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公元12世纪英国征服爱尔兰（Ireland）后，爱尔兰问题就成了令英国统治阶级深感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爱尔兰人保留着原来的天主教，他们与英格兰人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英国曾经想把爱尔兰同英格兰合并，但是，由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加上英国在爱尔兰问题上的高压政策，使爱尔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爱尔兰是个独立的小岛，毗邻英国，面积大约为82万平方公里，是英国本岛的1/3。早在公元前5世纪，克尔特人就在岛上定居下来，后来不断有新的族群进入爱尔兰，最终形成了现在的爱尔兰人，并依照地区建立一些小国家。这些国家为了牲畜和土地互相袭掠，争斗不止，因此，爱尔兰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这里的人们共享同一种语言、法律（古爱尔兰法）、口头诗歌和音乐传统以及由古代神话改编而成的历史。而且，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书写时，都会把自己写成爱尔兰人。

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初期，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曾不断入侵，但都被爱尔兰人成功地抵抗住了。不论是挪威人还是诺曼人，始终没有把爱尔兰民族制服，相反，却是异族入侵者被爱尔兰人同化。北欧人，即维京人很快就成为爱尔兰人的一部分，他们在海岸上建立了第一批爱尔兰城镇，他们与盖尔人通婚，自己也成为爱尔兰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征服者对爱尔兰连续不断进行冲击的每次新的浪潮之后，反而是他们自己被爱尔兰同化。”[1]

但是，爱尔兰后来却没有能够抵抗住英国人的进攻。1171年10月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率4000大军（其中500名骑士），乘坐400艘船只，大举入侵爱尔兰。[2]在大军压境之下，爱尔兰各地政权纷纷归顺亨利二世，就这样，爱尔兰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172年9月，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表三封关于爱尔兰问题的书信，将统治爱尔兰的特权授予了亨利二世，封他为“爱尔兰领主”。[3]1177年5月在牛津召开的咨询议会上，亨利二世把爱尔兰封给了自己的儿子约翰[4]，1199年约翰继承英国王位，从此爱尔兰大领主和英国国王这两个头衔便结合在一起。

之后，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地区逐渐扩大，统治机构逐渐健全。在亨利三世时期（1216—1272），英国派一位总督管辖爱尔兰，总督既是最高司法官，又是行政长官，还兼任封建军队的统帅，他有权任命低级官员，但重要官员却则由英王自己委任，英王把爱尔兰当作一个可以遥控的国家。13世纪中期，英裔爱尔兰人取得特权，可以享有英格兰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被当作“爱尔兰的法律和惯例”，成了英格兰殖民者的遗产。但这个时期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并不存在民族冲突，英格兰征服者虽然手中掌握统治大权，并占领大片土地，但人数毕竟过少，处于爱尔兰人的包围之中。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在爱尔兰扎下根来，必须依赖爱尔兰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把土地的绝大部分租佃给爱尔兰的土著居民。另一方面，他们和当地王公联姻、结盟，走上了300年前挪威侵略者的老路，他们改说爱尔兰语，采用爱尔兰人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其中许多人变得比“爱尔兰人还要爱尔兰人”。马克思曾指出：英格兰人征服爱尔兰以后，出现了“盎格鲁诺曼贵族和爱尔兰的首领们的混合”，同时也形成了“一般英国移民和爱尔兰人的混合”。[5]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混合，这些来自英国的贵族和普通劳动者很快就成了盎格鲁诺曼人同盖尔人混血的爱尔兰人了。英国国王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止这种同化的进程，1366年在基尔肯尼（Kilkenny）召开的爱尔兰议会上通过法律，禁止“在爱尔兰出生的英国人”穿爱尔兰服装、蓄留爱尔兰发式、说爱尔兰语和使用爱尔兰法律。但是这些法律的效力是短暂的，这些人都成了所谓的“退化的英国人”。[6]

16世纪宗教改革后，英国改信国教，爱尔兰仍然坚持天主教传统，英爱之间的冲突逐渐明显。英王亨利八世宣布：爱尔兰所有的土地，不论由爱尔兰人拥有或者是由爱尔兰化的英格兰人拥有，都由英国国王再行授予，以确保英王对土地的控制权。此后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与信奉新教的英国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延续不断。17世纪，大批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移居到爱尔兰东北部的厄尔斯特地区，这些新教移民在殖民政府的庇护下掀起了所谓的“新开地运动”，大肆掠夺爱尔兰人的土地。

