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政府的建立是为了避免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以使殖民地对母国忠诚。但是这一体制却也促使了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发展，这就提出了帝国关系的新问题。

首先，自治地区在自治制度的保护下得以迅速发展，从而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基础。19世纪后半期以来，自治制度在地域上一直存在不断扩大的过程。最先形成联邦的加拿大，逐渐完成了从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东岸的扩张，基本勾画出现代加拿大的地理轮廓。为了用自治制度巩固帝国，20世纪初英国又亲手缔造了统一的澳大利亚联邦和南非。这一政策使上述地区在地域上具备了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而自治政府本身，又使自治地区具备了独立国家的全套机构和大部分功能，这就为它们向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外，出于英国自身经济的需要，英国向海外帝国投入大量资金。在1865—1914年间英国投向海外帝国的资金中，自治地区接受了大约70%的份额。[1]这使自治地区的经济发展受益匪浅。这一时期，加拿大自治领用于建设的资金大约有2/3来自英国，1900年这个比例更高达85%。[2]借助于这笔资金，加拿大飞速发展，工业进步，人口增加，小麦丰收，还建立了横贯大陆的铁路。1900年，加拿大已显示出空前的繁荣局面，总理洛里埃自豪地说：“19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将是加拿大的世纪。”[3]新西兰的经济从19世纪末以来也持续增长，主要出口产品羊毛的出口值从1911年的650万英镑上升到1916年的250万英镑；乳类制品和肉类的出口总值从1911年的600万英镑上升到1916年的1350万英镑。[4]对于自治地区的发展，英国人杰布指出，白人自治地区“拥有进行独立国家事业的潜力”。[5]

其次，自治地区在与母国的冲突中会自动做出有利于自己一方的选择——这恰恰是自治原则所许可的，又使得它们的民族主义大幅度发展。资深自治领加拿大一向所奉行的理论，是优先考虑加拿大的利益，将自治领置于第一位，故而这一原则被称为“加拿大第一”。[6]正因为有这种冲突，自治领才能在地域与政治基础具备的前提下，发展起自己的独特利益和民族主义，最终成熟、壮大。

冲突主要发生在文化和种族上。自治制度赖以维持的一个基础是自治地区在种族和文化上与英国的一致性，是英国人对自身文化、机制、民族精神在移民社会中的渗透力的自信。[7]共同的帝国文化会使帝国保持为一个统一体。反之，如果在这个领域中发生冲突，必然会动摇自治制度的根基。

18世纪以来，加拿大一直存在着约占总人口1/3的法裔人，因此自治领赖以建立的基础便是两个民族的平等。英帝国长期坚持不列颠种族文化优越的理论，使得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情绪不断高涨，严重影响到加拿大的内部统一。因此，加拿大政府一旦与英国发生种族冲突就会自动倾向法裔加拿大人，以维护自治领的统一。19世纪80年代，英国开始推行英裔种族联合的帝国联邦计划，这种明显的种族主义让加拿大政府担心会引起国内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情绪，因而一直是反对建立联邦的领军者。英布战争爆发时，英国要求加拿大出兵，由于南非的种族状况与加拿大颇为相似，法裔加拿大人坚决反对出兵。总理洛里埃几经犹豫，采取了妥协方式，派出一支由英裔人构成的军队参战，但军队指挥权归加拿大而非英国，以此来平息法裔加拿大人的愤怒情绪。上述选择使加拿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文化格局，这是其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法裔人领袖布拉萨（Henri Bourassa）指出的：“两种民族语言和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保留与发展，非但不是加拿大进步的障碍，反而构成了最有力的因素和我们最大的民族遗产。”[8]19世纪末，加拿大对其西部领土进行开发，因而需要大量移民去建设西部。英国政府曾希望加拿大能接受大量英国移民。英国移民主要是一些熟练工人、农场主、无技术的仆役和劳工以及中上层年轻人[9]，而加拿大想要的却是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不顾英国反对，接受了来自东欧的几十万适合务农的移民。移民的输入使加拿大人口急剧上升，也对加拿大的民族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英裔人和法裔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871年的92%下降到1911年的83%。[10]此外，这些欧洲移民要求与法裔加拿大人享有同样的语言、宗教、教育、文化权利。加拿大政府为了不动摇法裔人的平等权利，答应了欧洲移民的要求，这就促使加拿大开始向多元文化特征发展。

南非也有非洲居民和布尔人一直与英国关系不睦，反对与帝国保持联系。因此，这个地区一旦与英国发生种族和文化冲突，也会在冲突中选择自身利益，从而逐步发展自身的民族特性。南非的布尔人反对米尔纳的英国化政策就是一例明证。[11]

