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以来，南部非洲成为英国、德国和布尔人争夺的中心。1877年，英国兼并德兰士瓦，行政长官谢普斯通竭力夸张说祖鲁王拥有大量军火和强大的军事组织，是对南非英国人统治的最大威胁，英国必须吞并之。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开普总督弗里尔接受谢普斯通的建议，于1878年12月向祖鲁王塞特瓦约（Cetewayo）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30天内解散祖鲁军队，遭到拒绝。面对这一无理要求，塞特瓦约紧急动员万人组成的军队，积极应战。

1879年1月11日，英军入侵祖鲁王国，7000名正规军、7000名在纳塔尔征募的非洲士兵和1000名移民志愿兵参加战斗。1月22日拂晓，祖鲁军队突袭在依圣德瓦那山下宿营的英军，几乎全歼1 600名士兵，只有极少数逃脱，英军遭到了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的最沉重打击。但是，在另一条战线，英军击退了祖鲁军队对纳塔尔的进攻，7月摧毁了祖鲁的都城乌郎迪（Ulundi）。此后，英国害怕祖鲁人东山再起，蓄意挑起祖鲁人的内部争斗。祖鲁南部的塞特瓦约与北部土著部落两败俱伤，祖鲁北方并入德兰士瓦，南部并入纳塔尔。

祖鲁东北侧的斯威士兰人一直与英国人和布尔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英国人并没有放过斯威士兰人。白人农场主、采矿人、商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携带猎犬、香槟等礼物面见酋长或朝臣，让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契约或文件上签字。到1889年斯威士兰的所有土地、矿藏、财产和权利都归白人所有。当斯威士兰人一无所有时，德兰士瓦政府决定兼并斯威士兰（Swaziland），英国人不愿布尔人独吞该地，与布尔人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890年，斯威士兰、德兰士瓦和英国代表组成三方“临时执政委员会”，斯威士兰为德兰士瓦和英国共管。1895年，德兰士瓦与英国达成协议：德兰士瓦取得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英国兼并斯威士兰沿海的1/3地区。布尔战争后，英国在斯威士兰另立一个单独的殖民地。

此后，英国政府在南非一直采取谨小慎微的政策，但是，随着南非经济价值的提高，钻石、黄金和各种矿藏的发现使南非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焦点；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尽管没有积极开发南非，但是，英国个人在南非的经济活动一直非常活跃，同时，传教士也带动了英国人在南非的贸易。

开普殖民地的政治由寡头控制，根据1853年的规定，该地居民只要年收入达到25镑就可以获得选举权，而不分种族和肤色。[61]但是，到1890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吞并班图地区改变了黑人与白人的人口比例，非洲人口增加了4倍，白人只增加了2倍。尽管财产资格阻止了大多数非洲人成为选民，但是，黑人的选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影响选举结果。1892年“选举和投票法”提高了财产限制，从25镑增加到75镑。同时，登记时要求申请人通过教育考试，使一批收入较低的白人农民获得了选举权。法案执行的第一年，3348名非白人被剥夺了选举权，白人选民增加了4506名。

1886年，德兰士瓦境内的威特沃斯兰德（Witwatersrand）发现了新的金矿，快速致富的欲望吸引了大批的外国淘金者，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他们带来了布尔人所缺少的技术和设备。淘金热的高涨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加快了城市的发展。新城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拔地而起，一跃成为南非最富裕和最繁华的城市。德兰士瓦经济地位的变化导致了与英国殖民地利益的冲突。1887年，金矿发现后的第二年，德兰士瓦的税收达到了63.7万英镑，使它具有足够的实力考虑建造通向德拉瓜湾（Delagoa Bay）（葡萄牙东非殖民地）的铁路，或者在祖鲁建立属于自己的港口。而港口和铁路的建设势必影响英国在德兰士瓦的铁路和税收，因为德兰士瓦的铁路建设将打破英国开普殖民地垄断南非运输的局面。英国铁路运输量减少不仅使政府损失了一笔铁路收入，而且大大减少了关税的收入。加上德兰士瓦政府极力摆脱英国的保护，所以在90年代后半期，在德兰士瓦的进口贸易中，英国占的份额迅速减少，而其他国家所占份额则迅速增加。