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英国进一步扩大对爱尔兰的征服，加强了对爱尔兰的统治，伊丽莎白甚至提出：“朕以为当时机来临时，尔等当以法律手段劝诱、说服原始、野蛮之民族接受文明教化，而非诉诸暴力或杀戮；当然情况必要之时，尔等则务必倾之全力，降服那些不可理喻之辈……”[7]伊丽莎白女王派驻爱尔兰的大臣均为英王任命的英国人，不再任用那些有诺曼英格兰背景的爱尔兰领主，军队用前所未有的残暴手段打击原先已经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征服手段起了效果。在伊丽莎白女王末期，爱尔兰第一次处于英国政府的有效统治之下，但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仇恨已经铸成，并深深地植根于爱尔兰人的意识之中。[8]而且，宗教改革在爱尔兰是失败的，其原因主要是爱尔兰的自然环境，对散居在爱尔兰的100万人口来说，通信联系极为困难，而且爱尔兰有一半的土地是沼泽和灌木丛，几乎没有道路相通。由于语言的障碍，国教对普通民众难以接近。伊丽莎白女王出于政治原因，也没有强制推行新教。

1608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向爱尔兰移民事宜。此后，一些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陆续迁移到爱尔兰，并且建立了包括贝尔法斯特在内的23个城镇。1622年，移到爱尔兰的移民人数达到2万余人，其中英格兰人7500人，苏格兰人1.3万人。[9]

1640年爆发的英国革命，在爱尔兰引起极大反响。爱尔兰人也想使用武力来解除自己所受的苦难，但是在接下来发生的起义中却发现，领导起义的领袖们从来没有摒斥英国王朝，他们至多只为爱尔兰争取天主教的权利。1641年10月23日，在都柏林爆发反对英国的起义，尽管起义缺乏协商，人员没有训练，武器匮乏，但是到1642年，起义还是扩散到爱尔兰全境，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者。[10]

克伦威尔统治时期，英国曾经想把爱尔兰合并到英国。1649年8月，克伦威尔以“英格兰议会派往爱尔兰的总督和统帅”的身份，亲率1万多军队侵入爱尔兰，残酷镇压了爱尔兰的起义，起义军被击败，许多人被杀害。克伦威尔对战败的拥有土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进行严厉的惩罚，香农河以东所有的天主教徒原有的土地，均分配给议会军官兵和提供物资的投机商，被剥夺土地的天主教徒被迁往香农河以西贫瘠的康诺特郡（Connaught）。1650年5月，“残缺议会”投票将爱尔兰合并到英国，取消了爱尔兰议会，只允许爱尔兰派30名议员参加英国议会；[11]还把爱尔兰分成6个辖区（后来增加到15个，最后定为12个），每个辖区都有一名军官做总督。[12]1652年英国议会颁布《殖民法案》（Act of Settlement of 1652），爱尔兰大批土地被没收，其中大部分落入了英军高级军官手中，还有一部分落入到士兵手里，克伦威尔及许多英国高级军官都成为爱尔兰的大土地所有者。爱尔兰总共有2000万英亩土地，被没收和殖民的计有1100万英亩，其中良田800万英亩。[13]接下来又通过了专门针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严酷的法令，在这项法律下，天主教徒的财产被剥夺，约有8万人被处以死刑。[14]1653—1654年，又将大约4.4万爱尔兰人驱逐到荒凉贫瘠的康诺特郡和科勒尔，使新教移民逐渐在北部地区占有优势。1653年，爱尔兰被宣布为英国领土的一部分，并获得了可以同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自由贸易的权力。[15]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爱尔兰希望能恢复爱尔兰天主教徒原有的地位，但是查理二世不愿意得罪支持自己登基的新教教徒。到了詹姆士二世时期，爱尔兰天主教徒所占有的土地只有爱尔兰全部土地的22%。[16]后来，这个百分比在1695年再减到14%，到1714年只剩下7%。[17]詹姆士二世在位时曾一度试图恢复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势力，但光荣革命以后天主教徒的地位更加低下。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支持下，一支法国军队曾在爱尔兰登陆，武装支持被罢黜的詹姆士二世，但在1690年的博伊斯战役（the Battle of Boyne）中被英国新国王威廉三世击败。这以后，爱尔兰的地位更像一个纯粹的殖民地，大多数地主都是外在地主，他们人在苏格兰或者英格兰，只派管家在爱尔兰经营土地，爱尔兰的资源和财富被源源不断地抽走，产业被限制，不可与英国产品竞争。18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惩罚爱尔兰天主教徒，规定天主教徒不得担任公职，不可进入议会，没有选举权，不可进入陆、海军或从事法律工作，而且无权购买土地，若其租用土地，期限不可高于31年，租约也不可遗赠。天主教的土地所有者在去世后，其土地须平分给所有孩子，若一个孩子改宗成为新教徒，那么他将继承家里所有的土地。结果，到1751—1775年，爱尔兰天主教徒只拥有5%的土地。[18]但这些法律并没有禁止爱尔兰人信奉天主教，教区神父只要在政府登记，即可以行使宗教职能，一些宗教条款在实施时并不十分严厉，因而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并没有消亡。

