藏身的地方也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二号月台上的自动售货机，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主意。这个办法打破了他彳亍独行的孤独天地，使他又回到广大的人丛中去。

这时大多数旅客都已走净了，但是有一个年轻姑娘还站在小吃店门口，等着搬运工回来替她搬行李。莱文走到她跟前说：“我可以帮你拿拿行李吗？”

“哦，假如你肯帮忙的话。”她说。莱文站在她面前，微微低着头，不让她看到自己的嘴唇。

“吃一份三明治，好吗？”他说，“坐一夜车可真够呛的。”

“开门了吗？”她说，“这么早？”

莱文推了推门。“已经开了。”他说。

“你要请我吗？”她说，“是请客吗？”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她。她脸上带着笑容，一张小脸很俊俏，两只眼睛离得太远了一些。莱文更习惯的是妓女们脱口而出表示亲昵的客套话，而不是自然而亲切的态度，这种他似乎早已失掉的幽默感。他说：“我请。我来付账。”他把她的包裹拿进小吃店去，敲了敲柜台。“你要什么？”他说。在苍白的灯光下，他始终背对着她，不想把她吓坏。

“品种真多，”她说，“葡萄干面包、小圆面包、饼干、火腿三明治。我想要一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咖啡。是不是我会让你破产了？那我就不要咖啡了。”

莱文等着，直到柜台后的女售货员重新离开，直到身旁的女孩子嘴里塞满了三明治想喊也喊不出声来，才把脸露出来。他感到有点狼狈，因为女孩子不但没有露出嫌恶的表情，反而含着一嘴东西对他笑起来。他说：“我要你的车票。警察在追捕我。无论怎样，我也要把你的车票弄到手。”

她被嘴里的面包呛住了，咳嗽起来。她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在我背上捶两下。”莱文差一点儿就照她的话做了，她简直弄得他手足无措。他对人们的正常关系已经不习惯了，这使他的神经感到慌乱。他说：“我带着枪呢。”接着又补充了个站不住脚的条件，“我给你这个作为交换。”他把补票单据放在柜台上。她一边咳嗽，一边很感兴趣地仔细看了看他补票的单据。“头等，全程。这么一说，我还可以退一部分钱呢。这个买卖可真合算。但是你为什么要动枪啊？”

他说：“拿票来。”

“给你。”

“现在你同我一起出站，”他说，“我不放心你。”

“你为什么不先把火腿三明治吃掉。”

“小声点儿，”他说，“我没有工夫听你说笑话。”

她说：“我喜欢你这种硬汉子。我的名字叫安。你叫什么？”外面列车鸣起笛来，车厢开始移动，一长串亮光又驶回到浓雾里，机车把蒸汽喷射到月台上。莱文的眼睛离开了她一会儿，她趁机举起杯子，把一杯热咖啡泼在他脸上。莱文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捂住眼睛。他像个动物似的呻吟了一声，热咖啡把他的脸烫得生疼。这是那个老国防部长感受过的，是那个女秘书感受过的。莱文的右手摸到自动手枪上，脊背倚着门。他干事都是被别人逼出来的，都是别人逼着他失去了理智。但是他控制住自己，他努力忍着烫伤的疼痛，克制着逼他杀人的痛苦。他说：“我的枪在瞄准你。把你的手提包拿起来。拿着那张补票收据在我前边走。”

她照着他的话做了，因为提着沉重的箱子，脚步有些蹒跚。收票员说：“改变主意了？这张票可以一直坐到爱丁堡呢。怎么中途就下车了？”

“是啊，”她说，“我就在这儿下了。”收票员拿出一支铅笔，在补票单据上写了几个字。安想到一个主意：她想叫收票员记住她和这张票。很可能会进行查询的。“不要了，”她说，“我不用票了。我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就到这个地方。”她从出口处走出去，心里想：这件事他不会很快就忘记的。

路两边是肮脏的小房子，一条长马路向前延伸着。一辆送牛奶的车哗啷啷地响着转进一条横街，不见了。她说：“怎么样？可以让我走了吗？”

“别把我当傻瓜，”他没好气儿地说，“往前走。”

“你也该替我拿一件行李吧。”她把一只箱子放在地上，莱文只好提起来。箱子很沉，他用左手提着，他的右手还得攥着手枪。

她说：“这条路不是往诺维治市内去的。咱们应该在刚才那个街角往右拐。”

