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利出版《英格兰的扩张》两年后，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出版了《大洋国，英格兰和它的殖民地》一书，为英帝国的联合和扩张再一次吹响号角。弗劳德是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关注殖民问题。他在政治、社会、道德以及宗教问题上深受卡莱尔的影响，希望在英国殖民地看到一个更好的英格兰。弗劳德反对工业化，崇尚工业革命以前的生活方式，反对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理论，提出殖民地是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他认为帝国联合最终必须建立在殖民地同意的基础上。

19世纪70年代，当自由党政府执行自由帝国政策之时，弗劳德开始发表文章，支持英格兰和殖民地的联合，反对殖民地的分离，反对“自由”“志愿”的帝国政策。1870年的《弗雷泽杂志》第81期发表弗劳德题为《英格兰和它的殖民地》的文章，论述了殖民地与帝国联系的重要性。弗劳德将现存的帝国与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进行了比较，认为现有殖民地的范围和资源都超过美国，对于母国具有极大的利用价值。他写道：“英格兰现在占领的殖民地并不比美国小，自然资源也不比美国少，而且它们还愿意保持与英国王室的联系。它们的富裕就是我们的富裕，它们的头脑和肢体就是我们的头脑和肢体。它们从荒野中开垦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是英国的土壤，它们的存在增加了我们的稳定。”[66]

在殖民地对母国的实际功用中，弗劳德认为殖民地至少在贸易和移民方面为母国提供方便。他写道：“如果殖民地经营得好，它们会成为英国商品的输出地。同时，他们的忠诚，他们的母国情结都使他们明白在帝国中的价值。”[67]另一方面，殖民地有许多尚未开垦的土地，可以养活大不列颠和爱尔兰5倍的人口。殖民地现在什么都不缺，只是缺少种地的人。而英格兰现在有数以几百万能干的“闲人”，他们在英国找不到工作，殖民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大展身手的空间。[68]此外，殖民地移民对于母国的忠诚和眷念也是母国必须珍重的无形财富，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情感基础。

在谈到英格兰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时，弗劳德指出，英格兰人对已经取得的成就过分自信，他并不认为英格兰的工业能够永远独领**，不相信英格兰能够永远拥有世界市场。同时，英格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指出：工业化极大改变了英格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抛弃了英国人长久以来一直珍视的许多优秀传统。现在英格兰的现状是：政府不加干涉，教区教堂无所作为，慈善捐献无人提倡，教育不受重视。更为严重的是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人人都在湿滑的社会阶梯上向上爬，而且将‘向上爬’看成一种社会责任。……商品越繁荣，人们的这种习惯思维越普及……人们在攀登的过程中，不能休息，不能停顿，也不能喘息……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我们的繁荣将随时化为乌有”[69]。

弗劳德还对自由党的帝国政策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执政党在吸收美国革命的教训、处理与殖民地的关系上矫枉过正，忽视了英格兰未来的发展，过分注重财政平衡和英格兰纳税人的利益，必将给英国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他写道：“如果殖民地愿意保持与我们的联系，我们不打算赶它们走；如果它们离开，我们既不抵制也不挽留。我们要让它们明白，无论是留还是走，它们都是它们未来的主人。它们实际上是自由的，自治政府必须自己承担责任，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保证不要对英国纳税人提出任何要求”[70]。

同时，他认为自由党的“自由帝国”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整个欧洲出现了联合的浪潮，许多国家都在利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整合区域性的利益，建立强大的国家。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分离的时代，世界范围的合并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普鲁士被德国取代，皮蒙特（Piedmont）被意大利取代。当我们讨论分离的时候，美国人正致力于维护联邦的完整。如果我们抛弃殖民地，至少它们有可能加入美国联邦，同样，美国人也不会拒绝它们。”[71]

《英格兰和它的殖民地》一文的结论就是，英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放弃殖民地，而是应该建立与殖民地的密切联系，这对于扩大英国市场、疏散过剩人口以及解决英国的社会问题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870年的秋天，为了唤起民众对殖民地问题的重视，他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再论殖民地》，从母国和殖民地的感情方面论述了殖民地存在的重要性，呼唤母国和殖民地的双重需要。

