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巴勒斯坦的政策，工党政府外交大臣贝文获得了反犹的名声，但值得注意的是，贝文起初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曾与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一起反对英国内阁1930年一度支持的限制犹太移民人数的白皮书。正如路易斯教授指出的，贝文的反犹名声更多来源于国家政策而不是个人感情。[14]当他升任外交大臣后，他很快认识到不能根据私人情感在中东执行亲犹政策，他对艾德礼说：“关于巴勒斯坦，根据我外交部同僚的看法，我们错了，我们需要重新考虑。”[15]

贝文的新政策要从他对战后英国的国际定位来解释。虽然战后的英国经济已经非常虚弱，但是贝文决定继续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而为了维持大国地位，中东的战略地位和石油资源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几乎全部都是阿拉伯人的世界，要维持英国的利益，没有阿拉伯人的善意与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决定了英国必须执行亲阿拉伯人的政策。英国总参谋部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我们在中东的所有防务需求，尤其是维持我们重要的石油供应与战略通道，都要求我们政策的核心是维持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确保阿拉伯世界不会倒向苏联……我们再怎么强调中东石油对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重要性都不过分，我们认为单是这一个因素就使维持与阿拉伯人的友谊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16]

因而，1945年战争结束时，工党政府仍然执行1939年巴勒斯坦白皮书所确定的政策。英国继续限制犹太移民，巴勒斯坦仍然是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国家，独立的犹太人国家不在英国政府的考虑之内。[17]

英国的这一政策在战后面临着巨大压力。由于二战的经历，犹太人把欧洲看作是自己的伤心地，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迫切希望移居到巴勒斯坦。而国际社会对他们持同情态度，更重要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得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的支持。在美国，犹太人的势力非常强大，对选举产生重要影响，正如杜鲁门所说：投我选票的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他支持犹太复国运动。[18]1945年8月，杜鲁门向艾德礼致函，要求英国将1939年限制犹太人移民的白皮书作废，接受10万名欧洲的犹太移民，“没有什么人的要求比多年中饱受迫害和奴役的这一群体的要求更值得支持的了”[19]。

然而，英国政府认为杜鲁门的要求只能恶化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处境。贝文觉得消解美国压力的最好办法是让美国也参与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来。通过这样的办法，贝文希望白宫明白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与中东战略的重要性，从而压制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5年10月4日，贝文向内阁提议，邀请美国一起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其后，得到了内阁的支持，美国也答应了英国的请求。英美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宣告成立，英美各派出6名专家调查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同时调查欧洲有关国家犹太人的生存状况。按照委员会的既定程序，委员会首先应该调查巴勒斯坦问题，但委员会首选的目的地却是欧洲。通过与犹太难民的接触，大多数委员对犹太人的命运表示同情，美国的一名委员甚至提议立即打开巴勒斯坦大门并接纳这些犹太难民。

在这种亲犹的氛围中，英美调查委员会提交了报告，主要建议包括立即发放10万张犹太移民的入境许可证，撤销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限制，撤销犹太企业不得雇佣非犹太劳动力的禁令等。委员会并没有提出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建议，而是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分治的统一国家。

但在委员会的建议还没有实行之前，杜鲁门要求英国立即允许10万欧洲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这样，杜鲁门实际上部分绕开了英美委员会而使问题变得对英国更加不利。[20]对英国政府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是无法维持的，所以英国不能漠视美国的态度。但是允许10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将会马上招致阿拉伯人的反对，而且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将改变巴勒斯坦的民族构成，巴勒斯坦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

实际上，英国把美国拉入巴勒斯坦问题的目的只是想让美国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希望美国能够支持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对委员会这样一份亲犹的调查报告，英国政界几乎全是反对之声。在英国的内阁备忘录中，殖民大臣霍尔（G.H.Hall）认为就巴勒斯坦的长期政策而言，英美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因为虽然委员会宣称人口占多数并不会给一个民族控制另一个民族以充分权力，但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委员会并没有明确的意见。实际上，委员会的建议只能让英国的委任统治无限制地延续下去，而这一建议并不可行，因为只能用军事力量才能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如果委员会的建议得以执行，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局面会变得更加糟糕。一方面，英国会招致阿拉伯人的长久敌视，另一方面，英国也会承受美国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压力，英国还会面临没有能力控制犹太人非法移民的困扰。而且，托管地在理论上要求英国推动当地居民向自治或者独立的方向发展，委员会关于犹太人的建议和这一原则是矛盾的。因此，英国政府认为：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就整体而言是没有办法实行的。[21]

