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坐在乡村别墅的书房里读特罗洛普。这本应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安宁——周末的平静，除了公务在身的政府官员且有紧急报告，谁也不允许打破这一宁静，而紧急报告在秘密情报部门是极为罕见的——夫人很理解他没有去喝午茶，因为她知道下午的格雷伯爵茶会搅了他六点钟喝卡蒂萨克[2]的雅兴。在西非工作的时候，他喜欢上了特罗洛普的小说，尽管他通常并不爱读小说。在愤懑的时候，他发觉《养老院院长》及《巴切斯特塔》[3]之类的书能使人安下心来，可以锻炼他在非洲所需要的忍耐力。斯洛普先生让他联想到一个胡搅蛮缠、自以为是的地区专员，而普路迪太太则使他想起了总督夫人。现在他发现有一本小说使他心神不定，而它本来可以像在非洲时那样让他心绪宁静的。小说名叫《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曾有人——他记不清是谁了——告诉他该小说已编成了一部不错的电视剧。他不喜欢看电视，但他深信自己肯定会喜欢看特罗洛普的片子。

所以整个下午他还是享受到了片刻一向能从特罗洛普那儿得到的恬静——维多利亚时期的祥和，那时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谁都能一眼分辨出来。他没有孩子，因此没有人会教他改变看法——他从不想要孩子，他的夫人也如此；这一点他们有着共识，尽管理由也许不尽相同。他不想让自己的公共职责再添加上个人职责（在非洲抚养孩子永远都让人烦恼），而他的妻子——嗯，他不无关爱地认为——她希望能保全她的身段以及独立性。他们对孩子共同的漠视反而强化了他们彼此的爱情。当他肘边放着杯威士忌读特罗洛普时，她正带着同样的满足在自己房间喝茶。这对他俩而言都是一个平静的周末——没有狩猎，没有宾客，十一月的黄昏早早地降临在庄园里——他甚至能够想象自己正在非洲，在丛林里的疗养所里，无须长途跋涉——虽然他向来很喜欢——远离总部。厨师现在会在疗养所后面拔鸡毛，那些野狗也会聚拢来企图分点儿残羹冷炙……远处公路上的灯兴许就是村落里的灯，那里的姑娘们正互相在头发里挑虱子。

他正在读关于老麦尔摩特的内容，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将他看成骗子。麦尔摩特在下议院的餐馆里占据了一个位子——“根本不可能赶他走——就像几乎不可能紧挨着他坐一样。甚至服务员也不愿意伺候他；可是耐心和毅力最终使他得到了晚餐。”

很不情愿地，哈格里维斯感到被麦尔摩特的那种孤立无援吸引住了，他还很遗憾地回想起当珀西瓦尔医生谈起对戴维斯的喜爱时，他对珀西瓦尔说的话。他用了“叛徒”一词，正如麦尔摩特的同事用了“骗子”一般。他继续读：“那些观察他的人相互间都认为他对自己的厚颜无耻自得其乐；可实际上他在那一刻大概是整个伦敦最最悲惨的一个了。”他从不认识戴维斯——如果在办公楼的过道里碰见了他是不会认得的。他想：也许是我说得轻率了——我做出了愚蠢的反应——可除掉他的是珀西瓦尔——我不该让珀西瓦尔来负责这个案子……他往下看：“可即便是他，在被全世界都摒弃，因犯了法而遭受严惩，其面前除了最凄惨的景况一无所有时，还能用其最后的自由时光来为自己造出名声，尽管被人骂作厚颜无耻。”可怜的家伙，他想，勇气可嘉。戴维斯有没有猜到，当他离开房间一会儿时，珀西瓦尔医生给他的酒里放了什么？就在此时电话响了。他听见妻子在房间里接了过去。她在尽力维护他的宁静，这比特罗洛普还重要，可尽管如此，电话那头的什么紧急情况还是迫使她把电话转了过来。他满不情愿地拿起了听筒。一个他不认得的声音说道：“我是穆勒。”

他还沉浸在麦尔摩特的世界里。他说：“穆勒？”

“科尼利厄斯·穆勒。”

一阵令人不自在的停顿。然后那声音解释道：“从比勒陀利亚来的。”

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一时间以为这陌生人准是从那个遥远的城市打来的，接着他便记起来。“是的。是的。当然。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补充道，“我希望卡瑟尔……”

“我正是想和您谈卡瑟尔，约翰爵士。”

“我星期一会在办公室。如果你现在打给我的秘书……”他看了看表，“她应该还在办公室。”

“您明天不会在吗？”

“不。我这个周末在家过。”

“我能来见您吗，约翰爵士？”

“那么要紧的事？”

“我认为是的。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迫切地希望和您谈谈，约翰爵士。”

