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7年到1939年，英帝国在获得空前巩固的同时，其内部的离心倾向也暴露无遗，因此出现了巩固与离心这两股相悖趋势平行相伴的奇怪现象。纵观这一段帝国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1.英国巩固帝国的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迅速拼凑了一个多轨制帝国体系，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使帝国达到巩固的顶峰，却既不牢固又不持久。

英布战争使英国的大规模扩张戛然而止，巩固帝国成了当务之急，英国不得不面对统治庞大帝国的艰巨任务。我们前面提到，有三个因素制约着英国政治家们巩固帝国的决策：英国实力的下降和在国际上遭到的挑战使英国人不可能把更多的精力耗费在帝国事务上；英帝国统治的传统不容忽视；各殖民地的具体情况又要求英国必须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政策。在上述情况下，仓促上阵的英国政治家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积极政策，他们立即捡起现成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据当时出现的新情况稍加解释就把它重新奉为巩固帝国的金科玉律，本来已成强弩之末的自由主义再度盛极一时。文化相对主义者虽然对种族主义作了修正，社会主义者虽对帝国政策大加抨击，却只是针对帝国政策的局部问题，远远不能对全局产生影响。于是，英国各界洋溢着一种乐观的守成主义情绪，把巩固帝国的工作在实质上变成了一种捍卫19世纪中期以来帝国统治理论的行动，正如曾任殖民次长的奥姆斯比-戈尔指出，英国人宣称拥有“经验主义的天才”，并且“不愿意考虑或多或少地规定任何目标和最终结果”。[1]例外的只有帝国改革派，他们是当时英国各界中唯一深刻地看到传统方法不能解决当代问题的人，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但是他们毕竟势单力薄，与英国各界的守成思想一经交锋便败下阵来，其主张几乎没有起到任何实际效果。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实行的巩固政策，必然是一种权宜之计，很难具有前瞻性。在白人自治地区，19世纪中期创立的自治制度继续得到发扬光大，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不可否定的优越性，也因为当时不实行自治制度就难以维系自治地区。尤其是南非，它几乎证明了只有自治才能平息布尔人的不满。在印度，1857年以来的专制制度照样高效运行，所谓的宪政改革只不过是承认在专制框架中可以有所变动。帝国史专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指出：“爱德华时代在印度和南非所做的宪政实验以及1907年、1909年和1911年的帝国磋商，并没有改变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体系的本质特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都仍然存在。”[2]附属领地的间接统治表面上看是一种创新，实质上正如影响它产生的理论——文化相对主义一样，只不过是对传统统治方式的修正而已。尽管英国人一再强调他们巩固帝国政策的优越性，但是实际上连他们自己都知道无论是自治制度的扩大，还是间接统治制度的推广，都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只不过是想尽量延长现状罢了。不管是哪一种制度，英国人都明白其最终目的是使殖民地获得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和权利，只不过英国人也同时认为所有殖民地获得完全自治的那一天尚未在地平线上出现而已，现存制度仍旧能维持现存体系。帝国改革派虽也曾试图改革，但几乎都难以推翻已成定局的传统统治体制。此时此地，英国已经很难实行真正具有创新性、能够真正解决英帝国长治久安问题的策略了，只有得过且过以求应付眼前的困境而已。

上述措施在短时期内确实起到了它应该起的作用；自治制度使白人移民地区心满意足，改革后的专制体制缓和了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间接统治则近乎完美地解决了统治非洲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各殖民地在一番忠诚的表白后奋勇走上战场，英国终于藉殖民地的效忠渡过难关，英国各界一片欢呼：帝国毕竟得到了巩固。然而，英国的巩固政策终究只是权宜之计，整个帝国体系几乎都是建立在一种旧有的理论之上，它所适用的仍然只是20世纪早期的帝国状况。如果这种状态可以永远持续下去，也许帝国真的能够长存。然而，变化总会出现，殖民地不可能永远只是一战前的状况，而寄希望于变化出现在遥远的将来的幻想也毕竟不切实际。一旦形势变动，建立在权宜之计基础上的帝国体系当然再难稳固，也再难持久。

2.英国的巩固帝国措施，充满了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它既包含着利己性，又包含着利他性，它也总是在维持英国的最高权利和维护殖民地权益之间徘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权利的天平向殖民地一方倾斜。

