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形帝国”政策是指1868年至1874年自由党执政时期，采取的英国与殖民地保持一种关系的政策。它在理论上包含三层意义：第一，英帝国政府应以自由的原则统治殖民地，让殖民地人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母国政府与殖民地的关系应遵循“自愿”的原则。第二，英帝国政府应以感情、血缘和帝国荣誉为纽带，维持与殖民地的联系。第三，为了促进殖民地的成长，宗主国政府提倡殖民地执行“自力更生，自我防卫”的方针。

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政府推行“无形帝国”政策并非偶然。从19世纪30、40年代起，格莱斯顿就与英国自由主义人士有着亲密的接触，并十分欣赏自由主义思想。1846年加拿大建立“自治政府”之后，他极其赞同新的殖民地管理方式。1849年6月，在下院关于加拿大《叛乱损失法》（Rebellion Losses Bill）的辩论中，格莱斯顿说：“我不否认我对加拿大人深表同情，他们认为参加叛乱的人们应该得到补偿……我还没有准备好是否说服党内的人劝告女王……同意殖民地的任何立法，这些立法是对帝国权威的羞辱。”[1]由此可见，格莱斯顿认为，殖民地立法是殖民地走向自治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而“自治政府”是理顺母国政府与殖民地关系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帝国团结的必要手段，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感情联系比法定的条文更有意义。

早在1846年，格雷（George Grey）担任殖民大臣不久，开始考虑在新西兰建立自治政府的可能性，尽管该举措没有获得成功，但是格莱斯顿在起草新西兰新政府法案时它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随后，格雷又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希望建立与加拿大一样的“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为此，英国枢密院组成了专门委员会。1849年5月该委员会起草了一个报告，成为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法案的基础，1850年8月正式成为法律。格莱斯顿对澳大利亚法案持欢迎的态度，他认为随着澳大利亚自治政府的建立，澳大利亚拥有了修改宪法和民事条款的权利。但是，令格莱斯顿担心的是，在澳大利亚的普选没有实现之前，政治上的寡头统治并不能为澳大利亚人带来真正的自由。

1850年2月8日，澳大利亚法案第二次推出，格莱斯顿赞成在澳大利亚建立两院制议会。但是，对由提名产生的上院表示了遗憾。他认为英国王室提名的机构有某种心理上的优势：王室将是上院的天然保护神，下院的利益理所当然被忽视。澳大利亚两院制建立的后果，是上院的利益必然与下院的利益冲突。因此，格莱斯顿提出，王室的利益必须与殖民地的利益相协调，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把整个殖民地变成一个英国的党”。

尽管澳大利亚的两院制议会并非完美，但是格莱斯顿认为殖民地有自己的议会比没有议会要好得多。随后，澳大利亚的威廉·莫尔斯沃斯爵士（William Molesworth）提出了新的改革法案，要求终止帝国对殖民地地方立法的干预，给予殖民地立法机构完全的权力管理殖民地的事务，总督的权力包含在殖民地政府权力之内。但是，在该提案三读时，格莱斯顿对法案的条文并不满意，他认为法案没有能够表达澳大利亚人的真正意愿，他说：“议会面对条目繁杂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法案，这些条款要求母国政府继续干涉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并要求将殖民地政治机构放在一个永恒的基础之上，这些条款将使澳大利亚议会永远不可能取得法律的批准权。除非重新给予总督、立法机构和澳大利亚人民一个机会，让他们提供与现在的条款议案不同的版本。”[2]格莱斯顿对于澳大利亚未来的理想超越了改革法案，反对英国政府对澳大利亚议会的干涉，希望澳大利亚议会真正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澳大利亚议案虽然以票数128对226失败，但是，议会内部支持派和反对派的争论导致了自由党“无形帝国”政策的广泛传播。格莱斯顿对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这个问题坚定不移，这种坚定性在此后的一系列建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一再提出：殖民地应有权决定选举，减少帝国政府对殖民地立法的否决权；保留母国政府对于殖民地的立法权力，不仅危害殖民地的性质，而且影响殖民地的利益，英国政府的拖延会导致殖民地的真正损失。他希望殖民地人民有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力。[3]格莱斯顿还认为，自治政府的建立将会减少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摩擦，一旦殖民地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会立即检查自己的行为，保护王室的荣誉，激发殖民地对母国深厚的感情，把他们的关系建立在自由和良好情感的基础之上，这是每一个好公民都希望看到的”[4]。