18世纪中期，爱尔兰是由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统治的，总督对英国政府负责，他任命一些部长管理爱尔兰的事务。爱尔兰此时尚没有立宪政府或者责任制政府，其政府是由英国控制的，既为爱尔兰新教势力服务，又为与爱尔兰有宗主关系的英格兰服务。爱尔兰有一个两院制的议会，但是因为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被剥夺了选举权，而爱尔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天主教徒，所以爱尔兰议会实际上是被少数新教大地主控制，天主教劳动者处于悲惨的处境中。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局面很难维持社会稳定，占居民多数的天主教徒与占统治地位的新教徒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乔治三世国王统治初期，爱尔兰曾出现广泛的农民运动，出现了所谓的“白衣团员”（the Writeboys）、“护教派”（the Defenders）等农民组织。这些秘密会社以暴力的方式给爱尔兰天主教农民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地主和掮客的高地租盘剥。由于他们讲爱尔兰语，因此他们又把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跟过去对“撒克逊人外国佬”以及对“加尔文教徒和路德教徒”的仇恨结合起来，并希望得到法国和西班牙的援助。[19]

1760年以后，英国政府在爱尔兰面临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宽容天主教徒，二是新教徒要求成立立宪议会。1767年，英国政府任命唐森德勋爵为爱尔兰总督，指示他要削减盎格鲁-爱尔兰贵族和乡绅的影响，认为通过这些人来统治爱尔兰的代价是高昂的，并且无效、令人感到羞耻。[20]但是“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帝国发生了危机，这种危机不但发生在美洲殖民地，而且也发生在离英国本土更近的爱尔兰。美国独立为爱尔兰人树立了榜样，使他们大为激动，数以千计的爱尔兰人自行组成义勇队，他们身穿制服，佩带武器，大搞军事训练。他们既要求爱尔兰议会进行内部改革，也要求英国政府给爱尔兰议会以更大的自治权。随着危机的发展，英国发现在同法国和西班牙的斗争中，爱尔兰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为防止爱尔兰同法国的关系日益紧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粮食出口实行禁运。英国政府还意识到，如果法国入侵爱尔兰，一定会在天主教徒和国教农民反动派中找到许多支持者，为了抵抗入侵，就要在爱尔兰准备应付紧急情况。[21]

爱尔兰志愿军（Irish Volunteer Corps）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爱尔兰本身没有民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得到爱尔兰军事上的支持。爱尔兰议会同意从爱尔兰的1.2万名驻军中抽调1/3到美洲服役。但是爱尔兰新教徒却进行请愿，要求英国出兵保卫爱尔兰，以免爱尔兰遭到美国的同盟——法国的入侵。请愿活动失败后，他们便开始组织自己的志愿军（Volunteer Corps），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给新建的部队发放武器。1778年开始，这个运动很快在爱尔兰发展，志愿军在爱尔兰各地纷纷建立。每一支志愿军的力量都比较小，参加的人员也主要是新教徒。[22]到1780年，爱尔兰志愿军人数达到约4万人，1781年达8万人左右，1792年甚至达到10万人。[23]组建志愿军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御法国的入侵，但很快变成了爱尔兰上层人士向英国争取更多权利的工具，他们以此为后盾，要求允许爱尔兰自由贸易。[24]因而当爱尔兰议会向总督呈情“只有贸易自由才能使爱尔兰免于崩溃”时，志愿军列队出现在街头。面对美洲的失败和英国国内的压力，英国政府做出了重大让步，甚至比爱尔兰领导人所希望的还要大。1779年12月，诺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许爱尔兰自由输出羊毛、毛织品和机制玻璃，并可以和殖民地进行自由贸易。[25]

但爱尔兰人并不满足于这些让步。1782年，志愿军召开代表大会，有143支部队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只有国王、爱尔兰上院和下院才有权制定法律来约束这个王国。除此以外，其余一概都是违反宪法的，都是非法的因而也是祸根。”[26]决议要求：（1）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2）完全的自由贸易；（3）由爱尔兰议会控制爱尔兰司法。[27]