弗劳德提出，尽管英国的殖民地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英国永远是它们的家，它们对家的依恋不仅是它们海外创业的动力，而且是它们能够叶落归根的期盼。他写道：“人们对国家的依恋是出于对真正家的情感。男人打仗是为了家和家人。如果没有家，他和家人就没有栖身之处，只能到处流浪。”[72]弗劳德的“家观念”还与拥有和占领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一个人的财产如果仅仅用钱来表示，那么一张纸可以被带到任何地方。……只有土地是带不走的。任何国家土地拥有者的财富都是国家的财富，这样的国家土地财富越分散，国家就越稳定，因为每个拥有土地的人都与国家有关。”[73]弗劳德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融合为一体，认为两种利益缺一不可；他指出英格兰人一直非常注意培养家庭情感和爱国主义的责任，但是，现在英国人淡薄了这种情感，相反，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俄国都比英格兰更明白这个道理。为了维护英格兰的传统，英格兰人必须重新认识与殖民地的关系。

弗劳德对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负担论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他们的观点鼠目寸光，缺乏预见性。他写道：“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学派，将殖民地看成负担。……他们认为离开殖民地，可以立即释放英国纳税人的负担，我们可以在国内雇佣我们自己人发展我们的制造业；政府也不再为保卫遥远分散的殖民地而烦恼；政府可以为国家提供廉价的、便捷的和当然的保护。……没有殖民地，我们的过剩人口可以疏散到外国。”[74]在弗劳德的眼中，这种理论是完全切断与殖民地的联系，以为没有殖民地，英国人会生活得更好。

关于殖民地的管理，弗劳德提出两项政策：一是“将它们看成帝国不分割的部分，作为扩大和增强实力的馈赠，在这些地方英国人像在家里一样可以得到土地”；另一个政策“是教育他们自己管理自己”。[75]他认为虽然格兰维尔勋爵离开了殖民部，但是自由党的帝国政策并没有改变，新的殖民大臣金伯利的话语和格兰维尔如出一辙。格莱斯顿政府的殖民地政策是“削弱我们，而不是增强我们：殖民地是殖民地，我们是我们，花费任何代价开发殖民地和输出我们的过剩人口，都是浪费精力和我的钱财”[76]。弗劳德认为，自由党政府分离帝国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在新西兰贷款和开发加拿大自治领的迟缓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弗劳德总结说：“不是殖民地愿意与英格兰分离，而是目前的执政党在促进这种分离。”[77]

弗劳德认为格莱斯顿是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者。格氏将良好的道德基础看成是秩序井然的联盟的基础，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标准不是账单，而是人们的素质——谨慎、诚实、贞洁、敬畏上帝。[78]格氏还提出，一方水土，一方人，认为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理只有在自由的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天空才能孕育。对于格氏的自由自愿的联合，弗劳德持不同的看法。

在联合和分离的选择上，弗劳德提出联合是出于双方共同的需要。一方面，殖民地幅员辽阔，资源急等开发，而且殖民地目前每年可以接受25万之多的人口。针对这个情况，1870年，英格兰的工人向维多利亚女王发出了请愿，表达了他们的实际需求。请愿书说，英格兰现在已经太过拥挤，人们在国内找不到工作，鉴于女王陛下拥有海外自治领，那里可以提供他们需要的生活空间和工作。他们请求女王不要听信那些要求分离殖民地的顾问的劝说，请求女王郑重宣布殖民地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格兰将帮助那些愿意移民到殖民地的人。[79]由此可见，联合的帝国是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更是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正如弗劳德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所述：“唯一稳定的联合是对双方都好。”[80]

