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豪斯曾指出：“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2] 从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到19世纪中期英国对白人移民殖民地实行重大的政策调整，短短几十年间，英国与移民殖民地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是什么东西推动了这场帝国史上意义重大的变革？是什么样的观念引起了帝国政策的调整？毫无疑问，19世纪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的时代，但变革的潮流并非一下子形成，帝国政策的改变也有它不可缺少的前提，在考察英国与其移民殖民地关系时，我们不应忽视那些最终汇成滔天巨浪的涓涓细流。

殖民地问题成为英国政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从七年战争之后美洲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英国的高压政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开始的。

18世纪末期的英国，正是政治激进主义蓬勃发展、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破土发芽的年代，各种要求议会改革的政治鼓动空前活跃。北美殖民地的武装反叛、宣布独立以及最后的胜利，将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尽管激进主义者对北美殖民地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同情，仍有许多英国人抱着失望和幻灭感面对这一帝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保有殖民地对英国有什么好处？英国应该从美国独立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今后帝国与殖民地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从此开始困扰着英国人。

政治家们、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观点立场出发，各自对殖民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结论与答案，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激进主义者观点、亚当·斯密的观点、爱德蒙·伯克的观点几种类型。激进主义者同情并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但不愿看到殖民地与帝国的彻底脱离。亚当·斯密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入手，力陈英国独占殖民地贸易的弊端，得出在重商主义体制下英国统治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所失”的结论，但他对于英国的殖民政策应作怎样的改变，却采取一种极其谨慎务实的态度：

建议英国自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让它们自己选举地方长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决定对外媾和宣战，就等于提出一个从来不曾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亦永远不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的议案。没有一个国家自动放弃过任何地方的统治权……[3]

亚当·斯密不愧是目光敏锐的思想家，对于英国不可能放弃殖民地的原因，他看得十分清楚：首先是会损害英国的威信，更重要的是不符合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因为他们对于许多有责任有利润的位置的处分权，将从此被剥夺，他们那许多获取财富与荣誉的机会，亦将从此被剥夺”。亚当·斯密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让殖民地议会拥有征税权。

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向人们描绘了假如英国真的放弃殖民地后可能出现的美好图景：

英国不仅能立即摆脱殖民地平时每年全部军事费用，而且可与殖民地订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那与它今日享受的独占权相比，虽对商人不怎么有利，但对人民大众必更有利。[4]

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在北美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集中代表了最激进的英国人当时的帝国观念。他激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敦促政府在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耐心和慷慨”[5]。但是，伯克所推崇的，并不是亚当·斯密所向往的英国与殖民地好朋友般的分离，而是用看不见的感情纽带在帝国内部形成的紧密联系，他那句“这种联系像空气那样轻，却像钢铁一样强”的名言，后来成为很多英国人的帝国梦想。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便是亚当·斯密那样的自由主义伟大旗手，和伯克那样坚决支持殖民地人民反抗母国暴政的政治家，也不主张殖民地与帝国的完全分离。这说明，18世纪末的英国人仍然具有很强的帝国意识。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宣称自己是亚当·斯密学生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小皮特，为什么担任首相后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的是加强而不是放松帝国政治控制的政策——1784年的“东印度法案”实际上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原先对印度的独立管理权；1791年“加拿大法案”明显限制了殖民地议会的权力。

尽管英国人在探究美洲殖民地爆发革命的原因时，曾经有过究竟是自由给得太多还是太少的困惑，但英国政府的实际措施表明，他们最终总结出的教训是：殖民地人之所以反叛，就是因为享有太多的自由，因此将来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必须被置于有效的防护措施之下，以确保殖民地对英国的忠诚。[6]

英国人第一次对殖民地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并没有带来帝国政策的改革，但他们关于殖民地人民政治权利的阐述，成为19世纪殖民地改革运动的先声。

