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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证实了萨拉对萨姆的担心，但第一个认识到其咳嗽性质的是卡瑟尔夫人。老人是不需要医学训练的——他们似乎积累了一生的诊断经验而不是六年的强化训练。医生不过是一种法定需求——在她的处方下面签上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极其敬重卡瑟尔夫人的年轻人，仿佛她是一位德高望重、可让他受益匪浅的专家。他问萨拉：“你们那里患百日咳的孩子多吗——我是说在老家。”他说的老家显然是指的非洲。

“我不知道。危险吗？”她问。

“不危险。”他又补充说，“但需要相当长的隔离期。”——一句并不让人宽慰的话。莫瑞斯不在时要掩饰自己的焦急就更加困难，因为没有人与她分忧。卡瑟尔夫人相当镇静——尽管日常起居被打破使她感到有些不快。显然她在想，如果不是那场愚蠢的争吵，萨姆也许远在伯克翰斯德养病，而她则可以在电话里给予必要的建议。她走出房间，用一只枯叶般苍老的手朝萨姆的方向抛了一个吻，便下楼看电视了。

“我不能回家病吗？”萨姆问。

“不能。你得待在这儿。”

“我真希望布勒能在这儿听我说话。”他想念布勒更甚于莫瑞斯。

“我给你读书好吗？”

“好的，请读吧。”

“然后你就得睡了。”

她在匆忙离家时随便拿了几册书，其中有萨姆一直称作“花园”的那本。他对这书的喜爱要远甚于她——她记忆中的童年里没有花园：灼热的日光从波纹铁皮屋顶反射到一片烤得硬邦邦的黏土操场上，即便卫理公会教徒在的时候也没有植草。她翻开书。楼下电视机里的声音在不停地咕哝着什么。即使隔了这么远也不会与真人说话声相混淆——那是一种如沙丁鱼罐头般的声音。包裹住的声音。

甚至在她翻开书之前，萨姆便已睡着了，一条手臂伸在床外，那是他习惯让布勒去舔的。她想：哦是的，我爱他，当然爱他，可他就像秘密警察的手铐困住了我的手腕。要过几个星期她才能解脱，可即便在那时……她的思绪又回到布鲁梅尔那闪闪发光、用金钱堆砌起的餐厅装饰，还有她回眸再看时珀西瓦尔医生举起的警告她的手指。她想：也许连这病也是他们一手安排的？

她轻轻掩上门朝楼下走去。那罐头包裹着的声音戛然而止，卡瑟尔夫人站在楼梯最下面等她。

“我没听到新闻，”萨拉说，“他要我给他读书，可他现在已睡着了。”卡瑟尔夫人恼怒的目光无视她的存在，仿佛她看到的只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场面。

“莫瑞斯在莫斯科。”卡瑟尔夫人说。

“是的，我知道。”

“他刚才就在电视上，围了好些记者。为自己辩解着。他胆子真不小，厚颜无耻……这就是你跟他吵架的原因？哦，你离开他是对的。”

“那不是吵架的原因。”萨拉说，“我们只是假装吵。他不想让我卷进去。”

“你卷进去了吗？”

“没有。”

“感谢上帝。我可不想把你连同生病的孩子赶走。”

“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会把莫瑞斯赶走吗？”

“不会。我会尽量稳住他，以便向警方报告。”她转身走回客厅——她径直走着，像个盲人，直到被电视机绊住。她真和盲人没什么两样，萨拉看得出来——她闭着眼睛。她将手放在卡瑟尔夫人的胳膊上。

“坐下吧。让你受惊了。”

卡瑟尔夫人睁开眼睛。萨拉本期望看见她老泪纵横，可她的眼睛是干的，冰冷而无情。“莫瑞斯是个叛徒。”卡瑟尔夫人说。

“尽量去理解他，卡瑟尔夫人。是我的错。不是莫瑞斯的。”

“你说你没有卷进去。”

“他在试图帮助我的族人。如果他不爱我和萨姆的话……那是他救我们而付出的代价。你在英国无法想象他把我们从怎样的恐怖中拯救出来的。”

“叛徒！”

她无法面对这样的喋喋不休而保持冷静。“好吧——算是叛徒。背叛了谁？背叛了穆勒及其同伙？背叛了秘密警察？”

“我不知道穆勒是谁。他是他国家的叛徒。”

“哦，他的国家，”她对这些使人轻易做出判断的陈词滥调感到绝望，“他曾说过我就是他的国家——还有萨姆。”

“我很高兴他父亲已去世。”

又是一句陈词滥调。也许在危机之中人就喜欢抓住那些旧东西，如同孩子抓住父母一般。

“也许他父亲能比你更理解他。”

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就像最后那个晚上和莫瑞斯的争吵一样。她说：“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这么说的。”她很乐意缴械投降以换取一些安宁，“等萨姆一好转我就尽快离开。”

“去哪儿？”

“去莫斯科。如果他们允许我去的话。”

“你不能带萨姆。萨姆是我的孙子，我是他的监护人。”卡瑟尔夫人说。

“除非莫瑞斯和我死了。”

