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天过去了，他没收到半句回复。在他虚拟的情报员未被调查认可之前，他连他的经济报告都送不出去。又到了一年一度拜访经销商的时节，他将离开哈瓦那，顺着马坦萨斯、 西恩富戈斯、圣克拉拉和圣地亚哥，一路往南走。他向来开着他那辆老爷车去造访那些城市。离开前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霍索尼。

“我将假拜访经销商之名，评估在马坦萨斯、工业中心圣克拉拉、海军总部西恩富戈斯 、异议分子集中地圣地亚哥建立情报站的可能性。估计每日花费五十元。”

他吻别了米莉，要她承诺他不在家这段期间不搭塞古拉大队长的便车，接着便急促赶往惊奇酒吧去和海斯巴契喝杯饯别酒。

2

每年一次，在他的旅途中，伍尔摩都会写信给他住在北安普敦的妹妹(或许写信给玛丽，能够暂时纾解他离开米莉的寂寞)，同时寄出古巴最新的邮票给他的外甥。这男孩从六岁起就开始集邮，时光荏苒，伍尔摩都忘了他已经年过十七，说不定早就不再集邮了。不管他还集不集邮，伍尔摩写在信上的那些话也显然太幼稚了。那些话连米莉都嫌它可笑，更何况他还比米莉大几岁。

伍尔摩写道：

亲爱的马克，这里有些邮票要送你。你一定已经搜集了不少邮票，这几张恐怕不是太有意思。我本来想找一些动物、小鸟或蝴蝶的图案，就像你上回给我看的那种危地马拉邮票，只可惜古巴没有。爱你的舅舅。p.s.我现在正坐着看海，天气很热。

给他妹妹的信就鲜活多了：

我现在坐在西恩富戈斯海边，温度超过九十华氏度，虽然太阳早在一小时前就下山了。电影院正在放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艘船停泊在海港，船名够古怪的，叫作胡安·贝尔蒙特[3]。还记得那个冬天我们去马德里看斗牛吗？船长——我猜他是船长——就坐在隔桌喝着西班牙白兰地。除了看电影，他没别的事可做。这一定是世上最安静的港口之一，只有黄色或粉色的街道，高耸的糖厂烟囱，还有就是那野草丛生的小径尽头的胡安·贝尔蒙特了。不知为什么，我希望能和米莉一起登上那艘船航行大海。吸尘器的生意不好做，这种动**的日子，电流太不稳定了。昨晚在马坦萨斯总共停了三次电，第一次停电的时候我还正好在洗澡。大老远写信给你，尽提这些，够蠢的。

别以为我不快乐。我们这里有很多可以说的。有时候想到回老家去的事，我会有点害怕，想想博姿[4]、沃尔沃斯超市和那些自助餐厅，说不定连白马酒馆都把我当陌生人了。船长身旁坐了个女人——我想他在马坦萨斯应该也有女人——他把白兰地灌进她的喉咙，就像替猫喂药。太阳下山前这里的光影很迷人：长长的金光和海鸟，映照在银色的浪波上。白天时看起来像是维多利亚女皇的雕像，现在则仿佛只是一团气波。鞋匠们收拾好工具箱，摆在粉红廊柱旁的椅子下。你可以居高临下俯看人行道——那就好像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两脚还踏在大概是腓尼基人漂洋过海运来的青铜海马上。我为什么如此思念故乡？或许是因为我现在有了点闲钱。不久后我非下定决心，永远离开古巴不可。我不知道米莉能不能在北伦敦灰蒙蒙的街道上找一所秘书学校安定下来。

爱丽丝婶婶好吗？爱德华叔叔呢？还是他已经过世了？我已经到了亲人们不知不觉去世的年纪。

他付了账，又问了当地首席工程师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得找些人名来搪塞，好让每天的五十元花得有道理。

3

在圣克拉拉，他的老爷车终于倒地不起，像一只倦极的骡子。它的内部问题很严重，只有米莉知道怎么处理。车厂的人说需要修理几天，伍尔摩只好改搭公共汽车到圣地亚哥去。或许这是个更快更安全的走法，因为在圣地亚哥一带，叛军占领山头，政府军集结在马路上与城市里，交通受阻是常见的事，公共汽车反而比私人汽车更不容易误点。

