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更大的不列颠》为保守党重建帝国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19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欧洲各国的奋力追赶就是帝国重建的催化剂。19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在英国取得胜利后，英国一方面利用1848年欧洲革命和欧洲各国的分裂，扮演欧洲均势操纵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英国凭借经济霸权，把自由贸易的原则推广到全世界，进一步加强了英国的强国优势。在欧洲，英国通过妥协和让步打开市场；在亚洲，英国利用坚船利炮强制中国清朝政府接受自由贸易的原则。这种强制性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被称为“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或“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从1815年到1860年，英帝国的发展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英国历史学家称其为“非正式”的帝国，指不追求帝国版图的扩张，只追求商品市场的扩张。

在欧洲方面，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的失败标志着法国欧洲大陆霸权国家地位的终结，英国利用欧洲各国的矛盾，在欧洲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利用王朝战争取得了国家的统一，改变了1815年建立起来的欧洲均势。德意志在丹麦战争（Danish War）、普奥战争（Austro—Prussian War）和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中的胜利，表明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同时，德国的所作所为在提醒英国人：英国已经丧失了操纵欧洲均势的能力，在欧洲的作用正在逐渐削弱。欧洲格局迅速改变，英国开始面临强大的竞争，如哈林顿所述：“19世纪70年代英国感到了竞争的凛冽寒风。”

在德国和意大利取得独立的同时，欧洲各国也在变化。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力，发展民族经济，各国也把发展工业作为振兴经济的唯一选择。欧洲各国的工业增长和商业扩张对英国构成了另一种竞争。随着欧洲各国工业化的展开，它们与大不列颠的经济鸿沟正日益缩小，英国保持了20年的经济霸权受到了挑战。在1850—1870年间，英国蒸汽机的容量从129万马力增加到404万马力；德国从26万马力增加到248万马力；法国从37万马力增加到185万马力；俄国从7万马力增加到92万马力。[20]

欧洲的工业增长还反映在快速发展的贸易和投资上。在1860—1880年间，英国的出口额增长36%，从1.64亿英镑增加到2.23亿英镑；进口增长96%，从2.1亿英镑增加到4.11亿英镑。同期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增幅更大[21]，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

尽管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与英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是，70年代以后各国都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贸易扩张，放弃与英国的自由贸易，对英国商品实行高额关税抵制，目的是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这对长期以来以世界贸易国家自居的英国必然形成巨大的压力，迫使英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帝国政策。英国的政治家们希望在英帝国内实行贸易自由，通过增加殖民地贸易来抵制欧洲各国的竞争。

同时，欧洲人口的增长，移民的增加以及欧洲各国与欧洲以外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增加给英帝国带来了新的压力。在1850年至1900年间，欧洲人口增长了50%，其中英国从2800万增加到4200万，德国从3600万增加到4600万，俄国从6000万增加到1.1亿，荷兰从300万增加到500万。[22]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对外移民加剧，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移民达1200万人。移民带动了货物和资本的流动，推动了欧洲以外的贸易，尤以法国为突出。法国的主要贸易区在北非和地中海。1840年法国的出口为770万英镑，进口为5920万英镑。[23]其他欧洲国家的非欧洲贸易，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移民的活动带动了这些国家的非欧洲贸易的发展，而且显示出逐年增加的势头。欧洲各国贸易范围的扩大，是借鉴英国与殖民地贸易经验的结果。英国通常的做法是，为了对一个地区进行商业的渗透，先取得对它们的保护，然后把它们变成殖民地，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取得了大片的殖民地，德国、法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干出相同的事。随着欧洲市场的逐渐饱和，欧洲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取决于它在世界各地推销产品的能力。德国的俾斯麦认识到殖民地的价值：“它们将是德国工业品的新市场，德国扩大贸易的新场所，德国资本投资和传播文明的新天地。”[24]这样，欧洲各国争夺市场的斗争，就变成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去了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要想恢复昔日的威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对欧洲以外领土的扩张上，除此以外，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如历史学家沃克指出：“法国是英国最持久的，也是唯一的竞争者，因为法兰西共和国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法国只有从它的依附地中获得它需要的一切，否则它绝对不能成为一流国家。”[25]