严格地说，海外殖民地最初与英国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它更主要是和英国贵族的传统生存方式紧密相连，“对托利党人来说，帝国意味着统治权，意味着小儿子们的工作机会”[7]。但进入19世纪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急剧增长的人口，源源不断的移民浪潮，工业化产生的贫困，为罪犯寻找流放地的需要，扩大工业品销售市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案似乎都指向了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迅速得到提升。

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人眼中，殖民地不再只是遥远的、与普通英国人关系不大的处所，而是商品市场、罪犯流放地和大量待开垦的空地，是与英国所有社会阶层的生计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

殖民地问题从此开始在英国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只是这一次与18世纪末的情形有所不同，尽管有着同样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但19世纪的英国人对帝国和殖民地的看法不再沿着同一个方向，而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批人高举亚当·斯密自由贸易思想的旗帜，对帝国与殖民地的垄断性贸易发起进攻；另一批人则继承激进主义传统，呼吁对帝国殖民地政策的全面改革。

大体上，可将他们分别称为殖民地自由贸易派和殖民地改革派。

殖民地自由贸易派的主要代表有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 1773—1836）以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等，他们是19世纪初期英国最著名的思想家，在政治学、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学领域都有重要著述，对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极大。

相比较而言，殖民地问题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殖民地与英国的政治、经济、防卫甚至国际法原则的联系都太密切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793年，边沁在致法国国民公会的演讲稿《解放你们的殖民地》中，敦促法国人解放自己的殖民地。边沁指出：由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距离遥远，使“好政府”在殖民地成为不可能；而在殖民地和母国分离后，不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会比从前快乐得多。美国革命的例子说明，那种英国和美国会因为联系纽带断裂而遭难的预言，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8]

显然，边沁是从自己关于“好政府”的功利主义观点进行论证的。此外，他还从消除国际冲突的角度出发，呼吁解放殖民地，认为争夺殖民地是一切国际冲突产生的根源，如果解放了殖民地，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就会消亡。[9]边沁的这篇文章到1830年正式发表，但在英国的实际影响并不大，这是因为它过于激进和超前，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并不符合英国当时的思想潮流。

边沁沿着亚当·斯密的方向，对殖民地垄断贸易作了经济学的学理分析。边沁首先从市场贸易和资本间的关系入手，提出：“贸易是资本的产物”，资本会自动产生贸易，贸易量只被所投入的资本量限制，“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并不增加贸易的量”，因此，殖民地市场的占有与否无关紧要。只有一种情况下新市场的开辟能增加贸易量，那就是“如果投在新贸易上资本的净利润率，大于它投在原有贸易上资本的净利润率”[10]。

密尔也沿着亚当·斯密的方向，对殖民地垄断贸易作了经济学分析。他认为，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享有特许权的公司实行垄断，这种形式的独占贸易能使母国得到特殊利益，因为“垄断公司能够迫使殖民地贵买贱卖”；另一种形式是殖民地贸易对母国所有的商人开放，但不准外国的贸易竞争者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母国商人之间产生的竞争就会降低进入殖民地商品的价格，从而使母国无利可图”。因此，母国从垄断殖民地贸易中获得的唯一好处，“只能是来自殖民地供应母国货物的低廉价格”[11]。

李嘉图赞同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观点，也赞同他对殖民地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贱买贵卖而遭受不公的分析，但不赞成斯密关于母国从限制殖民地贸易中无利可得的判断。他指出：“如果英国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将从英国为进口谷物、纺织品或任何其他商品而支付的重税中获得好处”，英国遭受的损失就是法国获得的利益，宗主国对殖民地贸易管理的效果就是如此。因此，与自由贸易相比，“贸易垄断可能对殖民地极为有害，而对母国则可能只是部分有利”[12]。

边沁、密尔和李嘉图在各自的著作中得出了相同的基本结论：垄断殖民地贸易所获得的好处并不是无代价的，“贸易的垄断将改变资本的方向……总的资本和工业的分布将会更糟”，因此，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从根本上说是有害的，它应当让位给一种普遍的自由贸易的制度。[13]