特罗洛普看不成了，哈格里维斯想，可怜的玛丽——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总尽力把公务抛开，可它总是要挤进来。他想起来那个狩猎之夜，丹特里是那么难缠……他问：“你有车吗？”

“有的。当然有。”

他想，假如今晚我给他足够的礼遇，那星期六还会有空闲。他说：“两小时的车程，如果你愿意来吃晚餐的话。”

“当然愿意。您真是太好了，约翰爵士。如果我没觉得这事很紧要的话，我是不会来打扰您的。我……”

“我们大概只来得及做煎蛋了，穆勒。家常便饭。”他又说。

他放下话筒，同时想起了他们杜撰的关于他和食人者的故事。他来到窗口朝外看。非洲消退了。那灯就是通往伦敦及办公楼的公路上的灯。他感到麦尔摩特的自杀已然迫近——别无他路了。他来到客厅：玛丽正用一只她在克里斯蒂拍卖行购得的银茶壶里倒出一杯格雷伯爵茶。他说：“很抱歉，玛丽。我们有客人要来吃晚饭。”

“我就担心这个。在他坚持要和你说话时……是谁呀？”

“BOSS从比勒陀利亚派来的人。”

“他就不能等到星期一？”

“他说情况太紧急。”

“我不喜欢这些搞种族隔离的浑蛋。”普通的英国粗口在她的美国腔里总显得有些奇怪。

“我也不喜欢，不过我们得跟他们合作。我想我们可以赶紧弄点东西出来吃。”

“有几块冷牛肉。”

“那比我向他许诺的煎蛋要强。”

这是一顿拘谨的晚餐，因为没有什么话题好谈，尽管哈格里维斯夫人在博若莱葡萄酒的帮助下已使出了全部解数来寻找可能的谈资。她坦陈自己对南非文学和艺术一无所知，不过看来穆勒也不比她知道得多。他说了些诗人和小说家的名字——他倒也提了赫兹佐格文学奖，但又补充说没有读过一本获奖作品。“他们很不可靠，”他说，“大多数。”

“不可靠？”

“老是掺和在政治里。有个诗人因为帮助恐怖分子现在正蹲着监狱。”哈格里维斯试图换个话题，可他能想到跟南非有关的只有黄金和钻石——它们也在掺和政治，就和作家们一样。钻石这个字眼儿使人想起纳米比亚，而他记得那个百万富翁奥本海默支持了进步政党。他的非洲是那个丛林里的贫困非洲，而政治却像废矿床一样横亘在南部非洲。当他们终于能够单独带着一瓶威士忌在两张舒适的椅子里坐下来时，他感到很高兴——坐在舒适的椅子里谈艰难的话题总要好过些——他一向觉得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是很难发脾气的。

“你得原谅我没在伦敦迎接你，”哈格里维斯说，“我得去华盛顿。没法躲避的例行访问。我希望我手下的人很好地接待了你。”

“我那会儿也得离开的，”穆勒说，“去波恩。”

“但不算是例行访问，我想？协和飞机把伦敦拉得跟华盛顿近得要命——他们简直指望你过去吃午饭。我希望在波恩一切进行得都很圆满——当然是在适度范围内的。但我估计你已经和我们的朋友卡瑟尔都讨论过了。”

“您的朋友，我认为，谈不上是我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多年前你们有过点儿小麻烦。但那已是陈年往事了。”

“你认为会有陈年往事吗，爵士？爱尔兰人可不这么看，而你们所谓的布尔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们的战争，只不过我们称之为独立战争。我很担心卡瑟尔。正为这个我今晚才来打扰您。我办事不够慎重。我让他拿走了我关于波恩之行的一些记录。当然没有机密的东西，但要是仔细在字里行间琢磨的话……”

“我亲爱的朋友，你完全可以信任卡瑟尔。如果他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不会请他来向你介绍情况……”

“我到他家里去吃过晚饭。我很惊讶他娶了个黑人姑娘，就是您说的那个小麻烦的起因。他甚至好像跟她还有个孩子。”

“我们这里没有种族歧视，穆勒，而且我们也彻底审查过她，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管怎样，当时组织她逃跑的是共产党。卡瑟尔是卡森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想您知道这个。”

“关于卡森我们全知道——还有那次逃亡。卡瑟尔的工作就是与共产党人接触。卡森还在给你们找麻烦吗？”

“不。卡森死在监狱里——肺炎。我看得出在我告诉卡瑟尔时他有多难过。”

“如果他们是朋友的话，怎么会不难过呢？”哈格里维斯不无遗憾地看着搁在卡提撒克威士忌旁边的那本特罗洛普的小说。穆勒突然站起身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在一张照片面前停住，照片上一个黑人戴着以前传教士常戴的黑色软帽。他的半边脸因害狼疮而变了形，而且只咧着半边嘴朝摄影师微笑着。

