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英国对帝国依赖日盛的情况下，帝国却开始变得越来越桀骜不驯，殖民地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因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威斯敏斯特法案为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斗争树立了榜样。殖民地的发展程度虽然大不相同，但内部却存在着多米诺骨牌式效应。首先获得自治与独立的国家会对后来者产生深远影响。英国政府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殖民地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殖民地民族主义者追求平等的要求与英国政府的这种想法并不相同。威斯敏斯特法案正是这样的例子。为了更好地维护英国对自治领的控制，英国决定通过授予自治领独立的形式来获得对自治领影响的实质。但是，这一法案在客观上加速了其他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斗争，正如著名的英帝国史专家菲尔德豪斯所言，这一法案确认的自治原则正是英帝国解体的根源。[40]此后，其他殖民地也纷纷要求获得同样的自治权利。

其次，大萧条削弱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经济互补的格局。在大萧条中，英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大大缩减了进口数量，并鼓励本国农业的生产。[41]同时，那些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殖民地也受到极大的震**。大萧条让初级产品的需求在数量上大为减少，价格上大幅下降，这自然使得殖民地的购买力随之下降，各殖民地开始执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印度、埃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这种经济新方向令原先工业世界与农业世界的互补格局不复存在，而这一互补性经济格局的瓦解是民族主义无法阻遏的一个重要原因。[42]

再次，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开始跃居政治舞台。大萧条之前，殖民者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合作者，这些合作者充分利用外来势力壮大自己，对殖民者的不满使他们成为殖民地最早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对殖民者的不满总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反西方的思潮是被压制的，毕竟，这一合作机制也是他们获利的基础。[43]大萧条恶化了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而英国对缓解殖民地的经济困境几乎无能为力。按照安东尼.洛（D.A.Low）的观点，不能满足被统治者的要求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44]经济的萧条与社会的动**使得那些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地位开始下降，张伯伦对非洲殖民地的任意瓜分令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更为清醒。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开始兴起，他们与原先的民族主义者大为不同，对殖民者的反对也更为坚决，尼赫鲁与纳赛尔都是这一新兴民族主义者的代表。[45]殖民地的反抗斗争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英帝国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不同殖民地的发展程度大不相同，斗争矛头也有重大差别，英国对这些殖民地也自然采取不同的态度。因此，需要对殖民地进行分类式的解读。

第一种类型是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殖民地。

在英国的殖民地中，英国政府认为某些殖民地是“先进”的，因为它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程度比较高，印度、埃及等正是这类殖民地的主要代表，它们斗争的内容主要在政治方面。

（一）印度

在印度逐渐失去经济价值的时候，英国却越来越发现印度在军事方面的价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印度士兵站在英国一边对敌国作战。战争结束后，印度的军队很快成为维持英帝国的重要依靠力量，而且印度士兵驻防的费用由印度政府维持，这是英国在国内社会福利开支大幅上升之时，仍然能够维持一个庞大帝国而未在本国国内激起强烈抗议的重要原因。在30年代，纵观整个英帝国，无处不见印度士兵的身影，军事意义使得英国并不情愿放弃印度。

在主观上，英国不肯授予印度独立还有种族歧视的原因。正如一些学者发现的，种族因素是维持英帝国的一根主要支柱。[46]英国虽然授予加拿大、南非、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自治的权力，但这些都是以白人为主的殖民地。英国政治家并不认为其他人种，例如印度人可以自治。在英国人眼里，印度社会是腐朽的、不理性的，总之，印度不适于自治，只有英国人才能保护印度的穷人，才能保证印度不爆发种族战争。在印度，白种人与深肤色人种的差异被特意强调，英国人居住的地方与印度人远远隔开，形成一个白人城，他们的住所是那种特殊的别墅[47]，英国政府与媒体对跨种族的通婚也持敌视态度。[48]

由于英国不肯做出政治妥协，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越来越不满，到30年代，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如火如荼。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民族主义是英帝国解体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此需要对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加以说明。民族主义原本是一个西方概念，它与西欧的民族国家紧密相连，民族、国家、社会、文化具有很大的公约性。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法国的民族主义兴起，这一民族主义主要来源于爱国主义，而且是一种简单的本土主义、区域主义。拿破仑战争期间，民族主义在德国的费希特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旗手。费希特是普鲁士人，他对普鲁士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费希特眼里，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理想，就是为郁闷的普鲁士寻找一个强大的政治屋顶[49]，国王可以是这个政治屋顶的化身，但是政治屋顶远大于国王，它更完美无瑕，更神圣不可侵犯。