1852年5月21日，在新西兰政府法案的二读中，格莱斯顿发表了这样的讲话：“让被送到遥远殖民地的人民，作为将来异地社区的种子，在新的土地上生根；让那里的人口围绕着自然的生活中心成长。母国不是为了自由的机构而培训他们，他们受到的最好训练是离开母国后获得的经历。当然，这些离开母国的人民仍然是英国的公民，让他们带着自由，就像带着他们的农具一样，或者在新土所需要的其他生活必需品一样，让他们把自由传给后代，这是克服殖民地困难的真正秘诀。”[5]

格莱斯顿不仅在议会中表达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公众集会或讲演中也同样如此。1855年，在切斯特机械学院的演讲中，他说：对待殖民地，“应用自由的原则统治他们——他们不会感到脖子上的枷锁——让他们明白你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由感情联系的。在这种联系中，你们甚至可以让殖民地人民作为法官（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最具有权威）来裁决是否有必要保持这一联系。他们的答复，可以使你们从尚未破损的无限情感中、从占有殖民地的影响中、从增强你们的荣誉中取得极大的收获”[6]。

格莱斯顿帝国理想的精髓是“自由”：让殖民地人民感到自由，让他们自愿选择与母国的关系，如他在1870年所指出的：“我们的政策不是导致分离，而是提供一个保证，即使出现分离，也应该用更好的方式。”他又说：“殖民地的未来将成为政治艺术的巨大难题，当这些成长的社区足够成熟，真正适合自治政府时，它们将被给予自治的权利。”他对帝国的态度是：帝国应该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下的国家联合体，各地出于对英国文化的忠诚，共同分享经济利益；帝国的统治只能建立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7]

“无形帝国”政策不仅是格莱斯顿个人理想的体现，而且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18世纪中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经济自由和殖民地自由的理论，不仅预见了未来英国经济发展的走向，而且为自由放任提供了理论铺垫。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讨论了人的行为受到三种相对应的基本动机的推动：第一，是自爱和同情。自爱完全是自我的一种感受，它与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是否受到尊重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同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拥有越多自爱的人就越能展现他的同情之心，因为人是受感情驱使的动物，同时有思维能力和同情心并善于自我调节。第二，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正义感。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尽管人的自由又常常被不同的手段剥夺，但是，人追求自由的本性永远不会被磨灭。同时，人们追求自由的过程又是一个追求正义的过程。第三，劳动与交换。劳动是交换的基础，一个不劳动的人不可能取得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人们之所以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交换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当每个人都在追求自爱、自由和交换的价值时，他们又会相互斗争，但是，他们能够创造合理的社会制度来缓解两败俱伤的争斗，甚至把斗争变成共同的利益。

斯密认为，人的基本需要首先是情感的依托，其次是自由的渴望，最后是付出与收获的平衡。在追求自我利益时，人常常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做出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和这世间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居民时会有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几乎没什么两样。他们就这样，在没打算要有这效果，也不知道有这效果的情况下，增进了社会的利益，提供了人类繁衍所需的资源。当上帝把这世间的土地分给少数几个权贵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似乎在分配土地时被忽略的人。最后这些人，在所有土地的产出中，也享受到他们所需的那一份。”[8]

《国富论》发表于18世纪60年代，该书系统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抨击了垄断贸易的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斯密认为，经济上不加限制，任其自由，就会增加财富，这是人性使然。斯密的经济思想同样影响他对英国殖民地的看法。在处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他对英国当时的殖民制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反对母国政府对殖民地全面地限制和管理，提出让殖民地自由发展的主张。

18世纪是重商主义流行的时期，在旧殖民制度下，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英王的作用。“英王是统一的不列颠帝国的表征。”英王的权力可以及于不列颠帝国的每一个部分，不列颠帝国的每一个部分都共同归依同一的英王。也就是说，英王不仅是英国的国王，而且是整个帝国的首脑。如果没有英王，不列颠帝国的各部分将各自成为独立的个体，统一的不列颠帝国必将遭遇解体的命运。英王这种象征性的作用，不仅表现在旧的殖民制度下，而且扩展到自治政府时期，甚至延续到英联邦时期。第二，英国议会的作用。1867年《殖民地法律效力法》之前，英国议会是殖民地的最高立法机构。随着该法令的颁布，英国议会对自治殖民地的立法干预权逐渐缩小，甚至基本上不干涉他们的立法。英国殖民地与英国议会的关系由一个普通法的法则所支配，凡是殖民地议会所制定的法律若与英国法律相抵触，前者应为无效。换言之，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必须从属于至高的英国议会。殖民地的所有立法都必须得到英国议会的批准。第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英国政府垄断殖民地的贸易和航运，并从双向的贸易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英国政府必须承担支付殖民地官员薪金和保卫殖民地安全的防务费用。

