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卫普的传统贸易市场衰落，引发了西欧经济危机，迫使英国人在16世纪后半期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海外市场，结果导致他们与伊比利亚人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世界，垄断了世界贸易，英国人就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海盗行径，与伊比利亚人争夺海外利益。他们以私掠、抢劫等手段掠取财富，为自己争得“第一桶金”，这就直接挑战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海洋霸权。

海上活动早期，海上安全一般是由商人自己想办法来维护的，发生海盗袭击是经常性的事情。孤立的个体商人不仅不能指望诚实地生活，不结盟往往就难以自保。为了保证商船队能够结伴而行，从业者不得不采取合作的形式，组成商业团体，以分担海上活动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他们把商船武装起来，以防止海盗的袭击，有时还要配备战斗人员，对商船进行武装护航。如果海上冒险活动失败而丧失了船只与货物，商人们则采用同样的海盗式报复手段。[39]

中世纪时期，海盗与贸易往往成为同义语，这属正常现象。那时候，英国的水手以铤而走险而留有恶名，一如乔叟在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Tales of Caunterbury）中所描述的那样：有个水手来自西南部港口达特茅斯，“所有从瑞典的哥德兰到西班牙的非尼斯特角的每一海港他都熟悉，西班牙和布列塔尼的任何一条溪流他也知道”；这个人常常把匕首用系带吊在脖子上，完全是个亡命徒，“在法国波尔多，趁着商人们睡着的时候，他狠狠地喝了几口酒。他顾不着什么好心眼儿；在大海中航行，如果同旁人打架而占了上风，他就让他们掩目走跳板，落海不偿命。”[40]这是海盗生活的生动写照，中世纪的海上生活充满了暴力。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地理大发现垄断了世界贸易，建立海洋霸权，这对西欧其他国家造成损害，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但这些国家无法抗拒伊比利亚人的霸权，没有办法正面对抗他们的强大武力，而在源源不断的财富的**下，他们又不愿放弃争夺财富的愿望，因此，许多人——自称是商人的人，就铤而走险，走上了以抢劫为生的路。然而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这些人经常得到本国专制君主的支持，也得到普通民众的崇拜和追捧，把他们当作民族英雄来看待。这是这个时代一种奇怪的现象，反映了民族国家形成初期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奇妙结合。

都铎朝成为海盗盛行的时代，其背景即如此。从15世纪末叶开始，一个多世纪以来，西班牙人坚持其海洋霸权，任何人进入它的势力范围，不管合法与非法，一律被视为“海盗”，而给予无情的打击。西班牙人所指的“海盗”，其含义非常广泛，甚至连那些偏离航线的商人和水手，在他们的眼中也是海盗。这种做法其实就彻底阻断了和平经商的可能性，结果只能是商人和“海盗”不分。早期的英国扩张努力就由“海盗”打头阵，而伊丽莎白对这种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公开支持。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当时英国的民族情绪，也符合市民阶层要求发财的愿望，因此很得民心。海盗抢劫其实是当时重商主义的一种表现，如前所述，重商主义是需要专制君主的大力支持的。在都铎政府的默许、纵容下，海盗活动迅速膨胀，并对英国的国内外事务产生了重要影响。依靠海盗行径，英国从伊比利亚人的殖民扩张中获取了一份财富，也提升了英国的民族认同感，据说，伊丽莎白女王“称这些海盗为撒出去的‘海狗’，带着劫掠来的财富回家”[41]。

都铎后期，海盗活动成为英吉利民族对抗西班牙海洋霸权的重要策略之一。一方面，通过劫掠方式，打击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争取英吉利民族的发展权。另一方面，分享西班牙从海外掠夺的财富，削弱西班牙的经济力量。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和英国商业活动日趋频繁，英西之间的利益鸿沟越来越深，在西班牙经商的英国人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例如，西班牙不允许英商使用自己的语言记录账目，宗教法庭则插手、干涉英西商业纠纷。同样，葡萄牙人也声称自己对西非沿岸的贸易享有垄断权，以武力禁止英国人接近非洲沿岸及其离岸群岛。由于经营环境恶化，英国商人经常把海盗船派往大西洋沿岸，对途经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附近的西、葡运输船实施劫掠。大约1530年左右，英国人已经在大西洋西海岸从事私掠巡航式的海盗活动，以挑战葡萄牙对西非几内亚贸易的垄断权。这些私掠活动主要是由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奥尔戴（James Alday）和海军军官兼航海家托马斯·温德姆等著名的盗匪发动的，他们经常离开德文海岸，开展海盗式巡游，并坚持不懈地开创北非沿岸的海上贸易。更能够引起英商注意的是西班牙运宝船，这些船只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运回无数金银财宝，使整个欧洲都垂涎不已，据说第一次针对西班牙人的海盗袭击事件发生于1545年，当时英国人劫掠了西班牙的货物运输船。