出于历史的原因，英国政府没有将《魁北克法》的有关精神运用到爱尔兰去，爱尔兰天主教徒仍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地位。英爱关系性质比较独特，英国人一直把爱尔兰政策当作国内政策来看待，因而在处理爱尔兰问题时也就与其他殖民地不相同。但是随着人道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政府对于爱尔兰天主教的态度也变得宽容。1782年辉格党政府上台，罗金汉侯爵（Marquis Rockingham）出任首相，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任下院多数党领袖，他们都受了洛克思想的影响，这使爱尔兰问题出现了转变。1782年，谢尔本伯爵通知新上任的爱尔兰总督波特兰公爵，希望能“满足爱尔兰人民的愿望”。[28]1782年，爱尔兰议会通过宽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凡是在1778年已经履行过忠诚宣誓的天主教徒，可以按照新教徒同样的条件购买、领有或者遗赠自由持有地和租佃权。[29]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取得并继承租地上的限制，标志着推行了100多年的宗教惩罚措施已经结束。

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失利影响了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而爱尔兰志愿军的压力又迫使英国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782年5月，福克斯在英国议会提出一系列提案，建议满足爱尔兰的要求，废除1719年的《波伊宁斯法案》（Poynings Law）[30]和1720年颁布的《公告法》[31]，英国议会和爱尔兰议会同时承认爱尔兰议会的独立地位。同时还仿照英格兰的做法，确定了法官的独立地位和薪金制度。这些变化意味着爱尔兰总督及其顾问今后不能再为爱尔兰议会提出任何法案，英国国王可以否决爱尔兰的法案，但却无权改变它们。英国议会今后也无权再为爱尔兰立法，这实际上是把爱尔兰当作一个与英国平行的国家，600多年来，爱尔兰议会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立法权，爱尔兰在形式上获得了自治权。由于美洲的战争还在继续，英国还在跟三个海上强国作战，爱尔兰议会答应给英国海军提供10万英镑的军费，并且答应英国政府，只要它需要，还可以从1.2万名爱尔兰军队中抽调5000人。[32]

英国在美洲的失败给英帝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英帝国的发展却并没有停止，帝国的重心开始转移到东方，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大大扩展。由于1774年的《魁北克法》使法裔加拿大人保留了自己的法律，因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信仰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不仅不反对英国的统治，反而成了英国统治的支持者。加拿大的经验为爱尔兰提供了范例，于是小皮特上台后开始调整帝国政策，他认为加拿大的范例同样适应于爱尔兰，于是他光明正大地承认了爱尔兰的新地位。在尔后的十多年时间内，爱尔兰作为一个姐妹国家所享有的权力，未受到英国的挑战。

不过，虽然英国议会放弃了对爱尔兰的立法权，爱尔兰在形式上获得了自治权，但是英国对爱尔兰人的让步比对美洲殖民地的让步小得多。英国对于爱尔兰仍然没有一套指导思想，其他殖民地的政策在这儿并不完全适用。从宪法上讲，英格兰和爱尔兰是两个主权独立的王国，但它们必须共戴一君，这种规定使爱尔兰的独立成了一句空话。爱尔兰的地位本身就很尴尬，它既非完全的殖民地，又没有取得像苏格兰那样的平等地位。

这时爱尔兰实行的是行政权和立法权分离的二元制政治结构，爱尔兰总督对英国政府负责而不对爱尔兰政府负责。在爱尔兰问题上，英国国王接受的是英国大臣的建议而不是爱尔兰部长的建议。英国国王仍然是爱尔兰的行政首脑，英国国王仍然任命爱尔兰官员。这样的行政、立法二元制，必然导致以后两种权力的不断冲突。

《1782年宪法》是爱尔兰新教民族主义的高峰，表面上爱尔兰获得了“自由宪政”，似乎成了英格兰的姐妹王国，但是事实上，这种新秩序不仅错误百出，缺陷重重，而且还危及其自身的生存。爱尔兰议会不像英国的那样存在反对党，所以更加腐败，尤其是它对内阁缺乏控制和约束，尽管各种议案也和英国一样由议会两院提出和通过，然后呈送英王，但是英国内阁可以唆使英国国王否决这些议案。总督与爱尔兰的关系，看起来相当于英王与英格兰的关系，但是总督必须听从英国内政大臣的命令。总督从爱尔兰枢密院里挑选成员，组成爱尔兰政府，他们不受下院的罢免；当某项措施被挫败后，他们不必集体辞职。如果他们曾经反对过某项法案，比如说天主教徒宽容法案，下一年他们仍可以因为英国政府的命令或者舆论的要求而重新表示赞成，这样做不被认为是出尔反尔。议会唯一能使这个非责任制政府就范的手段是拒绝通过一年一度的惩治叛乱法案。[33]另一方面，爱尔兰新教徒对议会改革问题立场不一致，对天主教解放问题也没有一致意见，所以这种二元制机制就能够被延续。