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吸收了这一舶来品，也努力建设自己的政治屋顶，但是他们有时可能过度强调了政治方面而忽视了别的内容。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加纳的领导人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宣称，“第一目标是获得政治独立”；“自己管理自己，甚至是坏的管理，也比别人统治你来的更好”。 [50]这一功利性目标使得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缺乏有机性而更多的是松散的结合。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尼赫鲁是这样解释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对的感情，它以对其他国家群体的仇恨和愤怒为营养并深化，特别在一个臣服的国家反对外国统治者的时候更是如此。”[51]尼赫鲁的解释表明殖民地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反殖民主义的大联合，一旦英国准备放手，反殖民主义的目标消失后，这个联合体就可能分崩离析，内部的矛盾可能剧烈到要求建立分离国家的程度，例如巴基斯坦和加纳北部的少数族裔、尼日利亚的比弗拉地区等。

印度的这种民族主义与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紧密相联。国大党刚出现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政治组织，强调与殖民政府进行合作，并在这一合作中寻求利益。虽然1905年的提拉克表现出激进主义立场，但温和态度仍然是主流，提拉克在出狱后也很快转变为温和派。[52]这一温和立场的根源在于，直到此时，国大党仍然是一个精英组织，它在民间的影响太微弱了。[53]以至于英国的政治家宣称英国才是印度穷苦大众的保护人，放弃帝国的责任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屠杀和混乱”。[54]

国大党性质的改变要归功于甘地。伍德科克认为，如果非要找出一个人为英帝国的解体负责，那么这个人就是甘地。[55]但是英帝国太庞杂了，在不同的阶段，英国政府有不同的考虑，对不同的殖民地，英国政府也有不同的策略。从这一角度而言，艾德礼、艾登、麦克米伦等英国首相起的作用也许更大。但是就印度而言，伍德科克的话倒是有一定道理。甘地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他使得国大党走向大众，走向社会下层。20年代和30年代，国大党政治家在全国的巡回访问和演讲是史无前例的，国大党开始向大众民族主义转变，一个原本分散的、以地域认同为主的概念开始向政治概念转变，一个以国大党为核心的印度民族浮出了水面。[56]

国大党的成就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Nonviolent Resistance）运动紧密相连。甘地虽然接受了英国的教育，却并没有吸收西方的基督文明，印度宗教对他有神秘的吸引力，他也并不主张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他喜欢的是手摇纺车。他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后回到印度，但是似乎找不到谋生的门路。在亲人的推荐下，他到南非寻求机遇。在南非，为了抗议白人对印度人的不公平待遇，他领导南非的印度人起来抗争。他的策略是和平主义的：你打我左脸，我把右脸转过去再让你打；你说我有罪，我就进监狱，承认我有罪，要求判最重的刑，但是我不会屈服于你的“罪恶的法律”。不诉诸暴力，但是又拒绝合作，这就是甘地的策略。这一策略反映了甘地是一个有深刻洞见的高明的政治家，他知道英国统治的软肋，他试图激怒英国人，不被激怒，英国人就不会行动；但是非暴力抵抗又会感动英国人，使他们心中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正如安东尼.洛所言，甘地的策略只能适用于英国殖民地，在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他可能早就被枪杀了。[57]甘地的策略在南非非常成功，这令他声名鹊起，受到了印度国大党的注意，在国大党领袖的推荐下，他在党内地位迅速抬升，并很快主导了国大党。他把在南非的策略应用到印度，再次使英国手忙脚乱。一个简单的循环出现了：甘地不合作，然后进监狱，接着放出来，然后继续不合作……循环往复，使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斗争变得好像是小孩子做游戏。

与甘地一起斗争的还有尼赫鲁、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等人。尼赫鲁是甘地忠诚的信徒，也是甘地的接班人。他从英国著名的哈罗公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回到印度后，他很快证明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尼赫鲁的崛起也很迅速，这与其激进态度有重要关系，他比甘地更倾向于对抗，回到印度后，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监狱里面度过，由此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这反映出国大党内外对非暴力斗争的有效性日趋怀疑。尼赫鲁虽然非常尊敬甘地，但是对甘地的手摇纺车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明白依靠手摇纺车并不能让印度强大，他在英国接受的高等教育使他更愿意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58]因而，在对甘地的敬意背后，是尼赫鲁与甘地的背离。