英国进而认为杜鲁门的10万犹太人移民计划是在火上浇油，会给巴勒斯坦问题带来极大的麻烦。贝文更是在公开场合尖锐地指责杜鲁门，说美国之所以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是因为美国不想在纽约有大量的犹太人。[22]实际上，不仅英国政府认为杜鲁门的建议不可行，就连美国的国务院、五角大楼、驻欧洲的大使以及大多数专家都不同意杜鲁门的方案，美国的军事战略专家向杜鲁门建议，美国不应该支持犹太人的复国活动，否则，中东在未来将出现爆炸性局面，而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

但是英国政府认为，委员会提出的一项建议是可行的，即在完全是阿拉伯人或者完全是犹太人居住的地区实行自治，在民族混杂的地区鼓励公民承担责任并推动自治。同时，委员会建议中所隐含的推动建立阿拉伯人共同体的想法也是可行的。但这两条建议包含的内容太少，因而不能形成未来政策的基础，特别是它无法处理非法移民与土地买卖这两个关键问题。英国认为，如果要在由两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中实行民主，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是多数人统治，要么是两个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但是委员会并不支持第一种方式，又由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意见相左，所以两个民族合作的想法在实际的操作中也只能陷入僵局。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出某种安排，使两个民族都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要实现这一点，同样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分治，要么是在中央托管政府的指导下建立两个半自治的地区。但分治的问题很多，新成立的联合国的内部可能就有不同意见，而且任何一个民族提出的边界标准一定会招致另一个民族的反对。既然分治的难度很大，那么第二种方案就是唯一可行的，即在中央托管政府的指导下建立两个半自治的地区。英国认为英美可以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制定巴勒斯坦的宪政框架。实际上，英国政府支持第二种方案跟英国的战略考虑密切相关，因为在这样的安排下，英国的托管地位没有改变，其战略态势与以前没有两样，英国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当地的军事设施。[23]

但巴勒斯坦的局面越来越糟糕，英国总参谋部预测该地区很快会发生比1936年与1938—1939年规模更大、更加严重的阿拉伯人动乱，而与其邻近的阿拉伯国家都会站在他们一边。在动乱中，英国的人员与财产遭到攻击的情况极可能发生。同时，犹太恐怖主义者也会利用任何机会发动暴力活动。为了维持巴勒斯坦的秩序，英国必须向该地区派出两个步兵师、一个装甲旅、两个步兵营，同时还需要相应的海军与空军部队配合。此外，所有这些军队都要随着巴勒斯坦局势的变化而调整，实际上，他们很可能要长期驻扎在此地。由于当时的英国军力不足，英国不得不顶着压力延迟复员，甚至要求退伍士兵重新加入军队。每年用于维持巴勒斯坦军队的费用高达9600万英镑，而这一费用比英国维持中东防务军队的费用还要高出3800万英镑。为了缓解这些压力，总参谋部建议英国寻求美国的援助。[24]也就是说，英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处理需要得到美国的配合。

贝文开始调整对10万犹太人移民的立场，他告诉美国国务卿，只要美国能够获得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代表的同意，英国就不反对这一建议。贝文也建议英美专家召开联席会议来研究委员会报告的内容并提出具体执行的计划。1946年6月，以格雷迪（Henry Grady）为首的美国官方代表团抵达伦敦，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和布鲁克（Norman Brook）为首的英国代表团与之合作研究政策方案。贝文提出的建议是，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阿拉伯人地区被合并到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外约旦与黎巴嫩，犹太人的省份则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关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贝文建议成立一个包含所有宗教的特别理事会，它代表联合国的托管国担负主要行政责任。关于美国的角色，贝文的如意算盘是，美国不要参与巴勒斯坦的管理，但美国应该在政治上支持英国的政策，在联合国为英国辩护，向英国提供资金，这些资金不仅援助犹太移民，而且也援助阿拉伯人来提高生活水平。如果此方案必须依靠军队来执行，美国也应该向英国提供相应的支持，因为英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单独采取军事行动。贝文提出这样苛刻的条件是为了让美国积极地寻找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实际上，英国内阁并不支持分治方案，因为一旦分治，英国将不得不处理诸如边界、关税等烦琐的问题，而且分治会招致阿拉伯人的反对，从而危害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25]