事实上，英国之所以同意授予爱尔兰议会独立的立法权，主要是受当时内外交困形势的影响。英国大臣十分清楚爱尔兰的独立立法权会对英帝国造成威胁，但是形势所迫，就只能够让步。另外，英国在爱尔兰问题上还受国内工商界的影响，1778年4月，在诺斯的支持下，下院通过了五项决议，取消了航海制度强加给爱尔兰的大部分负担。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工业城市立即作出了剧烈反应，对此，英国政府只好作出让步，将上述商业方面的让步几乎全部取消。[34]

小皮特当政后，也想彻底解决爱尔兰问题。他认为1782—1783年的解决办法不彻底，因为它没有规定帝国内部的控制权，甚至没有解决爱尔兰在帝国内部的贸易权问题。为此，1784年2月，小皮特派遣拉特兰公爵（Duke of Ruttland）去担任爱尔兰总督，委派托马斯·奥德（Thomas Orde）**尔兰事务大臣，并且命令他们去推行后来被称为“奥德商务协定”（Orde's Commercial Resolutions）的措施。这些措施总的意图是要签订英爱之间的通商条约，规定爱尔兰可以享受实际上与英国平等的贸易权力。1785年，奥德在爱尔兰议会里提出建议，主张两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并允许爱尔兰参加帝国的全部贸易，交换条件是，当爱尔兰的岁入超过66.5万英镑时，要献出部分岁入余额资助帝国海军。爱尔兰议会接受了这些建议，如果能够得到米德兰和兰开郡制造商的同意，皮特是会允许爱尔兰享有与宗主国同样平等的商业自由的。由于这个通商协议在下院以极微弱的多数勉强通过，小皮特不得不缩小对爱尔兰的让步范围，禁止爱尔兰在南非和南美之间进行贸易，并规定不通过大不列颠就不得进口印度货物。爱尔兰议会必须把不列颠的有关殖民地航运和贸易的全部法律予以复制，不列颠议会有权限制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等殖民地从爱尔兰进口货物，甚至有权限制爱尔兰和美国之间的贸易。[35]这个修改了的协议无法为爱尔兰议会所接受，假如接受这些协议，爱尔兰就被限制在不列颠帝国内部的贸易范围内了，使爱尔兰“在东方放弃贸易，在西方放弃自由”。

小皮特及其同事把帝国看成是通过共同的特权和负担联系起来的一个紧密的结合体。1785年英国修改的通商协议的失败，对英国帝国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影响，推迟了爱尔兰向责任制政府过渡的进程。这件事情加深了英国的政治家们固有的想法：帝国范围内独立于威斯敏斯特之外的主权、立法权是对帝国巨大的威胁。[36]特别是在1788年乔治三世精神失常，英国出现“摄政王危机”后，英爱两个议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已经取得独立立法权的爱尔兰议会希望取得更多的权力，而小皮特和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们却认为已经达到了极限。

乔治三世精神失常后，摄政王的人选是威尔士亲王乔治，小皮特希望在制订一项限制亲王权力的议会法律后才能让摄政王亲政，而英国议会要求爱尔兰议会也这样做。但是1789年2月，爱尔兰议会以二比一的票数通过给亲王的呈情，敦促亲王“在英王陛下抱恙期间，以爱尔兰摄政王的名义掌管本国政府，行使国王特权”[37]。2月底英王康复，摄政王问题不复存在，但是这件事却表明如果摄政问题再度发生，爱尔兰议会将推举一个拥有国王全部权力的摄政王，而且不会像英格兰议会那样要求他受议会法案的限制。进而可以看出，爱尔兰议会有可能会在贸易、政治，甚至战争与和平方面采取独立的路线，从而危及英格兰在帝国中的最高统治地位。[38]在英国人看来，爱尔兰人是不可靠的，它会在自身的私利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走向反叛。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只有英爱合并。同时，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爱尔兰在经济上也越来越困难，对英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这也给英爱合并提供了借口。

法国革命大大影响了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革命不但未使爱尔兰取得独立，反而让它丧失了原有的地位。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爱尔兰，激起了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的浪潮，爱尔兰人在法国革命中看到了希望，更加鼓起勇气争取自由和独立。领导爱尔兰人反抗英国的是“爱尔兰人联合会”（the 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该会成立于1791年10月，总部设在贝尔法斯特，领导人是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联合会的宗旨是废除一切人为的宗教差别，联合一切不同宗教信仰的爱尔兰人反对大不列颠的强横统治，争取政治独立。[39]除了提出普选权、每年召集议会和议员发薪等议会改革要求外，联合会还提出废除教会什一税、降低地租等要求。[40]会员中许多人是潘恩的信奉者。

