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著名的大国、强国，但是就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言，恐怕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能与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大英帝国相匹敌。然而，半个多世纪前，从战后初期的风雨飘摇，到60年代的迅速土崩瓦解，曾经不可一世的英帝国终于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1987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在纽约出版，在该书的扉页上，一幅意味深长的插图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一个丘吉尔模样的人，手持米字旗，已从地球仪的最高处走下台阶，站在顶峰位置的，是一个肩挑星条旗的大个子美国佬，然而一只脚也已向下迈进，跟在美国佬身后的，是个身形瘦小的日本人，扛着太阳旗正在向顶峰作吃力攀登状。这幅插图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进入20世纪的大英帝国已经雄风不再，无可挽回地从鼎盛走向衰落，并最后退出历史的舞台。

30年过去了，当今国际社会中的英国，仍然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二流国家。今天英国的年轻人，对现实有诸多的不满，一些人甚至觉得做个英国人是一种耻辱，然而，当被问及有什么东西会使他们感到自豪时，他们的回答却是：大英帝国和足球！这样的选择，未免出人意料，但细想起来，却又在情理之中：英帝国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了，但其昔日的辉煌却并没有随风飘逝，它留在了一代一代英国人的集体记忆里，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遗产。

客观地看，英帝国兴起、强盛与走向顶峰的历史，恰好与资本主义从欧洲向全球扩张、并最终形成世界体系的历史紧密相随，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英国之所以从一个地处西欧一隅的岛国不间断地向外扩张，最后建成版图与势力范围遍及全球的庞大帝国，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最早获得的工业生产力，帮助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建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整个英帝国史的专门研究基本是个空白。在有限的几部英国通史类著作中，或者因时代局限无法客观分析评述，或者受篇幅所限对帝国的内容语焉不详。一些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加拿大自治领建立、印度民族起义、殖民主义以及战后非殖民化等内容的论文与专著，虽涉及到英帝国历史的若干方面，但通常是就事论事，不可能从整体上去把握。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已经迈进21世纪，世界经济也已不可逆转地步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学者应当有勇气，也应当有更开阔的视野，在借鉴国外历史学界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客观地评判英帝国的历史，拿出我们中国人的英帝国研究著作。

英帝国史是一个虽算不上源远流长但却始终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

1883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约翰·西利爵士将其关于英帝国史的讲稿，以《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为名公开出版，立即在英国引起了轰动。西利在剑桥大学开设英帝国史讲座并出版讲稿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其学生对帝国的了解，更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帝国精神。因此，他详细描述了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的海外扩张，指出：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的英国历史，实际上就是创造“更大不列颠”的历史。此外，他还对英国在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中后来居上的原因，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19世纪80年代，正值英国公众对帝国领土扩张的关注与热情逐渐高涨的“新帝国主义时期”，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它不仅更强烈地唤起了英国人的帝国情结，也为英帝国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西利在书中阐述的观点，对以后英国几代历史学家的研究以及帝国史传统观点的确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西利被公认为英国帝国史学的鼻祖，《英格兰的扩张》也成为帝国史的开山之作。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中期，一大批学者进入西利所开创的帝国史领域，他们继承了西利的研究方法，在西利的观点和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对英帝国海外扩张史的解释，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帝国史传统学派。这期间，一批有影响的帝国史专著相继问世，例如：《英国殖民政策简史》（H.Egerton，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1897）、《帝国主义》（J.Hobson，Imperialism：A Study，1902）、《19世纪英帝国史》（M.Dorman，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4）、《剑桥英帝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上世纪20年代起陆续分卷出版）、《英帝国简史》（Ramsay Muir，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1922）、《维多利亚中期帝国主义研究》（C.Bodelsen，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1924）、《1783—1915年英国殖民政策》（C.Currey，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924）、《英帝国的观念与理想》（E.Barker，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1941）、《旧殖民制度的崩溃》（R.Schuyler，The Fall of the Old Colonial System，1945）、《第二英帝国的建立》（V.Harlow，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1952）等等。其中，多卷本《剑桥英帝国史》以其极为翔实可靠的史料和宏大丰富的内容，成为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直至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参考价值。