英国与殖民地的三重联系反映出他们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垄断与被垄断、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但是，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与老牌的殖民国家西班牙和法国不同，前者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威斯敏斯特议会始终掌握殖民地贸易和航运的立法权。在政治上，英帝国政府对殖民地的管理相对宽松，皇室殖民地和移民殖民地先后都建立了提名或选举产生的殖民地议会。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称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为“控制商业，放任政治”。鉴于旧的殖民制度，斯密认为对殖民地贸易利益的垄断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母国的“专营减少了美洲殖民地的享乐用品，至少加以阻抑，使不能照常发展”[9]。

尽管母国从垄断中获得了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与其说是绝对的利益，毋宁说是相对的利益”[10]。从长久的利益看，独占同样危害母国的利益，具体表现在：第一，“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近国的消费品国外市场流入远国的消费品国外市场”[11]。由于英国垄断了殖民地的贸易，英国商人不得不将资本从欧洲以及地中海市场转移到美洲和西印度的贸易中。这种形式的贸易因路途遥远、资金周转慢，加上殖民地的借贷不能如期归还，必使英国商人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第二，“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国外市场流入间接的消费品国外市场”[12]。这种间接的贸易会导致资金由于产品滞销而造成积压，资金周转的速度将直接影响英国商人的利益。第三，母国对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迫使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进行投资，“这似乎完全破坏了英国一切产业部门间的自然均衡”[13]。按照传统的经济规律和经济理论，每一个国家的资金分布就像人的各器官一样，都必须均衡发展。若人为地使某一器官无限制的发展，不仅影响其他器官的发育，而且影响整个人的身体健康。英国商人受暂时经济利益的驱使，违反自然规律进行投资，必将给英国整体利益带来负面影响。

斯密的结论是，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必然是有利的”，对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必然是有害的”[14]。正是英国追求独占殖民地贸易，导致了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英国直接管理殖民地使本国花费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他说：“殖民地不曾提供任何收入，来维持母国的内政，亦不曾提供兵力来维持母国的国防。”[15]因此，“在现今的管理下，英国从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损失”[16]。为了根本解决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减轻母国的经济负担，有利于殖民地自身的发展，斯密提出：“英国自动放弃殖民地的统治权，让他们自己选举地方长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对外媾和宣战。”[17]斯密让殖民地自由的理想，并不是要求英国政府根本摆脱与殖民地的联系，而是本着母国和殖民地共同发展的愿望，重新建立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斯密认为，一旦让殖民地人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不但可以避免美国革命带来的不愉快，而且可以加强殖民地人民与母国之间的感情联系：

殖民地和母国就像好朋友的分离，那末几乎为近来的不和所消灭的殖民地对母国的自然感情，就会很快地恢复。他们不仅会长此尊重和我们分享时所订定的商约，而且将在战争上、贸易上赞助我们，不再作骚扰捣乱的人民，却将成为我们最忠实、最亲切、最宽宏的同盟。古希腊殖民地与其所从出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一方面有一种孝敬之心。我想，我们如果那样办，英国与其殖民地间同样的感情，亦会恢复起来。[18]

斯密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引申到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中，力陈垄断的弊端和自由的利益，为英帝国新殖民政策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提出英国的殖民地要像古代希腊的殖民地一样通过感情加以维持的思考，深深影响着新一代的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把希腊的殖民政策归纳为“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治”[19]。因此，斯密的思想是自由党“无形帝国”政策的第一个来源。