联合会得到爱尔兰中下层人民的广泛拥护。面对法国革命所引起的混乱及压力，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不得不考虑解决爱尔兰天主教问题。天主教会是君主政体的朋友，也是反对革命的坚强堡垒，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对法国革命流露出恐惧的情绪，天主教徒似乎又站到了保守派一边。首相小皮特认为：英国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安抚爱尔兰人。于是英国政府向爱尔兰议会施加压力，迫使爱尔兰议会下院于1793年以三比二的多数票通过《天主教解放法》（The Catholic Relief Act），该法将议会选民资格扩大到“年收入40先令的天主教徒”，允许天主教徒担任大多数低级官员和军队中将军以下的军官，允许他们获得大学学位，但是他们不能当选为议会议员，也不能担任高级官职。[41]

英法战争爆发后，法国公开承诺要帮助各国人民推翻其统治者。于是托恩以及爱尔兰人联合会便决定利用法国的承诺，开始策划起义。但爱尔兰的情况与北美殖民地有很大不同，爱尔兰既没有一支强大的起义军队，也没有北美大陆会议那样的统一指挥机构，爱尔兰保皇派的力量也比北美殖民地强大得多。这些因素注定联合会的计划很难成功。由于其计划被政府发现，他们便转入地下活动，而这时爱尔兰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一直在进行斗争，爱尔兰逐渐滑入了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之间的战争。1795年9月21日，爱尔兰新教教徒秘密组织报晓队（Peep O' Day），和天主教的秘密组织护教派在阿尔玛市（Town of Armagh）发生激烈冲突。报晓队获胜，这次冲突被称为“钻石之战”（Battle of Diamond）。在双方的武装冲突中，大约有二三十名护教派丧命。“报晓队”在获胜当天改名为“橙带党”（the Orange Order），该组织的宗旨是“维护国家的法律与和平，维护新教宪法，以及保卫英王和他的继承者”。[42]紧接着，爱尔兰爆发了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在战争中，厄尔斯特（Ulster）大批天主教徒由于受到新教教徒的威胁被迫逃到康诺特，而斗争性较强的人则加入了爱尔兰人联合会。

政府对这些暴乱进行镇压，宣布爱尔兰人联合会为非法组织，并在全国大规模逮捕联合会成员。1796年爱尔兰议会通过了一项严厉的惩治叛乱法，授权总督可以宣布某个或某几个地区情况紧急，并对这些地区实行戒严。法令强迫人民交出武器，处死非法宣誓的主持者，并授权地方长官逮捕可疑分子，将他们送往舰队服役。[43]军队的暴行以及政府镇压起义的决心迫使一大批绝望的受害者投身起义，爱尔兰人联合会向法国执政府求援。1796年，托恩离开爱尔兰到法国寻求帮助，他向法国夸大了爱尔兰的革命形势，声称法国只要派遣一支军队在爱尔兰登陆，爱尔兰将立刻爆发起义。

1796年12月，一支由43艘战舰组成的法国舰队装载着1.5万名法国士兵和武器弹药开往爱尔兰，托恩也在其中的一艘军舰上。[44]舰队于12月21日进入爱尔兰西南的班特里湾，因为遇到风暴，舰队被打散，指挥远征的年轻司令官奥什（Louis Lazare Hoche）将军乘坐的旗舰失踪，副司令官负起指挥的职责。由于逆风越刮越大，舰队无法靠近海岸，在等待一星期之后，法军最后不得不砍断缆绳，返回法国。不过托恩继续和法国联系，试图得到法国的支持。这时法国的盟国西班牙、荷兰在同英国的斗争中遭到了失败，法国缺乏足够的海军力量在爱尔兰登陆。1798年，法军支援爱尔兰的计划又因入侵埃及而未果。

英国政府得知爱尔兰与法国的秘密谈判后，即开始对爱尔兰实行镇压。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优柔寡断、不敢起义，致使内部分歧越来越多。最终预定在1798年5月发动起义，但是在起义爆发以前，爱尔兰人联合会的许多领袖已经被捕，所以，当起义终于发动时，已得不到有力的领导，法国军队也没有支援。起义失败，几万爱尔兰人遭杀害。这次起义失败后，爱尔兰激进运动一蹶不振、急遽衰落。