同时期，还有一批有关殖民政策的历史档案相应编辑出版，例如《英国殖民政策文件集》（Bell & Morrell，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1928）、《1763—1917年英国殖民政策演说与文件集》（A.Keith，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1933）等等。

整个英帝国史研究中，19世纪的英帝国一直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在帝国史传统学派的著作里，19世纪英帝国的历史是这样被描述的：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独立战争的教训和亚当·斯密的学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旧的殖民体系被推翻，随着自由贸易时代的来临，帝国已经不再具有价值。同时，由于以曼彻斯特学派为代表的“小英格兰人”的宣传鼓动，英国出现了一股主张殖民地与母国相脱离的分离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顶点，因此，19世纪中期成为英帝国史上的“分离主义时代”，是英国人对帝国“漠不关心”的时代。只是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面临新老对手的竞争与挑战，好战的新帝国主义才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这一观点自出现以后就被不断完善，迅速在帝国史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1940年《剑桥英帝国史》第二卷《1783—1870年新帝国的成长》出版以后，人们更是将有关19世纪英帝国史的一整套解释，看成是不可更改的权威定论。

1953年，两位剑桥大学的青年学者加拉盖尔（J.Gallagher）与罗宾逊（R.Robinson），在英国《经济史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这是一篇向帝国史传统观点全面挑战的论文，文章一经发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英国历史学界引起了持久激烈的争论。在讨论与争辩中，长期形成的英帝国史权威观点几乎都受到了批驳，而与此同时，新的解释与理论也遇到毫不留情的质疑。

这场关于19世纪英帝国与帝国主义的论战是如此富于魅力和挑战性，以至于它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许多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知名历史学者纷纷投身于19世纪英帝国史的研究，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参与其间。19世纪英帝国史的研究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许多内容成了长盛不衰的课题，任何新的著述都无法绕开已有的争论，任何新的研究者也都必须给出自己的回答。虽然，两位学者在该篇以及此后发表的帝国史论文中的观点，并没有完全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传统学派在19世纪英帝国史领域的一统天下局面却从此被打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位学者的论文，带来了帝国史研究的复兴。

从那以后的几十年中，19世纪的英帝国与帝国主义便成为学术界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其间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著作，特别是上世纪70—80年代，似乎形成了一个帝国史研究和著述的高峰，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持久的作品。例如：《1815—1914：不列颠帝国的世纪——帝国与扩张研究》（R.Hyam，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1976）、《狮子那一份：1850—1970年不列颠帝国主义简史》（B.Porter，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1975）、《英帝国史的重新评价》（R.Hyam & G.Martin，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1975）、《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主义》（C.Eldridge，Victorian Imperialism，1978）、《1558—1983年不列颠帝国》（T.Lloyd，The British Empire，1984）等等，这批著作出版后，由于反响较大，先后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再版、重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研究论著相比，战后几十年来帝国史研究者的视野显然已经大大扩展，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明显超越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学者。除了通史类和专题类的研究、著名帝国政治家活动家的传记，还汇编出版了一批新的历史文件集，以及不同时代英国人关于英帝国的观念、理论、思想的著作，例如：《1774—1834英国殖民地发展文献选编》（V.Harlow & F.Madden，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1774—1834，1953）、《1833—1874年英国历史文件集》（G .Young & W.Handcock，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XII，1833—1874，1956）、《1688年至今英国历史文件》（Brian Blakeley & Jacquelin 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1993）；《英国殖民理论》（Klaus E.Knorr，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1963）、《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George Bennett，The Concept of Empire，1963）、《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D.Fieldhouse （ed.），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1967）等，从而使19世纪英帝国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也使人们描述分析更接近真实历史的英帝国成为可能。