边沁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对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运动的兴起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著名的曼彻斯特学派不仅积极投身废除《谷物法》的斗争，而且呼吁殖民地的自由，并将边沁、密尔关于殖民地是国际冲突和战争根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自由贸易会消除国家间矛盾与争斗的观点。与此同时，作为功利主义学说（Utilitarianism）的创始人，边沁出版于1776年的《政府片论》一书中关于主权问题集中阐述的思想、特别是其著名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与他的自由贸易主张一起，对英国移民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边沁、密尔和李嘉图为近代英国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但他们毕竟只是学者、思想家而不是实践家，对于帝国和殖民地这样的现实问题，他们所作的多是学理上的分析，所给出的答案也是抽象的理论推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理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和渐进的。

比较起来，真正在英国政坛和社会拥有影响，并直接推动英国殖民地政策变革的，是一批被称作殖民地改革家的自由主义激进派人物。这些殖民地改革派又被叫作“30年代的理论家”，是一些政治立场激进、信仰坚定、对帝国充满热忱的人。他们抱着强烈的兴趣和帝国情感研究殖民地出现的问题，认为“旧殖民制度是有害的、完全错误的”，试图在新的理论指导下，用审慎明智的实践去取代它，从而解决各种殖民地已经暴露出来的麻烦。一些英国历史学家因此称他们是“激进的帝国主义者”。

殖民地改革家的主要成员有达勒姆伯爵（Earl of Durham 1792—1840）、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 1796—1862）、布勒（Charles Buller1774—1848）和莫尔斯沃思（William Molesworth 1810—1855）。他们的出身和个人经历很不相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对帝国统一的自觉捍卫。

殖民地改革家们对当时英国殖民部的集权统治政策非常不满，对殖民部官员及其作风作了极为尖锐辛辣的批评，广为流传的讽刺性称号“母国先生”（Mr.Mother）就是他们的发明。他们对殖民地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呼声表现出同情与支持，认为帝国与殖民地之间那种“旧的僵硬严格的纽带，既虚弱易碎又令人恼怒”[14]，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只要殖民地实现地方政府自治，就能避免帝国的瓦解，即便这种自治带来了分离，至少也会和平地发生。[15]殖民地改革家们人数并不多，但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切中时弊，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因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很大。通过议会演说、发表著作、社会鼓动、提交报告、亲身实践，他们把自己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思考与主张，最大限度地传播开来，在19世纪英国殖民政策重大变革的关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殖民地改革家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激烈抨击，集中在帝国对殖民地的集权式统治，殖民部官员对殖民地事务的专横与无知，殖民地土地政策以及澳大利亚的罪犯遣送制度等问题上。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对殖民地的政治管理基本上是宽松的，亚当·斯密就曾指出：“除了对外贸易，英属殖民地人民，就其他各方面说，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一切方面，他们的自由，都和他们国内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样有个人民代表议会来保证这种自由。”因此，美洲殖民地人民事实上享受着政治自治权，甚至“比在母国更为平等”。[16]

美洲的丢失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帝国角度来说，为了纠正错误，防止重蹈覆辙，避免再出现“过度的民主”，英国的政治家几乎本能地倾向于加强对帝国的政治控制，1791年《加拿大宪法法案》的精心设计，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体现。

从殖民地角度来说，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是帝国新建立起来的移民殖民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很落后，对英国的依赖还很强，其历史进程与北美13个殖民地也有很大不同，美洲式的自治传统和实践都未得到充分发展，英国在加拿大的新体制得以顺利推行就是证明。因此，19世纪初期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明显地表现出强化帝国权力的特征。

殖民部官员以及派往各殖民地的任职者是招致激烈批评的另一个因素。作为政府的重要机构，英国殖民部的历史出人意料的短。它成立于1801年，正式的名称是陆军与殖民地部（the Department of War and the Colonies），尽管直到1854年才与陆军部相分离，但由于1815年之后它的主要职能是处理殖民地事务，因此一直被称作“殖民部”（Colonial Office）。