“我知道往哪儿走。”

“我倒希望我也知道。”

两旁的小房子在浓雾里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天还很早。一个女人走出门来取牛奶。安看见一个男人在窗户里面刮胡子。她想向这个人呼喊求救，但是这个人可能没有反应。她想象得出来，这个人会愣愣地瞪着看她，很久也不明白外面出了什么事。他们继续走下去，莱文在离她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吓唬她。如果他真的会对她开枪，那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重罪，正在被缉捕。

她把脑子里想的说出来：“是杀人了吗？”她说这话时很不客气，声音很低，带着点儿恐惧，这种语调对莱文说是熟悉的，他习惯了恐惧。二十年来他心头一直埋着恐惧。使他手足无措的反而是人与人的正常关系。莱文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地回答说：“不是，他们要捉我不是因为我杀了人。”

她向他挑衅地说：“那么你是不敢对我开枪的。”但是莱文的回答是现成的，他这样回答别人都会相信，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不想坐牢。我宁可叫他们绞死。我父亲就是被绞死的。”

她又问：“咱们上哪儿去？”她一直注意寻找时机。这次莱文没有回答。

“这个地方你熟悉吗？”但是莱文已经不想再说话了。突然，她的机会来了：一家门口摆着晨报新闻标题广告的小文具店，橱窗里陈列着廉价的信纸、钢笔和墨水，一个警察正站在橱窗外面往里看。她感到莱文在她背后走近了一步，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她没来得及打定主意，他们已经从警察旁边走过去，又沿着这条肮脏的马路走下去。现在再喊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已经离开他们二十码远，无法过来救她了。她低声说：“准是杀了人。”

她两次重复这句话刺激了他。他说：“你太不公平了，总是往坏处想我。是他们把一个盗窃案加到我的头上，我连这些钞票是从哪儿偷的都不知道。”从一家酒馆里走出一个人来，用湿布揩拭台阶，一股油煎火腿味传到他们鼻子里来。手提包在他的手里越来越沉了，莱文需要握着枪，所以不敢换手。他又接着说：“一个人要是相貌生得丑，就一辈子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了。从在学校念书就是这样。甚至在入学以前就已经注定了。”

“你的相貌有什么难看的？”她明知故问地说。只要他开口讲话就存在着希望。要杀死一个同你仍然发生着某种关系的人一定比较困难一些。

“我的嘴唇，当然了。”

“你的嘴唇怎么了？”

他有些惊讶地说：“你是说你没有注意到……”

“啊，”安说，“我想你是说你的豁嘴儿。比那个难看的有的是。”他们这时已经走完了一座座肮脏的小房子。她看了一下这条新建的路的名字：莎士比亚大道。发亮的红砖楼房，都铎式的三角屋顶、半木结构、镶着彩色玻璃的房门，每一幢小楼都有一个诸如“幽憩”之类的名字。这些房子代表着一种比纯粹贫穷更为庸俗的东西——灵魂的庸俗。它们已经爬到诺维治的边缘上了，投机的建筑商大量盖起分期付款的住房来。安忽然想，他把她带到这里来，是为了把她杀死在这些房子后面坑坑洼洼的空地上；那里，青草都被踩在烂泥里，一个个的树桩说明过去曾是个树林。他们继续往前走，看到一所小楼的门开着，为了让购买住房的人随时可以进去看：从一间方方的小客厅可以走到方方的小卧室，卧室通到浴室和楼梯平台旁边的厕所。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欢迎参观安乐居。现款十镑产权立即到手。”

“你是想买一幢房子吗？”她强自说着打趣的话。

莱文说：“我口袋里装着一百九十五镑，可是连一盒火柴也不能买。我告诉你，我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我从来没有偷过那些钞票。是一个浑蛋栽在我身上的。”

“这个人也太慷慨了。”

他在另一所名叫“睡谷”的房子前边犹豫了一会儿。这所房子刚刚盖好，滴在窗玻璃上的油漆还没有擦掉。他说：“因为我替他干了一件事。他本来应该付给我一笔报酬的。我跟踪他到这里来。一个叫查尔—姆恩—德里的浑蛋。”