除了德国和法国外，俄国也是英国在中亚和地中海东部的另一个对手。19世纪70年代，俄国沙皇公开违背《欧洲和约》的禁令，擅自打开克里米亚战争后关闭的通往地中海的大门，俄国的行为不仅降低了英国在欧洲安全上的作用，而且俄国在地中海的扩张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地中海一直是英国通往印度的主要通道，一旦俄国取得地中海地区的控制权，英国的贸易道路畅通就得不到保证。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在抑制俄国的扩张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同时，英国也无法调停法国与德国的矛盾，只有坐视德国一天天强大起来；此外，阿拉巴马条约的耻辱也使英国在外交上处于尴尬的地位。因此，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自由党提倡的“无形帝国”政策已经不合时宜，重建帝国已势在必行。

在面临欧洲竞争的同时，英国国内又出现新的社会问题。19世纪70年代后，欧洲各国放弃自由贸易，转向建立旨在保护民族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政策，导致英国对外贸易停滞不前。70年代中期，贸易额降低为年均1100万英镑。随着英国工业化的深入，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大量失业人口的出现，增加了政府政策的难度。据统计，70年代英国失业人数达到了100多万。英国内忧外困的境遇重新勾起了国人的帝国热情，因为殖民地一直是英国产品的最大市场，殖民地也一直是英国过剩人口的输出地。保守政治家更是利用这个机会呼唤国人重新思考帝国的意义，他们将英帝国说成两种抱负的实现：第一，加强移民殖民地与母国的联系，既可以解决国内出现的社会问题，又有助于提高英国的国际威望；第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向世界的落后地区传播文明是他们的神圣使命。[26]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正是利用了英国人的帝国憧憬，1872年分别于曼彻斯特和伦敦的水晶宫发表了两个著名的演讲，指出帝国的版图是英国实力的象征，帝国的市场是英国贸易保持高度发展的保证，帝国的存在是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发言权的资本。

在1872年6月24日的演讲中，迪斯雷利首先表明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区别，将自由党指责为“大陆党”和“世界党”，其含义是自由党无视国家利益，片面追求自由和自愿的原则；而保守党则是“民族党”和“帝国党”，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同时，保守党1867年的议会改革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使他们在“最纯真的最崇高的”意识上追随保守党，他说：“保守党为属于一个伟大的国家感到非常自豪，而且希望保持它的伟大，保守党也为属于一个帝国的国家感到自豪，决定保卫这个帝国。保守党把帝国的伟大和英格兰的伟大归功于这块土地的古老的宪政传统。”[27]

在表明保守党的帝国党性质的同时，迪斯雷利全面否定了自由党的帝国政策，认为自由党人鼠目寸光，关心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和政府的收支平衡，忽视了帝国存在对英国长远的影响：

如果你回顾一下，这个国家从40年代前自由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里曾出现过像自由主义者力图瓦解英帝国的尝试，进行得那样持久，如此巧妙，花费了如此之大的精力，并投入了如此之多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而且，先生们，在自由主义的全部努力中，这不是最接近于成功的一种努力。在这种努力中，许多声望出众的政治家，才能卓绝的作家，最有组织和最有效能的手段都动员起来了。自由主义者向大家证明：我们的殖民地使我们浪费了金钱；他们用精确的数学论据向我们证明：任何英国王冠上的明珠从没有像占有印度那样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经常向我们示意：应该立即从这种负担中解脱出来！[28]

在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上，迪斯雷利认为，自由党政府忽视了“帝国关税”、“帝国托管”、“帝国防务”和“帝国代议制会议”等帝国内必须面对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只从财政角度估量一切，完全忽视了使国家伟大的种种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考虑。然而，正是由于这些考虑，人和动物才有区别。”[29]仅仅从经济方面衡量国家未来的政策，是一种严重失职行为，自由党“破坏帝国的企图”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说：“在我看来，任何一位大臣如果忽视尽可能重建我们殖民帝国的机会，忽视种种来自远方的同情（这种同情将成为我们国家无可估量的幸福和源泉），忽视对这种同情作出反应，他就不能说尽到了自己的职责。”[30]