在理论上，英帝国的最高权力属于英国议会，但在实际上，殖民部和后来成立的印度事务部是殖民地的真正统治者，因为“除了在危机和冲突的时刻，无论是上院还是下院，没有几个人对帝国事务有持久的兴趣。议会总的来说对把殖民地事务留给那些行政管理者们相当满意”[17]。但由少数几个不知名的殖民部常务官员来控制如此广大的帝国属地，遭到了国内舆论特别是殖民地改革家的无情批评，人们对这种“消极的、残缺的制度”以及殖民部的官员表示了强烈的不信任。查尔斯·布勒曾经这样描述殖民部：“在一些光线昏暗的屋子里，是在顶楼还是在哪层楼我们不得而知，你将看到全部‘母国’——那个真正行使着最高权力、真正与不列颠幅员辽阔分布广泛的殖民地维持着联系的‘母国’。”[18]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对此作过甚至更为尖锐辛辣的抨击：

这46个社会分散在全球各地，距离我们1000英里到1.4万英里不等，向它们当中的某个地方发出一个问题到得到一个答复往来要费时三个季度。它们由不同的种族组成，处于不同的环境中。而这些数目众多、相距遥远的社会事务——它们的商业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利益，由谁来照顾呢？由坐在唐宁街办公桌旁的6名官员和他们的23名办事员处理！按照每一殖民地0.13个官员和半个办事员的比率处理！[19]

19世纪上半期的殖民部官员是代表英国直接行使权力的“母国先生”，他们管理着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日不落帝国，手中掌握着殖民地人民的命运，却对殖民地事务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冷漠与漫不经心。他们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扩大自治权利要求，采取一种官僚式的僵硬立场，要么不予理睬，要么进行抵制，坚信必须严格限制殖民地的政治自由。

派驻的总督们对殖民地人民抱着一种混合着蔑视与恩赐的态度，“将自己看成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半神半人，被遥远的、神秘的权威授予了统治移民垦殖者的权利”[20]。在殖民部的官职授予权下，殖民地成了形形色色在英国名声不好、时运不济的人东山再起的地方，成了国内那些疲惫不堪的官员们获得舒适职位、享受快乐生活的庇护所。

“母国先生”的统治，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僵硬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使殖民地的各种矛盾日益发展，到30年代，各种不满、**甚至反叛频频出现，严重威胁着帝国的稳定。

作为满怀帝国热忱的人，改革家们在猛烈批评政府政策和殖民地现状的同时，提出了改变现行殖民政策以革除弊端的方案，这就是——按照“系统殖民”理论进行移民，按照地方自治原则建立责任制政府。他们确信，通过这种诉诸英国宪法原则的改革，能够治疗帝国的严重政治疾病，使殖民地人民和母国人民共同拥有对相同政治制度和自由传统的骄傲，从而维持帝国的和谐。

“系统殖民”（Systematic Colonization）理论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创造，在30年代的殖民地改革家中，韦克菲尔德以此理论及其实践而出名。与同时期其他社会活动家相比，韦克菲尔德的个人经历有些奇特，他出生于一个教友会家庭，20年代因为一桩骗婚案件被判入狱三年，这一案件使他声名狼藉，不仅从此断绝了他谋职从政之路，也影响了他整个的一生。恰恰是在监狱里，韦克菲尔德通过大量阅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书籍，形成了一套“科学殖民”思想。他的著作共有三本：1829年的《悉尼来信》，1833年的《英国与美国》、1849年的《殖民的艺术》，其中《悉尼来信》在监狱中写成而在报纸上连载，直接批评政府在澳大利亚的土地政策，初步阐述了他按照“科学的”原则制定殖民政策的主张。

经过韦克菲尔德和其他殖民地改革家孜孜不倦的宣传鼓动，系统殖民理论在英国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并引发了政府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政策以及罪犯遣送制度的变革。

澳大利亚是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监狱”而发展起来的。1770年，库克船长率领英国科学考察队发现并宣布占领澳洲东海岸地区，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英国最初希望它成为未来东方贸易的立足点和海军基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英国不能再将重罪犯输往美洲，关押安置罪犯成了政府的棘手问题，于是新南威尔士便成为新的罪犯流放地。