他把她推进“睡谷”的大门，经过一条没有铺砌地面的小路走到后门。他们站在雾气的边缘上，好像在日夜交界的地方，雾气像长幡一样消失在灰色的天空中。莱文把肩膀往后门上一靠，像玩具房屋一样，住房门锁一下子就从木柴棍门框上脱开。他们走进厨房，电线等着安灯泡，煤气灶还没有接通管道。“靠墙站着，”他说，“让我看着你。”

他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手枪。他说：“我累了。在火车上站了一夜。我的脑子都麻木了。我不知道拿你怎么办。”

安说：“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工作。如果把工作丢了我就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了。我向你发誓，你把我放了我绝不对别人讲。”她又不抱希望地加了一句，“但是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人们答应我什么也不算数。”莱文说。他在污水池旁幽暗的角落里面色阴郁地沉思着。他说：“只要你在我身旁，我在这儿待着，暂时还是安全的。”他把手放在脸上，但是马上就因为烫伤疼得一哆嗦。安的身体动了一下。莱文说：“别动，不然我就开枪了。”

“我能坐下吗？”她说，“我也累了。我今天得站一下午。”但是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她却仿佛看见自己被塞在壁橱里，浑身鲜血淋漓。她接着说：“我得化装成中国人，扯着喉咙唱歌。”但是莱文并没有听她说话，他正在自己的幽暗里筹思他的计划。为了不叫自己过分沮丧，她信口哼起萦回在脑子里的一支歌来；这首歌使她想起麦瑟尔，想起他们晚间乘车回家，想起“明天见”。

对你这只是

公园，

对我这却是

人间的伊甸。

他说：“我听过这个歌。”他不记得是在哪儿听到的，只记得那是一个灰暗的夜晚，寒风刺骨，他饿得要命，唱针刮着唱盘。他觉得某种尖锐、寒冷的东西正在他心里碎裂着，使他痛苦不堪。他坐在污水池下边，手里拿着枪，开始啜泣，却没有哭出声音，一任眼泪从眼角往下流，像苍蝇在由着自己性子飞似的。安继续哼唱着，一时没有发现他在落泪。“他们说这是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这时她看见他脸上的泪水了。她说：“你怎么了？”

莱文说：“靠着墙，要不我就开枪了。”

“你都垮了。”

“这不关你的事。”

“啊，我想我还是通人情的。”安说，“你还没有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来。”

他说：“没什么，我只是累了。”他看了看面前还没有完工的**、肮脏的厨房地板，想吹两句牛。“我住旅馆已经住腻了。我想把这间厨房修好。过去我学过电工。我受过教育。”他说，“‘睡谷’。在你累了的时候这倒是个好名字。但是他们把‘谷’字写错了。”

“放我走吧，”安说，“你可以相信我。我什么都不说。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他凄惨地笑了笑：“相信你。我倒愿意这样做。等你进了城，你就会在报上看到我的名字，我的相貌特征，我穿着什么衣服，我多大年岁。我从来没偷过钞票，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要寻找的是谁。姓名：查尔—姆恩—德里；职业：骗子。一个胖子，戴着个绿宝石戒指……”

“啊，”她说，“我就是跟这样一个人同车来的。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胆子……”

“哦，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莱文说，“但是如果我能找到他，我就能逼着他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把事情和他们说清楚呢？”

“你真会出主意。告诉他们是查姆里的朋友们把那个捷克老头儿干掉的。你太聪明了。”

“捷克老头儿？”她叫起来。这时雾气从这一带住房和受到创伤的田野上升起来，厨房的光线比刚才亮了一些。她说：“你说的是报纸上到处登着的那件事吗？”

“就是这件事。”他阴郁又骄傲地说。

“你知道是谁把他谋杀的？”

“像知道我自己那么清楚。”

“这件事跟查姆里也有关系……那是不是说，现在人们想的都错了？”

“这些报纸对这件事什么都不知道。应该相信的事他们却不相信。”

“这件事你知道，查姆里也知道。这么一说，如果你能找到查姆里，就根本打不起仗来了。”