帕特尔是国大党中仅次于甘地与尼赫鲁的第三号人物，也是国大党中的鹰派。帕特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意志坚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认为为了印度的独立，斗争是最有效的手段。在国大党领导层中，他最早认识到巴基斯坦的分裂是印度独立的代价，最早劝说同僚们接受巴基斯坦分离的现实。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让英国人非常为难。印度太重要了，特别是在欧洲和远东都很不太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英国人不愿意让印度独立。但另一方面，英国又自诩与法国、葡萄牙等专制的殖民统治不同，英国不愿撕下面纱对印度进行**裸的镇压，这样将使得自己与欧洲大陆的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国大党领导的抗英活动正考验着英国统治的实力与决心。

（二）埃及

凯恩和霍普金斯教授认为，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是经济因素的结果。[59]罗宾逊教授宣称英国对埃及的统治是埃及合作体系失败的结果。[60]所有这些解释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国家的战略安全在政府的利益格局中地位显赫，[61]英国对埃及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战略安全考虑的结果。

埃及处于英帝国一个关键的位置上，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它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交通枢纽，埃及也便成为英国战略家无时无刻不关注的对象。但埃及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殖民地，除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外，埃及大部分时候在名义上都是独立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时，曾说很高兴英国曾经统治过埃及；艾登马上纠正说，“不是统治，也许，是建议吧。”[62]但是，直到1956年，埃及从来没有获得过对苏伊士运河区的管辖权。

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是华夫脱党（Waft Party）。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及民族主义者要求出席巴黎和会，但这一要求被英国人拒绝。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大受刺激，很快组织起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他们把自己称作华夫脱党，华夫脱在埃及语中就是派出代表的意思。埃及的最高军事长官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认为英国应该对埃及做出一定的让步。在他的推动下，1922年2月，英国宣布终止埃及的保护国地位，撤出英国的行政人员，默认了埃及的独立。但与此同时，英国保留了四项权力：防卫帝国的通道苏伊士运河；不允许任何国家染指埃及；保护在埃及的外国人利益；控制苏丹的行政管理。[63]

英国政府从华夫脱党的动员能力中看到了埃及的巨大不满，它很快发现把英国直接暴露在埃及民族主义面前是很不明智的，因为“每一个埃及人在内心深处……都是一个华夫脱党人”[64]。寻找制衡华夫脱党的政治力量成了英国的当务之急，英国政府很快选中了埃及国王福阿德（Ahmad Fuad Pasha）。英国驻埃大使兰普森在报告中说：“虽然福阿德国王有很多错误，但他在自己的王国依然很有影响力，我们可以通过他获得目标，因为我们直接行动是很难获得这些目标的。”[65]对国王来说，在华夫脱党风起云涌的运动中，自己的权力有被取代的危险。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支持，国王对埃及的统治虽然并非不可能，但至少也非常艰难。[66]鉴于此，国王也倾向与英国合作来对抗华夫脱党。

这样，在大萧条之前，埃及形成了英国、华夫脱党、国王三角权力结构。国王与华夫脱党互相制衡，英国成为仲裁人，通过维持二者间的平衡，得以继续控制埃及。1926年，在华夫脱党选举获胜，权力大增的时候，劳合.乔治劝说华夫脱党的领袖扎格鲁尔（Zaghlul Pasha）放弃了部分权力。1934年，国王坚持任命自己的人担任首相，但英国觉得国王权势的膨胀不利于平衡，于是兰普森要求国王任用华夫脱党的人担任首相，并威胁说，如果国王不听劝告，英国将不再支持福阿德。于是，国王不得不任命一名华夫脱党成员为首相。[67]

大萧条恶化了埃及的经济状况，许多社会问题随之呈现。开罗爆发了学生运动，实际上，这一学生运动不过是埃及思潮的一个出气孔，它表现的是埃及对西方的反对。[68]在否定西方文化与价值的氛围中，一些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出现，而且能够动员群众。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成立于1928年，其创立者哈桑.班纳（Hasan Ahmed Abdel Rahman Muhammed alBanna）称，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摒弃西方文化的纯粹穆斯林国家，一切欧洲的文化价值，无论是立宪制度还是自由主义，都应从埃及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予以根除。[69]青年埃及协会（Young Egypt Party）成立于1933年，他们组织成半军事性质的“绿衫党（Green Shirts）”，进行反对欧洲文化和价值观的示威活动。