为了阻止英国占领整个南非，1893—1894年，德国资本家在政府的支持下，承担修筑比勒陀利亚（Pretoria）到德拉瓜湾的铁路。该铁路将成为德兰士瓦连接印度的通道，从而降低布尔人对英属殖民地港口的依赖。同时，德国也好控制德兰士瓦的贸易。另一方面，德国为了扩大在南非的利益，积极与布尔人修好。德国人宣传日耳曼人与布尔人同属条顿种族，和布尔人“亲如兄弟”；在经济方面，1884年德国同德兰士瓦签订了商约，1886—1896年间，德国对德兰士瓦的出口从每年30万英镑增加到1200万英镑，10年中增加了40倍。[62]1894年秋，两艘德国军舰访问德拉瓜湾。1895年1月德皇生日那天，德国领事在比勒陀利亚庆祝“德布友好”的宴会上说，德国是“德兰士瓦忠实的朋友”，并对布尔人国家的独立地位表示关切。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将德国当成保护伞：“我知道我将来可以依靠德国人……我们这个小小共和国仍然在列强中慢慢前进，而且我们相信，如果他们中有一个想踩我们的脚，另一个将设法加以阻止。”[63]与此同时，德国还增加了对德兰士瓦的投资，控制了布尔人国家的军火供应。德国人与布尔人的亲近使英国政治家异常担心。1894年，英国殖民部表示：“每一根神经都应该紧张起来，防止另一场令人蒙羞的南非战争。”德国的东西非洲计划与英国的开普—开罗计划水火不容，前者的胜利意味着后者的失败，反之亦然。

为了控制南非，英国首先利用德兰士瓦境内英国移民对布尔人政治垄断的不满，造成德兰士瓦境内的政治冲突。淘金热使德兰士瓦面临新问题：移民到德兰士瓦的英国人大大超过了原有的布尔人，他们的纳税额占整个税收的9/10。英国移民认为，他们在经济上的贡献与政治权利不相对应，布尔人的议会中甚至没有英国移民代表。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制定的新法律，规定在德兰士瓦境内居住满14年的外国人才享受选举权，加深了英国移民对布尔人统治的反对。布尔人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德兰士瓦难以保证黄金的长期繁荣，如果矿工超过布尔农民，前者一旦突然离去，将导致其国家负债累累，所谓“地下留下一个个的坑，债务由永久的居民来承担”。英国人认为他们不能忍受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布尔人却对英国人的大量涌入极为仇视，他们不感谢黄金开采带来的大量财富，相反愿意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如威廉森所说：“在那致命的年代里，不同的政府可以共存于南非，但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难以在一个国家共存。”[64]

德兰士瓦与英国殖民地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德兰士瓦处于英国利益的包围中，北部是罗得斯的特许公司，南部是开普殖民地，英国人可以随时切断它的出海口；另一方面，布尔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永远不臣服在英帝国的卵翼之下。由于布尔人顽强抵抗，加上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英国要取得布尔人的控制权变得越来越难，而罗得斯则决定利用英国移民的不满策动暴动。

1895年12月29日，在罗得斯策划下，南非公司经理利安得·斯塔尔·詹姆森（L.S.Jameson）率领470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带着机枪和大炮，从贝专纳出发，侵入德兰士瓦，企图推翻德兰士瓦政府。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派遣600人的布尔人军队与英国人作战。布尔人利用他们对于当地地形的熟悉，将英国军队包围在克鲁格斯多普的小山谷，打死134名英国入侵者。次年1月2日，詹姆森被俘，约翰内斯堡的内应间谍也被逮捕，罗得斯吞并德兰士瓦的阴谋破产。