在英格兰，参与海盗活动的人不限于海员、船主和商人冒险者，还包括一部分乡绅，他们从这里找到了一条发财致富当官的门道。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的海盗掠夺行动已经变得无法无天，当时英国官方尚无力与西班牙正面冲突，但英国民间表现出强烈的反西班牙情绪，这里既有的民族利益的冲突，也有对天主教的天生反感。海盗控制的武装力量往往与都铎宫廷和政府联手，共同对抗天主教的西班牙。爱德华六世时期，随着激进改革的推进和新教势力的发展，英国的“闯入者”在非洲沿海的海盗活动也更加活跃，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官方的鼓励，其代表人物正是以摄政王名义大权在握的海军大臣诺森伯兰公爵。1551—1552年，诺森伯兰曾就袭击西班牙的银矿产地秘鲁问题发起讨论，奎因教授指出：“尽管不是公然的侵略行径，1553年的冒险活动也是引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声称拥有优先权的地区，这些优先权是建立在发现和占领的基础上的。”[42]英商辩解说，他们的远洋活动避开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站，并没有闯入它们垄断的势力范围，而是与当地的黑人酋长进行自由的贸易。

然而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黄金海岸和贝宁湾，到那里去经营黄金、象牙和胡椒等奢侈品。这种经营活动发展较快，而且有利可图，许多商人因而发财，同时也打击了竞争对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英国人的行动感到愤怒，他们派出武装人员，驱逐来自英国的“非法闯入者”，这样就使英国的海上劫掠充满了危险性。

玛丽一世继位后，英国的海盗活动并没有因为女王的亲天主教、亲西班牙政策有所收敛。正当玛丽一世在国内复辟天主教、迫害新教徒时，来自德文郡和康瓦尔郡的英国人又驾着质量上乘、装备完善的小型快船，冒险闯入了英吉利海峡，去袭击西班牙从事贸易和运输的大帆船。英吉利海峡的海盗活动愈演愈烈，玛丽女王在她的丈夫、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国王的要求下，以遵守教谕为理由，让她的枢密院发布命令（1555年12月），严禁本国商人继续从事西非贸易。[43]但是英国人仍然采取种种办法来规避命令，针对西班牙人的海盗活动也就持续不断，就连那些身份地位较高的人也不顾禁令，对大西洋地区的海盗贸易多采取纵容的态度，甚至为其提供投资。

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在女王的姑息纵容下，英国的海盗行动愈加公开大胆，它再一次变成民间和官方的合谋行动，变成了国家间的对抗方式。中世纪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教授指出：“除了这些无法无天地抢劫一切船只的职业海盗行为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骚扰；它是由于政府的纵容或教唆而变为合法化，并被用作反对敌对国家的一种战斗手段。……一个国家的商业海员变为海盗来掠夺另一国家的船运，有时甚至掠夺自己国家的船运；这是一件普通的事情。”[44]1568年，伊丽莎白女王曾下令把从西班牙途经英国、前往尼德兰支援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ba）的几船热那亚金银扣留起来，由此在英西之间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外交事件。“由于对海盗行为的半尊重状态，由于它在战争时期有用处，统治者对这种行为，如果它是由他们自己的臣民所干的，采取纵容态度；如果它是由其他国家臣民所干的，他们没有一点办法从对方获得赔偿。”[45]