在谴责自由党帝国政策的同时，迪斯雷利提出了保守党人的帝国理想：不惜代价地保持与殖民地的联系，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一种保留殖民地的政策，一种自豪的保留。”“我们仅仅依靠我们的陆海军、积累的资本和信誉以及不垮的精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为拥有我们强大的帝国而自豪。我要对你们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是托利党的目标，是英国宪政的目标，是托利帝国的目标。”[31]在帝国管理的具体操作上，迪斯雷利提出，以英国为中心建立帝国关税制度，抗衡欧洲及美国的高额关税；确立英国作为殖民地委托人的地位，并享有对“尚未占用土地的”所有权；制定军事法规，明确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召开殖民地代表会议，保持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经常的、持续不断的联系。迪斯雷利的帝国思想与自由党政府提倡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保持“松散、自愿联系”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72年的两次演讲都在宣传建立有形帝国，这使他的帝国政策在70年代中期以后赢得了足够的支持，并成为“帝国主义的先驱”。

迪斯雷利的帝国演讲是保守党与自由党争夺执政党地位的王牌，他提出的帝国政策一方面表明保守党是一个帝国的党，赢得了党内的团结，另一方面，他提出建立“有形帝国”，并利用帝国的实力提高英国地位的理想，获得了许多国内有帝国情结的人士的支持。

因此，人们将迪斯雷利的帝国重建理想看成“新托利主义”的基础。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以来，保守党一直生活在自由党的阴影中，从1830年到1865年的30多年里，保守党在议会中占多数仅有3年（皮尔执政的1841年到1844年），保守党执政的有效时间加起来只有5年（皮尔政府1834—1835年，德比政府1852—1856年）。在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迪斯雷利也深受影响，他甚至也曾经提出放弃殖民地的主张。1852年，他在给马姆斯伯里伯爵（ Earl Malmesbury）的信中写道：“这些殖民地必须独立，否则几年以后，它们必将成为架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32]1866年，他在给德比（Derby）的信中又写道：“保留这些我们无法统治的殖民地有何用处，让加拿大人保护自己，召回我们在非洲的驻军，放弃南非殖民地，我们可以用节省下来的金钱，加强我们的海军和国防建设。”[33]虽然迪斯雷利利用1867年议会改革的时机，收买了部分中等阶级的支持，使保守党一度取得了议会的优势，但是，自由党在爱尔兰问题上迅速反超，再一次把保守党置于被动地位。在这种时候，迪斯雷利打出了帝国牌，成为重振保守党的关键一招。

保守党的帝国牌有着深厚的积淀，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英帝国的梦想仍然缠绕着具有帝国情结的人们。卡莱尔（Carlyle）就是其中的代表，有人将他称为“英国的帝国主义之父”[34]。他鼓励系统殖民和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反对曼彻斯特学派和功利主义要求殖民地分离思想，其帝国思想主要体现在：

第一，殖民地虽然在经济上的价值降低，而且成为英国支出的负担，但是，卡莱尔强调殖民地是英国的荣耀：殖民地不能每天在大街上拣到，每一块殖民地都花费了昂贵的代价，它们是我们用汗水和血换来的，代表着上帝的恩赐，代表着我们的光荣，我们不能割断与它们的联系。卡莱尔认为，保留帝国不仅存在可能性，而且具有迫切性。殖民地是解决国内社会问题的良方：“现在的英格兰已经拥挤不堪，水陆形成的地球的许多地方都已经被开发和利用。美洲的潘帕斯（Pampas）和萨瓦纳（Savannas）、古代的迦太基（Carthage）、非洲内陆、阿尔泰的两侧、亚洲的中部、希腊、西班牙、土耳其、鞑靼海峡（Tartary Straits）和爱尔兰的沼泽地的人口都已经密集，同时，匈奴人和阿兰人正在不断增加，不断向欧洲扩张。”卡莱尔认为人口的压力和空间的有限是整个欧洲都必须面对的现实——要么痛苦地灭绝，要么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求生。他认为加拿大的森林还没有完全被开发，那里应该是理想的移民地。“只要你给他土地，他不但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能养活另外的九个人。”[35]