詹姆森袭击事件使英国政府内外交困，1896年1月2日，德国政府向英国发出了一份抗议照会，表示决不容许改变德兰士瓦的现状，同时质问英国政府怎样处置破坏国际公约的“武装匪徒” 更让英国政府不满的是，1月3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给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发去了贺电，祝贺他“依靠本国人民而不求助于友邦，成功粉碎了武装匪徒的入侵”。尽管英国把德国的举动视为一种挑衅行为，但是，欧洲舆论和国人的愤怒都迫使罗得斯1897年辞去南非总理的职务，同时，以张伯伦为首的殖民部也受到了重创。当时反对帝国扩张的人，对于发生的事说出了这样的话：

1896年1月9日——德国皇帝已经打了电报给克鲁格表示祝贺，似乎激起英国人巨大的愤怒。在过去这六个月里，我们竟同中国、土耳其、比利时，阿散蒂、法国、委内瑞拉、美国和德国这么多国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成绩，如果它不能使不列颠帝国崩溃，那就没有什么能使它崩溃了。就我自己来说，我对这一切感到高兴，不列颠帝国对世界上现有的小民族来说是一部最大的制造灾难的机器——这并不是说我们比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或美国人更坏些，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积极破坏能力——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广大得多的地区里进行破坏的，而且进行得更成功。我很希望看到英国丢掉它的全部国外的殖民地。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的日子里，在那些我们在不列颠诸岛之外没有一片领土的“阔绰日子”里，我们比现在过得更好，更受人尊敬，也更千百倍地值得尊敬。殖民地的流氓行为正在侵蚀我们，在弱小民族中压制自由的习惯正危害我们。我很希望看到它的结束……[65]

詹姆森袭击事件产生了与酝酿者设想相反的结果：不但未能削减克鲁格的力量，相反加强了布尔人对付英国行动的信心；英国人不仅不能使布尔人妥协，反而使他们更有耐心。布尔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战争才能保证共和国的存在，否则只能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不仅失去资源和文化，而且要失去独立的地位。

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是英国在“新帝国主义”狂潮中最大的行动，它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首先，19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一直试图在南非建立一个类似加拿大自治领的联邦，随着政党政府的不断更迭，这一计划始终是扩大英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方面看，英国在南非拥有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罗得斯侵占了罗得西亚，英国人的势力已经从南、北、西三面包围布尔人的共和国，大有将其吞并之势。英国人和布尔人对于1884年的《伦敦协定》有不同理解，导致双方存有芥蒂。英方认为，在《伦敦协定》下，英国仍然是布尔共和国的宗主；布尔人则不愿意认同英方的解释，条约中没有出现宗主的字样，他们否认英国的宗主国地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国家。在英国人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下，布尔人深感势单力薄，加上害怕祖鲁人反抗，一直试图与英国妥协。而英国也没有完成军事部署，也想借助谈判迫使布尔人屈服。因此，双方于1889年5月和8月先后进行了两次谈判，都未能取得满意的成果。

然而德兰士瓦的黄金资源使英国的扩张主义者寝食难安。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出任殖民大臣时，德兰士瓦境内威特泰特斯兰河畔金矿的开发改变了德兰士瓦进行面貌。开发金矿利用的是外国资本和劳力，其中大部分来自英国，约翰内斯堡的外国人必须向布尔人政府纳税，但是，布尔人拒绝给予他们政治权利。为了保护英国移民的权利，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吞并布尔人国家，而布尔人国家则不愿意与英国人合作，认为国籍复杂的金矿工人是对布尔农民的威胁，罗得斯的南非公司总有一天会吞并布尔共和国。布尔人与德国的亲密关系以及德国人控制德兰士瓦的贸易导致了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德国的插手不仅为布尔人提供精良的武器，而且给予他们道德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德国的经济力量可以帮助德兰士瓦进行基础建设，布尔人会在德国的影响下不断壮大，这必将增加英国建立南非联邦的困难。

