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亚洲殖民地的政治规划

英国从印度撤退是最容易让人误解的。不少学者认为战后的工党政府对帝国的态度更加开明，这是英国从印度撤退的主要原因。撰写艾德礼传记的作者更是把英国从印度的撤退归功于艾德礼本人。[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政策是工党更多关注国内民生问题、对帝国问题不感兴趣所导致的结果。[2]

在对艾德礼政府赞扬的另一端，是以英国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杜德（Rajani Palme Dutt）为首的一些学者，他们指责印巴分裂是英国包藏祸心的结果。为了防止出现一个强大的印度国家，英国人为地分裂了印度，削弱了印度的实力。[3]

前一种观点不能回答艾德礼政府在中东推行的顽固政策与在非洲殖民地采取的经济开发计划，而后一种观点不能解释独立后的印度仍然与英国维持了友好关系的事实。实际上，所有这些观点均失之于偏颇，而偏颇的根源在于他们就事论事，没有从宏观背景去观察问题。笔者认为，印度殖民地的解体既是英国在新形势下的无奈之举，又充分体现了英国统治者应时而变的睿智。

一方面，英国从印度的撤离是无奈之举。首先，殖民地的斗争与复杂局面使英国很难继续统治印度。二战后，印度民族主义者要求独立的斗争更加激烈，如果进行镇压，英国势必与印度全面对抗，镇压所需要的巨大资源也是对英国虚弱经济的严峻挑战。[4]与此同时，英国有卷入印度内战的危险，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变得非常尖锐，暴力冲突时有发生，流血事件变成常态。如果继续统治印度，英国将不得不承担维持秩序的重任，这一任务可能使英国卷入印度内战的漩涡。同时，世界格局的变化使英国继续统治印度变得更加艰难，二战瓦解了西欧殖民帝国主宰国际政治的局面，新霸主美国、苏联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影响，而西欧殖民帝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就成为被美苏觊觎的肥羊。英国虽然仍以大国自居，但是却不得不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之中求取生存。作为高明的政治家，甘地（Maha ndas Karamchand Gandi）与尼赫鲁均能利用国际因素来为印度的独立服务，在他们的努力下，印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英国有镇压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能力，这一政策也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另一方面，英国从印度撤离又是英国经济与战略转移的结果。按照历史学者哈耶姆的看法，艾德礼政府主要面临着两大任务：恢复经济与遏制苏联。[5]可是在这两方面，印度的作用都已经急剧下降。经济方面，在18世纪美洲13个殖民地丧失后，印度就已变成英帝国的核心，印度的市场是英国经济的巨大引擎。可是在一战结束后，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印度政府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就使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优势慢慢丧失了，印度对英国的经济贡献已经大为缩水。[6]在战略方面，印度本是英帝国的“撞锤”，英国利用印度的军事力量来维持英帝国。二战结束后，英国把战略的重点转向对付苏联，在英国遏制苏联的任务中，印度只是一个边缘地区，其作用大为减小。

而非洲与中东的殖民地取代了印度的地位，在英国政治家的头脑中，它们在这两项紧迫的任务中变得更重要。首先，开发非洲成为英国政治家的共识，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把非洲殖民地当作英国恢复经济的工具，非洲成为英帝国的核心，庞大的开发计划使许多历史学家将二战后英国在非洲的政策称为“第二次殖民”。其次，巩固中东的防务也成为英国政府的主要考虑。在英国政治家看来，如果要有效遏制苏联，英国必须占据中东，然后就可以把中东作为据点对苏联进行威慑。对英国政府来说，与其继续把大量资源与精力花费在价值缩水的印度之上，不如让印度独立，以获取民族主义者尽可能多的好感，尽可能维持英国的势力范围与影响力，这才是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利益的明智之举。

除了在印度，英国在缅甸、锡兰、马来亚等地也同样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英国政府也根据自己的战略或者经济考虑而承认了这些地区自治或者独立的愿望。同时，英国试图按照自己的战略需要主导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尽量把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保留在英联邦之内，因为在英国政治家看来，英联邦是维护英国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这样，出于更好地保存英帝国的动机，英国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从而加速了英帝国的解体。反观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法国在印度支那等地的糟糕表现，英国殖民政策的灵活性还是比较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