那些活跃在海上的海盗都是十分优秀的水手，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德文郡普利茅斯的霍金斯家族（Hawkins）。威廉·霍金斯（William Hawkins）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冒险家，他作为普利茅斯市议员，曾先后三次入选下院、两次担任普利茅斯市长。在16世纪30年代的宗教改革中，他向国王的助手、大权在握的托马斯·克伦威尔提供过帮助。作为“普利茅斯的霍金斯”，他在“在航海事业上有谋有勇，经验丰富而又技艺高超，为国王亨利所承认与宠爱”。长期以来，他是王室信任的私人承包商，为皇家海军提供给养、防守普利茅斯湾，因而受到英王政府的纵容。他积极参与西部海域的海盗活动，打击西班牙的海上势力。1528—1530年，他经常驾驶海盗船前往北非几内亚沿岸活动，抢劫过往的船只。1530年，在一个法国舵手引航下，他乘“保罗”号（Paul）海盗船闯入了葡萄牙势力范围的南美洲，开创了英国与巴西间的海上贸易。[46]霍金斯至少三次闯入巴西一带，抢劫西班牙、葡萄牙的运输货船，并带回了有关区域的许多知识。后来，探险史家哈克卢伊特曾把英国人在巴西地区的海盗贸易活动描述成“一种方便而有收获的航行”。16世纪50年代，霍金斯依靠一个葡萄牙舵手作引航员，率领船队到西非的黄金海岸从事海盗活动。他还派出船只在其他船长的率领下越洋远征，进行有利可图的海盗劫掠。

伦敦商人紧随普利茅斯人之后，依照威廉·霍金斯的榜样航行到美洲从事海盗活动。1540年，来自伦敦的“芭芭拉”号（Barbara）远航到加勒比地区，其船员在巴西北部，可能是圭亚那（Guyana）一带，抢劫西班牙商船，带回了非常有价值的象牙和巴西木。在现代早期海上贸易和海盗活动中，英国南部南安普顿的市民们也表现得非常积极，如罗伯特·雷内格（Robert Reneger）、托马斯·博尼（Thomas Borey）、约翰·普德赛（John Pudsey）都是这座港市的著名商人兼海盗，他们参与过早期的巴西贸易，掠夺了一艘西印度的运宝船，这是第一次。1545年，一个南安普顿海盗抢劫了一艘准备离开西属海地岛的船，它装载的货物价值高达三万杜卡特（ducats）。[47]南安普顿人和霍金斯家族都是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保持贸易关系的著名商人，他们可能从伊比利亚国家获得了远洋航行所需要的航海图，还得到一些水手的帮助。

在霍金斯家族中，有许多成员承袭了西部海盗冒险的传统。威廉·霍金斯有两个儿子，一个和自己同名，也叫威廉·霍金斯（William Hawkins）；另一个则同他父亲老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同名，也叫约翰·霍金斯，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约翰·霍金斯爵士。[48]小威廉·霍金斯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他在1588年打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中，为英国海军提供过船只装备。在这个以航海冒险为业的家族中，小约翰·霍金斯的成效最大，也最为有名。他继承父业，乘上自家的船只，从事西部海域的海上贸易。他曾几次航行到西班牙和加那利群岛，与当地商人友好相处，搜集西班牙人的有关情况。小约翰在法国北部经营贸易也有声有色，长期以来，这里的新教胡格诺派（Huguenots）一直被西班牙人视为骚扰加勒比地区的祸害。霍金斯利用胡格诺派与西班牙人的矛盾，在大西洋冒险事业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1560年左右，他来到伦敦，娶了他的辛迪加合伙人、海军司库本杰明·冈森的女儿为妻。在冈森、威廉·温特爵士（Sir William Wynter）[49]、莱昂内尔·达克特爵士和托马斯·洛奇爵士（Sir Thomas Lodge）的支持下，霍金斯不顾西班牙政府的限制，从几内亚的黄金贸易中开辟了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从而把几内亚和加勒比之间的贸易活动连接起来。

从16世纪英国的海外贸易、地理探险和海盗劫掠的历史中，人们可以看到，现代英国争取海洋权利的过程，就是它走向海外扩张的过程，而现代英国的殖民扩张史，同时就是一部杀戮、征服和奴役史。英国人与走向海洋、进行扩张的其他民族一样，对被征服地区进行的掠夺，包括贩卖黑奴在内，充满了暴力与血腥，殖民掠夺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暴力手段，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社会的转变。