“打仗不打仗才不关我的事呢。我要弄清楚的是谁把我暗算了。我要报仇。”莱文解释说。他一边用手捂着嘴唇，一边抬起头来看着地板另一边的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又年轻又娇艳，非常可爱，可是他却像囚在铁笼里满身疮疖的癞狗看着栏杆外面一只养得干净、喂得肥壮的母狗一样，丝毫也没有什么兴趣。“打一场大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战争会叫人们睁开眼睛，会给他们尝尝自己种的苦果。这我知道。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摸了摸他的手枪。“我现在伤脑筋的是拿你怎么办，怎样才能叫你安安静静地待二十四小时。”

她低声说：“你不会把我打死吧？”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他说，“让我再想一想。”

“可是我是要站在你这边的。”她一边哀求他，一边四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他扔去。她在想办法逃命。

“谁也不会站在我这边，”莱文说，“这我早就懂得了。甚至连一个专门给人打胎的医生……你知道，我长得太丑了。我不想装成你们那些漂漂亮亮的人。但是我受过教育。我什么事都看得很透。”他又很快地说，“我不该浪费时间了，我应该立刻办自己的事。”

“你准备怎样做？”她一边说，一边从地上站起来。

“哦，”他用失望的语调说，“你又害怕了。你不害怕的时候倒是挺不错的。”他站在厨房的另一头，用手枪比着她的胸脯，像哀求似的对她说，“用不着害怕。我的嘴唇……”

“你的嘴唇是什么样子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样子并不丑。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你就不会老惦记着你的嘴唇了。”

他摇了摇头。“你这样说是因为你害怕了。你这样是不能从我手里逃开的。你碰上了我，算是倒霉了。你不该这么怕死。要是打起仗来，反正我们也得死。死来得很突然，快极了，不会叫你受罪的。”他说。他又想起了那个老人的被打碎的头颅——死就像这样，不比打碎一个鸡蛋更困难。

她低声说：“你要开枪打死我吗？”

“啊，不，不，”他竭力安慰她说，“转过身，到门那边去。咱们去找一间屋子，我可以把你锁在里面，过几个钟头。”他的眼睛盯住她的脊背，他想干净利落地一枪把她打死，不想叫她受罪。

她说：“你这人并不坏。如果咱们不是这样碰在一起，说不定会交上朋友的。如果这是舞台门的话。你在舞台门口找过女孩子吗？”

“我？”他说，“没有。她们连看都不会看我的。”

“你长得并不丑。”她说，“我宁愿你有这样的嘴唇也不愿意你的耳朵像花椰菜似的。那些人还以为自己多么威武呢！那些人穿着裤衩打拳的时候，女孩子简直都发狂了，可是一穿上宴会礼服，样子就可笑极了。”莱文想：如果我在这儿把她打死，随便哪个人从窗户外边走过都看得见她的尸体。不，我要在楼上一间浴室里把她打死。他又对女孩子说：“走，再往前走。”

她说：“今天下午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求求你。要是我不到剧场去，我的工作就丢了。”

他们走到外面那间明亮的小客厅里，客厅还发散着油漆味。她说：“我可以给你弄一张戏票。”

“走，”他说，“上楼去。”

“这出戏值得一看。阿尔弗雷德·布利克扮演团琪寡妇[9]。”楼梯口通向三扇门，一扇门是框格毛玻璃的。“打开这扇门，”他说，“进去。”他决定，她一迈进门槛，马上从背上打一枪。这样，他只要把门一关，就不会有人看到她了。在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一个苍老、低微的声音，那声音隔着一扇关闭的门无限痛苦地哼叫着。但是莱文从不为记忆所苦。死人的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个寂寥寒冷的世界里，居然那么害怕死，真是太愚蠢了。他嘶哑着嗓子说：“你高兴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啊，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她说，“但是它不会继续很久的。你想会不会有人愿意同我结婚？我希望的是这件事。”

他压低了喉咙说：“进去。往窗外看一看。”他的手指摸着枪的扳机。她顺从地向前走去。他把枪举起来，手一点儿也不颤抖。他对自己说：她什么也不会感到的。死并不是她该害怕的事。她已经把手提包从胳膊下面拿了出来，他注意到这只提包的式样非常新奇：一边是一个拧成螺旋形的玻璃圈，中间镶着两个电镀字母A.C.，她正准备化一下妆。

就在这个时候，楼下房门发出了合上的响声，一个声音说：“请原谅我，这么早就麻烦您到这里来。我要去上班，下班非常晚……”

“没关系，没关系，格雷夫斯先生。您看，这幢小房子是不是非常舒服？”

