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英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大西洋帝国，它是《航海条例》所体现的商业原则主导下的帝国；到19世纪，英帝国变成了一个以东方殖民地为主的殖民帝国，它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美国独立极大地冲击和影响了重商主义，加速了重商主义的衰落。独占排他性是重商主义帝国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而维护独占排他是重商主义指导下的英帝国对殖民地所施行的一切法令、禁令、规章等等的最终目的，对此，英国不惜通过战争来贯彻。亚当·斯密在谈到英国的殖民政策时指出：“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维持独占。”[2]重商主义性质的独占排他是人为设置的经济壁垒，在北美和西印度，根据独占制的原则，英属殖民地不能与其他国家及其殖民地进行贸易，这意味着北美13个殖民地在加勒比地区只能与英属岛屿进行贸易。但北美地域广大，渴望开辟出庞大的、能提供充足原料和消费品的市场，显然英属岛屿无法担当这一重任。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同时也为了获取生产的原料，北美殖民地只能求助于走私，与法属、西属、荷属西印度岛屿进行“非法”贸易。所以，北美独立战争前，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围绕着走私与反走私问题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其实质就是要不要维护重商主义政策指导下的独占排他制度，是不是允许进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对“自由”贸易的追求是美国独立的重要诱因。美国人以自己的行动在英属北美埋葬了重商主义的独占制，同时也迫使英国反省自己的殖民政策。

美国独立也冲击了英国重商主义经济的重心，使其开始向新的地带转移。这些变化促成了英帝国基本秩序的重建，使第一英帝国适时地过渡到第二英帝国，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19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的英帝国大大不同于18世纪中期的英帝国，但是19世纪初的变化与北美独立战争结束时的情形比较似乎并不明显。18世纪晚期的一些发展变化削弱了旧帝国的基础，并形成了焕然一新的帝国。美国人通过战争从英帝国分离出来，但英国却成功地保持了与新成立的美国的经济联系，这表明旧帝国的商业规则对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来说是多余的，只要有高质量和低价格的保证，任何商品都能在市场上占有优势。

毫无疑问，英帝国的特性在18世纪晚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失去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深刻影响着这些变化，东方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英帝国终结后，英帝国在地理位置上发生了重大转移，面向东方成为新帝国发展的方向。文森特·哈罗（Vincent T.Harlow）在《第二帝国的建立，1763—1793年》中提出，英帝国发展方向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大约开始于1763年。[3]笔者认为这一时间界定可能稍早了些，因为在经济领域内，18世纪的东方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取代西方。贸易统计数字表明亚洲是英国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但与西印度群岛的数字相比仍然还是很小的。在整整一个世纪里，作为出口的目的地，它也远远落后于对北美的出口。英帝国与东方贸易的重大发展开始于18世纪晚期，我们可以从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等人的贸易统计数据中明确地知道，英帝国向东方转移大约开始于18世纪90年代。

失去了北美13个殖民地使得英国在西半球的殖民地只剩下西印度一些岛屿，还有加拿大领地。魁北克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七年战争中被英国征服，1774年英国政府颁布《魁北克法》，允许当地的法国移民保留天主教信仰，并继续实行法国法律。这一开明政策保证了法国移民在美国独立战争后仍保持对英国的忠诚，因此美国脱离英国独立后，加拿大仍留在英帝国内。而且，大批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站在英国一边的殖民地居民逃往加拿大，在加拿大建立新的家园，于是就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英裔居民。英裔居民与法裔居民的背景不同，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也迥然不同。为避免他们之间发生冲突，英国在1791年颁布《加拿大法》（Constitutional Act of Canada），将加拿大分为上下两个省，西边的是上加拿大，由英裔居民居住，实行英国法律；东边的是下加拿大，由法裔居民居住，实行法国法律。两个省都有自己独立的立法会议，协助总督进行治理。这样，政府的行政权力和帝国的权威都介入了1791年的《加拿大法》，其背后的设想是，如果能在加拿大建立与英国相似的社会和宪法体系，那么英国的主权就能得以维持，而帝国也能生存下去。新斯科舍和纽芬兰仍为单独的殖民地，直到后来并入加拿大。