1562年是英国商人冒险家开辟非洲奴隶贸易的年份。[50]从一开始，伊丽莎白就公开赞成几内亚贸易，并赋予它合法性。同一年，西班牙驻英大使阿尔瓦罗·德·拉·奎德拉（álvaro de la Quadra）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说：“他们继续派遣更多的船只绕航佛得角。”1563年英国人继续这种航行，结果与葡萄牙人发生战争。表面上，这是由英葡两国间贸易竞争所引发的，而实际上，英国人借此冲突，否认了伊比利亚国家瓜分世界的垄断权；由于此种特权是以教皇的教谕为基础的，因此也就否定了罗马教廷的权威。西班牙驻英大使奎德拉报告说：“塞西尔告诉我，教皇无权划分世界，无权把世界领土随意赠予任何人。”[51]这就是当时英国人的真实信念。

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逐渐摆脱各种困境，日益走向强盛。此时，英国人反对西班牙、葡萄牙海洋霸权的斗争不再需要任何伪饰，也不需要更多的退让。当时有一批商人，如威廉·杰勒德爵士、安东尼·希克曼（Amthony Hichman）、莱昂内尔·达克特爵士、威廉·切斯特爵士（Sir William Chester）、威廉·温特爵士、乔治·温特（George Wynter）等，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对非洲沿海的探险航行，他们的活动还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莱斯特伯爵（Robert Dudley，Earl of Leicester）[52]、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和海军大臣爱德华·法因斯·德·克林顿（Edward Fiennes de Clinton）等大贵族的支持。伊丽莎白认为，这种贸易活动可以为国家提供商业扩张的机会，播扬新君主制的权威，而它所带来的利润，还可以增加国库收入，用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通过租赁合同和其他相关文件，女王和海盗冒险者之间达成协议：皇家军舰被租用于某些海外探险，使私人殖民活动染上了半官方色彩；王室为私人航行提供武装保护，提供出口货物价值十分之一的食物，并承担全部航行损失的风险；冒险者则支付全体船员的工资，在扣除所有必须开支之后，应当向王室支付所获纯利的三分之一。王室把这部分收入交给海军司库支配，以加强海上防卫力量。对于商人和女王来说，这种合作实现了双赢；从更深的层面看，专制君主和英商开始以一个声音对外，充分反映了英格兰民族国家要求打破对外贸易与殖民垄断权的强烈愿望。

伊丽莎白认为，在大部分有争议、并未被承认为有效统治的区域，任何基督教君主及其臣民都有权前往从事殖民活动，任何限制措施都属于不友好行为。“自十六世纪中期起，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经常出没于西非海岸附近。当时的商业探险船队和军事舰队区别甚微。葡萄牙人不准英国人在海岸登陆，双方为此曾屡次发生武装冲突。”[53]

在《英格兰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和发现》一书中，理查德·哈克卢伊特就记录了这些航行的情况。其实，那些商人在几内亚的贸易活动只是英国海外扩张的一部分，却导致了英国人与葡萄牙人的海战。这是英国人为争夺海外市场、反对外国海上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海战。从此，他们彻底抛弃了伊比利亚国家在殖民地占领中坚持的约定俗成权利[54]，代之以他们自己主张的有效占领原则。

1562年和1564年，有三位葡萄牙使节接踵出现在不列颠，他们抱怨英国人对葡萄牙势力范围的“非法闯入”，并要求加以禁止和严惩。在答复中，英国人说没有人曾告知女王陛下哪些地方、哪些民族属于葡萄牙国王管辖的范围，而坚称解决这类争端的最佳方案，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应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利，允许其国民到海外任何未被基督教国家实际占领的地方去开展贸易活动。况且，葡萄牙人对其所谓的势力范围并未实现完全的有效占领，英国人对他们是否已经渗透到对方区域，也是颇有怀疑。比如马丁·弗罗比歇曾经被非洲黑人俘获，他曾作证说：在佛得角群岛和贝宁（Benin）之间，“有两个葡萄牙人要塞，一个在特雷斯庞塔斯（Tres Puntas），另一个在埃尔米纳（Elmina），只有在要塞射程范围内的那些人才服从于葡萄牙，而英国人和法国人习惯于在葡萄牙人不敢出现的地方从事贸易和传道工作”[55]。可是，葡萄牙并不接受英国的“有效占领”原则，谈判最终破裂。于是，葡萄牙人开始对英国人进行报复，他们派遣舰队到几内亚沿海活动，把敌对范围扩大到大西洋岛屿和欧洲海域，让英国人的海外活动面临更大的危险。