他在傍晚时分抵达圣地亚哥，官方宵禁的时辰未到，正是空****的危险时刻。广场上朝向天主教堂而建的店家都打烊了，一对男女快步从旅馆前面走过。这是个湿热的夜晚，道路两旁的路灯半明半灭。柜台人员带着狐疑招呼他，心里约莫在揣度，这人是哪一路的间谍。他觉得自己像个冒牌货，因为这家旅馆住的都是正牌间谍、正牌线人和正牌叛军情报人员。一个醉汉在酒吧间念个不停，颇有格特鲁德·斯泰因[5]的风格：“古巴是古巴是古巴”。

伍尔摩吃了份蛋卷，配点酸酒当晚餐——那蛋卷又干又扁，还带着污渍和折痕，活像一份古老的文件。伍尔摩一面吃，一面在寄给海斯巴契医生的风景明信片上写了几行字。每当他离开哈瓦那，他总会寄风景明信片给米莉和海斯巴契医生，甚至寄给罗伯兹。画面上总是丑丑的旅馆，某个窗户上还打了个“×”，仿佛侦探小说里标明的犯罪现场。“车子抛锚了，万籁俱寂。周四可望回家。”风景明信片是寂寞的象征。

九点钟，伍尔摩出门拜访经销商。他忘了圣地亚哥的街道在入夜后有多么萧瑟。铁窗后的百叶窗紧闭着，这里如被占领的城市一般，家家户户门院深锁，对路过者不理不睬。一家戏院散发出微弱的灯光，却没有顾客上门。依据法令它必须整夜开着，但只有士兵和警察才可能在入夜后上戏院。某条街道尽头，伍尔摩看到一支军方的巡逻队经过。

伍尔摩和经销商坐在又小又热的房间里，一扇开着的门通往内院，院里有一棵棕榈树和一口熟铁打造的井，但外头的空气和屋内一般热。他们面对面坐在摇椅上，时而摇向对方，时而摇离对方，制造出小小的气流。

生意不好(摇啊摇)，在圣地亚哥没有人买电器(摇啊摇)，电流不稳，有什么好卖的呢？(摇啊摇。)呼应他们话题似的，电突然停了，他们只好在黑暗中继续摇下去。有时乱了节奏，两人的头还会轻轻撞在一起。

“对不起。”

“我的错。”

(摇啊摇啊摇。)

有人在内院发出擦椅子的声音。

“是你太太吗？”伍尔摩问。

“不，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个。”

伍尔摩往前摇，往后摇，再往前摇，侧耳细听内院偷偷摸摸的动静。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里是圣地亚哥，每个房子都可能窝藏逃犯。最好是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这点绝无问题，即使灯泡带着微细的灯丝半有心半无意地恢复了光明。

回旅馆的路上，他被两个警察拦住。他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路上溜达。

“才十点钟。”他说。

“你十点钟在路上做什么？”

“又没有宵禁。有吗？”

突然间，一个警察毫无预警地给了他一记耳光。震惊淹没了愤怒。他是奉公守法的人，警察应该保护他才对。他用手摸摸脸颊。

“老天，你们怎么会以为……”

另一个警察在他背后给他一记，害他踉跄跌倒在人行道旁。他的帽子掉到了阴沟里。他说：“把帽子还我!”

才说完又被推了一把。他开始提到英国大使馆之类的话，又惹来几记耳光，打得他摇摇晃晃、天旋地转。这回他被带到一扇门内，办公桌旁有个人以手臂当枕头在睡觉。他醒过来，对伍尔摩一阵咆哮，其中最温和的单词是“猪”。

伍尔摩说：“我是英国人，我的名字是伍尔摩。住址是哈瓦那拉帕瑞拉街三十七号。四十五岁，离婚。我要求打电话给大使馆。”

那个叫他猪的警官要他把护照拿出来。

“我拿不出来。我放在旅馆的手提箱里。”

逮捕他的一个警察得意地说：“在街上逮到他，身上没有任何文件。”