这一时期帝国史的研究成果与出版物极为丰富，但是，不管研究者所持的是怎样的立场和观点，选择的是哪一个研究角度，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完全因袭帝国史传统学派观点的著作了。1984年，由英国权威帝国史学家埃尔德瑞杰（C.Eldridge）主编的《19世纪不列颠帝国主义》（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出版，该书汇集了帝国史研究的各路名家，对19世纪末期以来的英帝国史研究作了回顾，特别是针对《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发表以来围绕19世纪英帝国争论的焦点问题，作了类似总结性的评说。然而，正如埃尔德瑞杰本人在该书导言中所指出的：对大英帝国海外殖民与扩张史的研究虽然已有百年，但争论却并未结束，有关不列颠帝国历史重要性的讨论，将仍然和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充满活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新出版的帝国史著述表明，更多学者的眼光已经向更加广阔的领域拓展，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帝国史研究与著述方式，从80年代开始兴盛的专题性研究成为了帝国史著作的主流。

例如：《剑桥插图英帝国史》（P.J.Marshall，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1996）、《殖民化：全球的历史》（Marc Frro，Colonization： A Global History，1997）、《帝国：不列颠帝国的体验》（Denis Judd，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1997）等等。

即便是通史类著作，也是按照问题来划分内容，与按年代、地域进行阐述的传统帝国史著作面貌已全然不同。例如：《英帝国的兴衰》（Lawrence Jam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1994）、《英帝国与英联邦简史》（Martin Kitchen，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A Short History，1996）、《英帝国：不列颠怎样塑造现代世界？》（Niall Ferguson，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003）、《上帝的帝国：英帝国范围的宗教与殖民主义1801—1908》（Hilary M.Carey，God's Empire： Religion and Colonialism in the British World，c.1801—1908，2011）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牛津英帝国史》（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1999），这套五卷本最新权威的英帝国史，只是由众多帝国史知名学者的文章按专题组成的论文集。上述特征表明，英帝国史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考察的内容更加广泛，阐述的观点在不断出新，分析的方法也在趋向多样化。

帝国史传统学派的观点经过几代英国学者的努力，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套体系看上去十分完整和有说服力，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只要细心体察就不难发现，它的研究范围的狭小和考察方法的陈旧，它的基本观点在整体上的公式化与简单化，都是显而易见的。

重新考察19世纪英帝国史的挑战派学者所提出的新观点，许多看法不无道理，个别论点更是击中要害，但也同样存在着问题与缺陷。

首先是阐述观点时往往因过于激烈而失之偏颇，一些分析甚至显得牵强而难以令人信服。例如加拉盖尔和罗宾逊就不顾英帝国大规模领土扩张还是在19世纪末期的事实，坚持认为“维多利亚中期是英国对外扩张史上决定性时期”，“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人并不比他们的后继者更反对帝国主义，而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人也决不比其前辈更帝国主义”。

其次是一些翻案文章在选题上意义不大，在分析论证时深度又不够，给人以就事论事、缺乏历史感的印象。例如对达勒姆伯爵及其著名报告的评价，一些学者看不到达勒姆等殖民地改革派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帝国的发展方向，看不到达勒姆报告在帝国观念上所具有的突破意义，硬将报告中的具体建议，与英国实际采纳的内容以及后来的责任政府作简单比照，以证明传统学派对达勒姆及其报告的评价名不副实。

有关19世纪英帝国史的主要争论问题简述如下：

（1）关于“非正式帝国”

加拉盖尔和罗宾逊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集中阐述的问题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是“非正式帝国”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学派对19世纪英帝国的描述与研究只限于帝国的正式版图，这就好比根据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来判断冰山大小与特征，显然是片面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如果可能就用非正式手段，如果必要就进行正式兼并”，因此，非正式帝国应当被纳入19世纪英帝国史的研究范围。由于该篇论文对非正式帝国的论证非常有力，这一观点以及“非正式帝国”的概念已经被帝国史的研究者们广泛接受和认可，几乎所有在那之后出版的英帝国史著述，都不再固守帝国史传统学派的思路，而是将广大拉丁美洲、亚洲以及非洲地区英帝国的势力与影响所及之处，同样作为帝国史分析论述的内容。他们关于19世纪英帝国实质的著名论断，也被许多帝国史学者所引用。