劫掠式的海盗活动，对于要求扩大资本的英国商人而言，的确有利可图，而与最初朝东方去进行商业活动的“和平”方式相比，他们向西推进的冒险行为更具侵略性。小约翰·霍金斯听说“在伊斯帕尼奥拉，黑人是一种畅销商品，而在几内亚沿岸又有许多黑人”，于是1562年他就到非洲去，这是英国人从事奴隶贸易的起点。[56]他首航到达非洲离岸的大西洋群岛加那利，碰巧获得一名加勒比海领航员，在这位西班牙人的引导下，英国海盗船驶向几内亚沿海，在此，霍金斯捕获了大约300名黑人，然后穿越大西洋，前往西属海地岛。他把这些“活货”卖给了海地岛的西班牙殖民者，换回了当地的兽皮、生姜、珠宝等物品。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一次“三角贸易”（Triangular Trade）。16世纪60—70年代，霍金斯先后三次进行这种“三角贸易”，就是从英格兰运出盐、布匹、小装饰品、铜、火枪、弹药等，到非洲换成奴隶，然后沿着所谓的“中间航路”（Middle Passage），穿过大西洋到达新大陆，在加勒比或美洲殖民地换取糖、朗姆酒（rum）、糖蜜、烟草和大麻等物品，再次穿越大西洋回到英格兰。

把非洲人当商品，从事黑奴买卖，可以获得高额回报。一段时间内，非洲与美洲间的奴隶贸易为西班牙人所独占，黑奴为西属印度群岛种植园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西班牙创造了无比的财富。英国女王一心想打破西班牙的殖民垄断，对约翰·霍金斯的奴隶贸易，她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向他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她不仅以个人名义赞助出航冒险的船只，还要求以王国政府的名义分享利润。[57]1563年，从第一次奴隶贸易远征中归来的霍金斯，一下子“成为普利茅斯最富裕的人”。第二次奴隶贸易远征始于1564年，霍金斯率领四艘船出发，其中的“吕贝克的耶稣”号就隶属于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将这艘载重700吨的海船折合为4000镑股份，投资于霍金斯的海盗活动，虽然国务秘书威廉·塞西尔并不赞成女王的做法。在这次奴隶贸易中，霍金斯把一船的非洲黑奴贩运到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地峡，返回时不仅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还获得了王室的褒奖。[58]不管怎样，霍金斯的海盗贸易成功地挑战了西班牙的殖民霸权，为英国商人拓展了海外活动的空间，更为王室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女王对霍金斯非常满意，授予他爵位，这说明霍金斯的海盗行为已超出了纯粹私人的性质，而官方的影子已经清晰可见。1567年10月霍金斯开始其第三次奴隶贸易远征，他率领的六艘海盗船中，包括女王入股的“吕贝克的耶稣”号和“米尼恩”号（Minion）。在返航途中，由于遭到了海上飓风的袭击，船队被迫于1568年9月开往拉克鲁斯（La Cruz）躲避风暴。该港地处墨西哥湾，为西属西印度殖民地，英国海盗在此遭到了西班牙人的突然袭击，“吕贝克的耶稣”号损失严重，已无法航行，幸存的265名船员逃上了“米尼恩”号。[59]由于缺水缺食，有一半人登陆投降，其他人踏上了穿越大西洋的返航之路。最终，“米尼恩”号上约有15人生还，他们于1569年1月回到了英国西南端的芒茨湾（Mounts Bay）。另一艘逃亡船“朱迪思”号（Judith）的年轻船长，即后来成为英国“民族英雄”的弗朗西斯·德雷克，此时也是亡命者之一。随着这次航行的失败，英国与西属美洲殖民地进行和平通商的努力也功败垂成，这就结束了亨利七世以来维持的英西“友好”局面。