甚至在起义发生的前一年，爱尔兰的混乱已经改变了英国政治家的看法。英国统治集团认为，只有实行合并才能确保英帝国的安宁。爱尔兰叛乱也使首相小皮特改变了对爱尔兰的政策，他决心敦促英国与爱尔兰合并。他说：“爱尔兰好比一条着火的船，要么把火扑灭，要么把缆绳砍断，让它飘走。”[45]既然起义者的领袖们未能使它飘离英国，此时就只好把它钩在英国一边。在他看来，合并是帝国的当务之急，英国与爱尔兰合并不但对帝国有利，而且还可以安抚爱尔兰。[46]英国政府被1798年的叛乱震惊，它相信叛乱是一个教训，表明没有英国的帮助，爱尔兰就无法维持。叛乱分子曾经得到法国的援助，这种情况可能再度发生。在危险面前，单独的爱尔兰议会是无法维持的。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是英爱合并，合并是帝国的必要措施。独立的爱尔兰立法机构是“孩童般的措施”，已经威胁到帝国的安全。而合并会“加强帝国的力量，给帝国增添荣耀”。只有在帝国的总体立法中，才能平静地看待爱尔兰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才不至于偏颇。[47]当帝国在西边不再受到爱尔兰极端民族主义的威胁时，英王政府才能集中全国的兵力，用来对付法兰西。

实现英爱合并，最关键的难题是天主教解放，当时的局势似乎表明，只有当国教在帝国中占多数，天主教的解放问题才能被提出来，而单独的爱尔兰议会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合并才带来解放的可能性。1792年小皮特在给爱尔兰总督威斯特摩兰伯爵（Earl of Westmorland）的信中写道：“鉴于目前的混乱局面，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应该逐渐引导两党商讨与爱尔兰合并。给天主教徒选举权并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48]皮特还向爱尔兰天主教僧侣集体承诺：一旦两国合并，他将支持解放天主教。[49]此时爱尔兰的天主教主教，尤其是都柏林大主教约翰·特罗伊（John Troy）已经偏向于支持英爱合并，期望接下来能解放天主教。1799年，爱尔兰的天主教主教们通过秘密决议，决定接受政府的薪金，同时承认政府对教皇选派的主教和任命的教区神甫有否决权。[50]1799—1800年，为了克服爱尔兰内部的反对，总督康沃利斯勋爵和爱尔兰首席大臣（Irsh Chief Secretary）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奉小皮特之命做了大量工作，用官职、津贴、爵位来收买爱尔兰议员。约有50名爱尔兰议员被提拔为贵族，政府还花了115万英镑用于贿赂。[51]爱尔兰有影响的贵族，在克莱尔伯爵约翰·菲茨吉本（John Fitzgibbon，Earl of Clare）的领导下，也支持威廉·皮特的方案，他和他的朋友都认为：国教的优势地位比独立的议会更为重要，如果爱尔兰与英国合并，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保护国教在爱尔兰的垄断地位。[52]因此首相皮特和爱尔兰总督康沃利斯希望合并之后就实现天主教解放，这样才可能“不是和某个党派，而是和爱尔兰国家实行合并”。[53]

在这种情况下，到1798年末，英国议会两院同意了合并的原则。1799年1月22日，爱尔兰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康沃利斯提出了合并建议，但是爱尔兰议会下院却通过了一项反对合并的动议，于是，康沃利斯利用手中的权力罢免了财政大臣和皇家首席法官，还在爱尔兰内阁里清洗了反对派。他多次扬言，合并的建议不管失败多少次，一直要到它获得通过才为止。

当1800年1月15日召开新议会时，政府可能获得多数，因为新册封和提升的贵族已经达到48名，政府还花了126万英镑把私有选邑收买了过去，这样爱尔兰议会里的阻力逐渐消除。1800年9月5日，卡斯尔雷勋爵拟就了合并法案，根据法案，爱尔兰将派100名代表参加英国下院，32名贵族参加英国上院，爱尔兰国家组织维持原状，总督职位和法院也保持不变；在贸易方面，双方将实行自由通商，并向爱尔兰开放帝国的全部贸易。为了照顾爱尔兰的利益，对某些部门将保留奖励政策，例如亚麻纺织业。关于帝国经费问题，爱尔兰将分担帝国总开支的2/15，为期20年，到期之后重行调整，在此期间爱尔兰将保留自己的国库和单独的国债。在宗教方面，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教教会实行合并；而联合的议会则排斥天主教徒。[54]由于康沃利斯的工作，爱尔兰议会下院以153票支持、115票反对、27票缺席的微弱多数通过该法案，上院也以75票对26票的多数予以通过。[55]1800年8月1日，英国国王签署了英爱合并法案。[56]

1801年1月1日，合并法案生效。1801年1月28日，100名爱尔兰下议员和32名上议员出席了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式，英、爱两国正式合并。合并后的国家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丧失了政治独立。