这些新的政治力量很快威胁到原来的政治平衡，华夫脱党与国王都感受到了威胁，英国也意识到危机的到来。

（三）锡兰、缅甸、巴勒斯坦

锡兰的经济严重依赖对英国的出口，这一外向型经济使得锡兰的民族主义者比较温和。1919年成立的锡兰国大党（Ceylon National Congress）是一个精英组织，表现出强烈的保守色彩。与印度国大党相反，锡兰的国大党并不注重在民间寻找根基，也没有出现印度式的大众民族主义。[70]锡兰国大党的竞争者是由庞南巴拉姆（G.G.Ponnambalam）领导的泰米尔人组织，他提出在国家委员会中，50%的席位应该为少数民族保留。[71]与泰米尔人的不满并存的还有印度人问题，在锡兰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南部印度人到锡兰寻找工作，但他们仍然维持着与印度的密切关系，也把挣的钱汇到国内。1929年的大萧条也影响了锡兰的经济，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国大党也开始向英国要求更大的权力。

缅甸的民族主义与佛教复兴紧密相连。1906年，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集团建立了青年佛教协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志在恢复缅甸的文化和宗教。[72]1920年，青年佛教协会改名为佛教协会总理事会（General Co uncil of Buddhist Association），激进派取代了原先的保守派，新的组织变得更为激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缅甸的农业，农民与地主高利贷者（他们几乎清一色是印度人）的矛盾开始激化。佛教协会总理事会的成员奥塔玛（U.Ottama）组织农民抗议英国的统治。虽然他领导的抗议活动很快被镇压了，但其影响深远，后来的许多宗教领袖都声称奥塔玛是他们的政治导师。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恶化了农民的处境[73]，而英国显然对恢复缅甸的经济无能为力。1930年缅甸爆发了由沙耶山（Saya San）领导的千年王国运动（Millenarian Movement），沙耶山也是佛教协会总理事会的成员，他发展的丛林游击战争，让英国很头疼，最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控制住局面。同时，缅甸的民族主义运动加剧了缅甸和印度之间的矛盾。在缅甸的农业中，印度人是主要的高利贷者，对缅甸的农业有很大的控制权，因而经济的恶化也使得缅甸人对印度人充满了敌意，1930年和1938年仰光的种族冲突表现了这一点。

巴勒斯坦也属于这一类殖民地，这里的犹太移民不断增加，以致有了建国的资本。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称：“英国政府很愿意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运用所有的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很谨慎地在后面加上一句：“很明显，无论什么都不能危害到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团体的内政和宗教权利。”[74]其后的英国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大体支持犹太移民。在两次大战之间，犹太人从原先的8.3万人上升到了44.4万人，占到了巴勒斯坦总人口的1/3。[75]起初，阿拉伯人很愿意把土地卖给犹太人，因为他们出的价钱高，但是在犹太人的财富和土地急剧上升之后，阿拉伯人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同时，犹太农场主与工业家在招募工人的时候，也更愿意把工作机会给予刚刚移民过来的犹太穷人。犹太人口与财富的增长再配上种族区别对待，巴勒斯坦逐渐成了政治火山口，并酿成了1928—1929年的社会动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互相杀害，彼此进行报复。虽然丘吉尔把这里的动乱称为老鼠的战争，但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却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派兵维持巴勒斯坦的秩序。

第二种类型是处于经济与社会困境中的殖民地。

在印度、埃及等地掀起独立斗争狂潮的时候，那些在英国看来比较“落后”的殖民地由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恶化也表现得极不平静，但它们的斗争内容主要在经济而非政治方面。

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殖民地广泛流行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这一统治制度的创始人是卢加德勋爵。卢加德在担任尼日利亚的总督时，发现依靠北部的酋长来协助管理殖民地能更好地维持秩序，随后，他根据自己在尼日利亚的统治经验，总结出一套殖民统治方式，并创造出“间接统治”的原则。[76]卢加德的经验被广泛推广，他也由此获得极大声誉，从1922年到1936年，一直担任国联托管委员会（Mandates Commission）主席。