詹姆森袭击事件以后，英国政府与克鲁格进行了长达3年的谈判，收效甚微。布尔人共和国已经成为英国政府手中的“烫手山芋”，既想去拿，又害怕受到伤害。1897年3月，艾尔弗雷德·米尔纳（Sir Alfred Milner）爵士成为南非高级专员，他对南非充满了信心，在给张伯伦的信中写道：“只有在德兰士瓦实行改革，或者发动战争，才能使英国在南非摆脱政治窘境，此外别无良策，目前在德兰士瓦实行改革的希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66]米尔纳认为，解决南非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战争，但是，由于詹姆森袭击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英国不得不顾及国际舆论和国人对于战争的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敢贸然行动。

英国政府继续寻找谈判机会，在新一轮的谈判中，英国要求在德兰士瓦居住5年以上的公民获得选举权，并重新提出宗主权的要求。双方谈判无果而终，克鲁格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所谓英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宗主权都是借口，英国要的是德兰士瓦。谈判的过程也是加紧备战的过程，英国不断向南非调兵遣将；布尔共和国则拨出大量资金，从欧洲购买武器弹药，并聘请欧洲教官训练士兵。1898年德兰士瓦与奥兰治自由邦成立“联合会议”，联合起来共同抗击英国的侵略。1899年4月，米尔纳爵士授意德兰士瓦的英国侨民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申冤信，要求她保护英国臣民的利益。同年6月，米尔纳和克鲁格在布隆方丹（Bloemfontein）就保护侨民权益问题进行最后一次谈判。英方在谈判的同时，抓紧时间从海外调遣军队。1899年9月克鲁格告诉米尔纳，可以考虑把侨民申请德兰士瓦公民权的居留期限从14年减为5年，但要求英国不再对德兰士瓦提出宗主权要求。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英国在答复中说：“……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答复是消极的，或者是非决定性的……女王陛下政府保留对目前形势予以重新考虑、并采取相应的最后解决手段的权利。”[67]双方继续备战。1899年10月9日布尔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英国停止向南非增兵，撤退6月1日以后到达南非的军队，将一切有争议问题付诸外交仲裁。10月10日，张伯伦命令米尔纳拒绝南非提出的条件。10月11日，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共和国向英国宣战，布尔军队越过边界。

战争爆发后，布尔人投入的兵力是英国的两倍，达到了3.5万人，他们拥有德国制造的大炮，骑兵使用曼利彻枪和毛瑟枪，枪法精准。几个星期内，布尔人从几个方向包围了东边的莱迪史密斯（Ladysmith）以及西边的马弗京（Mafeking）和金伯利。在尼克尔森克，英军两个营的兵力被布尔人包围，并缴械投降；在纳塔尔边界的莱迪史密斯，乔治·怀特爵士率领的1万英军受到围攻；在马弗京，由巴登-鲍威尔上校指挥的一小股部队受到佩特·克龙耶（Piet Cronje）指挥的数倍敌军的包围；在金伯利，塞西尔·罗得斯本人和大批平民陷入重围。此时，英国一面遭受着战争的失败，另一面不得不承受国际舆论的谴责。

在承受了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后，英国开始了第二回合的战斗，向南非派出新的援军。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一直希望有一个单独控制的出海港，纳塔尔山口外围的德班港就成为他争夺的目标，交战双方在战争初期都把力量集中在这个地区。德班港由一条铁路与德兰士瓦连接，而且该铁路比通往开普的铁路短，便于控制。如果克鲁格控制德班港，德兰士瓦的关税、运费和其他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雷德弗斯·布勒（Sir Redvers Buller）率领的英国援军到达南非后被分成三路：布勒率领一个师保卫纳塔尔；另外一个师去解金伯利之围；第三个师前往开普的东北部地区。在12月9—15日，三个师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向布尔人发动进攻，结果均以失败告终，英军武器和人员损失惨重。面对英军的军事行动，布尔人保住了纳塔尔的科伦索火车站，守住了通往金伯利的莫德河。布尔人不仅守住自己的阵地，而且攻入英军占领区。这一周被英国人称为“不祥的一周”，布尔人歼灭了2500名英军士兵，并缴获了12门大炮。