在激烈的争论后，联席会议最后决定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分省自治的统一国家。根据这一计划，巴勒斯坦不会分裂，而是组成一个四省自治的国家，即占国土总面积17%的犹太省，占国土总面积40%的阿拉伯省，以及直属于英国的耶路撒冷省与内盖夫省。其中，英国高级特派员主持的中央政府领导犹太省与阿拉伯省，并管理国防、外交、关税、治安等事务。在地方事务上，这两省享有大部分自治权。通过这样的安排，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接纳移民方面的冲突就会减小，因为犹太省虽然有权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接纳移民，但最后的决定权还要通过中央政府，而阿拉伯省则有权拒绝接纳犹太人。同时，通过对外交与防务进行控制，英国将能够使巴勒斯坦继续服务于自己的军事目的。[26]

虽然英国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完美，但理论与现实完全是两码事。到10月底，该方案基本上被束之高阁，“不管它多么值得期待，由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全力反对它，美国人也在公开场合指责它，既然任何一方都不愿意为此努力，那么这一方案因此是不切实际的。”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的看法是，英国应该多听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意见，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折中方案。他认为英国如果能找到一个既让犹太人满意又让阿拉伯人满意的方案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英国就应该把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由于各方立场不可调和，英国已经不能继续管理这个委任统治区。克里奇.琼斯也认识到这样的方案会使英国的战略利益受到损害，承认英国的失败会累及英国的威望，这样的方案也会为那些虎视眈眈中东地区的强国提供机会，最终，巴勒斯坦有可能成为一个持续动**的地区。从而克里奇.琼斯更倾向于能够使双方满意的方案，即巴勒斯坦的分治。他认为这一方案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也能够得到英国议会与公众的支持，但是英国必须处理好阿拉伯人的诉求，认真审查阿拉伯联盟的势力，以及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态度，仔细评估阿拉伯人对分治的反应。为此，克里奇.琼斯认为英国应该主导解决巴勒斯坦的分治问题。[27]但克里奇.琼斯的建议自我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英国处理巴勒斯坦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要求联合国介入；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他又建议英国主导巴勒斯坦的解决方案。

虽然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的做法会损害英国的战略利益，但还是有不少大臣认为它很有必要，甚至克里奇.琼斯也认为即使找到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认可的方案，英国也应该把这样的方案提交给联合国。然而，克里奇.琼斯认为唯一可行的分治方案在1947年1月又被英国内阁否决了，贝文宣称就个人而言，自己并不反对分治方案，然而分治难以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即使得到美国的支持，也难以获得必要的多数票。他建议退回到英美共同协商的分省自治的方案，但是英国应该对这一方案进行调整，使其尽可能向阿拉伯人提出的统一国家的方向靠拢。此外，英国必须向阿拉伯人表明不反对犹太移民的立场（但又必须防止犹太移民潮水般涌入巴勒斯坦）。贝文的意见表明，获取阿拉伯人好感的想法仍然占据上风，在19 47年1月21日讨论巴勒斯坦的伦敦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拒之门外（虽然允许他们提供意见）。[28]于是，英国的战略考量再次主导了英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思路。总参谋部表示，英联邦的未来防务有三根支柱，首先是英国本土，其次是英联邦内的海路畅通，最后是英国在中东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三根支柱是互相依赖的，任何一根支柱受损都会影响总体的稳固。一旦发生战争，英国从中东地区发动攻击是防务的核心，而巴勒斯坦在这一防务计划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战争时期，埃及是中东的关键点，而巴勒斯坦就是防卫埃及的屏障；在和平时期，由于英国必须从埃及撤军，英国也必然要把巴勒斯坦当作备用基地以动员军队，处理中东地区的任何紧急状态。实际上，军方认为只要英国可以利用巴勒斯坦的军事设施，分裂还是统一都无关紧要。然而，如果必须得罪犹太人或阿拉伯人中的一方，英国就必须找到一个不会招致阿拉伯人长期反对的方案，因为一旦得罪阿拉伯人，英国不仅在巴勒斯坦会有麻烦，在整个中东地区也将麻烦不断。[29]也就是说，英国得罪犹太人的代价小，因而在考虑巴勒斯坦解决方案时可以较少顾及犹太人的意见。英国在1939年就奉行的实用主义再次成为英国政府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指导思想，犹太人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再一次遭到英国的否决。