1788年，第一批700多人的流放犯连同海军官兵及其眷属等1000余人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湾登陆。短短几年之内，几千名各类犯人被运往新南威尔士，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开始了强迫劳动。受命管理新南威尔士的总督们很快就发现，只有向自给自足殖民地的方向发展，才能使罪犯流放地长期维持下去。因此他们不断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政府鼓励自由移民移居新南威尔士，将土地授给流放地官员和自由移民，让流放犯成为他们的劳动力，流放犯中的刑满释放者以及假释、赦免人员也可通过获得授予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从而使流放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来。英国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将其作为在澳大利亚的殖民方针。

随着养羊业的兴起和内陆平原的发现，19世纪初期自由移民的数量大增，1821年新南威尔士的总人口是38778人，自由移民已有大约2000人。[21] 1823年，根据英国议会颁布的“新南威尔士司法条例”（the New South Wales Judicature Act），新南威尔士流放地成为英国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块殖民地。

1824年，殖民地政府为了鼓励富裕的自由移民，不仅继续大批量授予土地的政策，还开始按每英亩5先令价格向移民出售公有土地，并规定购地款可在三年内付清，这进一步刺激了英国人向澳大利亚的移民热潮。1825年，在总共14891个英国移民中，有485人选择了澳大利亚。1825—1829年间，共有4460个自由移民进入新南威尔士殖民地[22]，他们不仅得到大量殖民地政府授予的土地，许多富裕的移民还另行购买公有土地，很快成为大农场主。

1828年英国政府决定建立西澳大利亚自由殖民地（Western Australia），尽管也向移民大量授予土地，但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发展却十分缓慢，因为该地自然条件不好，自由移民不愿去投资和定居，而英国政府又不允许流放犯人进入，造成劳动力极度缺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由于各殖民地政府大量无偿授予土地，1820—1831年间，新南威尔士授予的土地达到300万英亩，仅仅依靠流放犯根本满足不了移民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问题成为当时困扰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最大难题，韦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正是试图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药方。

韦克菲尔德认为：无偿授予土地是一种挥霍浪费的制度，殖民地缺乏雇佣劳动力的原因，就在于移民获得土地太容易了。殖民地的繁荣取决于拥有足够数量的雇佣劳动者，而要保证雇佣劳动力的数量，就应当防止他们过快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方法是以“充分的价格”（sufficient price）出售土地，这价格应使新来的移民无力购买，只能成为已定居移民的雇工，而又不妨碍他们在几年之后有可能拥有土地，这样，新殖民地就不会有劳动力短缺之虞，而且还能使移民人口相对集中。[23] 此外，殖民地移民应当有资本也有劳动力，有男人也有女人；出售土地所获收入应当用于政府对移民的资助等等。显然，韦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计划，就是设法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一个平衡发展的殖民地社会。

韦克菲尔德系统殖民理论的核心，是他的“充分的价格”，他认为政府在制定殖民地土地的出售价格时要考虑各种因素：

制定价格的唯一目的，是不让工人太快地成为土地所有者。这个价格必须充分达到这目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目的。问题是，什么价格能有此效果？它必须取决于：第一，“价格太低”意味着什么，工人被雇用的恰当时间应该多长；这又要取决于殖民地的人口增长率，尤其要取决于移民的方法，这要由一个工人变成土地所有者、由另一个工人作替身所需的时间来决定。而工人移入率还要取决于殖民地发展的前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距离、移入工人所需的旅费。第二，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制定价格就要考虑殖民地的生活费用和工资率，因为这两者（的差额）就成为工人变为土地所有者所必须积攒的资本；工资率和生活费用的比例，将决定积攒必要资本的时间是长些还是短些。第三，殖民地的土壤和气候，这将决定一个工人为了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土地所有者所需要的土地数量。[24]