战争初期的失利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之外，一方面，英国人的轻敌导致了备战不足，如战争开始时，英国的军队数量与布尔人相比就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尽管英国派出了精良的部队，但是，对布尔人武器装备和作战条件缺乏了解，所谓知己不知彼，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各自治领的表现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都派出军队支持。

英国政府重新遣将，曾在阿富汗战争中名声大振的弗雷德里克·罗伯茨勋爵（Lord Frederick Roberts）被任命为新的总司令，以镇压马赫迪运动闻名的赫伯特·基钦纳任参谋长。新的英军指挥部将布尔人的两个首都——布隆方丹和比勒陀利亚——作为先后攻击的明确目标。同时，布尔人的错误判断又为英军的新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克龙耶认为，英军的主要目标是金伯利，他把大部队调到金伯利以南几英里的马格斯方丹，在那里修筑工事，以逸待劳等候英军。金伯利确实是罗伯茨的目标之一，与克龙耶判断不同的是，英军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采用了迂回战术。罗伯茨派遣富兰奇将军远途包抄金伯利，1900年2月15日，富兰奇解金伯利之围；此时，克龙耶背部受敌，不得不放弃工事，向东北方向撤退。2月27日，基钦纳从正面进行猛烈的攻击，克龙耶率领4000人投降。

从此，战局急转而下，第二天布勒解莱迪史密斯之围；3月13日，罗伯茨到达布隆方丹，六个星期后，继续向德兰士瓦进军。5月10日，罗伯茨强渡沙河，两天后攻占克龙斯塔德（Kroonstad）。5月17日，防守马弗京的部队得到英国骑兵的援救，5月31日进入约翰内斯堡，6月5日攻克了比勒陀利亚，马弗京在被围217天后被解围。5月24日英国宣布吞并奥兰治自由邦，9月1日又宣布吞并德兰士瓦。1900年11月，罗伯茨离开比勒陀利亚，将指挥权交给了基钦纳勋爵。

此时，英国似乎已经胜利在望，尽管欧洲各国一致谴责英国在南非的行为，但英国国内的报纸和舆论都支持政府，补充兵力源源而至，财政、医药和其他各项援助也都随之而来。进而，反对南非战争的自由党又陷入了分裂，1902年，前自由党领袖罗斯伯里利用他在自由党中的影响，与阿斯奎斯（Asquith）等组成一个自由帝国主义的派别（被称为亲布尔派），痛斥这次“非正义的战争”，指责英国将军在战争中采取的“野蛮方法”；支持战争的“右翼”领袖是坎贝尔-班纳曼（Campbell-Bannerman）。

然而布尔人却没有屈服，南非战争仍在继续。布尔人从来没有在政治权威面前屈服过，过去是如此，现在也不例外。英国人占领了他们的城市和铁路，这不足以成为他们放弃战争的理由。他们利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利用星罗棋布的农庄和居所，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和了解，特别是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将战争继续下去。虽然布尔人已经没有能力与英军正面作战，但是，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与英军开始了游击战，如基钦纳所说：

这些人并不是经常以民兵的姿态出现，在他们未奉号召出动前，往往回到他们的田地上，像安分守己的居民一样过活，或许还以粮秣、牛奶和鸡蛋接济最临近的英国驻防军……目前他们显然已经全体出动，因而他们忽然之间显得人数很多，并一有机会就勇敢自信地进行活动。由于地面广袤，所以布尔人来去自如，更由于非常机动，所以能够乘隙袭击没有充分警惕的任何哨站。每一个农庄都是他们的一个情报机关和供应站，因此几乎无法保卫他们或擒获他们。[68]

英国军队被布尔游击队搞得疲于奔命，部队一批又一批进入南非，武器装备源源不断，骑兵、骑步兵、炮兵、工兵以及帝国义勇兵，连同大批重炮、马匹、野战炮和机关炮等大量到来，但是英国的胜利却遥遥无期。布尔人同英国人进行了数次互有胜负的局部战斗，在战争中又坚持了一年零五个月。英军中精通游击战术的专家对布尔人也无计可施，基钦纳不得不采取两种方法并用的战术：“防卫体系”，就是指修建防御工事、营塞、陷阱和戍地等；“围堵策略”，如基钦纳的传记作家乔治·阿瑟所写：“我们的计划是……肃清境内的一切敌对的布尔人，把他们一步步地驱向由天然形势或人造障碍物所形成的一个个包围圈之中——把他们拦入或围入一隅或袋形地带——迫使他们通过水泄不通的一条狭径，走投无路。”[69]