“搜他的口袋。”那警官说。

他们拿出他的皮夹、写给海斯巴契医生的明信片(他忘了寄)，和一瓶在旅馆酒吧买来的威士忌样品酒“老爷子”。警官对着样品酒和明信片仔细研究。他问：“你为什么把这个瓶子带在身上？里头装的是什么？”

“你以为呢？”

“叛军用瓶子制造手榴弹。”

“他们当然不会用这么小的瓶子。”

警官打开瓶盖嗅了嗅，倒了一些在掌心上。

“闻起来像威士忌，”随即话锋一转，问起明信片来，“你为什么在图上画了一个叉？”

“那是我房间的窗户。”

“为什么要标出你房间的窗户？”

“为什么不行？那只是……呃，一个人在旅途中随兴做的事。”

“你是希望有人按着这扇窗来找你吗？”

“当然不是。”

“海斯巴契医生是谁？”

“一个老朋友。”

“他要到圣地亚哥来吗？”

“不。”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你住哪个房间？”

他终于慢慢领悟到这些犯罪专家都在想些什么，而且要对一个握有权势的人解释清楚情况，简直是痴人说梦。

他开始胡吹：“海斯巴契是个女人。”

“一个女医师!”警官显然不相信。

“一个女博士，非常美丽。”他用手在空中比画出两条曲线。

“她要到圣地亚哥来和你会面吗？”

“不，不。但你该懂得女人是怎么回事吧，警官？她们喜欢知道她们的男人睡在什么地方。”

“你是她的情人？”气氛缓和下来，“那仍旧无法解释你为什么三更半夜还在街上游**。”

“又没有法律……”

“是没有法律禁止，但聪明人会待在家里。只有企图制造混乱的人才会在外面游**。”

“我因为思念爱玛睡不着觉。”

“谁是爱玛？”

“海斯巴契博士。”

警官若有所思。“还是有哪里不对劲，我感觉得出来。你没有告诉我实话。如果你和爱玛相爱，为什么自己跑到圣地亚哥来？”

“她丈夫起了疑心。”

“她有丈夫？怪不得。你是天主教徒吗？”

“不是。”

警官拿起明信片再度细看。“在卧室窗口画叉——这么做不太好吧？她怎么跟丈夫解释呢？”

伍尔摩脑筋转得飞快：“她丈夫是瞎子。”

“那也不太好，很不好。”

“要不要我再揍他？”一个警察问。

“不急，我先盘问了再说。你认识这个叫爱玛·海斯巴契的女人多久了？”

“一星期。”

“一星期？你说的事情没一样是好的，你不但是个新教徒，还是人家的姘头。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个女人的？”

“是塞古拉大队长介绍的。”

警官拿着明信片的手凝在半空中，伍尔摩听到他身后的警察在吞口水。一阵长长的沉默，没有人说半句话。

“塞古拉大队长？”

“没错。”

“你认识塞古拉大队长？”

“他是我女儿的朋友。”

“原来你有女儿。那么你是结婚了。”他又说，“这样实在不……”

一个警察赶忙打断他：“他认识塞古拉大队长。”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你可以打电话问他。”

“打电话到哈瓦那得花好几个小时才接得上线。”

“反正这么晚我也不可能离开圣地亚哥。我会在旅馆等你。”

“或者是待在这里的牢房。”

“塞古拉大队长恐怕会不高兴。”

警官思索良久，一面细细翻看他皮夹里的东西，接着转向一位警察，要他和伍尔摩一同回旅馆去检查他的护照(警官显然认为这样可以保住面子)。两人在尴尬的静默中走回旅馆。

直到伍尔摩躺下来休息后，这才想到，给海斯巴契医生的那张明信片还留在警长的桌上。但他并不觉得要紧，反正早上再寄一张就是。人总要很久以后才会了解，在错综复杂的人生之图中，每样事物——甚至一张明信片——都是图案的一部分，因此不管是什么东西，掉以轻心都过于草率。三天后，伍尔摩搭公共汽车回到圣克拉拉。他的老爷车修好了。回哈瓦那途中，一路风平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