但忽视犹太人诉求的代价已经越来越高。在杜鲁门的支持下，犹太人向英国人施加压力。按照后来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的话说，“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理由，‘阿拉伯人能制造很多麻烦，所以你们必须让步’。因此，我们决定我们要制造更多的麻烦”。犹太人的极端组织哈加纳（Haganah）、斯特恩帮（Stern Gang）、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合力采取暴力行动，迫使英国人对犹太人做出让步或者撤出巴勒斯坦。1946年7月，犹太人极端组织策划了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90多人在事件中丧生，同一时期，其他的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英国人被深深激怒了，英国的一些大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伦敦等地都爆发了反犹骚乱。但是犹太人的暴力活动还在增加，巴勒斯坦对英国人而言已无异于地狱。1946年，英国不得不派出10万人的安全部队来帮助维持巴勒斯坦的秩序，但是英国维持巴勒斯坦治安的努力并不成功。由于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在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只有与四人组成的武装护送队同行才敢外出，甚至连军方在暴力活动面前也变得胆战心惊。巴勒斯坦的高级专员阿伦.坎宁安爵士（Alan Gordon Cunningham）说：“我最近非常担心，显然连军队都不能保护他们自己了。”[30]他认为英国政府必须认识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紧迫性，因为英国行政人员与军队都在极其严重的压力下工作。他认为尽管分治建议在获得联合国同意方面有不少困难，但就目前而言，分治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殖民大臣也同意坎宁安的看法，认为阿拉伯人统一国家的想法与英美提出的分省自治的方案都是行不通的。财政大臣也承认分治是解决巴勒斯坦的最好方法，因为所有事件都表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过去不能合作，在未来也同样如此。一些大臣认为分治不是不可行，也并非没有好处。卫生大臣就认为分治是唯一正确的方案，而且只要英国、英国的自治领、美国、西欧一些国家对此给予支持，联合国不一定会加以反对。卫生大臣也对那种认为为了维护英国战略利益就绝对不能得罪阿拉伯人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在巴勒斯坦出现一个对英国友好的犹太人国家，可能会比任何阿拉伯国家更好地提供军事支持。而且由于苏联的影响力，英国在中东地区长期获得阿拉伯基地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虽然国防大臣不同意卫生大臣的敌友观念，坚持认为阿拉伯人的善意对英国至关重要，但也被迫承认分治是唯一让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满意的方案。能源与动力大臣认为英国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而美国支持的一定是分治，他建议内阁采用这一方案，并争取让联合国通过。[31]

在1947年1月16日提出的备忘录中，克里奇.琼斯再次表明英国最开始提出的分省自治与阿拉伯人提出的统一国家主张都是不可行的，而贝文根据英美委员会建议还更多参考阿拉伯人意见制定的修改方案同样无法实施，它“有前两个方案包含的大多数不利内容”。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1936年英国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即把巴勒斯坦分裂为犹太人国家与阿拉伯人国家，给每个民族管理内部事务的最大权力，使一个民族完全不能干预另一个民族的事务。虽然分治方案对阿拉伯人而言严重不公，但它是目前为止对两个民族都比较公平的方案。他也发现分治方案不能满足总参谋部关于战略利益的需求，但是为了摆脱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窘境，巴勒斯坦的分治（英国可以抽身而退）就是必要的代价。克里奇.琼斯认为联合国也未必能够同意巴勒斯坦的分治，但如果联合国拒绝了这一方案，那么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再是英国而是联合国将必须承担的责任。[32]

在支持分治的多方压力下，贝文也表示自己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分治，但他提醒说任何方案都不会让两个民族都满意，如果英国最后不得不用军队来镇压阿拉伯人，他认为英国的舆论不会支持。而且分治的方案会使巴勒斯坦的局面危害世界和平。但殖民大臣认为分治不一定会让阿拉伯人成为英国的对立面，因为阿拉伯国家与英国在经济与战略利益上互相依赖，虽然有些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反对分治，但它们不可能长期团结在一起坚持这一立场。实际上，外约旦甚至可能偏向分治的方案，沙特阿拉伯也未必真心反对巴勒斯坦的分治。能源与动力大臣也认为从长远来看，犹太人的友谊比阿拉伯人的友谊更有价值，而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不可能永远对英国友好，也不会允许英国在巴勒斯坦长期维持战略基地。但能源与动力大臣反对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因为这样就不能确保英国继续使用巴勒斯坦的军事设施。[33]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贝文还是希望寻找一个替代分治的方案。贝文认为，阿拉伯人的年轻一代会拿起武器来反对分治，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与民众都将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边，仅仅提出分治的主张就会招致阿拉伯世界的完全敌视。即使英国准备接受阿拉伯世界的敌视，英国也很难指望犹太人会支持自己，因为犹太人提出的分治分界线与英国提出的分界线完全不同。贝文认为犹太人的移民要求有妥协的余地，在他的劝说下，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同意与贝文发布一份联合备忘录，支持贝文自治政府的主张。这一方案主张巴勒斯坦可以在一个短期的托管之后走向独立，在托管期间，两个民族在自己的省份实行自治，然后在中央的层面进行合作，10万犹太人移民配额在未来的两年之内（而不是马上）兑现，在此之后，犹太人若增加移民必须同时得到两个民族的同意，如果两者意见不一，应提请联合国予以仲裁。贝文认为，这一方案一方面可以缓解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无限制移民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拒绝移民的责任推给阿拉伯人。[34]

