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的英吉利民族，其海外冒险从西部港口开始，布里斯托尔人正是早期殖民活动的开路先锋。布里斯托尔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这里的商人、渔民、水手等等，都可以方便地从事海上活动，包括经商、航海、掠夺，以及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交往。他们从事渔业生产、海上贸易、海盗劫掠，或者自发地到海外去寻找金银矿藏和贸易市场，多是结伴而行，以减少危险性。但在伊比利亚强权面前，都铎君主对国人的海外探险与殖民活动，起初虽然采取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英格兰国力弱小，力量所限，在具体的政策或行动上，就表现得较为含蓄，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直到都铎王朝终结时，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组织者、资助者和探险者的角色往往由民间团体、商业公司或个体商人充当，而不是英王或王室政府。就是说，英国的商人、冒险家等民间力量主导了英帝国的启动，由私人特许公司出面组织、私人进行投资和探险，与其他殖民国家相比，英国的殖民活动体现出民间性的鲜明特点。
民间性或私人性是英国早期海外殖民贸易的基本特征。英国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不同，它的殖民活动不是由政府来组织，而是由民间力量自发推动的事业。个体商人或私人特许商业贸易公司在获得皇家颁发的特许状后便筹措资金、招募人员、建造船只，完成准备工作后再到海外去冒险，建立商站、开拓殖民地。也就是说，英帝国不是都铎国家详细论证和精心策划的结果，[38]至少在都铎时代，英国的政治家没有制订过帝国创建计划。如果说英国政府同冒险家的海洋活动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是，都铎王室向他们签发特许状，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他们的海外投资。特许状对于冒险家们来说是尚方宝剑，一方面足以向英国国民证明王室的支持力度，从而接受其冒险活动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是向外国政府或外国人表示英国政府的保护政策，从而意识到阻挠或反对这些活动即是对抗英国王室。1497年，亨利七世将特许状颁给约翰·卡波特，授权他“以充分自由的权力航行至东海、西海、北海的所有海域和海岸，去寻找、发现和考察位于世界任何部分的、迄今为基督教世界所不知的、异教徒和不信神者所居住的海岛、陆地、国家和地区”，以期“给他的王国或至少给他所喜爱的布里斯托尔商人带来利益”。作为对王室的回报，卡波特须将探险所得收益的五分之一交给英王。[39]对于王室来说，签发特许状并不困难，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
随着都铎新君主制的强化和国际环境的改变，英国殖民扩张的私人性和民间性特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6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人对殖民贸易扩张的兴趣，从实践上到理论上，都是有增无减。这一时期，英国农业“连续遭遇危机”[40]，加之受圈地运动和宗教改革的双重影响，失业人口不断增多，这些都引发了持续的社会动**，因而越来越多的人把向外扩张看作是医治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尽管一些个人冒险家推动殖民扩张的尝试没有成功，如吉尔伯特和雷利的教训所表明的那样，因为在荒凉的新大陆建立殖民地极为困难；[41]但是，私人冒险活动的重要性却不可低估，因为正是那些失败的努力和尝试，积累了通向成功的经验，为英帝国奠定了基础。由于“英国国王财力短绌，不能资助殖民地；个人事业则热衷于冒险，以及劫掠西班牙领地和掳获西班牙船只所得到的稳妥利益。这类活动增强了英国的信心，也增加了他们对海洋的认识，所以最终还是对帝国的成就有所裨益”[42]。与葡萄牙、西班牙相区别，私人的、民间的海上冒险活动是英帝国启动时期的基本特点。那么，这种特征是如何形成的？
从地理方面来看，岛国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列颠岛位于大西洋中，其南北最长不过600英里，东西最宽仅300英里，而在这片不足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何一个地方距离海洋都不会超过75英里。[43]英国人的“岛国位置使他们不必花费开支来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而是要求他们把钱用于海军以供保护之用”[44]。如此独特的自然条件，哺育了吃苦耐劳的渔民和水手，造就了许多有个性、有勇气的海洋冒险家。15世纪，布里斯托尔商人首先将探险与发现的触角伸向大洋，这是中世纪人们不敢触及的地方。为了避开西班牙、葡萄牙在南大西洋的海上霸权，英国人利用自身的优越地理位置选择向北航行，探寻北大西洋的贸易航线，开拓可能存在的殖民地。西部的英国商人不仅朝北大西洋探险，还支持卡波特父子沿西北航线发现了纽芬兰渔场和北美大陆。理查德·钱塞勒向东北方探险，开辟了英俄间的贸易航线。伊丽莎白时期，汉弗莱·吉尔伯特、沃尔特·雷利等人到北美地区殖民；17世纪，英国人在北美大陆陆续建立了13个殖民地，分属特许殖民地、自治殖民地、业主殖民地和皇家殖民地四种不同类型。这些成就既归功于不列颠海岛环境哺育出的优秀航海家，也归因于英国地处北大西洋的地缘环境。