（2）关于“分离主义时代”

“分离主义”也许是19世纪英帝国学术论争中最激烈 、最核心的问题，许多具体的分歧都围绕着19世纪中期到底是不是分离主义时代这个大的前提。加拉盖尔和罗宾逊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中提出：传统学派将19世纪英帝国历史划分为“分离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不同的时期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所谓的“漠不关心”或“反对帝国主义时期”，帝国的对外领土扩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分离主义”是帝国史传统学派关于19世纪英帝国传播最广的一个评价，它甚至影响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在该书中指出：当自由竞争在英国达到顶点时，例如1840年至1860年间，英国主要资产阶级政治家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以及与大不列颠完全相脱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们所希望的。因此，“分离主义说”似乎成了板上钉钉的历史定论。两位学者对“分离主义说”的批驳，落点是强调整个19世纪帝国扩张上的“连续性”（continuity），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们的赞同，但他们的批评却引发了学界长期的争论。

（3）关于“小英格兰人”与“曼彻斯特学派”

这两个称谓都出现在19世纪，与“曼彻斯特学派”主要由中产阶级工厂主构成不同，“小英格兰人”在当时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大致是指那些赞同移民殖民地与母国脱离的人，但很多情况下两者是一回事，有时曼彻斯特学派只是小英格兰人的主体，还包括一些政界人物。传统学派将它们的出现归结于自由贸易原则在英国的兴起，认为其立场直接影响了帝国的政策，是“分离主义”说的主要依据。由于概念本身的不清晰，也由于准确定义历史人物思想观念的困难，对这两者的评价无疑是最难把握的。许多英国学者在帝国史著作中作的大都是就事论事式的简单分析，缺乏说服力，例如有人仅根据“磨石”牢骚就认为，迪斯雷利也曾经是个“小英格兰人”。因此，这一让人莫衷一是的问题，对19世纪中期英帝国的研究者依然是个最大的挑战。

（4）关于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的帝国立场

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都是19世纪英国政界的重量级人物，两人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恶劣关系以及在政坛的激烈争斗，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传统学派那里，格莱斯顿属于“小英格兰人”，他反对英国的对外侵略，对帝国的利益漠不关心；而迪斯雷利具有远大的帝国眼光，在帝国问题和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事实上，如同自由党和保守党在19世纪中期的差别被夸大了一样（我国学界尤甚），他们两人在帝国立场上的分歧也被当时和以后的人们几乎无限地夸大了。近年来这一问题有了突破，不少历史学家深入考察比较迪斯雷利上台前后的言与行，得出迪斯雷利对自由党的抨击不过是一种浮夸姿态的结论，并总结出两党政策逐渐向中心靠拢的规律，为更加全面客观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的启迪。

（5）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最具挑战性。它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两者相互交织，在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学者中产生了尖锐对立。早期的英国历史学家多偏于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印度、中国等国学者则侧重于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种种罪恶，各自描绘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画面。伴随着战后非殖民化和英帝国解体的历史进程，西方学者的观点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许多英帝国史的著作着重加强了对殖民统治的谴责，而东方学者的观点也同样开始趋于冷静客观。总体上，由于各种政治与历史的原因，如何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英印殖民统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指出：“治史永远是往复不已、从头开始的。历史永远在修撰中，永远在推陈出新。史学的命运与人类一切科学的命运无异。”

从19世纪初到70年代，一个与18世纪完全不同的全新的英帝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新帝国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帝国殖民政策变革的动因是什么？新帝国的性质又是什么？本卷作者试图从贸易自由、移民自治、文明使命、扩张原则四个方面，考察新帝国的历程、地位及其全部要素，得出的结论基本如下：

对世界市场的需求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改造了传统的重商主义帝国。英国对其移民殖民地统治的新型方式，实现了亚当·斯密、爱德蒙·伯克以来几代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帝国理想；英国人以最符合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方式，建立起以海军霸权、工业霸权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