弗劳德的帝国联合主张并没有为自由党政府所接受，之后，他就开始游历英国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在访问了开普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后，1885年他出版了《大洋国，英格兰和它的殖民地》一书，论述了他对于殖民地的主要看法。如他所述：游记的目的“不仅是看看殖民地，而且是想听听人们对我们所感兴趣问题的解答”。《大洋国》从感情的角度阐述了帝国联合的可能性，弗劳德认为殖民地与英国的感情联系是深厚的，联邦宪法与前者相比微不足道。他对用“帝国”一词来表达英格兰和它的殖民地不以为然，提出“联邦”一词可以更好地表达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共同自豪感和力量。他不信任政治家的智慧，同样不相信议会，认为政府不仅在爱尔兰问题上误入歧途，而且还试图把南非变成第二个爱尔兰。他谴责英国政府采取的自治政策，认为两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都应承担责任，他说：“他们把英国民族的集体遗产轻易地交给了殖民地政府，他们还告诉殖民地政府：你们能够自我生存之时，就是母国政府与你们分离之日。你们独立得越快，母国将越感到满意。”[81]

弗劳德认为，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从殖民地撤军的政策都是对殖民地人民的不尊重，又是对英国人民的不公正。“由于侵犯北美13个殖民地权利，我们失去了他们。我们视其他的殖民地毫无价值，又将其抛在一边。分离的名义是友好，但是，从语调上我们可以断言这是对殖民地的冒犯，这一故意的行动不会受到欢迎。如果殖民地被迫离开我们，这种分离就不可能友好。同时，英格兰人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一个具有如此深远意义的政策应向英格兰人进行全面的解释，而不应该在未得到他们的同意时贸然行事。故意抛弃殖民地的行为对于政策的行使者是致命的。政府对于殖民地身份含糊不清的表达必然导致各方面的挑战。”[82]

在分析英国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的原因时，弗劳德指出，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理论和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现实是导致分离的最根本的原因，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帝国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东西，没有帝国，我们将节省军备费用，还可以避免对外战争的危险。剪掉苹果树上的赘枝，果实会更加丰茂。”[83]针对这种说法，弗劳德说：人不仅依靠面包生存，精神和感情对人类的生存同样重要。在目前的情况下，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主要依靠感情维持，“一个不讲感情的国家，面临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危险”[84]。英国不仅应该是消费者、生产者和纳税人的组合，而且应该是感情维系的一个版图巨大的帝国。

弗劳德对工业化的英格兰非常担心，他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从长远看，要依靠个人的身心和体格的健康，工业社会不能提供这一保证。工业化造成了可怕的结果：绵延数里的小巷，每一间房屋都居住着双倍的人口，前面是肮脏的街道，后面是肮脏的庭院，阴沟里散发出臭气熏天的气味，厕所就在街道的角落处。人们看不到绿色的田野，闻不到鲜花和森林的清香，天空被煤烟和其他的东西污染。城市里除了音乐厅，没有其他的娱乐；除了酒吧，没有任何的休闲。成千上万的孩子们长成男人和女人，这种情况最终是否能够保证人类的正常繁殖 ”[85]

工业化造成了英国城市的拥挤、空气污染、住房紧缺，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怎样才能解决工业化带来的难题？弗劳德认为，向殖民地移民是解决英格兰人口膨胀问题的最佳选择。与狭小的英格兰相比，殖民地资源丰富，土地辽阔，空气清新，阳光充沛。英国人迁徙到殖民地，才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享受温暖的阳光，饱览生命的绿色，居住宽敞的住房，重新品味“快乐英格兰”。在维多利亚殖民地他看到了一个正在成长的乡绅阶层，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移民前往澳大利亚，他们在那里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再担心社会主义和不断增加的所得税”。

弗劳德还认为，殖民地将使英国在与欧洲大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写道：“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根本不可能将所有的财富建立在向邻国出售布匹和金属制品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是我们的一部分，随着人口的自由流动，我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共同的精神使我们兄弟公民振奋，共同的利益使我们不畏惧任何国家的竞争。”[86]

此外，随着欧洲各国的工业化的发展，英国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殖民地是英国不沦为像荷兰那样三流国家的保证。最后，殖民地的分离违反了权利与义务的基础原则。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英帝国与殖民地的公民间同样存在这样的关系。对于分离殖民地的做法，弗劳德认为：“值得怀疑的是，任何国家是否有权取消公民的权利 ”[87]殖民者是英国的公民，他们与政府之间有着不可侵犯的双重责任。