从民族传统方面说，酷爱“自由”是促进私人性、民间性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力。英吉利民族来源于北方日耳曼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freeborn Englishman）是他们自诩的民族特征。英国人有自治的传统，在历史上曾一再为“自由”而战。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同，英国人更愿意由民间自发地向海洋探索，而伊比利亚人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探险与殖民活动的。基思·托马斯指出，15—16世纪的英国人信奉“人类中心主义”，他们“踌躇满志”，向海外冒险，勇于征服大自然。[4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5世纪的布里斯托尔商人团体和16世纪霍金斯家族那样的海盗兼商人冒险家，他们不受拘束、任意妄为的行动，恰是英吉利民族自由传统的某种表达。
从宗教方面说，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宗教冲突的序幕。其间，英国的教派斗争激烈、冲突不断，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国教与清教的斗争履现**。许多遭受宗教压制的教派为了追求其宗教理想，把向海外移民作为重要的出路，其中就包括清教徒到北美创建殖民地：一批清教徒寄希望于建立一个“远离教会和国家控制的‘圣经共和国’”[46]，于1620年9月搭乘“五月花”号（Mayflower）向新大陆航行。两个月后，这些清教徒抵达北美马萨诸塞湾东岸北端的科德角（Cape Cod），在一个被称为“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的地方靠岸，他们在上岸前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Compact），按许多美国人的说法，这就是现代美国的起源。1630年，在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的率领下，马萨诸塞湾公司第一批移民700人从英国到来，由此开启了持续到1642年的清教徒北美“大迁徙”。登陆美洲之前，温思罗普还发表演讲，鼓励大家团结协作，希望通过基督之爱的纽带，致力于建立一个“山巅之城”（City upon the Hill）。[47]
除了上述几个原因，16—17世纪的客观现实，也对早期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私人性与民间性特征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民族国家形成初期，英国人推进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与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平等发展权的过程相吻合。尽管这种做法有利于推动海外贸易与殖民帝国的建立，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就私人殖民探险活动本身而论，不论组织得多么完善，参与者多么勇敢和多么智慧，其结果大多注定失败。都铎后期，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及其廷臣们多成为海外事业的投资合伙人，他们也只是以个人身份、而非政府名义介入其中，且他们的目的多受纯粹冒险与获利动机的制约。无论到西印度群岛去抢劫西班牙运宝船，还是到东印度群岛去开拓香料贸易，或是到西非海岸掳掠黑人，那些私人投资者都期望从中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否则就不可能吸引投资者再进一步去推动同一条航线的冒险活动。由于资本通常在第一次冒险活动中就被消耗殆尽，那些商人冒险家根本得不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后续补充，也就很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并取得成功。只有获得源源不断的后备补充，商人冒险家才可能把探险活动进行下去，而任何参与冒险的个人或海盗，或小规模的私人团体，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殖民冒险方面，私人或个体的力量极为有限，较政府行为更具危险性；只有当规模较大的特许公司采取联合行动时，他们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发现，都铎英国的殖民扩张活动，除了卡波特、钱塞勒、德雷克等人的探险发现和德雷克、霍金斯的海盗劫掠有所成就外，那些以建立殖民地为目的的殖民冒险活动，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个中原因有几点不可忽视：一是大多数探险者单纯为物质财富所**，而不是为创建殖民地所吸引，[48]他们无法按照既定方案把探险活动向前推进。赫西指出：“殖民者首先做的不是种植采集，也不是打猎捕鱼，而是寻找黄金、白银或者富庶的印第安王国，这浪费了他们的主要精力。”[49]二是个人探险家缺乏必要的后勤补给，而私人赞助者又不能为远征探险提供足够的后续资本，故探险活动难以为继。如1585年和1587年雷利爵士两次派遣探险队到达北美，创建了罗阿诺克岛殖民地，但是前后都因补给不足而终告失败。三是由于受到伊比利亚人的排挤，英国人不得不到既荒凉又难以生存的地方去拓殖，他们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此一来，英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私人性、民间性特征，就决定了英帝国的形成困难重重。