英国巩固帝国的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因而它也很难具备严密的内在逻辑。事实上，英国对于多轨制英帝国体系每一个层面的巩固政策都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性。

就自治制度而言，它所强调的是白人移民地区的权利和帝国权威之间的力量平衡，换言之，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白人移民地区的利益，来维系他们对英国的忠诚从而维持帝国内部的统一。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避免英国和移民地区的冲突，防止美国独立战争的重演，但是，它却一再强调自治的优越性，而没有指出如果白人自治地区和英国发生冲突，将如何协调双方的利益。英国人似乎认为，自治制度是一剂万灵药，有了它就不会有冲突。所以，当20世纪早期，英国与自治领双方真的发生冲突之时，英国束手无策，除了高呼维持自治之外什么有效的措施都不能采取。米尔纳的南非计划被否决，因为布尔人觉得它违背了自治原则；张伯伦的统一帝国计划被搁浅，因为自治地区反对削弱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英国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凡此种种，充分说明了一旦变动发生，自治制度并不能长久维系权利的平衡。一战之后，英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问题出现了：自治地区开始要求完全的国家地位。自治制度所包含的利他性一面已经得到充足发展，以至于利己性一面也难以维持，因为一旦自治领成为完全主权国家，帝国的权威就不复存在了。至此，自治制度走到极致，权利的平衡完全被打破。然而，英国除了紧跟已经采取的方法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英国坚持自治制度的结果，就是使各自治领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走完了离心的过程。

就印度的专制统治而言，它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坚持英国对印度的绝对统治，另一方面是强调英国的统治必须给印度带来福利。后一种特性是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所在，没有它，英国对印度采取一种完全不同于白人国家民主制度的专制统治就难以站得住脚。所以，英国人把这种具有双重性的统治称为“仁慈专制”，没有仁慈，专制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没有专制，仁慈也难以实行。于是，英国在印度也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为了体现仁慈，英国人修桥铺路、发展卫生、普及教育，这在无意之间造就了现代印度民族。同样为了体现仁慈，英国人一手缔造了让印度人发泄怨气的国大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宪政改革，把越来越多的印度知识分子引进英国式代议机构，直至许诺印度将来可以获得自治地位。结果，分裂的印度统一了起来，国大党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印度人开始要求“自治”。仁慈的结果导致了专制统治的动摇：如果英国再进一步让步，英国对印度的专制统治就要终结。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又转向坚持专制的一面，死守专制阵地绝不退让。阿姆利则惨案、“二元制”改革、西蒙调查团、圆桌会议，无不是专制统治的缩影。在专制的政策下，印度民族主义变成了大众民族主义。而当英国人绝不在带有专制残余的自治领地位上让步时，愤怒的印度人干脆提出了“独立”要求；既然你不能“仁慈”到底，我就不允许你的“专制”存在。

间接统治和托管原则则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策的矛盾性。这种制度一再声称，殖民地发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两者缺一不可。它同样没有说明，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权利的天平将向哪一方倾斜。英国人认为附属领地的发展远远不如自治地区和印度，这个问题还远未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土著的传统机制得到更多强调，而殖民地社会的变动却被忽视了。结果，冲突还是产生了，西非知识分子开始效仿印度人组建政治组织，要求“自治”，为此英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宪政改革。肯尼亚的白人与黑人发生了真刀实枪的种族冲突，面对压力，英国不得不承认土著种族的最高权利。锡兰走向成熟了，英国只能把权利的天平向附属地区倾斜，给了它半自治政府。英国国内，种族隔离思想受到批判，多种族联邦思想应运而生。权力平衡同样被打破，所有的一切都只能表明，一旦发生冲突，英国只有选择让步。

英国的巩固帝国政策中的矛盾性在于，它只针对静止的帝国状态，而对帝国内可能发生的变动估计不足；它兼具利他性和利己性，但却不具备任何有效的调节功能，如果权力天平向殖民地倾斜时，它几乎没有起实际作用的解决方法。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帝国体系中，殖民地的离心可以说是必然的。

3.英帝国内的殖民地离心的总体趋势是向民族国家演进。至这一时期结束，自治领已经完成了这一过程，印度正在为这一最终目标而奋斗，绝大多数附属领地则刚刚处于走向民族国家的萌芽阶段。而这一总体趋势又都是在英帝国框架内形成的。