在安回过头来的时候，莱文把枪放了下来。安呼吸急促地低声对他说：“快进来。”他照她的话做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安喊叫起来，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向她开枪的。她看见他手中的枪，对他说：“快把它收起来。你拿着枪只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莱文说：“你的行李还在厨房里呢。”

“我知道。他们是从正门进来的。”

“煤气和电都接通了。”一个声音说，“只要交十镑钱，把名字往表上一填，您就可以把家具运来了。”

另一个声音说：“当然了，我还要考虑一下。”这人的声音规规矩矩，想象得出：说话的人一定戴着夹鼻眼镜，系着硬领，生着一头亚麻色的稀疏头发。

听得到两个说话的人穿过客厅，往楼上走来。房产公司的代理人一边走一边不住口地讲话。莱文说：“我打死你，你要是敢……”

“别出声。”安说，“别说话。听我说，那些钞票在你身上吗？给我两张。”莱文有一点儿犹豫，她着急地在他耳边说：“咱们得冒一个险。”房产公司代理人和格雷夫斯先生这时已经走进最好的一间卧室去了。“你看看吧，格雷夫斯先生，”房产公司的人正在说，“用的是带花纹的棉布。”

“墙壁隔音吗？”

“特制的隔音板。关上门。”门关上了，代理人的声音小了一些，但是仍然听得清清楚楚，“屋子里讲话，外面过道上一点儿也听不见。这些房子是专门为携家带口的人设计建造的。”

“现在我想去看看浴室。”格雷夫斯先生说。

“别动。”莱文威胁她说。

“好了，把枪收起来，”安说，“别乱来。”她把身后的浴室门关上，走到卧室前边。卧室的门打开了，代理人满脸殷勤地对安说：“哎呀，哎呀，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种对女人讲话的油腔滑调在诺维治的所有酒吧都可以听得到。

“我路过这里，”安说，“看到门没有上锁就进来了。我本来预备去找你的，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随时乐于为您服务。”房产公司代理人说。

“我想买这幢房子。”

“请您等一等。”格雷夫斯先生说。格雷夫斯先生穿着一身黑色西服，满色苍白，脾气暴躁；看到他就会联想到睡眠不足、酸臭的小屋子和一大群小崽子。“您这样可不成。这幢房子我现在正在看呢。”

“我丈夫叫我来把房子买下。”

“我先来的。”

“您买下了吗？”

“我得先看一下，是不是？”

“给你，”安把手里的两张钞票亮出来，“我现在只要在……”

“在这张表格上的虚线上签上名字。”代理人说。

“再给我一点儿时间，”格雷夫斯先生说，“我挺喜欢这所房子。”他走到窗户前边，“我喜欢窗外的景物。”他的一张苍白的脸凝视着外面坑坑洼洼的地面；在逐渐消失的雾气下，这片地一直延伸到远处一座座炉碴堆成的小山前边。“这地方真安静，”格雷夫斯先生说，“这对我的孩子和妻子健康大有好处。”

“真是对不起，”安说，“可是我已经准备付款、签字了。”

“您的证明文件呢？”代理人说。

“我下午拿来。”

“我带您去看另外一幢房子吧，格雷夫斯先生。”代理人打了一个嗝，连忙道歉说，“我不习惯在吃早饭以前做生意。”

“我不看。”格雷夫斯先生说，“如果我买不到这一幢我就不买了。”他面色苍白、怒气冲冲地站在这所“睡谷”最好的一间卧室里，他在向命运挑战，他多年的痛苦经验告诉他，不管他提出什么挑战，命运总是接受的。

“那可没法子，”代理人说，“您买不了这幢房子。总有个先来后到呀。”

格雷夫斯先生说了声“再见”，便带着他那叫人感到可怜的、心胸狭隘的骄傲走下楼去。他至少可以为一件事感到骄傲：即使他对真正想要的东西总是晚了一步，他也是绝对不肯将就凑合的。

“我同你一起到公司去，”安说，“马上就去。”她挎着代理人的胳膊，回头看了一眼浴室——那里面还站着那个手里拿着一把手枪的阴沉的倒霉鬼，便走下楼去。室外非常寒冷、雾气迷蒙，但是她却觉得像夏日一样晴朗、舒适，因为她已经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