“三角贸易”把英西之间的矛盾由对立推到了战争的边缘，这是英西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此后，霍金斯到处宣称自己是伊丽莎白的侍从，说他处于女王的保护下。换句话说，他明确承认了他的海盗活动具有官方性质。[60]霍金斯遭受挫折后，一心想重整旗鼓，便请求女王同意他的计划，准备对菲利普二世进行海盗式的报复，袭击西班牙的运宝船。尽管他的行为对于反对西班牙的霸权来说有意义，但还是被伊丽莎白拒绝了，因为女王认为挑战西班牙的时机尚未成熟，英国并没有做好与西班牙人开战的准备。其实在英国，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海盗活动，如威廉·塞西尔就不赞成如此下策。为了富国强兵，他主张用一切合法的和无害的手段来加强英国的海上力量，对西班牙的威胁进行有效抵抗。他认为国民财富的积累虽然是一个吸引人的目标，但是不应把积累当成目的本身，真正的目的是用积累的财富购买战争物资。因而，他积极寻求建立有益于国家实力的工业，如开采金属矿藏、制造枪炮、生产绳索和粗帆布等材料。在海外扩张问题上，他赞成亨利七世提出的有效占领原则，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海外世界的既定权利要求。为了提高皇家海军军需供给的水平，他推动制定相关法律，对英国人在哪一天吃鱼都作出非常具体的规定，其目的是提高鱼类消费量，进而促进国内渔业发展和海外渔场建设，同时又把纽芬兰变成培养英国海员的最佳场所。在航运方面，“为了避免与外国君主发生争端”，早在1559年，他就推动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航海法，[61]根据该法规定，使用外国船只装运货物的英国人，在正常情况下，须与外国人一样支付关税税率，这就改变了中古末期以来英国人在此问题上所处的不利地位。

塞西尔是伊丽莎白最为器重的国务活动家，他作风稳健、注重实际，做了几十年的国务大臣，对女王的内外政策影响很大。在对西班牙关系的问题上，塞西尔是个温和派，他认为大西洋上的攻击行动会导致战争，因而不赞成霍金斯等人的海盗式劫掠。对于海上活动，他作了三种区分，就是贸易、捕鱼和海盗，并认为海盗行为是可憎的，而且不可能持续。然而他的主和立场，并不能阻止英国海盗去袭击伊比利亚人，也不能扭转英西两个民族间根本对立的局面。

16世纪后期，英国海盗活动的重要特点是商人与海盗合一，探险与劫掠同在，私人抢劫与官方默认并存。海盗活动存在于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尖锐而深刻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背景下，被英国人认为是反抗霸权、争取英国海洋权益的爱国行为，因此是合理的。面对西班牙的威胁，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感觉到需要在航海技术和海外殖民方面加快步伐，追赶对手，并取得了许多进展，这其中就包括海盗的贡献。借助于到大西洋诸岛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探险航行，英国的海盗获得了关于航海活动和新大陆状况的丰富知识，逐渐掌握了熟练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并“磨炼了一批有丰富经验和航海技术的战士”[62]，从而为打败西班牙霸权做了各方面准备。据现代学者估计，“英国在1585—1604年间与西班牙多次发生战事，每年差不多有100—200艘船负责在加勒比海骚扰西班牙船只，抢夺回来的财物每年至少价值20万英镑。”[63]海盗活动还有一个背景，即英国的宗教改革，尽管海盗活动以劫掠财富为目的，却被赋予反对天主教的色彩，作为天主教阵营最强大国家、天主教卫护士，西班牙成为英国海盗劫掠的对象，这似乎又为海盗活动增添了正义性。此时，英国海盗活动已经超出了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劫掠，而具有民族和宗教的双重色彩。

海盗活动激化了英国和西班牙间业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双方的正面冲突无法避免。菲利普二世不时发出抱怨，说伊丽莎白只是口头反对海盗活动，实际上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禁止针对西班牙人的海盗行为。其实，英国海盗几乎不必担心伊丽莎白会采取行动来禁止他们的海上劫掠，因为海盗行为本身不花代价地为英国提供了一批优秀的海员，也给英国带来额外的财富，还能削弱西班牙的海上力量。既然如此，女王为何不乐观其成？当然，英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终至最后爆发激烈的战争。