英国与西印度殖民地的关系仍然十分紧密，食糖产量急剧增长，糖仍是这一时期利润最高的商品。英帝国在加勒比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队，目的就是防止其他力量从英国人手中夺走该地区。一些重要地区，如特立尼达岛（Trinidad Island）、圭亚那（Guyana）、德梅拉拉岛（Demerara）、埃塞奎博（Essequibo）和伯比斯（Berbic），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为英国控制。如果说18世纪晚期英帝国开始转向东方的话，那么它并没有远离大西洋。西印度群岛仍是帝国的中心经济区，同时殖民地仍以圣劳伦斯河为中心分布着。美国独立战争后英美贸易发生了一些变化：独立战争前，如果不计走私货物，美洲殖民地的贸易约有2/3—3/4是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美国独立使帝国输出的货物中美国所占份额减少到1/2，[4]但英国很快收复了美国市场，其贸易量不断上升，美国的独立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英美贸易的趋势。美国独立后的几年内，英国对美国的出口超过了殖民地时期的最高水平。[5]到18世纪末为止，美国是英国商品最大的倾销地，这一事实有助于加强由旧殖民体系已形成的种种商业纽带。与此同时，英国也开始将中南美洲视为其追逐的目标，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维持其殖民地统治方面呈败退趋势，它们在南美的统治走向瓦解。英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急剧增长，这给英国带来了巨额的商业利润，西属殖民地海港大部分对英商开放，这也给英国贸易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

英国政府在1783年后努力维持与新独立的美国的联系，尽管新独立的美国在1783年的停战和约上从英国获利不少，但新共和国的缺点很明显地显露了出来。联合政府最初政局很不稳定，甚至有时候政权似乎有可能被颠覆。虽然密西西比以西的大部分领土在1783年划给了美国，但新领地仍受到英国的影响，因为有大量的货物通过圣劳伦斯河和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运送到美国。英国在北美的殖民者急切希望“将高利润的商业经济延伸到太平洋和向南扩张到中西部地区”，[6]他们计划在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建立基地，将英国与美国的西部扩张联系起来。他们试图挽回1783年失败后的损失，扩大对北美大陆殖民地的影响，保持英国对仍留存下来的殖民地的统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12年战争结束。

18世纪晚期，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开支大幅度上涨。政策的变化表明了殖民统治原则的变化，殖民统治更注重商业贸易的渗透和寻求新资源的能力。在东方，英国开始将中国视为头等目标，与中华帝国的冲突即将开始。[7]这种优先也体现在组织结构上，将英国在东方的利益由小积大，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从印度获得更多的领土。对印度的征服和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商业贸易促使英国努力夺取荷兰人在17世纪建立的优势。18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努力在中国与印度之间建立贸易联系，使印度的商品能在中国找到销售市场，形成一个从印度通过中间市场到中国的贸易通道。1786年，第一个这样的中间基地在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的槟榔屿（Penang Island）建立起来。

与中国的贸易对英国来说相当重要。中国是茶叶的主要生产和供应大国，18世纪90年代，英国从中国进口价值2000万英镑的茶叶，十年之后增加到2500万英镑。茶叶是东印度公司经营的货物中利润最高的商品，因茶叶贸易缴纳的税赋占英国政府总收入的6%—7%。[8]但是，与中国的贸易也有很多不如意之处，中国仅开放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外国商人也只能通过一个拥有专卖权的行会或商行进行贸易，而且限制条件很多。在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中，英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英国需要寻找能够在中国倾销的商品。英国希望与中国进行谈判以解决市场开放问题，英国要求中国政府开放一个由英国管辖的港口，或者改善广州港的贸易条件，但中国政府不愿作出让步。尽管如此，广州港进出的茶船仍生意兴隆，维持着英国与东亚的繁忙贸易。

