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在海外帝国（特别是自治领）的参与和支持下作战，也因整个帝国的协同努力而取得最后胜利。这场战争使所有自治领都被深深卷了进去，它必然对英国和自治领双方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促使二者的关系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战争爆发之后，各自治领踊跃参战、奋力援助，使英国内部又重新燃起了统一帝国的希望。著名帝国主义者米尔纳一再强调帝国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如果它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将“强大到足以击败所有的进犯者”，并使英国置身于“欧洲错综复杂的局面之外”。[67]一贯主张维持现状、对于集权化帝国不甚热衷的自由党政府也感到，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必须要建立一个统一帝国。1916年成立了以劳合.乔治为首的联合政府，寇松、米尔纳等老牌帝国主义者均进入政府，这本身就反映了英国政府在帝国政策上的新动向。因此，英国借助大战的机遇，积极加强与各自治领的合作。首先在军事上双方结成联盟。双方不但共同作战，在后勤等方面也积极合作，英国政府甚至任命加拿大人弗拉维尔（Joseph Flavelle）担任帝国军需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要职务。[68]其次是决策层的合作。军事上的合作必然要求决策层的紧密协商。早先，英国政府试图操纵一切，把帝国直接控制在手中，这招致了自治领的极大不满。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指出：“很难期望，我们将四五十万人投入战场后，却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69]英国政府也认为，出于自治领在战时的贡献，他们应该在战争的决策上有发言权。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于1917年借帝国会议之际缔造了战时内阁，允许各自治领总理与英国首相一同加入该内阁，商讨有关战争的策略。英国虽然在自治领享有发言权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与其初衷不甚吻合，但却加强了帝国在组织上的联系。而且，战时内阁毕竟是英国与自治领双方都认可的正式的帝国组织，它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英国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帝国联邦的实现。

然而，帝国合作的加强又一次成为自治领离心加剧的契机。战争使参战自治领的精神面貌和政治地位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一战成了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各自治领的民族主义还处在发展阶段，而之后各自治领则走向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争的经历使各自治领对帝国主义的价值观念表示疑问，从而也对忠于帝国这一事业的神圣性深表怀疑。如果说在战争之初，满怀帝国热情的自治领士兵还认为参战是“一生中最大的奇遇”[70]，那么，随着战争的深入，它表现出来的残酷性让参战各方都普遍感到震撼、厌恶，反战情绪高涨。一个参战的加拿大士兵战后曾心有余悸地回忆，步兵们“早上起床后，没有人知道晚上能否回来睡觉”[71]。时刻面临死亡威胁使人们很难再觉得战争有任何吸引力，有个加拿大士兵说过：“每个人都想回家，他们不耐烦了。”[72]战争的巨大伤亡让各自治领感到，以如此沉重的人力、物力代价去捍卫帝国未免不值得，战争初期所表现出来的精诚团结也就很难再维持了。

第二，参战经历加深了各自治领对自身特性及自身价值的认同，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参加中东战役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被编成一个军团，称为“澳新军团”（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Corps），简称ANZAC。“澳新军团”的成立日被两个自治领视为民族节日，极大地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增长。一个加军士兵指岀，他们来时是“阿尔伯塔人和新斯科舍人”，“但却作为加拿大人归去”。[73]各自治领在战争中的英勇作战也使他们对自身的价值深感自豪。加拿大军团参加了1917年的维米战役（The Battle of Vi my Ridge），加军的英勇作战是帝国军队获取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当代加拿大历史学家皮埃尔.博顿（Pierre Berton）指出：“统一的加拿大军团昂首而立，仿佛是走出殖民地阴影的国家的象征，维米的胜利确认了加拿大业已最终长大的看法。”[74]

“澳新军团”于1915年参加了中东战役，虽然此次战斗以英帝国大败而告终，但对澳新军团的士气却起了很大作用。事后，一个官方的新西兰史家指出：“战前我们是未经磨炼的、隔绝的民族，而在Anzac[75]之后，我们是受过磨难的、可以信赖的民族。”[76]对自身的自豪使自治领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长。

第三，战争导致各自治领内部的反战情绪高涨甚至引起内部分裂，从而使各自治领不得不考虑放松与帝国的联系。战前曾建立起暂时妥协的南非首先发生动**。1912年，布尔人中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组建了在赫尔佐格（J.B.M.Hertzog）领导下的新政党，力图脱离英国的统治。战争爆发时几乎有一半的布尔人反对参战。[77]而当政府仍然宣布参战时，极端民族主义者发动了叛乱，波及除纳塔尔之外的所有省份，一直持续到1914年12月份。叛乱虽被镇压，但布尔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战时一直很强烈。另一个不安因素来自法裔加拿大人。作为寄人篱下的殖民地居民，法裔居民更关心保存自己的文化，认为英裔加拿大人利用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地位把法裔人拖进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因而率先打出了反战的旗号。战争爆发一度使英裔加拿大人忠于帝国的情绪高涨，他们曾提出限制学校教育中使用法语的权利，引起了法裔加拿大人的极大愤慨。两种文化的冲突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并于1916年下半年达到**，这使得法裔加拿大人更反对捍卫帝国。