“可怜的人，”哈格里维斯说，“我给他照时他已快死了。他知道的。他是个勇敢的人，就像所有克鲁人一样。我想留下点什么来纪念他。”

穆勒说：“我还没有彻底坦白，爵士。我意外地给卡瑟尔拿错了笔记。我本来给他写了一份，另有一份留作写报告时用，我把两个搞混了。的确没有非常机密的东西——我在这儿是不会把非常秘密的情报写在纸上的——但有些语句很不慎重……”

“真的，穆勒，你不必担心。”

“我还是禁不住很担心，爵士。在这个国家里，你们的生活氛围真是不同。和我们相比，你们没有什么恐惧感。那张照片里的黑人——您喜欢他？”

“他是朋友——一个我爱的朋友。”

“我对一个黑人可不会那样说。”穆勒回答。他转过身。在房间另一头的墙上挂着一副非洲来的面具。

“我信不过卡瑟尔。”他说，“我没法证明，可我有一种直觉……我但愿您当初另找了别人来向我介绍情况。”

“能处理你的材料的只有两人。戴维斯和卡瑟尔。”

“戴维斯就是那个死了的？”

“是的。”

“在这里你们处理事情真是轻松。有时我很羡慕你们。像对待黑人小孩一样。您知道，爵士，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没有比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官员更脆弱的人了。几年前我们在BOSS找到了一处泄露——在专对付共产党的部门。是我们最有才干的一个人。他爱交朋友——而友情左右了他。卡森也牵涉进了那个案子。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的一个官员是个才华横溢的棋手，情报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另一盘棋而已。他只在棋逢对手时才会有兴致。到后来他越发感到不满足。棋局太简单了——于是他自己和自己玩了起来。他想只要那盘棋没下完，他就感到很快乐。”

“然后他怎么了？”

“他现在死了。”

哈格里维斯又想起了麦尔摩特。人们在谈到勇气时都视之为一种基本美德。那么一个骗子、破落户占了下院餐厅的位子，他的勇气又是什么？勇气是正当的吗？不管什么方面的勇气都能引出美德吗？他说：“我们很高兴戴维斯就是我们要封堵的漏洞。”

“一起幸运的死亡？”

“肝硬化。”

“我和您说过卡森死于肺炎。”

“我恰巧知道卡瑟尔是不会下棋的。”

“还会有别的动机。贪财。”

“那肯定不适用于卡瑟尔。”

“他爱他的妻子，”穆勒说，“还有他的孩子。”

“这又怎么了？”

“他们都是黑人。”穆勒言简意赅地答道，他的目光注视着对面墙上那个克鲁人酋长的相片，就仿佛，哈格里维斯想道，连我也得不到他的信任，他的满腹狐疑如同好望角上的探照灯，怀疑地扫过海面，搜寻着敌方舰只。

穆勒说：“我向上帝许愿你们是对的，泄露确系戴维斯所为。可我不相信。”

哈格里维斯看着穆勒坐着他的黑色奔驰穿过庄园离去。汽车灯光的移动放慢了速度并停了下来；他肯定到达了岗亭，自从爱尔兰人开始安放炸弹后就有特别行动组的人在此执勤。庄园看起来不再像是非洲丛林的延伸了——那只是他家族领地的一小块地方，而且这对哈格里维斯而言从没像过家园的样子。时间已近午夜。他上楼去自己的更衣室，但他仍将衬衫穿在身上。他用毛巾裹住脖子并开始刮脸。晚饭前已刮过了，这本不是必须的，但他在刮脸的时候思路总是比较清晰。他试图回想穆勒怀疑卡瑟尔的原因是什么——他与卡森的关系——这算不上什么。黑皮肤的妻子和孩子——哈格里维斯带着忧伤和失落回想起多年以前在还没结婚时他认识的那个黑人情妇。她死于黑尿热毒，她死时他感到自己的非洲之爱的一大部分也随她埋进了坟墓。穆勒说起过直觉——“我没法证明，可我有一种直觉……”哈格里维斯是绝不会小视直觉的。在非洲时他就是靠着直觉生活，他习惯了凭直觉挑选男仆——而不看他们带来的、附有字迹难辨的推荐信的笔记本。有一次他还靠直觉救了自己的命。

他擦干脸，思索着：我要给以马内利打个电话。在这个部门里，珀西瓦尔医生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他打开卧室门朝里张望。屋里没开灯，在妻子开口之前他以为她已睡了。“你还在忙什么，亲爱的？”

“一会儿就好。我只想给以马内利打个电话。”

“那个叫穆勒的人走了？”

“是的。”

“我不喜欢他。”

“我也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