进入19世纪，随着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殖民地的成长，自由主义也成为人们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共同追求。在英国国内，英国人的政治自由表现在对民主权利的追求中，经济自由则是尊重经济规律，反对国家干涉。英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浪潮也波及殖民地，殖民地人民要求摆脱母国的限制，建立自治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边沁[20]（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和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理论迎合了时代的要求，也为自由党的帝国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边沁认为，一切权利都应该依靠共同的利益，从而使之有可能按照一个总的原则来研究一切相冲突的要求。他提出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共同的利益——“最大快乐原则”。“最大快乐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思考：第一，快乐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快乐在积极的方面表现为拥有愉快，在消极的方面表现为没有痛苦。大的愉快胜于小的愉快，不含痛苦的愉快胜于包含痛苦的愉快。因此，在共同的选择中，应该追求更大的快乐。第二，受快乐影响的个体数目。一种行为可能使一个人快乐，同时使两个人痛苦，如果这样，这种行为就是错误的，除非快乐非常大，而两个人的痛苦都极小。边沁认为，得到和追求快乐的人数应以个人为单位。任何人都不能超过一个计算，如他父亲的快乐，他子女的快乐，他自己的快乐，或者一个陌生人的快乐，都必须毫无偏见。所以，他提出一个普遍使用的法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边沁的功利主义为英帝国统治者制定帝国政策提供了启示：如果用快乐大小的原则来衡量，在当时的殖民制度下，英国从殖民地得到的利益越来越少，而且殖民地又反对宗主国的统治方式。因此，旧的殖民制度不能带来最大快乐。如果用享受快乐的人数来衡量，英国作为世界角落的一个小岛，它的殖民地比它本身的领土不知大多少倍，殖民地的人们自然比不列颠岛上的人多若干倍。若仅仅为了母国利益，而侵害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显然又违反了最大快乐的原则。此外，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追求本身的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以普遍选择的自由方式得到最有效的实现。在帝国这个大的范围内，帝国的利益可以被看成公共的利益，殖民地的利益会被看成个人的利益。帝国利益往往很难与殖民地的利益保持一致，“最大快乐的原则”就难以实现。

边沁不仅从个人与群体（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而且从经济的角度表达了对英国殖民地的看法，他说：“是资本的数量而不是市场的大小，决定贸易的数额，若非意外事件，打开一个市场并不会增加贸易数额；同样，关闭一个旧市场，或是在关闭过程中，也不会缩减贸易数额。”[21]边沁的结论是，为垄断市场实行的殖民制度，实际上无补于宗主国经济，他提出“解放你的殖民地”。

约翰·密尔（John Mill）发展了功利主义的理论，提出用道德教育克服这个难题。他认为，一个人从小就受到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教育，长大后就会像关心自己的幸福一样，关心他人的幸福。因此，功利主义的“最大快乐的原则”是一种道德的判断，人的生存本性是追求快乐，而非祈求痛苦。因此，满足人的最大快乐，首先是遵循了人的基本需要。同时，让更多的人得到快乐，是为了人类的更加融洽、更加和平，这也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自由党政府提出实行“无形帝国”政策的目的也是出于一种道德方面的考虑：

让殖民地人民自由，就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快乐，使少数人的利益让位于多数人的利益。如果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为“无形帝国”政策提供了一个道德标准的话，那么，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思想把经济自由的理念再一次灌输给帝国的政治家们，使之成为他们制定帝国政策的又一精神营养。

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是19世纪20—30年代在英国曼彻斯特形成、要求改革经济政策的派别，其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出自由放任。该派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要求废除谷物法。曼彻斯特学派倾向于重视经济法则的“自然”规律，不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在19世纪30—40年代，该派成为英国经济的主流派别。如博德森在《维多利亚中期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曼彻斯特学派“使政治经济学成了自由放任的同义词”。

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自由思想也反映在对殖民地的看法上，提出殖民地自由发展，殖民地必须承担自我保护和防卫的责任，这是有利于母国政府和殖民地的双赢战略。由于过度考虑经济，曼彻斯特学派不主张母国保持与殖民地感情上的联系，所以该派被视为分离主义的中心。在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当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 Richard Cobden）[22]和约翰·布莱特（ John Bright）[23]成为曼彻斯特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严格地说，科布登并不是一个坚决的分离主义者，他赞成“用感情来保留殖民地”[24]，反对英国垄断殖民地贸易以及英国花费开支保卫殖民地的安全。他并不反对英国拥有殖民地，而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只要英国不花钱，就可以尽可能地拥有殖民地；否则宁可不要。如果殖民地能够支付自己的防务费用，那就两全其美了：既保全了帝国，又丢掉了负担。他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伴着那令人炫目的感情呼唤，我们永远也不能摆脱殖民地，除非通过间接的自由贸易，完全为了母国的单方利益考虑，逐渐地放弃与殖民地的联系。”[25]但是，到19世纪60年代，科布登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分离主义者，他在1865年评价加拿大的作用时说：