随着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人力、物资耗费有增无减，英国于1916年被迫废除志愿兵制，而采取义务兵役制，并要求各自治领也实行征兵制，这立即成了自治领内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导火索。新西兰的征兵工作还进行得比较顺利，而澳大利亚的征兵法案却遭到普遍抵制，在1916年10月和1917年12月的两次全民公决中遭受决定性失败，其中，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坚决反对起了相当大的作用。[78]而因征兵问题引起最大动乱的是加拿大。1917年，当总理博登提出新的征兵法案时，法裔加拿大人无一例外地投了反对票，加拿大国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种族和地区分裂的危机。至于南非，由于担心国内的英裔人和布尔人发生分裂，政府根本就没考虑过实行征兵制。[79]因参战而导致的各自治领内部的裂缝使他们意识到，英国不经与自治领协商就宣布参战有可能使后者陷入危险境地，因此各自治领要求在外交事务上有发言权的呼声在战后进一步高涨。

第四，战争使各自治领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从而提高了自治领的自信心。各自治领的经济在战争需求的刺激下得到了很大发展，减少了自治领在战后对英国的依赖。[80]为了支援英国，各自治领大力发展生产，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持续增产，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英国又对自治领的产品需求极大，原本相对落后的自治领因为卷入战争而获得极大的发展。当时英国负责研究自治领经济问题的“自治领皇家委员会”认为，战后自治领都愿意把自己看作独立的经济实体，并认为它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81]各自治领在战争这场空前的危机中承担了重担和责任，这使它们迅速成熟起来。

第五，战争的经历促使各自治领政治地位提高，也使自治领的民族主义成熟起来。1917年创立的帝国战时内阁虽然被英国的帝国主义者视为是帝国联邦的实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方面，该内阁之创立是英国对各自治领要求在战争事务上有发言权的让步，是对自治领战时贡献的承认，正如劳合.乔治在给殖民大臣朗（Wal ter Long）的信中所说的，自治领“做出了巨大牺牲……所以我们应该使他们感到不仅有一份重担，而且在我们的会议中也有一份权力”[82]。另一方面，这个内阁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内阁。真正的内阁应该是首相领导下的大臣们的团体，且只对一个立法机构负责。然而，在帝国战时内阁中，英国首相和各自治领总理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而且，各首相、总理分别对各自的议会负责。战时内阁做出的决定需由英国和各自治领的议会分别批准才能生效，如果某总理不同意战时内阁的决议，没有人有权强迫他接受。可以说，自治领一切现有的自治权全部保留不动。因此，帝国战时内阁仅仅是换了个新名称的帝国会议，只不过开会更频繁，以便处理更紧迫的日常事务。[83]它非但不是帝国联邦的再现，而且还使各自治领在帝国的外交、防御上有了发言权和一定的决定权，这恰恰是自治领长期追求的目标。

因而，战争的经历在使英国欢呼帝国的凝聚力、重新燃起帝国联邦的希望的同时，也使各自治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都真正成熟起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鉴于它们实际上已处于完全主权国家地位的门槛上这一实际情况，其必然要求帝国内部关系做出相应调整，离心倾向在进一步加强。

早在帝国战时内阁建立之初，加拿大总理博登和南非总理史末资就对帝国内部关系的调整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法。在博登、史末资的动议下，1917年的帝国战时内阁通过决议，认为帝国关系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因该问题太过复杂，因此不适于在战时讨论，战后将召开专门会议加以解决。会上还一致通过，未来的帝国内部关系应有如下特征：（1）“应基于对自治领拥有英联邦内独立国家地位的完全确认上”；（2）各自治领应“在外交事务上有充足的发言权”；（3）“应做出有效安排”，在“所有事关整个帝国利益的事务上”，英国都与自治领“不断协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协同行动”。[84]该决议中首次正式使用“英联邦”一词，以表明它不是由宗主国和附属殖民地构成的，而是一组平等的国家共同体。它突出地代表了各自治领对自身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对帝国内部关系的新要求。