就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的殖民活动来看，它们一开始就受到王室的控制，由政府派遣军队和官员，负责推进殖民地事务，个体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50]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活动中，商人、贵族、教士往往是三位一体，他们一旦取得了成功，便立即把所征服或侵占的土地直接宣布为王室所有。英国则是另外一番情形。从都铎朝到斯图亚特朝，王室不承担殖民探险或建立殖民地所需的费用，而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让殖民者自力更生，听任殖民地自生自灭。这就必然导致几个后果：其一，英国人只能到人口稀少、远离文明的北美大陆进行探险和殖民，以避开强大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即使如此，他们的努力还是连连受挫。当时，北美新大陆乃为蛮荒之地，当地的印第安人处于落后状态，其“原始的耕种方式不足以同时满足印第安土著和新来的欧洲人”需要。[51]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创建殖民地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其二，英国后来建立的殖民地形式多样，各不相同。1607—1733年，英国人在北美大陆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迄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共建立13个殖民地，分属业主、公司、王室直辖和自治等四种形式，具有移民、定居、贸易经营和种植园开发等多种功能。这种情况在起初看来是不利的，但后来被证明更有活力。其三，英国的殖民地对母国保持着较强的政治独立性。总督是殖民地的最高首脑，他们握有军事、政治和财政大权，代表英王进行统治。但是殖民者却关注殖民地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宗主国的利益，所以从一开始，殖民者的前途就同殖民地的命运相关联，通过自治机构保护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为后来摆脱英王的统治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四，不管是业主殖民地还是公司殖民地，或者是皇家殖民地还是自治殖民地，基本上都属于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殖民地。在北美的自然环境下，殖民者不得不进行生产性的开发，早期的失败使他们意识到农业种植之于殖民地的意义，一些殖民者还“与印第安人交好，虚心学习他们的生产、捕猎技能”[52]。与葡萄牙、西班牙对殖民地不计后果的杀戮、掠夺和破坏相比，英国人对殖民地的开拓有其明显的优势，以至于后来英国殖民地的经济水平发展更高，因此也就更富裕。
大航海时代早期的殖民扩张，是代价高昂的冒险活动，与地理的探险、发现、建立商栈和殖民活动相联系，只有在强大王权的保护下，并获得持续不断的经济支持，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英国的殖民扩张遵循这样的发展轨迹，它起始于以私人冒险为主的民间行为，逐渐发展为民间与官方兼而有之的合作冒险，最后成为整个国家的事业。不论在个人冒险活动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动机，英国人始终把私人的海外冒险看成是争取民族国家平等发展权的重要手段，英王通过向本国的商人冒险家颁授特许状，表明王室政府反对外国的海洋霸权和鼓励国人参与殖民掠夺的明确态度。在推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都铎早期英王政府并没有制订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计划，采取极富创建性的努力，而是以权宜之计去应对、摆脱眼前的困境。从1588年击溃无敌舰队之日起，英国的海外殖民贸易扩张活动，开始加快了从私人性向官方性转变的速度，尽管后来继位的詹姆斯一世只是出于其亲近西班牙的外交考虑，才延续了这种转变过程。无论如何，都铎朝历代君主，甚至玛丽一世也在其中，莫不把本国的商业和殖民扩张，视为追逐专制权力的重要途径，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英帝国的启动。
最初，永久性的殖民地是由皇家特许公司建立起来的，这种私人性质的商业冒险公司正是推动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到17世纪初，英商还可以通过斯图亚特朝君主颁授的皇家特许状，获得海外殖民贸易垄断权。实际上，从1624年皇家殖民地创建之时起，特许私人商业公司在建立和维持殖民地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即使在殖民地建立起来后，它们仍不同程度地起着殖民地自治政府的作用。犹如比尔德夫妇所说的：“用于商业活动的机构即资本家的公司是建立第一批成功的殖民地并为其在宗教、政治和经济方面形成最初国家体制的机构。由此可见，不管从事殖民事业的商业公司是产生于追求利润的唯一动机，还是来源于诸如经营商业和开展宗教宣传这样的一些混合诱因，它实质上是一种自治政府。象国家一样，它可以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一直继续到特许状作废为止；它的成员可能死亡，但通过不断选举继任人员，公司仍旧维持下去。象国家一样，它有法规、即一张由君主颁布的特许状，这种凭照形成了约束选民和官员的最高法律。”[53]在这种意义上，王室特许状就是最早获得成功的英国殖民地的法律基础。[54]可见，只有当民间力量与国家政权实现最紧密的结合时，国家才能形成向外冲击的强大合力，去推进海外殖民活动，而英国的殖民冒险家之所以得以在条件恶劣的北美大陆立足，并创建永久性殖民地，其缘由就不言自明了。
这也是英帝国启动和发展的根基。