1901年2月英国军队开始在纳塔尔实行焦土政策；同月，基钦纳打败了进攻开普殖民地的游击队。2月底，英布谈判，布方要求赦免开普殖民地的反英人员，但遭到了英国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的反对，他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希望彻底打败布尔人，使他们根本不能讨价还价）。

“防卫体系”和“围堵策略”效果不佳，而且要花费太大的代价，纳塔尔的“焦土政策”成为唯一奏效的办法。布尔共和国境内被扫**一光，人烟绝迹，田庄被毁；未收割的庄稼被付之一炬；牛羊被运走；妇孺被关进集中营。许多碉堡在铁路沿线被建立起来，各地筑起围栏，然后也沿着围栏修筑更多的碉堡。在这样被围起来的地区，游击队难以行动。英国采取这个方法，理由是游击队身穿便衣作战，分不清谁是战士、谁是平民。只有实行大规模监禁，把支持他们的家庭成员都关起来，才能制服他们。但是，英国人找不到建立集中营的理由，也无法为集中营的恶劣条件辩护。到1902年2月，集中营里已经死了2万多人，占其总人数的1/6。集中营的真相被揭露后，英国国内把它指责为“野蛮人的手段”。但是1902年3月23日布尔人终于求和了，4月12日英布双方代表在弗里尼欣（Vereeniging）会晤，米尔纳提出了数项和谈条件：布尔游击队和武装公民放下武器，缴出全部战争物资，终止对英军的抵抗，并承认英国国王为其合法主权者；宣誓效忠的布尔战俘会被释放；布尔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除了违反战争惯例的行为外实行大赦；定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在学校和法庭可以使用南非荷兰语；尽快用民政体系代替军事管理；条件成熟时在南非建立代议制自治政府；英国将协助布尔人重建农场，向受损失的农场主和布尔人提供300万英镑的补偿；以及剥夺布尔军队主要指挥官的公民权。这些内容中，除了确认英国的宗主国地位外，其他条款都不能体现它是战胜者，这表现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任何民族都是不可战胜的，即使英国在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能用自己的意志来代替另一个民族的意志。

从表面上看，布尔战争标志着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的殖民扩张中达到了顶峰：英国取得非洲北部的埃及，在西非获得最富裕的地带，在东非取得了桑给巴尔、乌干达和肯尼亚，在南非不仅占领罗得西亚，而且吞并了两个布尔人共和国。英国实现了纵贯整个非洲大陆的开普—开罗计划。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它得到最大最好的份额，成为最大的胜利者。在经济方面，随着世界上最大的兰德金矿被英国把持，英国得以控制全球经济命脉。来自南非的黄金使得伦敦迅速成为全球金融业和黄金交易的中心。

但布尔战争却是英国殖民霸权衰落的起点：参加布尔战争的英国部队达到45万人，其中正规军在25万以上，伤亡军官1072名、士兵20870名，耗费金钱2.22亿英镑。[70]然而巨大的人力、物力和金钱的花费并没有征服布尔人，他们更像是胜利者。这在心理上给英国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尽管英国最终占领了布尔人共和国，但是，它所造成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英国音乐厅中的爱国主义旋律变成了悲哀的伤感：“布尔人夺走了我的父亲”回**在人们的心头。