澳大利亚的情况有所不同。19世纪中期以来，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接受外来移民方面就存在着种族主义倾向，排斥有色人种入境，即推行所谓“白澳”政策。这一政策主要针对帝国内的有色人种，故而，张伯伦曾建议各殖民地“用避免伤害任何英王臣民感情的措辞方式”来修饰他们排斥有色人种的立法。[12]联邦建立之后，澳大利亚继续推行白澳政策，时任总理迪金（Alfred Dea kin）曾解释说：“如果澳大利亚的统一不意味着种族的统一，则毫无意义。”[13]虽然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似乎与英国在表面上并无种族上的冲突，但由于澳大利亚坚持英国所不赞成的白澳政策，致使双方一直存在矛盾冲突，成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产生的一大动因。另外，澳大利亚还存在着约占人口20%的爱尔兰人。他们保持着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和老爱尔兰人的价值观，也保持着强烈的爱尔兰爱国主义，反英情绪很强烈。[14]澳大利亚的爱尔兰裔移民一直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驱动力。[15]

其三，自治地区因为自治制度而引发的效忠帝国的行动，反而激发了民族主义的产生。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英布战争。战争中，各自治领地区应英国之要求而派出了大批远征军，这使得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精神为之一振，极力称赞帝国的凝聚力。然而，自治地区的反应却表明战争成了它们民族主义发展的契机。

战争使自治地区意识到多年来一直充当它们保护伞的英国实力已大不如前，并认识到在帝国对外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对它们来说是极危险的。战争刚爆发，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领袖布拉萨就竭力反对加拿大卷入南非战争。他说：“如果我们派出2000人、花费200万元去与两个总人口不过25万人的国家作战。那么我们又要派多少人、花费多少钱来与第一流强国或强国联盟作战呢？”[16]而英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也让人怀疑它是否还能保护殖民地，加拿大人的不满情绪也日益表现出来。英国的哈顿（Edward Hutton）将军提到，加拿大国防部长博登（Frederick William Borden）曾在英军的“黑色星期”之后隔着桌子对他大吼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加拿大是否值得继续作为帝国的一部分？”[17]由此，加拿大的独立性逐步加强。总理洛里埃代表加拿大宣称：“在将来，它应拥有行动与否，干涉与否，或做其所高兴的一切的自由”[18]，从而把加拿大因战争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推上顶峰。

战争使参战的自治领对自己的力量有了初步认识。民族主义情绪一直不很强烈的新西兰，战争一爆发便立即响应母国召唤决定参战。新西兰总理塞登（Richard Seddon）在解释为什么要参战时说：“答案很简单。我们属于一个伟大的帝国，并且是它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19]新西兰远征军规模虽然不大，却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英国的一篇有关此次战争的记载中称新西兰军队为南非战争中“最好的骑兵队伍”。英国将军汉米尔顿（Hubert Hamilton）也说：“我一生从未遇到过宁愿躲开也不愿与之作战的人，但是新西兰人就是这类人。”[20]凡此种种，都使得新西兰滋生了民族自豪感。除此之外，新西兰军队在战争中被人们戏称为“鹬鸵”或“毛利兰人”[21]，这都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团体。由此可见，这场为帝国的意图而发动的战争反而成了促使新西兰民族主义发展的契机。

无论是在与英国的冲突中促进自治领的民族主义，还是在对帝国的效忠中激发民族主义，都是自治制度使自治领有自由选择和独立思考权利的结果，同时也都是在坚持不中断与帝国联系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因此，可以说，自治领的民族主义是帝国框架内衍生出来的民族主义。自治地区的发展，使它们在一战前已不再是单纯的、依附于母国的殖民地，而是一个个准民族。早在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的《公告报》就提出了“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的口号。[22]加拿大也多次在殖民地会议上对英国声称“加拿大是一个国家，加拿大是自由的”[23]。这样的局面给英国和自治领双方都提出了如何解决二者关系的问题。

自治领民族主义的出现，对帝国关系提出了严重挑战。根据欧洲各国发展和美国独立的经验，民族主义的发展必将最终导致对建立民族国家的追求。一旦自治领建立民族国家，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帝国是一个主权国和一群附属地区的整体。英国必须在巩固自治帝国的过程中，考虑如何协调自治领的民族主义和维持帝国统一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对于从未建立过国家也没有与英国发生过决定性冲突的自治领来说，未来政策如何走向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尽量加强帝国内部的联系，以建立统一的帝国。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逐渐丧失了工业霸主地位，所以要求帝国统一以加强帝国竞争实力。第二，英国人认为自治领民族主义的充分发展会导致它们从帝国中分离出去，一个强有力的、有明确权限的帝国中央政府是阻遏分裂的唯一选择。[24]第三，虽然英国对自治领的发展已有所认识，但仍认为它们还不够成熟，只有英国才有能力管理好整个帝国的事务，正如米尔纳勋爵指出的，“这些新兴民族能够或愿意和我们一起承担殖民帝国的重负，仍然需要很多年时间”。[25]因此，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就一直努力试图将帝国统一起来。