1765—1818年间，英国在征服印度殖民地、掠夺殖民利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773年，英国颁布《调整法》（Regulating Act），把孟加拉、马德拉斯、加尔各答三个公司领地合为一体，以加尔各答总督为主管官，总督由英国议会任命。在印度殖民地，东印度公司统治着4000万人口，每年征收1800万英镑的税收，相当于英国在和平时期一年财政收入的1/3。公司拥有18万人的军队，雇佣6000名英国人，其中包括3000名军官。[9]英国占领印度后，印度原有的生产结构受到冲击，生产的商品由最初的生丝、棉花、青靛和糖变成棉布，棉纺织品成为出口到英国的主要产品。英国从对印度的贸易中获取大量财富，每年超过500万英镑，包括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上缴的税收，以及返回英国的私人财产。[10]印度成为英国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英国人也开始将东方视为英帝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涌向印度，试图在印度成就一番事业。英国殖民政策开始向东方倾斜，政府和商人都意识到印度关系到英国的商业利益。1784年，英国议会颁布《印度法》（Indian Act），规定统治印度的最高权威是英国政府而不是东印度公司，从而把印度的治理权归于英国政府。此后，英国在印度的扩张由公司行为变为政府行为。

美国独立后，如何处理与以前的美洲殖民地的关系，对英国来说是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是让它和以前一样享受帝国内部的贸易优惠，还是将其与外国人一样同等对待？第一英帝国时期，殖民地建立在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英国人把殖民地看作本国市场的延伸，要求对殖民地的生产和销售进行垄断，将其作为宗主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18世纪中叶，重商主义理论开始受到冲击，重商主义政策也遭遇困难。1766年，英国议会通过一个自由港法（Free port Acts），将西印度岛屿作为例外，向其他国家的船只开放。1786年又通过一个新的《航海条例》，规定与英帝国贸易的商船必须由英国或英属殖民地制造和拥有。1787和1805年对自由港法进行修订，修改了条例，列出例外的情况。美国船只后来也被允许进入英属西印度的港口，美洲商船慢慢控制了英属西印度的供应权。这些情况表明，第一英帝国的重商主义规则正在发生改变，一种新的贸易规则正在悄悄兴起，自由主义将取代重商主义，成为帝国新的指导思想。

工业革命发动后，新技术刺激了英国工业的发展，纺织业作为英国的主要工业部门，18世纪80年代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对原棉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巴西作为主要的棉花产地，并不在英国的控制范围内，但是英属西印度在英国政府的鼓励下，可利用其自由港的地位从巴西进口棉花，而西印度群岛的主要产棉区如德梅拉拉岛的原棉也能够出口到英国，这就保证了英国纺织工业的需要，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加。英国绝大部分的原棉原料来自海外，开始是巴西，后来是美国南部。与此同时，英国将工业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工业产品中最重要的是棉布，这是18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出口海外的主要产品，出口地包括美国、欧洲及稍后的拉丁美洲。这些情况也迫使英国改变重商主义政策，将贸易的触角伸到帝国之外。

【注释】

[1]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1500—1961 Cambridge 1963 p.138.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5页。

[3] Vincent T.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763—1793 London 1952 Vol.1 p.62.

[4] A.Goodw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Ⅷ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 1763—1793 Cambridge 1965 p.187.

[5] P.J.Marshall 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 Cambridge 1996 p.16.

[6] Vincent T.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763—1793 London 1952 Vol.2 p.725.

[7] Ibid.p.64.

[8] Hob-Cheng Mui and Lorna H.Mui The Nanagement of Monopoly A Study of East India Company's Conduct of Its Tea Trade 1784—1833 Vancouver 1984.

[9] Patrick Colquboun A Treatise on the Wealth Power and Resources of British Empire London 1815 pp.42-43.

[10] Dharma Kumar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Vol.Ⅱ 1757—1970 Cambridge 1983 pp.826-831 841-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