根据卢加德的观点，英国的统治与殖民地追求经济与社会进步的理想是相容的，殖民统治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可以促进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但“间接统治”的执行却很难达到卢加德的目标，因为其内核是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的。间接统治有两个原则：

一是尽量减少对当地社会的政治干预，利用传统的政治精英来维持秩序并巩固统治权威，如卢加德所说：间接统治的“目标……是通过协助司法会议，使每一个埃米尔或主要的首领成为其人民的有效统治者”[77]。

二是尽量减少英国政府的开支。正如历史学者塞尔所指出的，这一统治制度虽然效率不高，也很少取得政治进步，但代价很低。[78]

因而，间接统治的广泛推广不仅没有促进殖民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反，它更多地是维持殖民地的现状。殖民地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落后与不发达就如疾病缠身，相伴始终。这种情况在西印度与非洲表现得特别明显，也充分暴露出间接统治的缺陷。

西印度群岛是英国最早的殖民地，曾几何时，靠着奴隶劳动、种植园的发展与蔗糖的出口，西印度是英国最富庶的殖民地。可惜好景不长，在英国政府禁止奴隶贸易后，种植园经济开始解体，西印度从此繁荣不再，而且一直萧条到了20世纪。关于西印度衰落的原因，学界有众多的解释，但是本文认为，西印度的永久衰败一方面是国际产品替代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帝国的间接统治制度造成的。

当蔗糖成为欧洲人须臾不可离的食物时，精明的商人察觉到寻找替代品的必要，他们很快发现用甜菜炼制砂糖更能获利，于是甜菜种植业勃然兴起，欧洲本土很快成为砂糖的另一产地。在与甜菜的竞争中，蔗糖很快败下阵来，这一失败造成了西印度的永久衰败。对此，英国政府漠然视之。首先，西印度对解决英国的经济和失业问题基本上已是无足轻重；其次，英国已经不把美国视为潜在的敌人[79]，因此西印度在防务上的地位也就可有可无。1929年的大萧条很快波及到西印度殖民地，也把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充分显示出来。大萧条中，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加强了对进口的限制，英国也加强了对国内农业（包括甜菜）的补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严重依赖出口的西印度是致命的打击。雇主为了获利，纷纷裁减工人并降低工人工资，失业与半失业成为30年代西印度的主要特色。就业的困难因为其他原因而加剧，一方面，由于死亡率下降，西印度人口有明显增长；另一方面，在大萧条中，为了保护本国的就业率，西印度的邻国都限制外来移民并遣返短期的外来工人，美国更是禁止西印度的移民，这些移民不得不回到西印度，这使本来就很恶劣的就业局面变得更加严峻。工人阶级的不满已经到了临界点。

黑人反对白人的斗争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一战中，西印度士兵被区别对待，派去干危险和低级的工作，这引起了西印度黑人的不满，“他们既不把我们看作基督徒也不把我们看作英国的公民，而是看作西印度的黑鬼”。[80]20和30年代是暴风雨来临的年代，大量的黑人组织开始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加维（Marcus Mosiah Garvey）领导的全球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这一组织的口号是：“黑人与非洲传统的美丽与尊严”。[81]1935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给黑人反对白人的斗争火上浇油，黑人的不满延伸为对整个白人的不满。

与这两股不满并存的还有中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地位的政治要求。西印度的中产阶级来自经济领域，他们包括黑人、黄种人以及一些地位低下的白人。他们不满西印度作为英国皇家殖民地的地位，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职位是预留给白人的，他们希望英国可以给予西印度更多的自治权，并允许西印度殖民地逐步走向自治。英国认为应该对殖民地的精英做出一定的让步，1922年的伍德报告（Wood Report）建议在西印度引进选举原则，在立法会议中引进选举的非官方议员[82]，但伍德认为授予西印度责任制政府的主张无疑是荒唐的。[83]中产阶级的不满也没有得到抚慰。

经济萧条使30年代的西印度成为帝国的贫民窟，社会不满酿就了广泛的政治动**，1934—1939年的工人抗议活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1934年2月，英属洪都拉斯的工人揭开了抗议活动的序幕；7月份，在特立尼达的产糖区，也爆发了工人的抗议活动；9月，在英属圭亚那爆发了糖业工人的抗议活动；1935年，在圣基茨、特立尼达、牙买加、英属圭亚那、圣文森特、圣卢西亚等地都爆发了各式各样的抗议活动。1937年特立尼达与巴巴多斯的动**以及1938年牙买加的动乱已经超越了地区性质而演变成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84]英国政府已无法回避西印度的问题。