既然殖民地对帝国有重要的意义，那么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究竟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弗劳德使用“联邦”这一概念。他认为英联邦是指在保留各地传统的前提下，用相同的法律，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团体，其目的是保证人类的和平和健康，这是英国政府的责任。而且“大洋国”已经是一个现实，我们已经拥有了广大的海外领土，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人民已经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他们不愿意分离。至于目前殖民地不愿意在牺牲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联邦，“这些不明智的计划只是某个政党利益的需要，注定要失败，必将被抛弃。

政治家为之奋斗的联邦是挽救宗主国和殖民地关系的最好选择”[88]。

尽管弗劳德对“联邦”寄予希望，但是，他认为一个由各地代表组成的常规联邦议会代替威斯敏斯特议会，并处理外交和殖民地问题的想法是荒谬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说服议会下院放弃一半的权力，而且它也不可能同意由殖民地代表处理殖民地问题。同时，弗劳德对建立商业联盟的建议也不抱幻想。他认为试图建立商业大洋国是无用的建议，“我相信……如果帝国联邦能够通过关税同盟建立起来，我们的等待将无尽头”[89]。

弗劳德认为建立帝国联邦最坚固的基础是“精神”，如他所述：“精神的联盟使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体的——分离意味着背叛……让分离之声像人民对待恐怖一样。联合已经存在，其形式需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和环境。”[90]为了加强精神的联合，英格兰人应该停止对殖民地的抱怨，英格兰应向殖民地表明：它理解他们的感情，尊重他们的抱负。如果殖民地需要，帝国海军应满足共同的利益。

继《大洋国》之后，1888年弗劳德又出版了《西印度的英格兰人》，该书对殖民地政策的考察与《大洋国》的结论相似：谴责自由党的殖民政策，倡导将殖民地作为移民地，断言殖民地对于英国国家的重要性。

但同时，弗劳德提出西印度与移民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不同，在那些地方，有色人种的人口要远远超过白人，而且他们是前奴隶的后代。因此，弗劳德原来认为的殖民地最有价值的东西——共同的精神——在这里不存在。欧洲的文明正在与黑人的野蛮相抗争，而且他断言，英属西印度最终将与海地一样陷入魔鬼崇拜和同类相残之中。如果将西印度变成自治领，将会出现黑人统治的政府。“英格兰的总督将发现，他正在主持一个由黑人组成的议会，他发表的演讲将出自黑人总理之口；这种情形能持续多久，没有一个英国绅士愿意看到这种形势。这两个种族是不平等的，他们不能融合。”尽管弗劳德没有公开提倡奴隶制，但他认为白人为主人、黑人为奴隶的家长制关系是最好的选择。至于让黑人自己管理自己，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弗劳德的评价是：“自治政府仅仅是漂亮的言辞，如果现实与理论一致，将导致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事实上，现实与理论并不一致。拥有选票不能改变人类的个性，永远不能。”[91]自治政府只适用英国人口占多数的地方，但是，在非白人人口为主的殖民地是失败的，而且总是失败。如果在印度尝试，将以失败告终。西印度的未来面临两种选择：英国在西印度采取专制统治或者让他们决定自己的命运。失去西印度对于英国物质方面的影响不大，但是，会使英国人大失颜面，表明我们不能保住父辈们奋斗的成果。

弗劳德的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他对政治民主和议会政府深恶痛绝。他希望将殖民地变成不受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净土”，在那里保持过去的美德和理念。其次，弗劳德的帝国主义深深带有空想的烙印——“快乐的英格兰”移民满足于上帝的安排，虔信宗教，根本不关心挣钱的事——事实上，这仅仅是弗劳德的幻想，在现实中不存在。虽然弗劳德否认种族平等，但他是反对帝国分离的先锋人物，在1869—1870年之间，在谴责格莱斯顿“无形帝国”的论战中，弗劳德走在前面。同时，他积极倡导向殖民地移民，以解决国内的贫困问题。

无论是西利的英帝国，还是弗劳德的英联邦，都表达了一个愿望：英国的利益必须与殖民地的利益一致起来，只有共同的利益才能保持长久的联合。帝国或者联邦不仅是英国实力的一种有形保证，而且是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具体体现，让英国人感到自豪。这些宣传渲染着帝国的重要性，在英国人中激起强烈的帝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