我真不明白，英国人的根本利益与花费300万—400万英镑保卫加拿大来反对美国有何种联系我们听到加拿大的忠诚，然而这种忠诚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们既不纳税，又不遵守帝国法律，也不履行战争义务。他们甚至要求放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宗主权。他们建立的关税制度，不仅排斥外国产品，而且排斥母国产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我们都是两种人。对我国的两党政府来说，极力保持这种羞耻的联合是非常危险的。殖民地要求摆脱我们的依附将使我们面临更严峻的现实。我认为，责任制政府下的联合是朝着友好分离的第一步。[26]

在帝国观念上，科布登完全是一个经济的实用主义者，当时英国的经济独步天下，殖民地对于母国的重要性确实难以显现，保持殖民地只能是帝国政府的负担。当时，英国的利益就是最高的利益；英帝国可以有，但是前提是有利于英国，否则，帝国就没有任何意义。

曼彻斯特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约翰·布莱特，他对殖民地的看法不是局限于帝国政府的经济负担方面，而是从道德和和平的角度出发，阐述对殖民地的理解。布莱特认为，给予殖民地自由，对殖民地和宗主国双方都有益处，而且有助世界和平和安宁。1865年，在议会下院讨论加拿大防务问题时，布莱特说：“我相信，如果加拿大现在与我们友好地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对英格兰没有坏处。加拿大不会因为脱离英国而改变关税制度，英国的商品同样可以进入加拿大市场。同时，万一我们与美国交战，加拿大将成为一个中立国……至少我不反对这种分离，因为对双方都有益无害。”[27]在1867年下院的发言中，他又说：“加拿大的忠诚是有代价的，如果他们不停地要求我们保证他们的铁路、要塞和防御工程，我认为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更好。对英国来说，减少了开支，对加拿大来说加强了民族意识。”[28]

曼彻斯特学派作为一个经济学派，更多地考虑英国的经济利益，在加强帝国还是分离帝国的问题上态度十分明确：如果殖民地不需要帝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应该保留帝国；如果殖民地不能做到这一点，英国就必须放弃帝国。

所谓“分离主义”，是英国要求放弃殖民地、减轻帝国责任的一种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兴盛于19世纪前半期，几乎所有提出给予殖民地自由和要求殖民地承担责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被打上“分离主义者”的印记。英国历史学家博德森认为，早期分离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边沁；19世纪中期是曼彻斯特学派[29]；60年代以后是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保守党人则认为，格莱斯顿是最大的分离主义者。

分离主义思想首先出现在美国革命以后，分离主义者将美国的独立看成瓜熟蒂落的自然现象，对英国是有益的事情。如乔塞亚·塔克所述：“如果英国与美国的战争以英国的失败和美国的分离而告终，那将是英国发生的最幸福的事情。”[30]19世纪初，加拿大出现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的呼声，英国国内分离主义者掀起了第二次浪潮。1823年，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休谟（Joseph Hume）在议会下院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殖民地的现状取决于大不列颠以及政府的财政”，“很明显，殖民地不能增强国家的实力，相反，只会削弱之，如果殖民地从他们的忠诚中获得自由，并成为自己的主人，对于双方都是更好的选择。”[31]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于1838年也声称，加拿大的友好分离将是“积极的成果”。[32]1840年他又提出，与殖民地紧密联合的好处已经微乎其微，并坚持认为其劣势远远大于优势。[33]辉格党著名政治家亨利·帕内尔（ Henry Parnell）1830年在《财政改革》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见解：“拥有殖民地获得的商业利益并不比独立的国家多，殖民地的数量应大大减少。”[34]

尽管自美国革命以来，英国的分离主义呼声不断，但是，英国政府从来就没有为分离所动，继续保持与殖民地的紧密联系，坚持履行帝国的使命。进入60年代后，英国出现了更加激进的分离主义者戈尔德温·史密斯[35]，他写了10多篇文章列举了帝国分离的诸多好处，以及帝国捆绑的诸多弊端。