在间接统治制度下，英国的非洲殖民地同样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状况的恶化，最终也爆发了政治动**。在艾默里的努力下，1929年的殖民地发展法案决定给予殖民地一定的财政支持，但大萧条使英国政府重新审视这一法案。财政部认为省钱而不是花钱才是解决英国经济萧条的主要办法，因而实际上结束了这一法案。英国不肯伸出援手，使得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形势更为恶化，社会不满也更为明显。在大萧条中，一方面，各个主要国家都限制了进口；另一方面，初级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者的不满。同时，雇主为了获利，裁减工人的数量的同时，降低工人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此外，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缩减政府规模，辞退了大量雇员，而这些被辞退的雇员大部分是担任低级员工的非洲人。

大萧条恶化了西非的农业出口，也恶化了农民的处境。1937年开始，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西非13个大出口公司决定压低可可的价格从而把中间商排除出局。可可价格的下降引起了生产者的不满，西非的可可农认为价格的下降是人为造成的，他们把矛头指向主要的可可出口公司，并强烈要求提高可可的价格。农民索要高价的斗争得到中间商的支持；同时，农民的斗争也得到了酋长的支持，因为不少酋长本人就是中间商。为防止大规模的骚乱，总督觉得明智的做法是站在农民一边，因而要求出口公司提高可可的价格。

在可可农抗议的同时，西非的民族主义也蓬勃发展。西非的民族主义从20年代开始兴起，其中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起了关键作用，例如1926年在伦敦成立的西非学生联合会（the West Africa Students' Union）。西非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和约翰逊（I.T.A.WallaceJohnson）。阿齐克韦曾在美国求学，毕业后任教于美国，1933年他回到西非后，在黄金海岸担任一家日报的编辑，1937年阿齐克韦创办了《西非领航员日报》（West African Pilot），这一日报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很快成为西非民族主义的旗手。[85]约翰逊出生于塞拉利昂的一个克列奥家庭[86]，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是尼日利亚工会（Nigerian Workers' Union）的创办人之一，1930年参加了第一届黑人工会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rence of Negro Workers），之后到莫斯科学习，成为西非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之一。[87]他们两人很快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英国的殖民统治，在他们创办的西非青年联盟（West African Youth League）中，民族主义者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西方，黄金海岸殖民政府最终以煽动罪对他们进行审判，但由于证据不足无罪开释，其后阿齐克韦去了尼日利亚，约翰逊去了塞拉利昂。[88]1935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刺激了西非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为非洲最后一块净土，埃塞俄比亚是非洲自由的象征，可是英国却纵容意大利对其进行侵略，这令民族主义者非常失望，在他们眼里，侵略埃塞俄比亚揭露了“欧洲的虚伪并展现了白人深层的野蛮”。[89]

在东非与中非，白人移民是问题的核心。英国政府曾在1923年的德文希尔宣言中宣布土著人利益至上。[90]1931年，为了限制白人移民的野心，英国政府反对建立东非联邦。但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愿意投入财力发展殖民地，又不准备在政治上对殖民地做大的调整，这一政策的效果也就十分有限。在现实中，英国无法阻挡野心勃勃又贪婪的白人移民对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尽管英国政府希望总督能限制罗得西亚和肯尼亚白人的野心，但总督很快就成为白人定居者的“俘虏”。白人定居者以开发为由，掠夺了大量的土地，同时在白人的工厂与农场中，将工人的工资压得极低，大萧条更激化了工人阶级和白人定居者的矛盾。同时，土著人的不满由于种族歧视而加剧，在社会生活中，白人和土著人区别非常明显，白人定居者和土著人的住所绝不混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更是严厉禁止。

白人的压迫使得以黑人为主的工人生活极为恶劣，在几乎不足以糊口的工资与可恨的种族歧视双重压迫下，罗得西亚的铜矿工人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白人的贪婪催生了黑人民族主义。为了巩固和扩大白人定居者的利益，中非的白人移民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南北罗德西亚的联邦，这引起土著人的担心，他们担心联邦会使黑人落入如狼似虎的白人手里，由此而催生了中非最早的民族主义。1934年，南罗得西亚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成立，这一黑人组织要求获得更大的自治权。

在其他的“落后”殖民地，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经济恶化、社会不满与政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