不幸的是，贝文自治政府的主张再次遭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一致反对。犹太人觉得自治方案给予自己的优惠太少了，而阿拉伯人觉得自治方案给予犹太人的优惠太多了。贝文已经被巴勒斯坦问题折磨得快疯了，他现在想出一个以退为进的方法。贝文建议内阁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如果联合国也不能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英国将最终放弃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然而，这一政策并不表明贝文真正放弃了努力，他认为犹太人是不会相信英国将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态度使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再次走到一起并协商出一个解决的办法。[35]

但是贝文的计划又失败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都拒绝妥协。英国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承诺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联合国很快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问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大多倾向于分裂巴勒斯坦。在分裂计划中，巴勒斯坦被分为7份，阿拉伯人占3份，犹太人占3份，耶路撒冷是共管区。在英国看来，这一分裂计划对阿拉伯人极不公平，而犹太人获得了远大于其人口的国土份额，因为犹太人只占巴勒斯坦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却获得了土地的二分之一。英国很怀疑这样一个方案能否得到各方的同意，而一旦联合国的决议不能成功，英国就可能陷入巴勒斯坦的泥潭。贝文要求英国政府迅速做好撤退的准备。[36]

由于美国与苏联都支持分治，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计划最后被批准了，剩下的就是执行联合国决议。如果继续留在巴勒斯坦，英国作为托管国将不得不强制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艾德礼政府认为这一政策一定会得罪阿拉伯人，从而损害英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被卷入镇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抵抗活动中，因此会激怒阿拉伯国家，而此时我们在中东的整个政治与战略体系都必须建立在与他们进行良好合作的基础之上”[37]。

事实上，英国的处境已经让英国政府大为头疼。从1945年1月到1947年11月，英国在巴勒斯坦已付出了1亿英镑的代价，338名英国人死于暴力活动之中。[38]许多官员都认识到英国必须从巴勒斯坦撤离，甚至连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丘吉尔都支持撤退，“我们还能从中获得什么益处呢？”[39]贝文提出及早撤出的主张，“当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时，其他国家的代表在其中大胆地提出无法操作的建议，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英国政府会执行这些政策”。为了排除这种危险，贝文认为英国代表必须在一开始就清晰地说明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不愿由自己的军队来执行一个既不讨好阿拉伯人也不讨好犹太人的解决方案，因此英国应该及早撤出驻在巴勒斯坦的军队以及英国的行政机构。殖民大臣也支持贝文的想法，认为英国在巴勒斯坦多留一天，就多一分危险。[40]艾德礼政府最后决定尽早撤出巴勒斯坦，离开的时间最后被定在1948年5月15日。实际上，就在英国还没有完全撤出的这一天凌晨，两个民族已经为争夺巴勒斯坦发生战争了。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悲剧首先是殖民地的反抗活动所致，由于英国不同意犹太人的复国主张，犹太人采取大规模的暴力活动进行反抗。在英国政治家看来，虽然犹太人的暴力活动难以处理，但如果因为犹太人而得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暴力反击将比犹太人所能做得更加危险。特别是由于英国企图维持自己在中东的势力，这就使英国与犹太人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结果犹太人中主张和英国合作的温和派势力逐渐削弱，而强调暴力反抗的激进派势力大增，犹太人的暴力活动日益升级。到最后，巴勒斯坦对英国而言无异于地狱，当军队都无法保护自己的时候，英国又怎么可能继续统治巴勒斯坦呢？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悲剧还与美国的态度相关。英国在二战后尽量与美国协调政策，但在巴勒斯坦，美国却频频冲破英国的底线，坚定地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边。而英国又固执地认为只有维持在中东的势力才能保住英国的大国地位，英国必须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因而在巴勒斯坦，英美的利益截然相反。这种冲突最终以美国和犹太联盟的胜利而告终。

英国从巴勒斯坦撤退的例子表明了，如果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英国维持殖民统治的努力将会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