英帝国前史，即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海外探险、发现与扩张的历史，是一个渐进、曲折的发展过程。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英国人看到他们的近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正如火如荼地前往东方和新大陆开展大航海，还有那些数不尽的财富随着探险发现的推进而回流到伊比利亚半岛。然而，此时的英国王族不是深陷内讧的泥潭，就是纠缠于毫无意义的欧洲大陆事务，或者与罗马教皇及天主教国际势力周旋，根本无意、也无力推动海外殖民活动。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英国的商人冒险家不愿错失大航海时代造就的历史机遇，他们走出国门，不自觉地充当了英吉利民族走向世界的引路人。然而，由于推动力的主体来自私人和民间，直到17世纪来临时，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不仅政府的介入有限，而且没有切实可行的长远计划。虽然民间的冒险活动造就了英国的殖民思想家、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但是商人冒险家的行动摆脱不了盲目性和无序性的局限，有一种跟着感觉走的意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府的逐渐介入，英国的殖民扩张才逐渐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从民间发展到政府推动、从争取平等海洋权推进到建立永久性殖民地。在殖民探险与扩张的过程，英国人既挑战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霸权，又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为大英帝国奠定了基础。早在17世纪初，托马斯·孟就充分肯定了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实在是受之无愧的。这种工作所得的荣誉与所负的责任同样巨大，应该以极大的技巧和责任心去履行才好，这样，私人的利益才会常常跟着公共利益而来。”[55]显然，孟的观点表达了早期英国民间商人在建立殖民地过程中的地位。
当然，商人冒险家的私人性和民间性特征，决定了英国早期殖民活动的盲目性、随意性的特点。起初，英商的海外探险范围，仅限于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岛附近，以及北海、波罗的海一带海域。而且，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是零星的、分散的，与伊比利亚人那种宏大的国家计划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从16世纪后期起，英国殖民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已经触及地中海、大西洋西部海域，以及非洲西部离岸的西属、葡属的几个群岛海域，最后又发展到北大西洋、北冰洋和美洲，乃至亚洲太平洋的广大地区。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先发优势，他们垄断了前往东方的海路和到新大陆的殖民活动。面对这两大海上霸权势力，刚刚走出国门的英国人因力量不足没有实力去挑战自己的对手，而雷利爵士两度失败的殖民经历，冷却了英国人向北美殖民探险的热情。[56]在这种势单力薄的情况下，英国个体商人和商人团体向海外的探险就不能不带有极大的盲目性、随意性，而那些分散的民间活动，或向东南方，从事涉足非洲大陆的奴隶贸易；或向西南方，染指西属美洲殖民地，进行海盗劫掠；抑或朝向东北方，到波罗的海地区建立与沙俄的贸易联系；甚或朝向西北方，到荒无人烟的北美大陆去探险。在17世纪更强有力殖民扩张活动出现之前，英国人根本无法克服其殖民扩张的盲目性。虽然他们在盲目的探索中不断有所发现，但与西班牙、葡萄在拉美地区和东方亚洲的活动相比，实有天壤之差，而英国人殖民扩张的未来所在，应是尚未被伊比利亚人染指的北美大陆。
卡波特父子最早拉开了英国探险北大西洋和北美新大陆的序幕。如果说约翰·卡波特为布里斯托尔商人发现了不为人知的北美大陆和丰饶的纽芬兰渔场，那么可以说，托马斯·莫尔是最早含糊其词地描述北美大陆的英国人。莫尔关于移民海外的主张，虽然尚不成熟，但是很清楚，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把建立海外殖民地作为解决国内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而在客观上，这种主张无疑成为英国人走向海外的重要推力。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探寻到达亚洲的便捷通道和开辟海外贸易市场的紧迫性越来越明显，其直接诱因是安特卫普市场金融危机引起的正面反应。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时期，英国人加快了对外探索的步伐，甚至冒着被天主教女王玛丽压制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威胁的危险，大胆走出去，追求自己的海外利益。探险者后面有投机者，投机者后面是殖民者。英国的商人冒险家不顾王室禁令，朝东北方向探险，意外地开通了俄罗斯市场。他们的船只并未停止航行，又朝西南方向驶去，闯入了伊比利亚人垄断的非洲西海岸一带。1553年，他们还把冒险活动范围拓展到了更南部的黄金海岸，获得了胡椒、象牙和黄金等珍奇贵重物品。奢侈品贸易是**和刺激商人从事海上冒险活动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决不应该被低估。英商爱德华·卡斯宁（Edward Castlyn）与安东尼·希克曼合伙经营奢侈品贸易，在加那利群岛驻扎经商，并成为玛丽时期西非沿岸开拓航行的主要投资人。乔治·巴恩斯爵士、约翰·约克爵士、托马斯·洛克（Thomas Lock）、安东尼·希克曼、爱德华·卡斯宁组成辛迪加，并于1554年再次远航非洲西海岸，马丁·弗罗比歇爵士也参加了此次探险行动。他们从非洲之行中获得了几内亚的谷物、象牙和四百磅黄金。此时，英商的举动不再仅限于单纯的商业冒险，而且渐渐具备了政治意义，就是反对伊比利亚人的海外霸权和要求实现所谓平等扩张权。