布尔战争几乎改变了英国人的帝国观念，早在1899年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有人预见到战争对于帝国的不良影响，威尔弗雷德·布朗特曾说：战争必将埋葬帝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将成为英帝国棺木上的第一颗钉子。”[71]在布尔战争爆发的1900年，人们对帝国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们既对帝国存在希望和幻想，又认为吞并布尔人共和国与英国自由的理念不相吻合。在当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人竭力宣传投自由党人的票就是支持布尔人，大选结果是自由党仅获得了186个下院议席。但是，支持自由党人与支持保守党人的人数差距却不太悬殊，分别为210.2万和242.8万人。虽然战争表面上保存了帝国，甚至扩大了帝国，但是帝国的扩展却永久地停止了，人们再不会为帝国的扩张激动不已，相反，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帝国被过重的负担拖垮了，它再不能为更多的扩张支付成本。

其次，布尔战争改变了世界对英国的看法。布尔战争爆发后，法国和德国对英国做出了新的评价：英国不仅是一个霸主，而且是一个不称职的霸主。英国的国家地位降低了。原先，人们认为英国可以善待小国，小国的权利和利益有一席之地；1899年后，欧洲人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认为英国以前的立场仅仅是虚伪，布尔战争就是最好的解释。欧洲人认为布尔战争是一场欧洲人对欧洲人的战争，英国人以大欺小。如桑顿所说：“欧洲的帝国文化从来对野蛮的种族无良心可言，刚果和喀麦隆的归属就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一个欧洲大国对付另一些欧洲人，像英国人对付布尔人却似乎是个不祥的征兆：如果英国感到有必要在国际关系上采取普鲁士主义，每一个欧洲国家迟早要效仿它的榜样。”[72]

再次，英国在外交上日显孤立，布尔战争使英国真正发现了自己的孤单。英国似乎正选择一条与权利、公正相违背的道路，被欧洲人称为“穿上了俾斯麦的旧衣服”。为了摆脱孤立状态，抗衡俄国，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1902年，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虽然“英日同盟”让英国找到了合作者，但是，放弃“光荣孤立”正是英国实力削弱的表现，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抗衡欧洲大国的竞争了。

最后，布尔战争削弱了帝国内部的联系。在布尔战争中，殖民地派出了3万人参战，澳大利亚出兵15502人，新西兰为6129人，加拿大为5762人，他们在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殖民地的裂痕已经十分明显，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他们卷入英国与南非的战争是否值得？民族主义正在各殖民地滋长，如索尔兹伯里所说：“对我来说，没有比试图强迫让帝国各地的各种力量进入一个共同的安排之中更危险，它们不愿意承认从属地位，对于这一安排的反应只能是：他们在支持一个旧国家。”[73]

当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时候，各地都不愿意以附属或依附的地位保持与英国的联系，要求独立地位、要求自我管理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英国逐渐丧失控制整个帝国的实力。英国对于殖民地的保护已经转变为以自我防卫为主，因为一方面英国已经没有保护这么多殖民地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将帝国看成了“白人的负担”，英国无论从财政上，还是从感情上都不可能为殖民地再做贡献；殖民地本身的发展与英国的要求发生冲突。英国自从建立殖民地以来，一直注重殖民地的经济贡献，殖民地的税收、贸易、航运和市场都是帝国政府最看重的。但是，当殖民地的人民实行自我管理后，他们就不可能完全保持与宗主国的一致。他们需要保护自己的市场，发展民族工业，他们不愿意向英国的产品完全自由地开放。在英国与欧洲列强争霸的过程中，殖民地是否愿意单方面做出贡献已经是一个疑问。

1901年、1907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成为自治领。澳大利亚联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和各组成邦之间的权力分配，不是仿照加拿大的先例，而是取法美国：将某些权利委托给联邦，其余的权力则由各邦政府保留。上院的组成也模仿美国，各邦不拘大小都派六名代表进入上院。修改宪法须经过两院的同意（或经一院通过两次）并须经过大多数邦和整个联邦中的大多数选民的批准。行政方面则效仿英国的内阁制度。接着，更多的殖民地取得自治的地位，英帝国逐渐向英联邦转变。

可以说，布尔战争既是英帝国的高峰，又是帝国衰落的开始。

【注释】

[1]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77 p.119.

[2] W.Woodruff Impact of Western Man A Study of Europe's Role in the World's Economy 1750—1960 London Macmnillam 1966 pp.314-331.