第二，帝国的存在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豪。卡莱尔指出：“我将再次强调：伟大沉默的人们！看看周围喧嚣的世界，语言变得没有意义。人们热衷考虑的是伟大的‘沉默’的帝国。尊贵沉默的人们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沉默地思考，沉默地工作……我希望我们英国人长久保持我们伟大沉默的优点。”[36]卡莱尔用“沉默的”形容英国人，其实质性的含义是尽管英国人语言上不善于表达，但是他们在行动上则勇往直前。他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说：“在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英国人在语言方面是最不善表达的，在行动上是最明智的。”[37]英国人的沉默具有其合理性——英国人不需要说话，人们就感到了他们的存在，并羡慕他们的伟大，帝国的存在是英国人英雄精神的见证。英帝国时刻提醒人们，在建立这个庞大帝国的过程中，英国人的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付出的巨大代价。他说：“一代又一代的军人为了帝国倒下去，多少高贵的人们为未来帝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帝国就是英国人创业精神的永远丰碑，帝国对英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都永远是一个激励，它会鼓舞他们继续努力，为祖国再添自豪。

第三，殖民地是英国产品永远的市场，他警告那些要求放松与殖民地联系的人们：“一旦英国的垄断受到威胁，当我们必须寻找民族生存的前途时，我们将不得不以低于他国的价值出售我们的棉织品。”“一旦他国提高关税，他国的消费者必然将我们的产品拒之门外，一旦他国的关税下降，又将容许我们产品的进入。只有英格兰的子女们，我们说英语的人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我们的产品。”[38]

19世纪60年代，持自由主义观念的人基本上接受了自由党政府的帝国政策，认为“经殖民地同意，就可以与帝国分离”。任何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分离和联系都是违背自由的原则的。另一方面，帝国的热衷者虽然感到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已经十分脆弱，但他们并不认为，地区性的独立会导致帝国的瓦解。他们的观点在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米尔斯的表述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获得国内自由就意味着脱离对帝国权威的依附，事情并非必定如此：分离的新时代并不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显著的和一定的结果。正如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当殖民地具备足够的实力赢得独立后，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友好的感情保持与英国主权的联系。”[39]迪斯雷利还从约翰·密尔关于自由国家与殖民地的论述中，找到了更多的灵感。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

就目前的情形说，保持现时这种在联系上的轻微约束是走向国家间普遍和平和全面友好合作的第一步。它使得战争在一大批早就是独立的社会之间成为不可能；而且它还防止其中任何一个被一个外国吸收，成为某个更专制或者更邻近的敌对国家额外的侵略力量的源泉，这个国家可能不总是像大不列颠那样没有野心或爱好和平。它至少使这些国家的市场保持对彼此开放，并防止彼此树立敌对的关税壁垒，这种关税，除英国外，还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类共同体完全摆脱掉。就英国的领地说，它有一种好处（在目前特别有价值），即增加这个强国在世界会议中的道义上的影响和分量。这个国家在所有的国家中是最理解自由的，并且不管它过去有什么错误，在对待外国人方面，所达到的良心和道德原则超出任何其他大国认为可能或承认是值得向往的程度。因此，既然当这个联邦实际上继续存在的时候，它只有在一种不平等的联邦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存在，那么考虑一下用什么方法会使这些少的不平等不致使处在较低地位的社会感到麻烦和屈辱，这是十分重要的。[40]

密尔的话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保留帝国的重要性：第一，帝国的存在是防止战争、保持和平以及避免专制的需要。第二，保持帝国的联系，可以减少因外国关税壁垒带来的压力，有利于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对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经济利益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第三，英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讲道义的国家。由英国来领导一个共同的领地，不但可以加快自由的传播，而且英国也可以利用帝国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所以，帝国是一直缠绕在英国人心中的一种情结，帝国不仅显示英国昔日的辉煌，而且将决定英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课题，而且是一个现实与未来的课题。迪斯雷利正是利用了英国人的心理以及自由党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帝国的特殊态度，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到这个敏感又富有吸引力的课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