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商的谋利行为与都铎王朝专制权力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强大力量，支撑着英吉利民族走向海洋扩张。伊丽莎白时期，深受伊比利亚强权挤压的英国人，在法国胡格诺教徒赴北美探险活动的影响下，逐渐确定了殖民扩张的目标，就是把殖民地点选择在美洲新大陆，以此作为进一步探寻到达亚洲之路的中转站。随着大航海的不断深入和殖民扩张运动的演进，英国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打败伊比利亚的海上霸权，确立自己的海洋优势，并建立海外永久性殖民地，对于英吉利民族未来的意义。“英国人的头脑里确实是慢慢地才开始出现这样的想法：既然别的国家可以带了货物、宗教、文化和刀枪越过海洋，他们自己也能建立一些主要由他们本族人民占领和统治的伟大国家。”[57]所以到16世纪后期，像约翰·迪、哈克卢伊特、培根等一大批探险史学家、重商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北美新大陆的真正价值，并把殖民扩张和建立殖民帝国的问题，提高到涉及富国强兵目标的高度来认识。他们不但大力倡导殖民和贸易的扩张，更是把建立殖民地视为解决英国社会问题和提升英国国际地位的必要途径。可以说，直到此时英国的殖民扩张活动才有了较为清晰的目标，就是通过在北美建立永久性殖民地，扩张英国的海外帝国势力。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找到了实现帝国野心的合法性来源，即完成将美洲的异教徒归化为基督徒的使命。”[58]
建立永久性殖民地的尝试，是英国海外扩张从盲目探险到有组织殖民运动的重要转折。长期的海上实践，锻炼了像霍金斯、德雷克、吉尔伯特、雷利等许多经验丰富的冒险家，他们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由葡萄牙、西班牙人建立的旧殖民体系的瓦解，增强了英国人创建帝国的自信心。至17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对北大西洋的探险终于迎来了丰收季节。这一时期，西班牙因卷入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而无力扩大西属美洲殖民地，[59]这就给英国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去拓展他们自己在北美的殖民地。1606年4月，詹姆斯一世向来自伦敦、普利茅斯和布里斯托尔的三个商人群体颁发特许状，授权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向“北弗吉尼亚”殖民，授权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公司（London and Bristol Company，or Newfoundland Company）向“南弗吉尼亚”殖民。当年，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派出探险队前往今天的缅因地区进行殖民，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不到一年。1607年初，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则派出150人，分乘三艘船前往弗吉尼亚，于当年5月在詹姆斯敦为英国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詹姆斯敦殖民地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领导者“使用铁腕纪律使殖民者专事农业生产，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寻找并不存在的黄金白银上”[60]。在最初的几年里，詹姆斯敦的殖民者受到了严寒、食物短缺和印第安人攻击的威胁，屡次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托马斯·戴尔（Sir Thomas Dale）成为他们的领导人才出现转机。由于北美大陆“原始的耕种方式不足以同时满足印第安土著和新来的欧洲人”需要[61]，1612年以后，来自母国的殖民者引进了烟草种植，运回国内的烟草在市场上大受欢迎。随着种植业的改进，弗吉尼亚殖民地日益发展壮大，并为后来的殖民者提供了成功的模式，鼓舞了英国人向北美其他地区的移民。至1640年内战爆发前，英国人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已经开辟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拓殖地。
总之，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从盲目、无序的探险发现，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的殖民扩张，是一个漫长、渐进和充满曲折的过程。尽管民间性和私人性的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随着商人冒险公司的发展及官方的鼓励和推动，英国海外扩张的规模已经逐渐向西班牙和葡萄牙看齐。至17世纪中叶，英国沿着大西洋海岸建立起来的北美殖民地，像珍珠一样连成了串；英国的商船往来于北大西洋两岸，将殖民地产出的原材料运回母国，又将更多的殖民者带到北美新大陆。正是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海外殖民活动，最终启动了英帝国。
【注释】
[1] 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Smith eds.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Introduction.