博登和史末资提出的全新帝国概念，在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自治领在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以及地位的提高，使其认为自己有权像完全主权国家那样出席决定战后国际格局的巴黎和会。加拿大总理博登要求：“加拿大舆论界和人民以及加拿大政府都满怀信心地希望，在巴黎和会上，加拿大应该派代表出席。”[85]这一要求得到英国的认可。因此，在作为单一整体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帝国代表团中，各自治领被允许选派自己的代表作为该团成员出席会议。此举曾遭到不少与会国的反对，认为自治领不是独立国家，无权单独列席。英帝国代表团坚持认为，自治领参战的军队数量比出席和会并拥有代表权的许多小国家还多。自治领政府像这些国家的政府一样，通过立法来招募军队，通过增加赋税来支付军费，并且在战争中单独指挥军队作战。因此，它们理应获得出席会议的代表权。[86]和会最终不但认可了自治领的特殊地位，还允许各自治领在对德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只不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87]必须依次放在“英帝国”条目的右下方。[88]这一形式表明，自治领既是英帝国的组成部分，又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国际实体。而且，该和约还必须交由各自治领议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根据巴黎和会的决议，还成立了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 bour Organization）两个新的大型世界性组织。在自治领的要求下，它们被国际联盟正式承认为发起国。同时，巴黎和会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应加拿大的要求，发表宣言如下；“根据［国际联盟章程］第四款的第一、二段的正确含义，英帝国的自治领的代表可以被选举或任命为理事会成员。”[89]在不久之后的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之时，自治领的代表权又受到许多限制，该组织不同意它们竞选理事会成员，这遭到了各自治领的强烈反对。英国国务大臣作为英帝国代表提出：“自治领应与国联的其他成员国一样，在国际劳工组织中拥有相同的地位和机会来竞选理事会成员。”[90]最终，国际劳工组织承认自治领有权当选为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

各自治领在巴黎和会及国联、国际劳工组织里的特殊地位深刻地反映了它们的双重身份，即在法律上仍是英帝国的成员，又离完全国家地位仅一步之遥。对于这一结果，英国一直持支持态度，因为这是对自治领在战争中的贡献的承认，是自治领在战时参与外交事务的商讨与决策的必然结果，也是英国战前通过充分尊重自治领的自治权利来巩固帝国的传统政策的延续；英国试图通过大幅度的让步来维系自治领的忠诚。这也正是自治领从一战前就开始追求的目标，即在共同协商、共同决策的基础上使英帝国形成统一的外交政策。这样的结局对各方都有利，因此，南非总理史末资指出，帝国内部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自治领的特殊地位已得到国际承认，“这些前殖民地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国家之林，而同时在英帝国内部又是其成员，这可以称得上英国政治智慧的最杰出成就之一。形势和方式仍需调整，但实质性的工作已完成了”[91]。

另一方面，英国始终幸运地认为，它借战争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通过协商统一了帝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所以，英国决不会在统一外交这最后一块阵地上退却，并想藉此来进一步实现统一帝国的夙愿。虽然帝国战时内阁于1919年解散，但劳合.乔治仍希望把战时的合作精神发扬下去，建立帝国和平内阁。因此，当时英国政府的打算，就是尽量维护统一外交的现状。1921年3月，殖民部为即将召开的战后第一届帝国会议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名为《外交事务上的共同帝国政策》的文件，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意图。该文件认为，自治领的地位越是与英国平等，就越是要实行统一外交，只有这样它们的利益才能在外交政策上得以体现。因此，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加强双方的联系。[92]唯有如此，才能维持英国对白人地区仅存的控制权力。这一建议得到了劳合.乔治的认可，在当年6月份召开的帝国会议开幕式上，他对自治领代表提出了以下建议：“在所有涉及到共同利益的事务上，我们想知道你们的观点，而且我们也想告诉你们我们自己的观点。”[93]

统一外交给自治领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它们的地位不但得到国际承认，也被英国政府继续加以贯彻。1921年帝国会议并没有按照1917年帝国战时内阁所规定的那样，对帝国内部关系做出定义。澳大利亚总理休斯指出：“现在自治领的地位与25年前已大为不同了。我们曾是殖民地，后来成了自治领，现在又获得了国家地位，我们实质上的进步之大是与我们的宪政发展同步的。”[94]所以，各自治领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再进行宪政建设。自治领的态度与英国维持现状的倾向不谋而合，因此，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英国与自治领的关系再次形成了微妙的权力平衡。从这层意义上讲，1921年的帝国会议仍被大多数人视为帝国巩固达到顶峰的象征之一。

然而，英国一让再让的措施是否能在自治的框架内挽留住自治领，统一外交政策这道自治制度的最后防线是否能守住，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