但合并不是通过“两个国家之间订立的什么条约”实现的，而是通过收买等腐败手段获得的。1799年1月，爱尔兰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曾抱怨道：“我的职业是最无趣的，要不断和那些世上最腐败的讨价还价打交道。我十分鄙视、痛恨我自己从事的肮脏工作，我支持它只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没有联合，大英帝国就会解散。”[57]英国方面许下的诺言包括解放天主教徒、给天主教教士提供国家薪金以及解决什一税问题，这些诺言要经过好长时间才得到兑现。英国对于爱尔兰始终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爱尔兰人“无用、幼稚、容易激动”。这种偏见加上自高自大、漠不关心，渗透在对爱尔兰政策的制定当中。由于乔治三世国王顽固地坚持他是一个用“国教宪法统治的国教国家的国教国王”[58]，因此皮特政府无法尽快兑现天主教解放的承诺。那些为爱尔兰立法的英国政治家们对爱尔兰的了解比起对欧洲大陆或者遥远的海外帝国的了解要少得多，事实上，在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到过爱尔兰，这难免会对英国制定爱尔兰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在合并的时候，许多新教徒反对这项法案，生怕新教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天主教徒总体上支持这项法案，其依据是：英爱合并后，英国的宗教宽容政策能够给自己提供更好的保护，这是从爱尔兰新教掌权者那里很难得到的。然而在合并确立后，大多数新教徒逐渐认识到，保持他们权贵地位的最佳方式是保持英爱的合并；天主教徒则逐渐认识到，废除英爱合并是推进他们利益的最佳途径。[59]这样，由爱尔兰新教徒首创的爱尔兰现代民族主义，逐渐成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诉求，为他们所利用。

实践证明英爱合并是一项失败的政策，由于合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而是在欺骗和高压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没有使英爱双方变得更加互相信任，它不但没有解决爱尔兰问题，反而使原有的矛盾激化，爱尔兰人对英国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60]英爱合并导致以后的爱尔兰问题无法解决，随着19世纪事态的展发，合并法案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

合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政府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没有实现对天主教徒许下的诺言，这就使合并一开始就大失人心，人民的反抗活动不断。1803年7月23日爆发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1778—1803）领导的起义，起义者试图攻击都柏林城堡，但在几个小时内就被镇压了，8月25日，埃米特被逮捕，9月20日被处死。[61]这次起义规模很小，但埃米特的牺牲影响深刻，影响了爱尔兰的政治情绪。[62]合并以后的40年间，英国当权者不顾爱尔兰人的正当要求，玩弄政治手段，辜负了爱尔兰人的期望。1805年3月12日，爱尔兰天主教徒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解放天主教。结果下院以336票对124票、上院以178票对49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请愿书。[63]1808和1810年，爱尔兰天主教徒又递交了第二次、第三次请愿书，但是仍被英国议会否决。当时，英国议会中约有660名议员，爱尔兰议员只有100名，他们永远是少数，而且他们都不能是天主教徒，因此天主教解放在那个时候几乎是无望。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实施高压统治，推行集会法，停止执行人身保护法，结果使爱尔兰在1796—1823年这段时间内，只有四五年时间处于正常的文官统治下。

合并以后的爱尔兰经历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1793—1815年，英国与法国处于交战之中。战争对爱尔兰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随着繁荣程度的增强，爱尔兰人口增长，这不但使人们对土地占有更加关心，而且由于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的农产品被禁止运往英国，爱尔兰的土地以及农产品的价格急剧攀升。当时，在爱尔兰550万人口中有90%生活在乡下，而爱尔兰1400万英亩土地中有90%属于5000名地主，其中多数是有英格兰背景的新教地主。[64]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村人口陷入困境，对贫民而言更是个灾难。[65]地主的力量在爱尔兰原来就十分强大，1816年，英国又通过法案，使地主可以轻易地驱逐欠交地租的佃户。[66]人们的不满情绪滋生犯罪和骚乱，而政府则采取高压手段镇压，派出2.5万名军队驻防爱尔兰。

合并还加重了爱尔兰的负担。1793年时，爱尔兰的国债仅为225万英镑，可是到了1817年，其国债竟高达1.13亿英镑。爱尔兰必须把起义和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单独承担下来，同时担负战争期间它应该提供的经费，这对于贫穷的爱尔兰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67]当时，爱尔兰是一个拥有450万人口的国家，一半以上的人民生活在贫困中，主要依靠马铃薯生活。所有这些都导致在英爱合并后不久，爱尔兰就发生了取消合并的运动，要求恢复爱尔兰的自治。整个19世纪，爱尔兰的政局都不稳定，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也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