[2] P.E.Sum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 Inquiry into 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ism in Tudor England Ann Arbor MI UMI Co.1996 p.7.
[3] 斯特莱切：《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一部悲剧性的历史》，戴子钦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1—102页。
[4] Lord Elton Imperial Commonwealth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1946 p.2635.
[5] 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6] D.B.Quinn Voyages and Colonising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vol.1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1940 p.6.
[7] George B.Parks Richard Hakluyt and the English Voyages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8 p.39.
[8] D.C.Dougla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104.
[9]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206.
[10] J.A.William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ire a discursive history London A.& C.Black1944 p.25-26.
[11]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 Commonwealth1500to196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p.5.
[12] D.B.Quinn Voyages and Colonising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vol.1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1940 p.9.
[13] G.R.Elton ed.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2The Reformation1520—155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p.524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三目。
[14] J.H.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107参见托马斯·莫尔著《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15] 引自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薛力敏、林林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48页。
[16]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许亚芬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6页。
[17] D.B.Quinn ed.The Roanoke Voyages1584—1590Documents to illustrate the English voyages to north America under the patent granted to Walter Raleigh I London Hakluyt Society1955 p.82-89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 Commonwealth1500to196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p.7.
[18]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 A.D.500—160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624631.
[19] 帕姆利可湾位于北卡罗来纳沿岸和离海岸不远的诸岛之间的大西洋。1524年，法国人最早发现北卡罗来纳海岸。
[20] D.B.Quinn ed.The Roanoke Voyages1584—1590Documents to illustrate the English voyages to north America under the patent granted to Walter Raleigh II London Hakluyt Society1955 p.531-532540.
[21]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农业时代），许亚芬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页。
[22] D.C.Dougla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p.61.
[23] J.E.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聂文杞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0—331页。
[24] P.E.Sum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 Inquiry into 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ism in Tudor England Ann Arbor MI UMI Co.1996 p.84.
[25]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p.47-48.
[26] 引自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00页。
[27] R.C.Simmons The American Colonies from settlement to independence London Longman1976 p.46.
[28] Merrill Jensen ed.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85.
[29] Josepher E.Illick ed.America & England1558—1776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1970 p.154-155.
[30] 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31] Keith Wrightson English Society1580—1680London Routledge1982 p.23.
[32]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33] Lord Elton Imperial Commonwealth Oxford Reynal & Hitchcock1946 p.14.
[34]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1500to196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p.17.
[35] Josepher E.Illick ed.America & England1558—1776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1970 p.147151.
[36]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农业时代），许亚芬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4、35页。
[37]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1500to196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p.19-20.
[38] Hereford B.George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Methuen & Co.1919 p.1.
[39] G.E.Weare Cabot's Discovery of North America London John Macqueen1897 p.107.
[40] Barry Coward The Stuart Age A History of England1603—1714New York Longman1980 p.4.
[41] 邵政达、姜守明：《伊丽莎白一时期北美殖民失败之探因》，载《学海》2011年第1期。
[42]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腾堡：《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43] 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44]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农业时代），许亚芬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页。
[45] 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宋丽丽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46] Merrill Jensen ed.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19.
[47] D.B.Quinn & A.N.Ryan 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83 p.201.
[48] Leonard W.Cowie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G.Bell1984 p.67.
[49]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1500to196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p.17.
[50] D.C.Dougla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4.
[51]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216.
[52] J.E.Pomfret & F.M.Shumway Founding the American Colonies1583—1660New York Evanston and London Harper and Row1970 p.118.
[53]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农业时代），许亚芬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8—49页。
[54] D.C.Dougla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61.
[55]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页。
[56] J.E.Pomfret & F.M.Shumway Founding the American Colonies1583—1660New York Evanston and London Harper and Row1970 p.18-19.
[57]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农业时代），许亚芬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页。
[58] Nicholas Canny England's New World and the Old1480s—1630in Nicholas Canny 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59]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221.
[60]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1500to196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p.17.
[61]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