遵循着这样一个既定路线，英国自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出现了两种殊途同归的统一帝国的主张。

第一种是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帝国联邦主义者的主张，他们倡议在英国及其自治殖民地之间建立正式的、紧密的、集权化的联系，组建帝国联邦，而英国则在联邦中处于主导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起，张伯伦就是帝国联邦运动的鼓吹者，他在1895年就任殖民大臣之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合。1902年殖民会议的开幕式上，张伯伦明确指出：“只有三条主要途径能够使我们达到这一目的。它们是：首先，通过我们的政治联系；其次，通过某种形式的商业联盟；第三，考虑由帝国防御引起的问题。”[26]尽管张伯伦在提出上述主张不久就退出了政坛，而且他所属的保守党自1905年大选落败后也长期处于在野党地位，但联合帝国的三个途径却一直是帝国统一分子追求的目标。

第二种是以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为首的“圆桌会议派”（the Round Table）的主张。柯蒂斯是米尔纳在南非主持战后重建工作时延揽的一群有才华的年轻英国政治家及学者之一，这伙年轻人被称为“米尔纳幼稚园”（Milner's Kindergarten）。除了柯蒂斯外，还包括利奥波德.艾默里、菲利普.克尔（Ph ilip Kerr）等人，他们因于1910年出版讨论帝国内部关系的杂志《圆桌会议》而得名。圆桌会议派虽然不是英国的当权派，但影响却很大，英国国内有不少人都响应他们的帝国统一主张。

柯蒂斯在其《英联邦计划》《英联邦问题》等书与文章中全面论述了该派的主张。他认为，诸如加拿大等自治领在20世纪初虽然已获得了完整的自治政府，但它们实际上仍是殖民地，因为它们在决定它们未来命运的关键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没有控制权，英国政府代替它们全权决定帝国的战和。进而，他又指出，加拿大等自治领只有通过两种方式才能取得外交领域中这一至关重要阵地的控制权：一是脱离英国并建立起独立的主权国家；二是获得真正的、参与英国决策的权力。既然加拿大等民族尚不愿意独立，那么它们如果对殖民地地位不满意的话，唯一的选择是取得英联邦内的完全公民权。[27]为了表明他论证的起点是自治领的权力，结论是自治领应在联邦内成为英国的伙伴，并且与英国地位平等，柯蒂斯首次使用了“英联邦”（Commonwealth）一词，以别于张伯伦等人主张的帝国联邦（the Imperial Federation）。不过，他所主张的英联邦仍是一个紧密联合的政权，该联邦的议会组成根据英国和自治领的人口比例来分配，英国为110名代表，自治领为79名代表。[28]由于英国代表人数占优势，故而联邦仍然是一个由英国控制的集权化的联邦。

不过，无论是张伯伦还是圆桌会议派，在主张建立集权化帝国的同时，都不愿触动自治制度。原因有二：一是自治制度是英国巩固第二帝国的基石，英国政府不愿轻易去触及它，以防触怒自治领，使帝国根基动摇。二是只要自治领继续效忠帝国，则英国通过承认自治政府来巩固帝国的目的便已达到，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干涉自治领的内部事务。

然而在自治领方面，对于英国与自治领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却是在不割断与英国的传统联系的前提下，要求调整帝国内部关系，在涉及到它们切身利益的外交、防御等领域与母国分享权力。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尽管自治领的民族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各自治领皆与英帝国保持着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种族上的联系，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它们并不愿意轻易就割断这种联系。第二，自19世纪中期自治制度创立与推广以来，白人移民殖民地的自治权利就处于不断扩大的演进过程中，已接近于完全的主权国家。因此，它们在英国加强帝国统一的工作中，决不愿意放弃已获得的自治权利。第三，自治地区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统一帝国联邦机构都必然是英国掌握支配权的机构。即便是“圆桌会议派”提出的按人口比例选派代表的议会，也只会让总人口加在一起也不及英国多的自治领陷入少数派的地位。所以，自治领反对任何集权化的统一政策。

因而，自治领希望能与英国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能让它们分享权力。实际上，从19世纪60年代组建加拿大自治领时，其缔造者们便矢志寻求一种新型的帝国内部关系。正如加拿大首任总理麦克唐纳（John A.MacDonald）希望的，“一种不同的殖民地体制正渐渐发展起来，英国将视我们为它的友好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附属殖民地”。[29]此后几十年中，加拿大一直把建立与英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一种指导原则。19世纪末以来，由于前述原因，自治地区更是致力于与母国建立合作关系，而反对集权化的帝国统一计划。作为自治领民族主义代言人的加拿大总理洛里埃一再强调，合作是必要的，但不能削弱现存的殖民地自治的程度，而且必须为其进一步扩大留下更大的空间。[30]

正因为英国与自治领在帝国内部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故而双方在事关全帝国整体利益的问题上不断发生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