“萨姆是英国公民。我会让他受到大法官的看护[10]。我明天就去见我的律师。”

萨拉完全不清楚“受大法官看护”是什么概念。她猜测这又是一个连那位在公用电话亭与她通话的人也没有考虑到的障碍。那个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做了道歉：那个声音正像珀西瓦尔医生一样称自己是莫瑞斯的朋友，可她更信任他，尽管其措辞谨慎、含糊，还有某种异国腔调。

那声音道歉说，她尚不能去和她的丈夫会合。假如她独自一人走，那简直立刻就可以安排——孩子使她几乎不可能通过检查，无论他们能搞到什么有效护照。

她用绝望而决然的语调告诉他“我不能单独留下萨姆”，而那声音又安慰她，“到时候”会给萨姆想出个办法，如果她愿意信赖他的话。那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暗示他们可以在什么时间如何会面，只带手提箱——一件暖和的外衣——她缺的一切都可以在那头买到——可是，“不，”她说，“不，我不能撇下萨姆”，她便挂了电话。此时他又病了，还有那个神秘的词一直纠缠着她进了卧室，“受大法官看护”。听起来像是在医院病房里。孩子也会被强制住院，就像被强制上学读书吗？

2

没有人可以询问。在整个英国她只认得卡瑟尔夫人、肉店老板、蔬菜水果店老板、图书馆管理员以及小学的女校长——当然还有波顿姆雷先生，他不时地在门口，在高街甚至在电话里冒出来。他在非洲传教待了那么多年，也许他与她相处才真正觉得自在。他非常和善，非常好奇，还很会掉书袋。她想知道如果她请求他帮助逃出英国他会说什么。

记者招待会后的早上，珀西瓦尔医生为了一个很奇怪的理由打来电话。显然是有笔钱要付给莫瑞斯，他们想要他的银行账号以将钱存进去：在一些小事上他们诚实得令人觉得他们多虑了，不过之后她想，是否他们害怕经济拮据会逼得她做出过激之举。也许是让她安分守己的一种贿赂。珀西瓦尔医生仍旧以家庭医生的口吻对她说：“我很高兴您能明智行事，我亲爱的。要继续保持明智。”就好比他建议“继续服用抗生素”一般。

到了晚上七点，萨姆仍在睡觉，卡瑟尔夫人在自己房间里为晚饭而进行她所谓的“整理”，此时电话响了。这个钟点打来的很可能是波顿姆雷先生，但却是莫瑞斯。线路是那么清晰，似乎他就在隔壁屋里说话。她吃惊地说：“莫瑞斯，你在哪儿？”

“你知道我在哪儿。我爱你，萨拉。”

“我爱你，莫瑞斯。”

他解释说：“我们得说得很快，谁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切断线路。萨姆怎样？”

“有些不舒服。不严重。”

“鲍里斯说他很好。”

“我没有告诉他。只不过是另一个难关。有这么多的难关呢。”

“是的。我知道。告诉萨姆我爱他。”

“当然，我会的。”

“我们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他们总会在听的。”

停顿了一会儿。她想他走开去了，或是线路被切断了。然后他说：“我非常想念你，萨拉。”

“哦，我也是。我也是，可我没法丢下萨姆。”

“当然没法丢下。我能理解。”

冲动之下，她说了一句她立刻就感到后悔的话：“等他再大一点……”听起来似乎是遥远未来的承诺，那时他俩都已老了。“耐心点儿吧。”

“是的——鲍里斯也这样说。我会耐心的。妈妈怎样？”

“我不大想谈她。说说我们自己吧。告诉我你怎样。”

“噢，所有人都很和气。他们给了我份工作。他们对我很感谢。超过了我想得到的。”他又说了什么，她没听清，因为线路发出噼啪的响声——关于钢笔还有夹巧克力圆面包的。“我妈妈并没有大错特错。”

她问：“你有朋友吗？”

“哦，是的，我并不孤单，别担心，萨拉。这儿有个英国人曾是英国议员。他已邀请我等春天来了去他的‘达恰’。等春天来了。”他用一种她简直辨认不出的声音重复道——一个已无法确定还能等到春天的老人。

她说：“莫瑞斯，莫瑞斯，请保持希望。”可是在随之而来的一片难以撕破的沉寂中，她意识到通往莫斯科的线路断绝了。

[1]　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也是英国皇家医学会所在地。

[2]　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l， 1778—1840）， 19世纪英国有名的纨绔子弟，因其服饰叛逆奇特而成为当时流行服装的代表，他本人也成为“花花公子”的代名词。

[3]　西非马里共和国历史名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

[4]　Dacha，俄罗斯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在郊外用于度假和居住用的别墅。

[5]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鲁滨孙漂流记》作者。

[6]　法语，意为“礼物”。

[7]　玛塔·哈利（Mata Hari， 1876—1917），荷兰著名女间谍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活跃于巴黎社交界，1917年被法国以间谍罪处死。英法报刊常以Mata Hari的名字加诸间谍疑犯。

[8]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诗人和批评家。

[9]　天主教西多会中的教派，强调缄口苦修。

[10]　Ward in Chancery，专用法律术语，其中“Ward”亦有病房之意，故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