[3] B.W.E.Alford Britain in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1880 London Longman 1996 p.42.

[4] Mitchell and Dean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London Longman pp.318-319.

[5] Ibid.p.283.

[6] Ibid.pp.318-319.

[7] W.Schlote British Overseas Trade from 1700 to 1930 Oxford Blackwell 1952 p.163.

[8]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77 p.140.

[9]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77 p.283.

[10] A.Lamb The Macmahon Line London Roufbedge 1966 p.59.

[11] A.J.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London Punam 1940 p.84.

[12] R.R.James Rosebe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3 p.412.

[13] J.L.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in II London Macmillam 1934 p.302.

[14] A.J.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London Punam 1940 p.194.

[15] Ibid.p.377.

[16]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出生于英国德比郡，曾任英国金融经济周刊《经济学家》副主编，19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些论述进化论的专著。人们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定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事实上，他的理论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前就已出现。

[17] James G.Kewnedy Herbert Spencer Boston G.K.Hall & Co.1978 pp.93-99.

[18]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3页。

[19]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5页。

[20] 同上。

[21] 同上书，第148页。

[22]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London Watts 1892 pp.65-72.

[23] Bernard Semmel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 1895—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0 p.29.

[24] 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894 pp.2-3.

[25] Ibid.p.11.

[26] Ibid.p.227.

[27] Ibid.p.234.

[28] 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894 p.234.

[29] Karl Pearson 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nit of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05 p.49.

[30] Ibid.p.55.

[31] Karl Pearson The Moral Basis of Socialism see The Ethic of Free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01 p.305.

[32] B.B.Gilbert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M.Joseph 1961 p.72.

[33] Faber The Vision and the Need-late Victorian Imperialism Aims London Faber 1966 p.64.

[34] J.L 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III London Macmillan 1934 p.27.

[35] B.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P.1970 p.16.

[36] 刘克华选译：《1870—1914年的英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7页。

[37] 汉娜·鄂兰：《帝国主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52页。

[38] 刘克华选译：《1870—1914年的英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2页。

[39] K.Ingham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66 p.6.

[40] K.Ingham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66 p.23.

[41] D.Wadada Nabudere Imperialism in East Africa London Zed Press 1981 I p.8.

[42] K.Ingham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66 p.76.

[43] R.Coupland The Exploitation of East Afric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p.320.

[44] Ibid.p.321.

[45] L.C.A.Knowl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London Gerorge Routledge & Sons 1924 p.170.

[46] Ibid.p.171.

[47] D.Wadada Nabudere Imperialism in East Africa London Zed Press 1981 I p.13.

[48] W.L.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Harvard U.P.1979 p.313.

[49] Agatha Ramm ed.Th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of Mr Gladstone and Lord Granville 1876—1886 Oxford Oxford U.P.1963 pp.246 309.

[50] R.E.Robinson & J.A.Gallagher Africa and Victorians London Macmillan 1961 p.285.

[51] K.Bourne 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P.1970 p.285.

[52]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Abacus p.272.

[53] Ibid.p.273.

[54]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Abacus p.281.

[55] J.D.Fage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78.

[5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57]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80 p.106.

[58] Gwendolen Cecil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IV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21 p.203.

[59] J.L.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III London Macmillan 1934 p.221.

[60]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80 p.166.

[61]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77 p.163.

[62] 斯曼诺维奇：《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103页。

[63]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一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89页。

[64] J.A.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 1927 p.227.

[65] 刘克华选译：《1870—1914年的英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3页。

[66]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民族史》，第4卷，南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67]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95 London Longman 1996 p.268.

[68] 马里欧特：《现代英国：1885—1945年》，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4页。

[69] 同上书，第165页。

[70] 马里欧特：《现代英国：1885—1945年》，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7页。

[71] A.P.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London Macmllan 1959 p.109.

[72] A.P.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London Macmllan 1959 p.113.

[73] Edward Grierson The Imperial Dream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nd Empire 1775—1969 London Collins 1972 p.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