众所周知，帝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群附属地区的特殊组合体；而民族国家强调的则是每一个民族在其特定的领土范围内享有最高的主权，在国家之上不存在任何更高的权威。因此，如果一个帝国内部出现民族国家的话，则必然意味着帝国关系的解体。此30年间，英帝国内各殖民地的离心恰恰是走向民族国家的，而这种走向又与帝国体系密不可分。

自治制度本身就包含着民族国家的萌芽，正如帝国史专家达尔文指出的，自治领身份是国家地位和帝国特征的富有特色的混合。[3]自治制度承认的是白人移民在逻辑上并未失去的英国公民权，因此19世纪中期建立起来的自治制度具备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内在因素：一块确定的土地、完备的英国式政治机构与对内部事务的完全控制权。它们与主权国家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对外交和防御没有控制权，同时在心理和文化上从属于英国。可以这么说，自治制度的产生，本身就在帝国内部形成了一个必将导致帝国解体的异体。此后，由于英国一直坚持实行自治政策，使白人移民地区可以在与帝国发生冲突时选择自身利益，由此自治领地区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也选择了经济民族主义。同时，因英国的宽容而产生的自治领的忠诚行为，也成了自治地区对民族特性认同的重大契机。在自治的框架中，自治领的民族主义得以成熟，而这一切又都得益于自治制度的包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治制度在不断扩大，最终突破了自治框架。第二帝国内，第一批民族国家产生了。

自治领的演进具有先导作用，印度很快就随自治领的脚步而逐渐发展成熟。印度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是在帝国框架内完成的，这得益于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双重性。印度民族主义者使用英国式的宪政手段来争取自身目标，通过对英国人一手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专制统治框架的渗透来达到控制国家政权的目的，至于他们的总体目标，则是效法自治地区，获得英帝国内的“自治领”地位。因而也可以说，英国对印度的专制统治的框架中也蕴含着一个必将否定帝国存在的民族国家的异体。印度与自治领所不同的是，它的民族主义的成熟以及对“独立”国家地位的追求，是在与坚持专制制度不放的英国的激烈冲突中形成的。至于广大附属领地，虽然它们的离心只呈潜在之势，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内，它们更为集中地体现了殖民地在帝国框架内走向民族国家之势。为了实行有效统治，英国殖民当局划分了殖民地疆界，推行经济发展政策，实行西方教育。结果，附属殖民地形成了统一的地域、管理和对统一的心理认同，民族国家的基础具备了。在一些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教育的结果甚至导致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形成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也提出了获得“自治政府”的要求。发展最快的锡兰，则明确地显示了附属领地宪政演进的最终趋势。而英国的多种族联邦观念，则等于在实际上承认了附属领地能够获得与自治领、印度一样的英联邦内的平等国家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英帝国体制的特殊性，英属殖民地的离心主要在帝国内部进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通过暴力冲突完成。影响极大的一战，只不过加剧了帝国内部固有的矛盾。尽管一战是很多殖民地民族主义发展的分水岭，但是可以说，如果没有帝国内部本身存在的矛盾性，一战之后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帝国离心倾向暴露无遗的局面。

还必须指出的是，多轨制帝国内部具有互相影响的作用。比如，自治地区的存在是英帝国不同于其他欧洲殖民帝国的突出特征之一。不但自治地区本身必定要求独立，而且它们也必然会对帝国的其他地区形成影响和冲击。果然，印度效法自治地区，先要求自治后要求独立。至于附属领地，则紧跟印度。可以说，离心具有连锁反应，不可能一部分拥有自治权利而其他地区仍心甘情愿地处在英国的严密控制之下，也不可能一部分地区获得独立而其他部分却仍只能自治。帝国充满矛盾性的体制导致殖民地一个一个地走上了离心之路。

因而，帝国体系是殖民地离心的根源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英国充满矛盾性的巩固政策导致了英帝国内殖民地的离心。两次世界大战似乎证明了殖民地的忠诚，但这样的假象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被暴露了。

【注释】

[1] E.A.Brett，op.cit，p.36.

[2] Judith M.Br own & Wm，Roger Louis，op.cit，p.66.

[3]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op.cit，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