戈尔德温·史密斯赞同曼彻斯特学派放弃殖民地的思想，自称“曼彻斯特学派最后的幸存者”[36]。与曼彻斯特学派一样，他从经济角度考虑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认为保持殖民地使帝国政府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对英国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相反，只能带来伤害。殖民地的关税保护制度是英国受到伤害的最重要见证。他说：“当人们将属地作为英格兰的精华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橡树的根深叶茂是在寄生虫缠绕它，并养活自己以前。”[37]他认为，殖民地的关税保护制度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帝国和殖民地之间根本不存在感情的联系。从帝国本身的利益考虑，放弃殖民地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帝国与殖民地的分离，戈尔德温·史密斯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分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一，殖民地的存在增加了帝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殖民地是母国花费、削弱和危险的根源。就“花费”而言，帝国为保卫殖民地的安全和稳定，无论是对付邻国的侵犯还是对付国内的叛乱都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加拿大作为美国的邻国，一直生存在威胁之中，唯恐失去本身的地位，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英国为了加拿大的安全花费了巨额的防卫费用。在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Maoris）的坚持和移民对土地的要求导致了长期的内战，英国政府为了移民的利益，不惜花费百万英镑与毛利人作战。就“削弱帝国”而言，帝国的巨大版图分散了帝国的实力，削弱了英国在欧洲的影响。一旦欧洲大陆国家集中力量对付英国，英国将很难应付他们的威胁。[38]就“危险”而言，殖民地使英国长期处于同美国以及其他大国的纠缠中，为了保护殖民地的利益，英国很难不卷入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战争。戈尔德温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当英国政治家在国内遇到危机时，通过对海外领土的大肆渲染赢得民心。[39]

第二，自由贸易的胜利使英国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然无存。戈尔德温说：“商业的垄断优势证明了殖民地的价值，这种广泛和危险的联系，由于它唯一合法的理由而存在，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贸易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现在已经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变化的时候了。”[40]英国殖民地对英国商品的进口要比其他的国家多，是因为他们从购买英国的商品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英国与殖民地的商业联系与政治毫无关系，而且美国独立战争后，对英国产品的购买力却比此前提高了。从商业的角度看，既然垄断已被废除，保留殖民地的商业优势随之消失，保留殖民地的合理性也就不复存在。

第三，殖民地的关税壁垒不断排挤英国商品。英国对殖民地的保护并不能阻止他们建立关税保护制度，该制度不仅排挤外国商品，而且排挤英国商品。如戈尔德温写道：“殖民地有一种保护主义的商业倾向，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种恶习不仅出现在加拿大，而且出现在澳大利亚……关税保护是无知贪婪的手段。”[41]既然殖民地不念宗主国的感情，英国为什么还一厢情愿地保留它们第四，殖民地再也不是英国输出剩余人口的天堂。戈尔德温指出：从目前英国人口输出的情况来看，更多的英国人移民的方向是美国，而不是殖民地；而且人们对移民是解决过剩人口的唯一办法的观点提出了疑问：殖民地将身体强壮的人抽走，留下老弱病残者，是否将影响英国的人口素质和国力的强大 [42]

第五，保留殖民地阻止了殖民地民族精神的成长。戈尔德温认为，民族团结的感情是一个稳定政府不可分割的条件，他怀疑殖民地一直在英国的管理下，是否有培养这种感情的可能性。而殖民地一旦缺少了民族性，他们的公共生活必然是利欲熏心，腐败不堪。他认为：“我们正将殖民地置于一种永久的政治摇篮中，抑制他们的骨骼发育和身体成熟。”[43]如果英国政府一如既往地与殖民地保持现存的关系，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将没有可能性。

同时，戈尔德温还对帕默斯顿的政策进行了抨击：“在现在的首相任内，英帝国的一英寸土地都不会放弃，虽然他年轻，富有活力，但是，他的思想观念却已过时。自从他进入公共生活以来，他不明白欧洲伟大的物质和道德方面的变化。但是，他总是要被取代的，被一个充满新思想、更了解我们当务之急的政治家所取代。他的后继者为了加强英国的安全，使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将会做出缩小帝国的决策。”[44]

格莱斯顿组阁后，自由主义者约翰·诺布尔（John Noble）表达了他的看法：“就这个国家的人民而言，目前的事态是不公平的，是压迫性的。美国人造反是因为我们政府要求他们纳税，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英国的纳税人要求从为殖民地而纳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45]他相信，格莱斯顿政府将会结束这个状况：“我们在管理殖民地和自治领方面必须进行根本的改变。”

由此可见，无论从英帝国的利益还是从殖民地的利益出发，分离主义者都认为，殖民地与母国的分离是越快越好。尽管戈尔德温的分离主义观点是偏激的，但是，他的思想为英国政治家的决策提供了参考。然而，在帝国殖民政策的制定中，经济地位比分离主义的作用更大，帝国对英国究竟有什么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