19世纪30年代—40年代，正是英国社会因工业革命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大批手工工人由于机器的使用而被抛入失业与贫困大军；迅速增长的城镇人口和相对上升的犯罪率，使人口过剩、社会贫困以及犯罪问题凸显出来。韦克菲尔德认为，英国经济形势的不好与社会的动**不安，“是人口过多和资本过剩的产物”[25]，因此，向殖民地移民和投资是避免不幸与灾难发生的济世良方。

尽管韦克菲尔德不光彩的声誉为当时英国主流社会所不容，也影响了政府官员对他个人的态度，一些帝国史学者甚至认为：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自始至终遭到两党政府以及殖民部的抵制。[26] 但如果我们不以当时人们对韦克菲尔德个人品行的否定、而以澳大利亚殖民地土地政策发生的变化作为评判标准，就应当承认，韦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思想基本上是被英国政府接受的，因为英国和殖民地都面临着紧迫的现实问题，而“系统殖民”理论确实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1831年，殖民大臣里彭伯爵（Ripon 1782—1859）主持制定了新的土地条例（即“里彭条例”），规定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不再实行土地的无偿授予制，改为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最低价格为每英亩5先令[27]，所得收入用作资助新移民的旅费。当时的海上交通十分不便，旅费也很昂贵，新条例承诺实行旅费自助，因此直接推动了移民的进入，到1840年，移居新南威尔士的移民已达4万人。此外，政府也开始注意输入单身妇女，使殖民地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得到某种缓解。

1834年10月，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这样总结政府在澳大利亚新的移民政策：“高价出售土地的目的，是为了集中移民，防止他们过于分散；是为了得到廉价丰富的劳动力；是为了在殖民地人中产生合作精神；是为了使移民立即分为两个阶级——资本者与劳动者；是为了防止土地被垄断或被不适当地处置；是为了立即引进改进的和好的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尽可能和英国相像的新国家。”[28]这基本上就是韦克菲尔德“科学”殖民思想的翻版。

从30年代起，韦克菲尔德积极投身系统殖民理论的实践活动。1834年他先后创立“殖民协会”和“南澳大利亚协会”，使系统殖民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838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建立南澳大利亚殖民地条例（South Australia Act），韦克菲尔德的名字虽然没有被提及，但其基本主张实际上被作为新殖民地的创建原则。条例规定了土地以固定价格出售，售价必须在每英亩12先令以上[29]，所有收入用于资助新移民。

1840年，自由党政府殖民大臣罗素建立“殖民地土地与移民委员会”（Colonial Land and Emigration Commission），试图按照韦克菲尔德的主张，统一处理帝国内部特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的土地，这可以说是“系统殖民”理论得到官方承认的重要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韦克菲尔德的理论在英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1849年莫尔思沃斯曾评论道：韦克菲尔德已经“对一些我们时代最能干的人的头脑产生了深刻印象”[30]。

韦克菲尔德自己最后选择了新西兰作为他实践系统殖民思想的地方。1839年，他参与成立新西兰土地公司，向新西兰派遣了公司的第一批移民。1849年，他与人共同建立英国国教会在新西兰的殖民地，自己也在1852年移居该地。之后，他积极投身新西兰责任制政府的建立，十年后死于新西兰。

韦克菲尔德不仅倡导“科学”殖民，而且反对罪犯流放制度，鼓吹建立责任制政府，这使他成为殖民地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但由于早年的生活品行，韦克菲尔德生前一直被英国社会所排斥，尽管政府实际上采纳了他的建议，殖民地的土地与移民政策也因此发生根本改变，在同时代人的眼中，韦克菲尔德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人物。1837年上、下加拿大分别发生起义，达勒姆勋爵受命出任加拿大总督，邀请韦克菲尔德同往加拿大进行调查，遭到政府的反对，最后只得让他以私人顾问身份前去。

“系统殖民”理论为韦克菲尔德赢得荣誉是在他去世以后，著名帝国史学家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指出：韦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与亚当·斯密的思想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它突出强调了斯密在殖民地投资的资本能够充分获利的观点。但韦克菲尔德是宣传者、实践者而不是经济学家，他给自己所处的时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19世纪中期英国的殖民思想产生了不可抹杀的影响。[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